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是怎样成为文学经典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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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祥子》是怎样成为文学经典的

《骆驼祥子》是怎样成为文学经典的?

老舍自己的确曾经讲过，《骆驼祥子》“是一本最使我自己满意的作品。

”但他同时又认为，“《离婚》是他所有小说中最好的一部”，并表示创作《离婚》，是他“生平最痛快的一件事”。

查阅史料我们不难发现，老舍对于《离婚》的热情，似乎要远大于《骆驼祥子》。

比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批青年学子“选举他的最佳作品，大家一致投《骆驼祥子》的票”，可是老舍本人则不以为然地说：

“非也，我喜欢《离婚》。

”老舍钟情于《离婚》，而《骆驼祥子》却成为了“经典”；这其中恐怕一定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奥秘，正等待着我们这些研究者们去做深入细致地历史考证。

楔子：

文学经典概念的理论困惑

探讨《骆驼祥子》的经典化过程，我们首先有必要去了解一下什么是“文学经典”。

“经典”一词最早源于拉丁语“classicus”，意思是“极好的”或“一流的”，与中国古代的“经书典籍”同义；而所谓的“文学经典”，则是指“公认的、堪称楷模的优秀文学和艺术作品，对本国和世界文化具有永恒的价值。

”本世纪初，国内学界曾就“什么是经典”的学理问题，展开过一场颇有声势的大讨论，许多著名学者都被卷入了其中。

人们普遍认为，文学经典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一般来说，那些我们今天所谓的‘经典’必然要经过反复不断地被阅读、被解释、被评价，然后其价值才能逐渐被认定，也才能最终成为后人心目中的‘经典’。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主要是“取决于经典本身的价值内涵及其永恒魅力而不是外部力量。

”换言之，文学经典“指的应是具有丰厚的人生意蕴和永恒的艺术价值，为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阅读、欣赏，体现民族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深具原创性的文学作品。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由新的知识系统所带来的新的价值观”，“其核心就是人的发现与科学的发现。

”童庆炳先生还特别指出，“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起码要有如下几个要素：

（一）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

（二）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三）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四）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五）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六）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

如果作品不具备这些内部与外部因素，也就失去了它的经典价值了。

那么，文学经典究竟又是由谁来决定的呢？

参与讨论者也基本上认同斯蒂文·托托西的说法，文学经典的产生，与“文学制度”有关，即“包括教育、大学师资、文学批评、学术圈、自由科学、核心刊物编辑、作家协会、重要文学奖”等因素，直接决定着“经典”的命运。

比如洪子诚便认为，“文学经典的确立，自然不是某一普通读者，或某一文学研究者的事情。

它是在复杂的文化系统中进行的。

在审定、确定的过程中，经过持续不断的冲突、争辩、调和，逐步形成作为这种审定的标准和依据，构成一个时期的文学（文化）的‘成规’。

”陶东风则更是直言不讳地说，经典不一定是审美的产物，“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审美’标准，对于‘审美性/文学性’的强化本身同时也是对于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一种新的理解与想象，而且相当程度上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与支持并被纳入了‘思想解放’的国家话语。

”在他看来经典的认定过程，与其说是一种文学活动，还不如说是一种精英话语的权力显现，“比如作家协会、主流杂志、重要的批评评价机构、各种评奖机构等，这种机构同样掌握着文学经典化的巨大权力”。

由于“文学制度”是被少数精英所掌控的，因此“文学史以及作为文学史标志性作品的文学经典的选择，不可能做到‘纯粹’的客观。

”

这场关于“文学经典”的学术大讨论，表面上看起来轰轰烈烈，可实际上不但没有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相反还把问题弄得越来越复杂了。

比如，参与讨论者都一致认为，“读者”、“批评”和“体制”，是造就“经典”的三要素；然而，在这三要素当中，到底是哪一种要素在起主导性作用呢？

没有人能够对此给予准确地回答。

徜若说“读者”是决定性因素，那么大仲马和张恨水都拥有最大的读者群体，但为什么大仲马直到二○○二年才被移入“名人堂”，而张恨水现在仍被戴上个“通俗”的帽子受到研究者的冷落？

于情于理显然都说不通。

徜若说“批评”是决定性因素，那么众多的批评之声，试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呢？

人们自然会说，当然是那些权威批评家；再问，权威批评家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人们则不得不把视线，去投向关键性的“体制”问题。

徜若说“体制”是决定性因素，由于“体制”是一种常变的动态过程，那么是否就意味着“经典”本身，也是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

果真是如此的话，我们还谈什么“文学经典”的永恒价值呢？

正是出于对“文学经典”概念的强烈质疑，我个人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许多用理论所不能解释的文学现象：

比如，有些作品本身并不具有“经典”意义，却被人为地“经典化”了；有些作品本身具有“经典”价值，但却被强制阐释的价值所代替了。

如果我们不去正视这一问题，那些五花八门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只能是一种停留在课堂上的八股文章，而无法走向社会且得到广大读者的由衷认同。

所以，我想通过史料之间的相互印证，重新去梳理一下几十年来《骆驼祥子》的接受史，进而解开“经典”问世的运作之谜。

上篇：

曾经被冷落的《骆驼祥子》

众所周知，《骆驼祥子》创作于一九三六年，并从一九三六年九月到一九三七年十月，连载于林语堂在上海所办的半月刊杂志《宇宙风》。

老舍说“因为连载的关系，我必须整整齐齐的写出二十四段”，即每两期发表一段。

曾有学者认为，“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九年间，《骆驼祥子》一共印行了十六版（不含盗版）”，②足以证明“当时的读者对《骆驼祥子》也加以热切的关注”。

这种判断无疑是错误的。

《骆驼祥子》一九三九年由人间书屋初版时，印数标明只有两千册，以后的版本都没有标明印数，想必也不会太多。

如果我们都按两千册计算，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十年时间里，总共也就印了三万册左右，平均每年三千余册，且有的版本错漏颇多、纸张极差，何谈读者“热切的关注”呢?

另外，《骆驼祥子》问世以后，社会的反响更是寥寥无几，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九年，评论《骆驼祥子》的文章一共只有十八篇，且绝大多数都在千字左右，不是广告性质的“推荐文”，便是即兴而发的“读后感”。

相比之下，一九三六年一年之内，评论《离婚》的文章，就多达十余篇。

可见读者对于《骆驼祥子》，明显缺乏阅读的热情。

为什么后人都说《骆驼祥子》“好”，而当时的读者却不太买账？

老舍自己曾作过这样一番解释：

《祥子》的运气不算好，在《宇宙风》上登刊到一半就遇上了“七七”抗战。

《宇宙风》何时在沪停刊，我不知道；所以我也不知道《祥子》全部登完过没有。

后来，《宇宙风》社迁至到广州，首先把《祥子》印成单行本。

可是，据说刚刚印好，广州就沦陷了，《祥子》便落在敌人的手中。

《宇宙风》社又迁到桂林，《祥子》也又得到出版的机会，但因邮递不变，在渝蓉各地就很少见到它。

后来文化生活出版社把纸型买过来，它才在大后方稍稍活动开。

近来，《祥子》好像转了运，据友人报告，它被译成俄文、日文与英文。

④

这段话有几个要点值得我们去注意：

一、老舍本人说战乱所导致的社会动荡，是影响《骆驼祥子》传播的重要因素，此说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华北事变”之后，偌大一个中国“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人们哪里还有心思去读小说。

二、老舍并不知道《骆驼祥子》的初版本，是由人间书屋印行的，故田仲济先生说他在抗战初期，曾亲见老舍把“一本人间书屋印行的《骆驼祥子》”像宝贝一样地珍藏起来，进而可以证明他对这部作品“爱”得有多深⑤一说，完全是一种不着边际的主观想象。

三、《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一文，发表于一九四五年七月，老舍是“据友人报告”，才知道《骆驼祥子》被译成外文这一消息的。

但学界却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

《骆驼祥子》一九四五年，便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发行，而且老舍本人还认为译本的“译笔不错”。

①难道译者伊文·金（EvanKing）是吃了豹子胆，没有经过老舍的亲自授权，便私自翻译出版了《骆驼祥子》？

美国可是一个讲求法制的国家，况且伊文·金还曾因为《离婚》的译文版权问题，同老舍对簿公堂；可老舍为什么却没有一纸诉状，将伊文·金擅自翻译出版《骆驼祥子》的非法行为，也告上法庭呢？

看起来从“据说”到“事实”，历史真相并不那么简单。

我个人认为，战争动乱固然是影响《骆驼祥子》传播的一个因素，但却并不是主要因素。

罗常培先生曾回忆说，老舍的《老张的哲学》刚一亮相，就“在当时文坛上耳目一新，颇为轰动”；后来《赵子曰》和《二马》等作品的相继问世，则更是使老舍“名满天下了”。

②按照常理，老舍完全可以利用他的社会知名度，去推动《骆驼祥子》的发行量，可未曾想读者与学界都集体保持沉默。

所以，我个人认为缺乏足够的阅读吸引力，才是《骆驼祥子》受到冷落的根本原因。

我把民国时期那十八篇评论《骆驼祥子》的文章，都找来认真地研读了一下，发现这些文章除了友情推荐便是商业运作，真正属于文学批评范畴的文章却寥寥无几。

比如《骆驼祥子》还没有连载完，叶圣陶先生便撰写了一篇题为《北平的洋车夫》的文章，前面大段引用了老舍介绍《骆驼祥子》故事情节的原文，然后再以“从纯粹的口头语出发”，去概括老舍“幽默的趣味”的艺术“风格”，以及“心怀宽大”与“悲天怜人”的思想境界。

③这篇文章纯属是友情推荐，几乎很少谈及《骆驼祥子》的作品文本。

毕树棠、吉力、司徒珂等人的文章，文前都有《骆驼祥子》的出版广告，其推介性质更为明显，与当时《宇宙风》（乙刊）第三期（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推介《骆驼祥子》是“近年来中国长篇小说的名篇”、“巨著”，是作者的“重头戏，好比谭叫天之唱《定军山》，是给行家看的”广告，形成了遥相呼应之势。

毕文介绍说，《骆驼祥子》“依然是作者过去独造的风格，然而越发老练了。

”不过他在复述了《骆驼祥子》的故事情节后，也对作品文本进行了一番阐释：

“骆驼祥子本是一个天赋单纯，结实，要强，而缺乏机伶，果断，斗争的青年，在今日这个恶劣的劳动阶级里，凭着运气卖力气，不断地受着压迫和诱惑的摧残。

”他认为“环境的不顺”和“个人的竞存无能”，是导致祥子最终堕落的必然结果。

④吉文介绍说，“用现代文写小说而以俗语入文者，在中国文坛上舍老舍先生无第二人”，从《赵子曰》到《骆驼祥子》，“总是那么爽快，利落”。

作者创作这部作品的主观意图，“只是写一个故事，并不在提示一个问题，但也在告诉读者，关于拉洋车的定命论，无论怎样爱强好胜，总没有改善的办法。

总之，要改善他们的命运是不可能的，除非消灭了洋车夫的存在。

”⑤司徒珂则略有不同，他不认为《骆驼祥子》是一篇幽默小说，“里面没有幽默，没有诙谐，没有可笑，有的却是人间的爱与同情，是人世的不平与悲哀。

”“老舍先生很衷心地把一个病态的社会的一个角落，赤裸裸的介绍给我们，使我们看见了不曾经历过的人间地狱。

”⑥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当时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比如刘民生认为，《骆驼祥子》诚然是一篇好小说，但却客观上存在着三个不足之处：

“第一，作者应该把祥子怎样离开农村而跑到北平去的理由有所叙述”，才能使读者对作品背景有一个完整的了解；“第二，作者太强调了祥子的成功性”，让人感觉到在军阀治下的个人有“仍能翻身”的机会；“最后，作者在技术方面也似乎有忽略的地方”，譬如第五章祥子卖了骆驼回来后，车夫们对他既恭维又巴结，就很不符合常规逻辑。

①李兆麟却不同意这种说法，他逐一驳斥了刘文的论点之后，并颇有感叹地说，“该书描写民国初年时的一个人力车夫，克勤克俭地想向上爬，但在当时中国那样的社会里，穷人是爬不上去的，结果还是贫穷以终，这确是一本好书，它的故事感动了每一个想靠自己的努力爬上去而终于爬不上去的中国人。

”②

综观十八篇评论文章，无论是新书推介还是“读后感”，它们对于《骆驼祥子》的全部论述，都浮光掠影地谈到了这样三种观感：

首先，《骆驼祥子》的时代背景，是北洋军阀之下的“北平”；其次，《骆驼祥子》的创作主题，是否定个人奋斗的狭隘思想；再者，《骆驼祥子》的艺术风格，是大众化的俗语或口语写作。

而这三种基本观感，几乎都被后来的研究者有所继承。

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骆驼祥子》的时代背景问题。

民国时期的读者，都不是专业学者，他们认为《骆驼祥子》反映的时代背景，是北洋军阀治下的旧中国，所以他们才会觉得《骆驼祥子》，“使我们看见了不曾经历过的人间地狱。

”但是新时期以来，学界经过“反复考证”，竟对《骆驼祥子》的时代背景，给出了多种判断，比如“北洋军阀时期”、“一九二八年春季至一九三一年”、“一九二八年秋季至一九三一年”等等。

“北洋军阀时期”当然不能够成立，因为作品中“到党部去告发”一句，已经全盘否定了这种说法。

故又有学者说，是“一九二八年春季至一九三一年”的国民党统治时期。

理由十分简单：

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国民党四中全会期间，作出了限期完成北伐的决议，二月十六日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开封召开北伐军事会议，开始了蒋、桂、冯、阎对张作霖的联合作战。

此时恰是“麦子需要春雨的时节”，莫怪乎北平盛传“战争的消息与谣言”，祥子就是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抓夫、抓车的，这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

③然而，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成立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还是无法与国民党统治联系起来，所以又出现了“一九二八年秋季至一九三一年”一说，这样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就逃不脱干系了。

④但是持这一论点者并没有搞清楚，国民党北平市“党部”虽然成立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可它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同“中央”相对抗的半独立状态，“坚持以破坏为主的国民革命理念，对国民党中央所制定的训政时期以建设为主的国民革命理念表示质疑。

”即便是张群一九二九年担任北平“政分会”（市党部）主席，整顿党务也“颇感束手无策之”。

⑤由于《骆驼祥子》故事叙事的时间跨度，也就只有两年时间（从祥子丢车到买车一年、从虎妞怀孕到难产又是一年），而这两年就算是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还是无法扯上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我个人认为，《骆驼祥子》的时代背景，其实就是文学创作的虚构性，并没有时间的具指性，我们没必要在这一方面去浪费精力。

最令我感到困惑的一点，是老舍在当时名气很大且人缘又好，为什么民国时期的社会精英们，对于《骆驼祥子》都缄口不言呢？

尤其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主管文学艺术的，多是由郭沫若招进去的左翼人士，他们与老舍共事一处，却都对《骆驼祥子》视而不见，的确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我们从田仲济先生的文章中，或许能够找到一些线索。

他说“《二马》、《赵子日》、《老张的哲学》等我是读过的，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是另一种倾向，因而没引起我怎样注意，也就是我并未真正读进去，因而也就还不理解。

”⑥田先生是左翼文艺理论家，他所说的“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是另一种倾向”，无疑是指正在迅速成长的革命文学；在他看来老舍并不属于革命作家的范畴，所以虽然读过老舍的一些作品，但却因“不理解”而没有“读进去”。

田仲济的话很具有代表性，只要我们读一读巴人、许杰对《骆驼祥子》的批判性解读，以及看一下胡风等人对老舍的傲慢态度，《骆驼祥子》的悲剧命运也就一目了然了。

民国时期，只有巴人和许杰两位思想进步的左翼人士，详谈过《骆驼祥子》的成败得失，不过他们都把这部作品当作批判的靶子，给予了无情地否定。

巴人在《文学初步》一书里说，老舍根本就不懂得文学典型化的真实意义，祥子只是“一个世俗的类型，不是典型。

”由于“他的车夫世界，没有和其他社会作有机的联系”，故作品的环境也不“典型”。

更为严重的是，“老舍对于革命的认识，也是‘世俗的’，将革命者看作是‘为钱出卖思想’，这正是单看现象，不明实际的‘世俗看法’。

这个‘世俗的’看法，本质上是反动的。

”①而许杰的《论〈骆驼祥子〉》，更是用了近万言的文字篇幅，把《骆驼祥子》批得体无完肤。

文章开篇便以讽刺的口吻，将林语堂和老舍联系起来，暗喻他们两人作品之所以能够在美国流行，完全是一种卑躬屈膝、向洋人献媚的丑恶行径。

他还进一步指出，祥子绝不属于工人阶级，他浑身上下都是“流氓气质”；作品对于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更是缺乏正确的思想认识，根本“看不见这个社会的一线光明和出路”。

由此他断言道：

这就是《骆驼祥子》“被高鼻子看中的原因吧!

”②胡风虽然没有公开发表过他对《骆驼祥子》的看法，但从他对老舍的那种轻蔑态度来看，《骆驼祥子》显然是不入他的批评法眼。

曾有学者指出，胡风对于老舍，一直都存有偏见，此说很有道理。

③胡风极少谈到老舍的文学创作，在他的主观意识里，老舍本人是“旧风流”，而他的创作也是“旧传统”。

比如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日，在重庆文艺界举办的“老舍创作二十周年纪念会”上，胡风所作的发言，便是居高临下的指点江山：

“就舍予本人说，战争以前所走的路不仅仅是‘旧风流’，那里面还有着通到现在以致将来的血脉，虽然在基本态度上我们应该最大地重新强调他的为战争献身，向旧传统分离的决心。

”十分明显，胡风把老舍在“中国文协”的辛勤工作，看作是他进行世界观改造的一种途径，是他表示“向旧传统分离的决心”。

胡风还顺便提了一句，“单就我三四年前读过了的《骆驼祥子》说罢，如果有真实的批评家照明，新文艺传统里面失去了他就会减轻一份质量的。

”④这话很是耐人寻味，《骆驼祥子》究竟是因为没有批评家的正确指导，还是因为没有批评家发现其艺术价值，才导致了“新文艺传统”的巨大损失呢？

老舍当然是冰雪聪明的，他隐约地感到了自己的非党派身份，在强大的革命话语面前，不可能脱离“真实的批评”的正确指导。

所以到了一九四五年，老舍已不再说《离婚》是其最爱，而是把《骆驼祥子》标榜为自己的代表作。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老舍说《骆驼祥子》是他最“满意的作品”，其实是有他自己想法的，因为比起《老张的哲学》等作品，《骆驼祥子》可以为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论原则，提供“典型化”解读的更大空间。

比如北平黑暗的社会背景，完全可以被理解为是否定反动统治的典型环境；祥子苦苦挣扎的买车经历，完全可以被理解为是否定个人奋斗的典型人物。

尽管作者没有替祥子找到一条出路，至少在控诉旧中国把“人”变成“鬼”的这一方面，《骆驼祥子》同革命理论家的文学主张，还是能够达成思想一致性的。

未曾想革命理论家却根本就不买账，追根溯源，问题就出在《骆驼祥子》的结尾处，老舍对于“革命者”阮明的形象“丑化”，令革命理论家感到了愤怒和难以接受：

“阮明作了官以后”，觉得“不能只拿钱不作些事。

”“阮明要的是群众的力量，祥子要的是更多的——像阮明那样的——享受。

”故阮明为钱出卖了思想，祥子则为享受出卖了阮明。

实际上，老舍如此去描写，是有其历史依据的。

一九七五年，法国老舍研究专家巴迪经过考证，发现《骆驼祥子》的故事结尾，与一九二九年北平所发生的人力车夫“暴乱”事件有关。

我也查了一下历史资料，两者间的确有着某些相似性。

据《顺通时报》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新闻报道，由于北平电车行业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大量人力车夫失业。

于是市总工会的部分领导人，便组织万余名工人“暴乱”，他们“到处打砸电车，形成有组织的大规模暴动。

这一行动捣毁了电车公司六十辆机车中的五十二辆，以及四十三辆拖车，共计损失约四十万元左右。

”参与“暴乱”的工人还同军警宪兵肉搏七八小时（自下午一时至下午八时），结果被拘捕者千余人，被驱逐者八百余人，被枪决者四人（外国学者的资料显示被枪毙了两百多人）。

①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么大的工运事件，国共两党都只字不提；恐怕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事件组织者的政治身份，两党均不认可。

故有学者感叹说，“这场不带政治色彩的北平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在国民党军、警的合力镇压下，十分悲惨地结束了。

没有一派政治力量声称对这次工人运动负责，没有一派政治力量对这次工人运动表示支持，进步知识界也对这场运动持基本否定态度。

这是令人震惊的！

”②其实这并不奇怪，共产党人没有参与，他们不可能发声；而北平市党部与“中央”离心离德，也得不到南京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举一个例子，事件发生之后，北平市党部曾先后多次请求军警保护，但军政当局都借口“工会在党部指导之下”而置身度外。

直到人力车夫砸毁电车形成暴动，才不得不出面去严加制止。

③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老舍对“革命者”阮明的讽刺挖苦，其实正是对北平市党部盲动行为的一种否定。

但革命理论家却忽视了这一点，非要把北平市党部与南京政府，视为是一丘之貉，所以才会对《骆驼祥子》的“革命”描写大加斥责。

另外，千万不要把阮明，跟共产党人扯上关系，如果偏要认为“阮明告密，反映了……这个期间共产党一些人物叛变的事实（向忠发一九三一年六月的叛变，黄一九三二年被捕叛变等）”，④那只能说明言说者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

下篇：

逐渐经典化的《骆驼祥子》

毫无疑问，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骆驼祥子》的艺术价值，在民国时期一直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这既是老舍的悲哀，更是中国文学的悲哀。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国家意志的主导下，《骆驼祥子》也伴随着重新审视中国新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而逐渐地走向了它的“经典化”历程。

从一九五○年开始，《骆驼祥子》的印刷量梯次增大，受众群体也越来越多了。

据陈思广所做的数字统计，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印了一万六千册；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了八万三千册。

⑤但需要加以说明的是，一九五一年的开明书店版、一九五二年的晨光出版公司版到一九五五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骆驼祥子》，都经过了大量的删改，其中开明书店版删掉了七万字，晨光出版公司版删去了第二十四节里的九个多页码的文字，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也删去了大约一万多字。

这一事实无疑是在告诉我们，后来“经典化”的《骆驼祥子》，不是初版本而是删改本，其原有的“经典性”已经发生了变化。

有学者曾感叹说，“《骆驼祥子》的节录本和修订本都极大地破坏了初版本的语义系统，改变了其文本本性并产生了新的释义。

”⑥因为无论是“节录本”还是“修订本”，都删去了结尾处的阮明一节，删去了大量对新社会“读者不宜”的语言文字，只剩下了对黑暗旧社会的强烈控诉，对底层劳动人民的无比同情。

由于“删改本”《骆驼祥子》的创作主题，被重新理解为“不忘旧社会的阴森可怕，才更能感到今日的幸福光明的可贵”，①所以才能堂而皇之地进入到由胜利者所编写的文学史中，并使其获得了现代“经典”的合法地位。

老舍自己曾说，“我对已发表过的作品是不愿再加修改的”，②可是在一九五一年作品改写的大潮面前，他绝不可能超凡脱俗、无动于衷。

老舍对政治问题一向敏感，当年主持“中国文协”工作时，他就小心谨慎、如履薄冰，为了服从抗战时期的政治需要，而不得不牺牲了自己的文学兴趣。

他自己也曾反省过，“我们承认办事情足以妨碍工作，但不应当借口忙碌而舍弃了工作；离开文艺，我们便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我的错误是在太好进取，而忘了慎重。

”③但反省归反省，该服从时还是要去服从。

因为他明白，在新的国家体制下，文学必须要有正确的导向性；可他解放前的所有作品，无论怎样去提升，政治性都不强。

于是他只好一面检讨说，“虽然我同情劳苦人民，敬爱他们的好品质，我可是没有给他们找到出路；他们痛苦地活着，委屈地死去。

这是因为我只看见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的一面，而没看到革命的光明，不认识革命的真理。

”一面又推卸责任，“当时的图书审查制度的厉害，也使我不得不小心，不敢说穷人应该造反。

”④由此可见，老舍不断地修改《骆驼祥子》，是他自我救赎的一种表现，并收到了良好的政治效果。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一九五一年七月，因高校开设中国新文学课程的需要，受教育部的委托，由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四人领衔，去撰写《〈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

蔡仪、王瑶、李何林三人既是共产党员，也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文艺理论家或文学史家，有他们三人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拉上一个无党派的老舍呢？

如果一定要选一个新文学创作的代表性人物，郭沫若和茅盾当时都还健在，他们两人随便哪一位挂名，不是更有“史”的说服力吗？

答案则应是：

郭、茅二人的思想太“左”，由他们去担纲，恐怕会惹出非议。

老舍就不同了，用梁实秋的话来说，“老舍对待谁都是一样的和蔼亲切，存心厚道，所以他的人缘好。

”⑤由老舍出马，既可以摆平文坛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又能够彰显《中国新文学史》的客观公正性，加之有三个具体写手的保驾护航，绝不会在政治上出任何问题。

老舍领衔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新文学作家既然参与了新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就等于他们认同了意识形态对新文学性质的重新评价，教材本身也因此而获得了权威性。

如果说中国新文学的经典化过程，充满了政治意识形态色彩；那么作为受害者的老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