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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对欧洲中世纪文化复兴的重要影响
基督教对欧洲中世纪文化复兴的重要影响
赵林
2012-12-1013:
22:
36 来源：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广州）2012年4期
内容摘要：
发生于14-16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通常被看作是欧洲中世纪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重要分水岭，但是早在这场意义重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发生之前，在中世纪蒙昧闭塞的精神氛围中，就已经悄然涌动着一股文化复兴的暗流，这股暗流是由基督教会所推动的。
在蛮族大入侵所导致的“黑暗时代”以及其后的封建社会中，正是基督教会以其超越性的宗教理想和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不懈地推动了“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和“12世纪文艺复兴”，培育了西欧大学和学术思想的幼嫩根苗，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文艺风格，从而为后来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关键词：
基督教；文化复兴；大学
作者简介：
赵林（1954-），男，北京市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基督教、西方哲学与西方文化研究。
一、基督教与中世纪文艺复兴
在蛮族大入侵所造成的“黑暗时代”（公元5-8世纪），基督教会无可争议地扮演了一个文化接力手和文明教化者的角色，它一方面用“变异”的方式传承着古典文明火种，另一方面用基督教信仰来洗涤蛮族的野性。
事实上，日耳曼各部族最初的文明教化过程是与其皈依罗马大公教会的过程相同步的，他们从一开始所接受的文明化世界观和价值观就是基督教的。
当那些凶悍的日耳曼人冲入罗马帝国时，他们最初都是听着基督教的赞美诗和忏悔词开始摆脱野蛮状态、走向文明教化的①。
公元800年查理帝国的建立标志着蛮族大入侵的“黑暗时代”的结束，西方文化开始逐渐恢复元气，并且曾一度出现了所谓的“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
虽然这种“文艺复兴”的征象仅仅只是针对蛮族入侵的那几个蒙昧世纪而言的，它的水平完全无法与古典时期的文化相比，但是它毕竟意味着西欧社会在经历了一场蛮族入侵的浩劫之后，终于开始恢复文明的元气了。
8世纪末叶，为了使法兰克王国摆脱“黑暗时代”的动乱和蒙昧状态，查理大帝努力发掘修道院所保留的古典文化遗产，积极推动教育事业。
他从欧洲各地网罗了一大批有学问的人才（如英国的阿尔昆等人），让他们主持法兰克宫廷和教会学校的学术复兴工作，而法兰克教会则为他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史家对此评论道：
“加罗林王朝时期，法兰克教会以复兴学术著称。
查理大帝的宫廷罗致了各地的学者文人……主教和隐修院长负责主持主教大堂和隐修院的学校；宫廷学校则在阿尔昆主持下，培养大批青年贵族。
这种文化复兴取得了成果，因此，在第九世纪，法兰克教会的学术和文化活动，在所有教会中居于首位。
”[1]150
当然，“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的历史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它只不过是把在“黑暗时代”饱遭蹂躏的早期教会文献、古代经典著作以及文明优雅的拉丁语从濒于湮灭的状态中部分地保存下来而已，却谈不上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创造活动。
霍莱斯特强调：
“‘加洛林文艺复兴’一词很容易引起误解，查理曼时代没有产生纯正深奥的思潮，缺少创新的哲学或神学体系，也没有托马斯·阿奎那或利奥纳尔多·达·芬奇，如果我们按照通常字义上的概念，探求‘文艺复兴’，必将感到失望。
加洛林时代，学术水平提高极少而退化甚多：
应从无知的深渊中挽救欧洲大陆文化以免湮没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2]92然而，尽管“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只是把人们从普遍的文盲状态提高到小学生的水平，这种初级的启蒙却为基督教对西欧社会的进一步教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由于拉丁语是罗马教会的官方语言，中世纪西欧流行的圣经文本、教会文献以及教堂礼仪都是使用拉丁文，而查理大帝推动的这场文化复兴运动则使得拉丁语在法兰克宫廷和上流社会中受到重视，这样就使基督教对于西欧封建贵族的教化工作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
据历史资料记载，查理大帝一直在努力学习拉丁语，他的拉丁语说得几乎与本族语言一样好，但是他却始终未能学会用这种复杂的语言来进行写作[3]28。
在日耳曼蛮族依照丛林原则确立统治地位的“黑暗时代”，以拉丁语为标志的古典文化几乎被摧残殆尽，文明与野蛮的关系直接表现为衰落的拉丁民族与暴戾的日耳曼民族之间的冲突。
但是“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却使拉丁语在日耳曼人的世界——尤其是法兰克上流社会中受到了重视，查理大帝本人努力学习拉丁语和各种知识的做法也为手下那些粗野的贵族们作出了表率，这样就使文明的因子在日耳曼社会的机体中缓慢地生长起来。
从此以后，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关系不再简单地表现为拉丁世界遭受日耳曼蛮族蹂躏的悲惨故事，而是表现为用拉丁语来发布上帝旨意的基督教会对缺乏教养的普罗大众的教化历程。
文明对野蛮的这种最初的教化工作，除了依靠那些不辞辛劳地深入到蛮族民众中间传播上帝福音的传教士之外，就是借助于教会的帮助在查理大帝的宫廷里进行的。
现在保存文明火种的地方已经不再像“黑暗时代”那样仅限于与世隔绝的修道院，而是逐渐扩展到法兰克的上流社会中。
随着查理帝国的分裂瓦解，“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很快就成为过眼烟云。
虽然西欧社会已经不可能再度退回到“黑暗时代”的蒙昧之中，但是随之而来的公元10世纪却被著名中世纪研究专家哈斯金斯称为“一个混乱和‘拳头法’的时代”。
一些新的蛮族如诺曼人、马扎尔人等开始涌入西欧，对刚刚安定下来的社会秩序进行了破坏，但是不久以后他们也像其蛮族前辈一样皈依了基督教。
“在英格兰、诺曼第和爱尔兰的基督教的地域上，海盗征服者通常在他们定居的时候就成为基督徒。
”[4]93在这个蛮族入侵和宗教皈依的双重变奏中，欧洲文化复兴的步伐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在基督教信仰的感召和教会的推动下缓慢地向前发展。
英国的阿尔弗莱德国王（Alferd，公元849-899年）在顽强抵抗北方海盗入侵的同时，一直胸怀着将《圣经》等基督教文献翻译为英语的抱负，并在他生活的最后几年里将此计划付诸实施。
虽然由于受到英国知识匮乏、资料不足等现实条件的限制，阿尔弗莱德的文化复兴理想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但是这项活动无疑构成了从查理大帝发轫以来西欧一系列文艺复兴活动的重要环节。
公元962年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建立之后，萨克森王朝的奥托诸帝（从奥托一世到奥托三世）趁着法国和意大利遭受新的蛮族入侵而文化衰落之际，模仿法国的做法，以修道院和主教座堂作为传承知识的中心，招徕意大利的文法学家和神学家，努力提高德国人的智性水平。
但是这场“奥托文艺复兴”与阿尔弗莱德国王所推动的英国文化复兴活动一样，不过是昙花一现，并没有产生持久的历史效应。
到了11世纪，逐渐恢复元气的意大利和法国的风头又明显地超过了德国和英国，成为欧洲文艺复兴的主角。
在意大利，南方的萨莱诺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医学中心”，北方的博洛尼亚则成为罗马法研究的重镇。
“如果说意大利是法律和医学的摇篮，这一时期的法国则在自由七艺方面占有优势，并在哲学、神学、拉丁诗歌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不用说方言韵文了。
”[5]16而所有这些文化复兴运动，都是在基督教信仰的旗帜下进行的，并且得到了各地教会的大力支持。
11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主教叙任权之争和十字军东征标志着罗马教会在西欧社会中的领导权力日益加强，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对于欧洲文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随着大一统的基督王国（罗马教会）对分散闭塞的封建社会的凌越和控制，一个新兴的基督教文化也逐渐形成。
教会权力的膨胀虽然导致了教会内部的腐败堕落，但是这种不断加强的权力同样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基督教文化的繁荣。
从加洛林王朝时期就已经出现萌芽的文化复兴运动，经过一波三折的坎坷历程之后，终于酿成了12世纪的文艺复兴。
哈斯金斯指出，12世纪文艺复兴完全不同于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它并非一个宫廷或王朝的成果，而是在西欧许多国家共同发生的一场运动。
在这一时期，意大利的功劳主要在于法学建设和希腊文献翻译，法国以新出现的巴黎大学为中心，在经院哲学、方言诗歌以及哥特式艺术等方面都具有核心地位，英国和德国主要是传播法国和意大利的文化，而伊斯兰教化的西班牙则充当了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进行学术沟通的重要枢纽。
这场在西欧各国同时出现的文艺复兴运动显然与一个统一而有力的教会组织的领导有关。
在12世纪，西欧范围内已经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文化复兴迹象，它一方面表现为知识中心从地处僻壤的修道院向人口相对密集的主教座堂、宫廷、市镇的转移，尤其是大学教育的兴起；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东方异教文化对西欧社会的影响，其结果就是拉丁古典文化和希腊学术（科学和哲学）在西欧知识界的回潮和升温。
在中世纪早期，与世隔绝的修道院成为在蒙昧野蛮的海洋里保留残存知识的“挪亚方舟”。
这些远离凡尘的修道院是虔诚的修道士们与上帝进行灵性交流的场所，但是在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里它们也无意中成为保留古典文化遗产的一片净土。
修道院往往都拥有一个小规模的图书馆，里面除了拉丁文本的《圣经》和早期教父的神学手稿之外，还藏有拉丁古典作家西塞罗、维吉尔、奥维德、塔西佗等人的著作抄本。
有些修道院为了传授神学还建立了培养修士或修女的学校，鼓励他们阅读和抄写这些文本。
在这方面最杰出的修道院要数意大利本尼狄克派的蒙特·卡西诺修道院、贝克修道院，以及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等。
到12世纪初期，蒙特·卡西诺修道院的藏书已经有70多种，而贝克修道院更是达到了164册，这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但是这些与世隔绝的修道院从12世纪开始就走向了没落，它的知识中心地位逐渐被地处城区的主教座堂所取代。
这些新崛起的主教座堂拥有自己的图书馆、学校、档案馆，收藏有古代作家的著作抄本和当时神职人员的记事档案，其中最活跃的主教座堂包括法国的沙特尔、奥尔良、兰斯和巴黎，英国的坎特伯雷以及西班牙的托莱多等。
城区主教座堂取代乡村修道院而成为西欧知识中心，这种现象与同期或稍后产生的大学以及托钵僧团一样，都表明了欧洲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开始从乡村向城市转移，而所有这些变化都与罗马教会的权力增长密切相关。
总之，12世纪的西欧社会已经从一次次蛮族入侵所造成的野蛮蒙昧状态中复苏过来。
拉丁语作为一种文明的语言，由于教会的大力推动而在西欧上流社会中逐渐普及，法学也由于教会法规建设和权力强化的需要而得以振兴。
另一方面，由于十字军东征和西班牙的中介作用，被阿拉伯人保存完好的希腊学术开始流入西欧，其规模虽然不能与1453年君士坦丁堡失陷后的情况相比，但是至少也有力地刺激了正处于知识复兴过程中的基督教社会，推动了经院哲学以及几何学、天文学、医学的发展。
“在1100年和1200年之间，新的知识开始大量传入欧洲，这些知识是由意大利和西西里传入，但主要是通过西班牙的阿拉伯学者。
这些知识包括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托勒密以及希腊医生的著作，新算术，以及在黑暗时代（DarkAges）一直处于湮灭无闻状态的罗马法文本。
”[6]3除了这些学术方面的恩泽之外，那种发轫于伊斯兰教文化的罗曼蒂克情调，也给西欧方兴未艾的骑士文学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使它成为中世纪基督教社会中堪与哥特式建筑相媲美的一朵文艺奇葩。
二、大学的兴起与教会的扶持
在西欧，大学的出现是12世纪文艺复兴的结果，它同时也反过来极大地加速了欧洲文化的复兴与更新。
在古希腊城邦，虽然曾经有过一些传授学问的教育机构，如柏拉图学园、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克吕昂等，但是这些机构都是私人性质的，所讲授的也只是某一个学派的思想观点。
到了罗马帝国时期，已经出现了一些专科性质的法律学校和医科学校，但是尚未形成现代大学（university）的多学科体系和学院制度，也缺乏固定的课程规范和学位设置。
到了蛮族大入侵以后的“黑暗时代”，罗马帝国的教育机构也如同它的行政管理体系一样，彻底遭到了破坏。
基督教会虽然保存了古典文化的火种，但是在公元5-8世纪期间，教会对蛮族进行文明教化的工作仅仅局限于传播基督教信仰，并未将世俗知识纳入到它的教育范围之内。
到了“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时期，查理大帝开始鼓励教会扩大教育内容的范围，从此以后，修道院和主教座堂所设立的附属学校才逐渐承担起传授世俗知识的职责。
11世纪末叶，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产生了第一个由专科学校合并而成的多学科综合学校（studiumgenerale），这种学校被称为“大学”（Universitas）。
“大学”最初是指一个可以雇请教师的学生法人团体，它的职责就是聘用专业人士或教师来传授相关知识，以及更加有效地与所在城镇居民就房屋租金、书本价格等问题进行讨价还价。
与“大学”相对应的则是由教师们组成的法人团体，它通常被称为“学院”（college），它的职责当然就是通过传授专业知识而获取相应的经济报酬。
加入教师社团是需要具备某种学术资格的，这种从教资格证书（licentiadocendi）后来就成为学位证书的雏形。
从这两类团体中发展出了欧洲的大学教育机构，“大学”一词的内涵以后逐渐演变为“教师团体向学生团体传授知识”的学术机构，而“学院”则成为按照教师的专业领域而设置的基本教学单位，并且与教会、王室以及各种社会团体损资修建的校舍等固定建筑物联系在一起。
例如巴黎大学最初就是由四个学院组成，它们分别是人文学院、教会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
在中世纪，“大学”通常只是一个举行入学考试和授予学位的机构，而“学院”才是真正实施教育的实体，课程设置、教师编制以及校舍建筑都属于学院的权限范围。
受巴黎大学四大学院设置的影响——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分别构成了欧洲北部和南部的“大学之母”——中世纪北部欧洲的大学基本上都采取了学院制度，这种制度对于英国牛津和剑桥的影响尤其深远。
12世纪在欧洲已经出现了博洛尼亚、萨莱诺、巴黎、蒙彼利埃、牛津等最初的大学，它们成为欧洲智性因素迅速生长的温床。
大学的产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受教育的方式，它使高等教育变得规范化和制度化，将保存在修道院和主教座堂中的知识火种发扬光大，并且为后来欧洲社会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文化变革活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培养了人才。
但是在最初产生的那几个世纪里，大学却是在基督教会的精心呵护下成长起来的。
教会对早期大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许多大学都是从修道院和主教座堂学校发展而来的，以作为欧洲“大学之母”的巴黎大学为例，它的前身就是巴黎圣母院的主教座堂学校和圣维克托的教规学校。
第二，早期的大学没有固定的教学场所，通常都是在教师宿舍或学生租住处流动性地上课，而教会和修道院则慷慨地提供了厅堂作为固定性的教学场所，因此许多学院最初都是围绕着一座教堂或修道院而形成的。
第三，早期大学的管理者一般都是教堂或修道院的神职人员，教师通常是地位较低的教士。
大学教育奉行“有教无类”原则，学生成分复杂，既有教会的助祭、司铎等低级神职人员，也有平头百姓，但是贵族子弟一般却很少接受大学教育，他们只对战争和狩猎的技巧感兴趣。
当初教会扶持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造就一批既有虔诚信仰、又有深厚学问的神职人员，以便加强教会力量，与世俗王权相抗衡。
因此教会扶持大学最初也具有一种慈善性质，它大力资助贫苦学生进入大学读书。
第三次拉特兰宗教会议（1179年）明文规定：
“为了使穷孩子不被剥夺读书与进修的机会，应该在每一座教会教堂拨出一笔足够的圣俸给专业教师，让他免费教授同一教堂的办事员和穷苦的学生。
”[7]1273如果说在中世纪早期，修道院只是被动地保存了残缺不全的知识，那么到了大学出现之后，教会则开始主动地把大学作为弘扬学术和培育接班人的重要堡垒。
12世纪以后，大学的发展和学术的复兴就成为两种新兴的普遍性力量，与以封建采邑为代表的地方主义势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由于大学的迅速扩展（到15世纪时西欧几乎所有较大的城镇都建立了大学），以及教师与学生的自由流动②，知识的传播和学术的发展完全打破了封建制度所形成的壁垒，使得整个西欧——无论是拉丁语世界还是日耳曼语世界——在智性因素方面联结成为一个整体。
这种情况就像中世纪后期随着商业的兴起，很快就打破了庄园农业所造成的闭塞状态，使整个欧洲在经济上联结为一个整体一样。
就此而言，大学的兴起实际上完成了罗马教会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只不过它实现的是一个知识上的统一王国，而不是政治上的统一王国罢了。
在精神气质方面，大学是与罗马教会相一致的，它们在中世纪都代表了一种普遍性的理想，都试图超越封建社会所造成的分散闭塞状态。
正因为如此，大学在产生之初得到了教会的大力扶持。
为了保护来自异国他乡的学生不受当地势力的欺压，教会和世俗统治者都颁发了一些特许状，赋予大学师生免受世俗司法审判的特权。
1200年法国国王腓力·奥古斯特为了处理大学师生与当地居民的冲突而对巴黎大学颁布了首个王室特许状（这件事通常被看作是巴黎大学正式成立的标志），1231年教皇明确认可大学具有自我管理的权力，并授予大学更多的特许权利。
这些权利包括学生的司法豁免权，教师和学生有权“制定章程和条例，规范讲座和研讨的方式与时间、着装”等等。
虽然大学在精神气质方面与罗马教会有着某种默契之处，但是就权利方面而言，大学却更加接近于世俗王权。
大学与世俗国家一样，要求对于教会的独立性，尤其是学术方面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主要表现为知识探索方面的自由权利。
这种独立性要求使得大学一旦羽毛丰满，就开始寻求摆脱教会的控制。
另一方面，从13世纪开始，世俗国家也极力扶持大学，利用大学的知识来加强王权。
于是，大学就成为教会与国王相互争夺的一个“香饽饽”。
由于大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知识和自由，而这二者不仅都要求独立性，而且加在一起很容易导致思想上的“异端”。
这样一来，大学就逐渐成长为独立于教会和王权之外的第三种势力，教皇和国王在某种程度上都奈何不得它了。
“到了十三世纪，学者的事业已被公认为是中古社会组织中的重要一环。
中古社会对政府的职务、教士的职务与学者的职务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政府的职务称作‘政务’（imperium），教士的职务称作‘教务’（sacerdotium），学者的职务称作‘学务’（studium）。
学者的地位与官吏、教士鼎足而三了。
”[8]268当时在欧洲流行着这样一句话：
“意大利人有教皇，德意志人有帝国，法兰西人有学问。
”自从公元843年的《凡尔登条约》把查理帝国一分为三以后，在东法兰克王国（德意志的雏形）产生了神圣罗马帝国，中法兰克王国（意大利的雏形）长期成为罗马天主教廷的藩篱附庸，而西法兰克王国（法兰西的雏形）则滋生了欧洲“大学之母”和“中世纪世界最早的教师之城”（巴黎）。
当教廷与帝国在长期较量中斗得两败俱伤时，大学却迅速地崛起，并且很快就超越前两者而成为欧洲社会生活中的主角。
在中世纪的全盛时期（12、13世纪），在意大利、法国、英国的一些中心城市都建立了大学，其中法国的巴黎大学和英国的牛津大学成为全欧洲最著名的大学。
大学的兴起推动了经院哲学的蓬勃发展，所谓“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就是由一批专业的“经院学者”（scholastics）在大学的高头讲台上建立起来的。
中世纪最著名的经院哲学家，如阿伯拉尔、托马斯·阿奎那、波拿文都拉、罗吉尔·培根、邓斯·司各特等人，都曾在巴黎大学的课堂上讲学；而牛津大学则为欧洲培养了中世纪最杰出的实验科学家罗吉尔·培根、著名唯名论者邓斯·司各特、威廉·奥卡姆以及宗教改革运动的伟大先驱威克里夫等人。
13世纪托钵僧团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欧洲大学的发展，虽然方济各修会和多明我修会构成了罗马教廷镇压异端运动和组建宗教裁判所的中坚力量，但是它们也为促进欧洲的大学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上述那些著名的经院哲学家们都分属于这两个托钵僧团，他们既是教会中最具有权威性的神学巨擘，也是活跃在欧洲各大学讲坛上的优秀教师。
这些多明我修会和方济各修会的经院哲学家们被罗马教会派往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牛津大学等重要学校，并且参与了一些新兴大学的创建工作，极大地传播和扩展了知识。
1225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在支持托钵僧团的通谕《好像树木的生命》一文中明确表示：
“巴黎各学校的科学在教会中，好像生命树在地上乐园那样，是灵魂之殿堂中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正是在巴黎，因原罪而残废、因无知而盲瞎的人类，才通过神圣科学发出的真正光明的知识，恢复了自己的视力和美貌。
”[3]226-227由于罗马教廷对大学教育的重视，直接推动了欧洲文化的全面复兴，使其最终摆脱了蛮族入侵造成的蒙昧阴影，并且非常吊诡地为欧洲近代的文化变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③。
三、基督教理想与中世纪文学艺术
在中世纪，基督教成为欧洲文化舞台上的唯一提琴手，它所演奏的那种交织着深重罪孽和圣洁希望的微妙旋律，既反映了现实社会中人们巨大的精神苦恼，也表达了人们对于理想世界的狂热向往。
基督教唯灵主义理想与苦难现实生活之间的强烈反差，营造了一种被海涅称为“痛苦的极乐”的诡异的浪漫主义精神氛围，这种精神氛围典型地表现在中世纪的骑士文学和哥特式建筑中。
蛮族大入侵使得建立在法律和政治权威（皇帝）基础之上的帝国不复存在，“黑暗时代”出现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蛮族王国都是以武士与首领之间的忠诚和互助作为社会纽带的。
加洛林王朝建立之后，粗野的蛮族武士逐渐演变成为封建骑士阶层，并且由于基督教的教化作用而变得文明化。
从11世纪开始，受基督教信仰的熏陶，在古老的北方英雄传奇（如《贝奥武甫》、《芬尼斯堡的战斗》等）的基础上，在法国北部产生了新型的封建史诗，即所谓的“武功歌”（Chansonsdegeste）。
“武功歌”所歌颂的不再是北方的蛮族英雄，而是具有基督教信仰的查理大帝及其麾下骑士英勇抗击西班牙穆斯林的传说故事。
它所讴歌的骑士形象，已经融合了两种不同的角色——忠诚于封建领主的武士和具有虔诚信仰的基督徒，它“向武士文化的野蛮风尚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因素……因此，为信仰而战死的骑士就不只是一位英雄，他还是一位殉道者”[3]146-165。
这样就用基督教信仰塑造了一种新兴的骑士精神（chivalry），从而开启了欧洲中古骑士文学之源端。
十字军东征运动进一步加强了骑士作为世俗社会与教会之间的纽带作用。
为了更好地统治被征服的东方土地，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出现了一些独立的骑士团，其中最著名的有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圣约翰骑士团等。
这些骑士团制定了严格的骑士制度，奉守修道院一般的禁欲生活，发誓效忠于罗马天主教会，并且用武力来保护那些去耶路撒冷朝觐的西方朝圣者。
他们把武士的忠诚与信徒的虔诚融为一体，而且还由于受基督教理想的感化而表现出一种扶助弱者的侠义精神。
当圣殿骑士团把蛮族的武士风尚置于圣洁的宗教光环之下时，在法国南部的封建社会中，又出现了一种世俗的骑士理想。
这种新兴的骑士理想专注于浪漫的爱情和优雅的言行，它的最初根源可以追溯到西班牙穆斯林社会。
这种充满了浪漫情调的南国骑士风度虽然与条顿骑士团刻板严苛的圣洁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它却以另一种方式表现了基督教的唯灵主义理想。
由于这种浪漫风格的影响，骑士文学开始表现出越来越高雅的格调，骑士的形象也从动辄诉诸武力的蛮横之徒演变为擅长吟诗咏歌的文人雅士。
马克·布洛赫指出，在12世纪一些浪漫传奇的主人公嘴里，就已经可以听到“我们还将在夫人们的卧室里谈论这一天”这样有教养的话语了。
他写道：
“优雅行为从本质上是一种等级性的事情。
名媛贵妇的闺房、特别是宫廷成为骑士寻强竞胜的场所，在这里他不仅以闻名遐迩的赫赫武功使对手相形见绌，而且以优雅举止和文学才赋使对手黯然失色。
”[9]506
这种最初源于蛮族武士的粗鲁野性、后来却在基督教信仰和西班牙浪漫风情的熏陶之下变得文明高雅的骑士精神，成为中世纪盛期文学作品讴歌的主要对象，其结果就产生了具有浓郁的基督教理想色彩的骑士文学。
骑士文学的题材大多取自日耳曼人、凯尔特人和诺曼人的民间英雄传说，如日耳曼英雄史诗《贝奥武甫》、《罗兰之歌》、《尼伯龙根之歌》，反映北欧神话与英雄传说的“埃达”和“萨迦”叙事系列，以及在英国广泛流传的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传奇故事，此外也还掺杂着一些源于古代异教世界的英雄传说（如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
但是这些古代或中世纪的传奇故事在骑士文学中已经按照基督教的基本精神进行了很大的修改，骑士文学把民间传说中的种种离奇古怪的经历（其中特别是关于英雄与毒龙或恶魔战斗的故事）与基督教的虔诚精神以及对理想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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