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docx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docx](https://file1.bdocx.com/fileroot1/2023-1/7/4bb06f71-94ba-44c3-b360-513d0e74b419/4bb06f71-94ba-44c3-b360-513d0e74b4191.gif)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一日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
一、关于边区军队一年经验的总结
从一九四二年冬季西北中央局召集的高干会及军政千部会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
一九四三年的一年,是边区部队大进步的一年。
一年的时间,我们在边区部队内解决了一个重大原则性的问题——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的问题,确立了一个以西北局为首的,包括边区党政军民在内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一致的一元化的领导系统,并且发扬了联系群众的与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
还在前年高干会时,我党中央及西北局各同志就指出:
八路军、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是有革命优良传统的军队,是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全国境内一部分最好的军队。
而在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是在基本上完成了党与上级给予他们的任务的,是执行了党与上级的路线的。
但是同时又指出:
我们的部队由于种种原因,发生了一些偏向,其中最主要的是所谓军阀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偏向,犯这种毛病的程度各有差别,而当前的任务则是一致起来纠正这种偏向,发扬优良作风,改变不良作风,以便更好地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更好地执行党与上级的政治任务,更好地进行战斗、生产与群众工作,借以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推翻日本帝国主义。
一年以天,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指示,并在基本上完成了指示所给子的任务的。
一年工年的结果。
在军党关系上,军政关系上,军民关系上,官兵关系上,干部上下级关系上,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关系上及各部分军队间的友好关系上,都有显著的进步,这些都是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曾经借以表现它的地方。
在军党关系上(所谓军党关系,即是说我们的军队,必须完全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放在共产党及其领导机关的政治指导之下,不能闹独立性),我们不但建立了在边区范围内以西北局为中心,在各分区范围内以地委为中心,同时又保持各自的上下级关系的统一领导,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政策思想上,行动步骤上,也趋于一致了。
在军队与政府,军队与人民的关系上,经过拥政爱民运动与拥军运动,特别是从一九四三年二月以来,军队方面坚持实行了自我批评,实行了坦白运动,将军党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一切不良现象,都讲出来,彻底改变了干部与战士的思想;对民众关系不好者,实行改善关系,归还借物,赔偿损失,争论事件错在军队者实行向民众赔礼道歉;军队又大规模地从事生产自给运动,改善了给养,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军队又以大量的劳动力帮助民众生产;这样就使我们的军政军民关系大大的改善了。
在军队内部关系上,无论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年的关系、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友好关系,凡属存在着缺点的。
均有了很大的改善。
在连队军人坦白大会上,将官兵关系上,连队生活上,个人思想上,一切不良现象,不满心理,都讲出来,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增进了亲切友爱的空气,纠正了各种不良现象,平复了不满心理,团结了军队内部。
所有这些方面,虽然至今仍然存留着若干缺点,并不能说已经完全克服,但和一年前比较,显然是大不相同了。
总而言之,部队中多少存在着的以脱离群众为其主要特点的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是受到了严重的批判,是基本上被克服了。
这些改造与进步的情形之下,部队的情绪起了很大的变化,过去部队中存在着消极情绪与不良行为,现在一般均已消失,而为新的情绪所代替了。
现在的部队,是充满着战斗热情、生产热情与学习热情的部队,是富于朝气的部队。
这种热情与朝气,从去年春季开始高涨,一直延续到现在。
从去年的开荒、除草、秋收往后又紧接着转入整训,中间经过七月间的战斗动员。
其特点是:
紧张性、普遍性与持久性。
现在的部队是充满着进取心的。
在生产中,在拥政爱民中,在冬季整训中,都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迹,成批的劳动英雄与模范学习者出现了,许多的模范班排、模范连队出现了。
部队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也增强了。
经过精简改编之后,官多兵少,头重脚轻的现象是被改变了,若干官兵脱节的现象,是被克服了。
违反纪律的现象大大减少了。
在这个伟大的运动中,某些环节上的领导作风有了大的变化,军阀主义作风与教条主义作风都受到了批判。
现在极大地发扬起来的作风,是联系群众的作风,是实事求是的作风了。
所以我们说,去年一年是我们部队的领导作风进步的一年。
由于有了这种进步,才获得了去年一年的真正的伟大的成绩,获得了在我们部队中实行整顿三风的成绩,精兵间政的征集,拥政爱民的成绩,生产运动的成绩,防止奸细的成绩与冬季整训的成绩。
如果没有领导作风上的进步,这样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
陕甘宁边区部队的特点,就是它是后方留守的部队。
它守备了数百里河防,但因前方部队的英勇作战,敌人还不敢越河进攻。
这些都是和前方部队不同的。
但其他一切则都大体相同。
特别是在领导作风问题上。
陕甘宁边区部队的进步,可以为一切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所仿效我们是怎样取得这种进步的呢?
这种领导作风的进步,其过程是从军党关系到军政关系、军民关系,从军队总的领导关系到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关系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友好关系。
以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而论,又是从高级干部到一般干部,从干部到士兵,从党员到非党员。
如果去年的进步不是各方面的一系列的进步,而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去做;如果去年的进步不是首先抓住军队总的领导关系,亦即抓住高级领导干部,使之打通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作风,无条件的服从党的指导,作为推动一般干部,影响士兵群众的前提,而是只从下级与士兵身上求解决;如果我们的同志在领导上确有毛病,而在检讨这些毛病时,却畏首畏尾,患得患失,不肯揭露自己的错误;那末,这种伟大的进步就将成为不可能,至少是不会有这样大的与这样快的成绩。
去年一年的经验表明,凡是依照这种精神与方法做去的,成绩就很大,进步就很快。
反之,成绩就不大,进步就是很慢的。
去年的经验证明,干部的思想改造工作,是极其重要,也是极其艰巨的。
干部思想的进步是一切工作进步的枢纽,只有在干部思想有了进步之后,工作的进步才是真正可靠的进步,而如若离开思想进步去求什么工作上的进步,便必然只会是表面的与形式的。
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这个真理,已为去年的经验所完全证实。
如果我们要从若干错误的领导作风变到正确的领导作风,要从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表现得最典型的部队,在改变这种作风之后,就能飞跃地前进,要使落后分子改变为积极分子.要使自由主义的空气改变为原则立场的空气,要使不好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改变为好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如此等等,都是要从人们思想的进步才能进到行动的进步。
差不多可以说,思想的进步过程,就是工作的进步过程,就是群众情绪的进步过程。
那里的思想改造做得愈彻底,那里的工作,那里的群众情绪,那里的工作作风的进步也就愈彻底。
根据去年的经验,使我们懂得,对于犯有错误的人们改造其思想,是应该有步骤的,大体上应该是:
第一步,揭露错误;第二步,反省错误;第三步,改正错误。
没有前两个步骤,就不可能实现后一个步骤。
在一切存在着毛病的部队中,三个步骤中,头一个是首先重要的。
没有这个步骤,或这个步骤进行得不彻底,就是说,不揭露错误的本质,不对明明错了的东西进行认真的批评,就不能警惕干部,就不能发动干部对于检讨错误,批评错误的积极性。
而对于犯错误的人来说,不揭露错误,就无法测知他对自己错误的态度,就无法使他进行自我反省,即使反省,也会多是表面的,应付的,没有下决心的,因而要他改正是不可能的。
去年,边区各地部队曾经检讨过那里的错误,检讨那里的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开过坦白大会,进行斗争反对军阀主义偏向以及那种对于这个偏向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即所谓自由主义的态度,一次没有做好的又来第二次,第三次,最后果然是做好了。
那些至今还没有做好的,便是对于揭露错误做得不彻底,或做得不适当。
但是这里所谓揭露错误,是有方针,并有具体目标的,而不是轻率的随意的指责。
我们的方针就是教育干部,改造干部,就是教育士兵,改造士兵,而不是毁伤干部,谩骂干部,而不是毁伤士兵,谩骂士兵。
只要犯错误的同志大胆地揭露自己的错误,诚恳地反省自己的错误,并有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就不采取过火的斗争方法,不采取处罚与打击的方法。
在整个整风运动中,我们是执行了这个方针的,除了少数几个真正的坏分子之外,对一切有毛病的同志,都是没有执行纪律处分的。
一时转变不了的,在整风班及干部队慢慢进行改造。
我们这样做,是收到了效果的,大部分有毛病的人都转变过来了,许多人并且转变得很好。
干部中缺乏和蔼态度,缺乏勤勤恳恳教育士兵的态度,缺乏问寒问暖关心士兵生活的态度,缺乏关心民众疾苦的态度,缺乏廉洁奉公态度的人,现在是改变了,学好了。
干部学好了,士兵也学好了。
士兵中的二流子变为好人了,想开小差的不开小差了,不满的满意了,破坏纪律的遵守纪律了,懒怠的勤劳了。
总之,不论官兵,都面目一新了。
这里,我引一个边区部队中的典型例子来说明党的这个方针的正确性。
下面是一个部队的工作报告:
“思想上的转变,可以部队中积极分子的增多和落后分子的减少来说明。
在去年三月刚整编时,党员积极分子只有七十七人,非党积极分子只有三十一人。
而到去年十二月,党员积极分子增加为一百六十二人,非党积极分子增加为九十五人。
刚整编时,党员落后分子有五十五人,非党落后分子有八十二人。
去年十二月,党员落后分子减少为八人,非党落后分子减少为十五人。
可见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
“干部中贪污浪费,私人做生意,只顾自己享受,不关心士兵生活的现象是被克服了。
例如,一九四一年,那时采取了单纯处罚的方法,对于犯贪污浪费等错误的干部撤消了十多个,其中计有营长两名,政教两名,连长两名,政指两名,卫生队长一名,民运干事一名。
但在一九四二年,同样的不良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
如果依然采取单纯的处罚方法的话,那就要撤换更多的人,并且事情也不一定会变好。
但在一九四三年,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废止了单纯处罚的方法,采取了改造思想的方法,一个人也没有撤换。
经过整风与反省,经过坦白大会,经过生产运动与练兵运动,过去犯错误的人都在这种伟大的运动中转变过来了,还是这些人,但是一个整年中没有发现一个再犯严重错误的人。
”
上述这个部队,是边区部队中工作与纪律最不好的部队,这是极坏的典型。
但因为揭露了错误,展开了群众的自我批评改变了领导作风,提出了正确的积极的任务,并且掌握了治病救人的方针,便很快地转变过来了。
至于大多数工作基础好的或较好的部队,一经按照正确方针认真整顿,其进步更是很快的。
由此可见,工作的做好,纪律的维持,是建筑在领导正确与群众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领导正确这个条件,正如列宁所说:
“整饬纪律的企图,将不免流为空谈和虚妄。
”而在领导正确这个条件一经获得之后,就要着重群众的自觉。
去年的经验,也完全证明这一点。
过去许多领导机关,对于干部及群众中发生的消极现象,不去检查领导,不去从转变领导着手;不去掌握思想,不去从改造思想着手;并且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不去从爱护观点出发促其反省与自觉,而只会用简单的处罚方法,实在都是不正确的。
因此,只有从爱护观点出发,从揭露具体的错误到督促犯错误者(包括干部和士兵)反省自己的错误,勤勤恳恳地好心好意地推动他们自动的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样一个路线,才是完全正确的路线。
这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都是有作用的,不可偏废。
但是批评是为着自我批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以批评的手段,答自我批评的目的。
在过去的一个时期内,部队中以改造思想为目的整风运动中,斗争目标,是集中在克服军阀主义偏向与对此偏向的自由态度上面,所谓揭露错误也就是揭露这些,这些目标以外的东西,只是联系着它(可以联系与需要联系的),而不是强调它。
不要企图同时改正一切不良的东西。
而应集中力量批判最主要的一点,其余就会迎刃而解。
在一定的斗争目标下,对于联系具体的人一点来说。
也只应该选择典型,不应该采取平均主义。
这种典型的批评方法与典型的教育方法,是最有力量最有教育意义的正确方法;平均主义的批评方法与教育方法,则是最没有力量、最没有教育意义的错误方法。
去年一年,我们在部队的实践中,发扬了统一领导的思想,拥政爱民时思想,生产自给的思想,提高军事技术的思想与防制奸细分子的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教育与实践中,不但军阀主义偏向受到了批判,教条主义偏向也就同时受到了批判。
我们的军政干部,在进行工作时,已经能够不受教条主义作风所束缚,抛弃了脱离实际,专尚空谈;重视形式,轻视内容;团结少数,脱离多数的那些不良作风,而懂得了遇事从分析具体情况出发,并懂得了选择典型与抓住典型的方法;懂得了不但要注意事件的形式,尤其要注意事件的内容;冷得了不但要照顾少数,尤其要照顾多数。
在进行教育时,懂得采取启发诱导与检讨反省的方法;懂得宣传张治国的作风与门善德的作风;懂得组织张治国运动与门善德运动。
这样,就使得我们的教育工作,从教条主义、形式王义、平均主义、孤立主义的束缚中,从脱离实际的抽象概念中,解放出来。
去年一年的经验使我们懂得,领导作风上的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其共同结果,都是脱离群众,而教条主义则特别表现于脱离具体的实践,而以抽象的空谈与形式的整齐为满足。
反之,去年工作之所以取得伟大的成绩,还因为我们在克服军阀主义偏向之时,我们就从基本上克服了教条主义的领导方法,采取了和党中央所指示的正确的领导方法。
这种领导方法的主要特点,就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
每一运动,每一工作,都是先使组成领导核心的各级主要干部先懂得,然后采取群众路线,通过群众,去进行思想动员与舆论动员,使一般干部与广大群众也懂得,然后才动手去做。
在动员的过程中,都是根据各族各团的情况去规定各旅各团的总计划(一般号召),然后根据这种旅团的计划及各单位的情况去更具体地规定班排连营的计划,以至每一个人的计划(具体指导)。
在执行的过程中,又根据实践经验去检查这些计划,并修正这些计划,使高了的减低些,低了的提高些(具体指导)。
在动员过程中,又是使政治工作同志与军事工作同志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在每一部队中最有威信的首长的统一指导下,协同一致地去做,故无各自为政之弊。
去年许多大的工作,都采取了革命竞赛的方式。
但当群众的情绪还没有感觉到需要实行竞赛的时候,就不应发动竞赛。
当这种竞赛情绪在群众中酝酿到大体上成熟了的时机。
便应立即号召竞赛、并用一切力量组织这种竞赛。
这种时机成熟的标志,就是不仅积极分子方面精神上已有充分准备,而且中间分子方面(他们往往占多数)与落后分子方面,也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准备,否则竞赛便会变成少数人突出,只是少数人在做,不是多数人也能做起来的。
去年生产运动开始时,有些部队发动竞赛的时机选择得不适当,发动过早,只看到少数积极分子的情绪,没有照顾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的情绪,结果这种竞赛的号召便落了空。
后来照顾了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重新组织竞赛,便得到了成功。
在生产运动与练兵运动中,凡是不但照顾了中间分子,而且照顾了落后分子,竞赛热情激烈计划愈弄愈高,竞赛规模就愈弄愈大,一直坚持到底,完全成了群众自己的事业,不要领导方面的的督促。
我们必须懂得,在各种人们的觉悟程度上,中间分子比较积极分子是有距离的,领导的任务,就是在于团结积极分子,吸引中间分子,鼓励落后分子。
而我们团结积极分子的全部目的,就是在于吸引中间分子与鼓励落后分子一道儿前进。
离开这个目的,积极分子就失去作用,我们组织积极分子的工作,就是多余的事。
因此,在任何一个带群众性的运动中,在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上,在我们的组织步骤上,首要的问题,是照顾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的问题,要从中间分子甚至落后分子的水平出发,要选择为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也能接受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要适应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的进度,而规定整个运动的进度。
例如,我们在部队的生产运动中组织张治国运动,郝树才运动,胡青山运动,赵占奎运动(不是职工运动的赵占魁),武生华运动,冯振僧运动,冯国玉运动是很好的,很必要的,因为这些部队是很好的,很必要的,因为这些部队中的先进战士与先进的初级下级干部,是本部队生产运动或整训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为本部队战士群众所熟知与亲眼见到,容易吸引中间分子与鼓励落后分子,容易为他们所理解,容易激起他们的上进心。
因为群众是从自己的切身经验来体会问题,不是从口号来体会问题的。
如果我们的鼓动是脱离具体人物、具体事迹的鼓动,便无法使群众了解,无法激起他们的上进心。
但是当我们鼓动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向先进分子看齐时,必须不忘记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的特点。
例如在生产的劳作形式上,必须依据体力强弱,并采取相当的资源原则,将劳动力划分为甲乙丙三等,采取不同内容与不同程度的劳作形式,较之平均主义与完全命令式的劳作形式,就会更为广大群众所欢迎。
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分别,我们就会要脱离群众。
在改造落后分子的工作中,主要应采取耐心感化的方法,禁用单纯惩罚的方法,对于逃兵也不是单纯惩罚方法所能解决问题的,必须采用教育感化方法,更要绝对禁止枪毙逃兵。
在这里,首长们从爱护观点出发的亲切谈话是最为有效力的,一定要把这种首长谈话与群众中的自我检讨、自我教育配合起来,才能发生更大的效力。
单纯的惩罚,甚至打骂的方法,只是一种脱离群众而毫无效果的方法。
军队中一定要废止谩骂与肉刑,坚决执行一九二九年四军古田会议的决议,一定要把从爱护观点出发从治病救人出发的勤勤恳恳好心好意的处罚方法,并且一定要把谩骂与肉刑以外的、必要的、既按照实情比不可少的正当处置方法,也减少到最低限度。
非在十分必要的情形之下,决不轻易采用处罚方法。
一年的经验是很多的,我在这里讲得很不完全,例如整顿三风,精兵简政,拥政爱民,生产运动,练兵运动与防奸运动,均有各自的宝贵经验,我在这里没有一一说到。
我所提出的,只是一些共通的主要的经验。
并且也不是说,我们部队的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已经全部的与最后的克服了,不,不是这样。
我们部队中存在着的军阀主义偏向只是受到了严重的批判,将它表现在军党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干部上下级关系,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关系,以及各部分军队间友好关系上的显著不良倾向加以克服,基本上改善了各种关系,并不是说这些关系已经完全的最后的改善。
要使各种关系获得更加完满的改善,并使之巩固起来,成为根深蒂固坚强不拔的东西,我们还须继续做很多的工作。
至于爱好空谈,脱离实际;重视形式,轻视内容;团结少数,脱离多数的教条主义作风,在过去一年中也是受到了批判的,但是还没有全部克服,尤其是从历史上检讨这个问题,过去我们还没有做。
下面我就想就全军的历史问题加以检讨,而着重于政治工作中教条主义作风与实事求是作风两种作风的比较与分析,着重于政治工作中成绩与缺点的比较与分析。
至干军事工作方面的教条主义偏向,这里暂时不去提它。
二、关子发扬政治工作中的成绩与纠正政治工作中的缺点
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为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
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
这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军队,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
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
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就是指的这个意思。
拿了这种革命的政治工作去和革命的军事工作相配合,就成了革命军队的全部工作。
北伐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所指导的政治工作是这样做的,国内战争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
我党在过去的红军中与现在的八路军新四军中所指导的政治工作,更是这样做的。
共产党人在这三个时期的革命军队中所做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都是收到了成效的。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
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堪设想的。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
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够如此英勇坚持,艰苦奋斗,再接再厉,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这种革命的政治工作,也不但是我们军队的政治工作人员做的,许多的军事工作人员及其他人员上也都参加了这种工作。
同样,许多的政治工作人员也都参加了军事工作。
这在内战时期是如此的,在抗战时期也是如此的。
以内战时期来说,我们军队在其初期是创造的时期,其中期是发展的时期。
其后期是受到某些挫折但同时有其成绩的时期,政治工作也有其创造、发展与受某些挫折但同时有某些的情形。
特别是在内战初期与中期。
在对敌斗争的政治工作上,在协调军党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总之与政治工作关系,各部分军队间友好关系的政治工作上。
总之一句话,在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工作上是有很多的创造,以至于到今天还成为我们军队的一部分优良传统。
以抗战时期来说,其初期是生动活泼的,是有伟大成绩的。
在这时期内,整个八路军新四军在党的领导下,发展了抗日游击战争,扩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于自己的周围,收复了广大的失地。
建立了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抗击了大量的民族敌人,以至于能够协助处在正面阵地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敌人的战略进攻、保障了中华民族不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击败,这些都是做得很好的,很正确的。
在抗战的中期,尤其是最近几年,整个军队继续执行了党的路线,与党的许多具体政策,以至于能够抗击了日寇侵华军队的百分之五十八,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以至于能够击破敌伪军无数次的反复的残酷的“扫荡”,能够有效地对付其杀光烧光抢光的所谓三光政策,能够使被敌人再度夺去的许多中国土地,又被我军再度夺回来,能够忍受史无前例的没有政府接济、缺乏武器、缺乏弹药、缺乏药品、缺乏粮食被服的无限困苦,而为中华民族,为同盟各国,坚持了一条中国大陆上最重要最有力的抗日战线,这些也都是做得很好的,很正确的。
总之;不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整个军队为成绩是伟大的,军队政治工作的成绩也是伟大的。
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员,也和从事军事工作的人员与从事后勤工作的人员一样,他们是有功劳的,是对中国人民有了光荣的贡献的。
但是,我们的政治工作(这里只说政治工作),是存在过与存在着缺点的,我们应该采取自我批评态度,检讨这些缺点,克服这种缺点,以便更好地改进我们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例如,当我们提到政治工作中的传统的时候,若干同志往往存在着一种模糊观念,似乎认为我们政治工作的一切传统都是好的,都是优良传统,因而对干过去的传统作风,缺乏批判的态度。
因此,就不免对于某些不好的东西与某些不适合于我们军队当时情况的东西。
也都奉为天经地义,当作所谓优良传统在发扬。
而对政治工作历史上曾经积累起来的许多真正好的经验,真正好的传统,却又被忽视,被抹煞。
我们的政治工作,在内线后期曾有过这样的情形。
就其积极方面来说,这时期的政治工作,曾经执行了反对人民的敌人的政策,曾有过很多成绩。
这种成绩,主要表现在对敌斗争方面,例如关于鼓励官兵的英勇斗争,关于争取俘虏等。
在团结军队内部与团结人民方面也有其成绩。
例如,关于争取人民参加军队,军队的更加有秩序,军队中许多好的政治教育工作与文化教育工作,居民工作中的许多好的工作等(这种成绩主要是表现在中央苏区,及其他几个区域军队中。
在另外某些军队中,由于个别同志在政治领导与政治工作领导上的绝对错误,就不但看不出这种成绩,反而摧毁了原有的成绩)。
但是,就其消极方面说来,却又产生了一种不正确的作风,这就是政治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作风(这种教条主义作风,在军事工作特别是在军事教育工作中也是存在的,这里不去论列)。
这种教条主义,在我们工年中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爱好空谈。
脱离实际;重视形式,轻视内容;团结少数,脱离乡教。
某些同志之所以或多或少地犯这种毛病的原因,在于他们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方法论。
这种方法的表现,就是他们在许多时候,只凭主观臆想办事,忽视中国革命的实际和当时军队的实际,机械地搬运外国经验,不适当地强调当时军队的正规化,割断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