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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诗经》的艺术成就
浅谈《诗经》的艺术成就
大学：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专业：
汉语言文学姓名：
朱瑶
指导教师：
***
摘要：
《诗经》是距今三千年前后创作的结集。
它所抒发的情感是真挚的，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饱含了作者的真情实感。
“赋、比、兴”作为最具特色的表现手法，生动形象的表现了上古人们生活的面貌；在章法结构和句式上，重章复沓的结构读起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句式既以四言诗为定格而又随机而变，表现得灵活自如。
朴素自然地风格，诗人善于应用朴素的语言，白描手法，概括而具体的描绘了事物的特征，如实的反映了现实生活，对后世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
《诗经》艺术成就赋比兴四言诗重章复沓
一、抒情与写实的统一
《诗经》的作品基本是抒情诗和叙事诗，而以抒情诗占大多数。
质事率真的抒情，和情感化的叙事，形成了抒情与写实的统一。
1、抒情诗所抒发的情感是真实的。
《魏风》的《伐檀》、《硕鼠》一类对分配不平等、不劳而获现象表示不满的诗，《鸨羽》一类对繁重徭役予以控诉的诗，《新台》、《墙有茨》一类讥讽统治者德行污秽的诗，都是作为下层民众所能感受的事情，是他们的所见、所闻或亲历，是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取向。
讥讽周幽王昏庸无能、进馋误国的《十月之交》、《雨无正》等，则是出自高官显吏之手。
这说明，《诗经》表现不同阶级作者的不同视角、不同经历的各种生活感受，都是真实的。
《诗经》的婚恋诗，或是表现婚恋表达青年男女的恋情，或是抒发夫妇之间的挚爱，或是表现婚恋生活的种种不如意，我心唱我心，绝无矫情造作。
至于那些人生感慨的作品，则更是最深刻的人生感受的真切表达。
2、抒发情感的方式是坦率直白的。
表达相思，就直说“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优哉游哉，辗转反侧”（《周南﹒关雎》），“惟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郑风﹒狡童》）。
抒发爱恋，则径言“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卫风﹒木瓜》）有了情感摩擦，就直抒胸臆：
“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爱情遇到阻碍，则呼天换地：
“母也，不谅人知”。
抒发夫妻间的相思，便直言“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总之，《诗经》的抒情就是这样坦言相对，毫无掩饰。
3、叙事性的诗作中也包含着作者的真挚情感。
如《七月》，按照月令顺序，叙述农夫一年四季辛勤繁忙地劳作，但其中不时穿插如“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这样的诗句，哀叹农夫穷困微贱的生存状态；又在衣、食、住方面对比贵公子和农夫的悬殊差距。
随时平实的叙事，内心却涌动着一股浓郁的不平之气。
再如《大雅》的史诗，在叙述周人的历史中，也熔铸着对祖先的崇敬和赞美。
《生民》对后稷的神话记述，《公柳》每章都以“笃公刘”起唱，着力刻画他身先士卒，为民操劳的形象，虽然没有《颂》诗那样的直接颂扬，但崇敬和赞美之情已经洋溢其中。
二、赋、比、兴的表现手法
赋、比、兴含义解释不一，南宋朱熹的解释：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另一个是李仲蒙的解释：
“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为之兴，物动情者也。
”朱熹的说法比较平时恰切，为后世普遍接受，但他对诗歌传达情感的特点未已重视。
李仲蒙从情、物关系的角度解说，突出了诗歌的情感特征，可以弥补朱说的不足。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特征，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
赋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的表达出来；可以是直接叙事，也可以是直接的刻画描写，还可以是直言其志或直抒胸臆。
赋是《诗经》中运用最多的表现手法。
直接叙事的诗，如大部分的《颂》诗，《大雅》中的史诗，《小雅》中的宴饮诗，以及《国风》中的《七月》、《谷风》、《氓》、《定之方中》等等。
这类作品，往往在叙事中熔铸着浓厚的情感。
直接刻画描写的诗，如《国风》中的《羔羊》、《十亩之间》等。
这些诗作，没有刻意装饰，只是平实客观地描写场面或人物，而情感自然见出。
直言其志和直抒胸臆的诗，如抒发人生感慨诗、政治讽喻诗、婚恋诗。
比，一般说就是比喻，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把内心的思想情感，借一个事物来比喻。
《诗经》中的“比”主要是修辞意义上的，如：
在描摹卫庄公夫人的美时，接连用六个比喻；另一种是整首诗都用“比”的，如《魏凤﹒硕鼠》中借用大老鼠比喻不劳而获、脑满肠肥的贵族，是用借喻手法塑造完整艺术形象的例子。
同样是借喻，《小雅》则是用一系列的物象作比，而不是塑造完整的形象：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
鱼潜在渊，或在于渚。
乐彼之园，爱有树檀，其下维箨。
它山之石，可以为错。
”鸣于九皋的鹤、深潜在渊的鱼、园中高大的檀树等。
都是比喻人才的可贵。
兴、比较复杂，历来众说纷坛。
大体说来，兴就是起兴或发端，一般在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位置。
就其与诗歌情思的关系来看，基本有相关鹤不相关两种情形。
它与诗歌情思相关时，一般会起到烘托氛围或与诗歌意义发生某种联系的作用；与诗歌情思没有联系时，其作用则往往是起韵。
《关雎》的起兴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以此伏彼起的水鸟和鸣，比喻青年男女的求偶。
《周南﹒桃夭》首张的起兴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以盛开的鲜艳的鲜桃花象征美丽的新娘，同时也渲染了出嫁时的热烈气氛。
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
赋的运用十分广泛，能够很好的叙述事物，抒发感情，可以叙事描写，也可以议论抒情，比，兴都是为表达本诗和抒发感情服务的，在赋比兴中，赋是基础。
比的运用也很普遍，其中整首都以拟物手法表达感情的比体诗《魏諷﹒硕鼠》等，独具特色，有的从局部比喻。
《诗经》中大量用比，表明诗人具有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能够以具体形象的诗歌语言来表达思想，再现异彩纷呈的物象；兴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开头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新居余下句的内容上联系并不明显，多是有着隐约委婉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氛围，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或缺的部分。
《诗经》中赋比兴运用的最为圆熟的作品，已达到了情景交融，物我相协的艺术境界，对后世诗歌意境的创造有直接的启发，如《秦风蒹葭》“毛传”认为是兴，朱熹则认为是赋，实际二者并不矛盾，是起兴后再以赋法叙写。
三、四言诗的典范
《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言诗在诗歌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根据现存史料，比《诗经》更为古老的远古歌谣，往往采用二言的句式。
如相传黄帝时期的歌谣《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
二言歌谣节奏感很强但是单一，也不利于思想感情的充分表达。
随着初民的想象能力、语言能力的丰富和发展，歌谣的句式趋向复杂，就势所必然。
把二言的两句叠加起来为一句，是最自然的发展趋向，四言诗由此诞生。
与二言相比，四言诗表达功能极大的增强了，节奏也有了变化，变得更加节奏鲜明，更具音乐性，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四字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于是，成为了我春秋至汉大约八九个世纪的主要诗歌形式。
《诗经》是四言诗的典范。
《诗经》中纯是四言诗的诗章有140篇，四言间夹杂着二、三、五、六、七、八言的诗章有159篇，通篇不用四言的只有6篇。
这说明：
《诗经》是以四言为基础句式，同时又参差变化，比较灵活，间杂二言句到八言句。
如“江有渚，之子归，不我与；不我与，其后也出”，“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这种以四言为主又不拘于四言、长短参差的句法，带有明显的民族风味。
《诗经》的四言诗节奏鲜明，音韵谐冾，有天然的音乐美感。
四、章法结构
重章复沓，是《诗经》的主要章法结构。
重章，并不是把完全相同的字句再罗列一遍，而是改变或替换一些字词后的复唱。
就产生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字词虽变而意义相同。
如：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是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诗经》中这类同义复沓的重章之歌较多，其回环往复的咏唱，加强了抒情效果。
第二种是改变字词后使诗章间形成意义上的层递的关系。
重章不是简单的复唱，而是在意义或情丝上有所添加，重章复沓的章法是民歌的一般特点，它还带有诗歌发展初期的较为粗放的痕迹。
重章读起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
不仅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而且在意义表达和修辞上，隔句押韵，韵脚在偶句上，这是我国后世诗歌最常见的押韵方式。
五、《诗经》的语言特点
《诗经》的语言丰富多彩、生动形象，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词汇丰富，大量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对人、事、物的各种特征，都能给予准确而形象的表现。
多种修辞手段的运用也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
《诗经》的语言风格大体说来，国风朴素自然，雅颂典雅庄重。
动词、形容词的恰当的运用，用重言迭字拟声状貌，穷形尽相，声情毕肖，双声叠韵使声调更趋谐美。
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以少成多”，但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的比较多，大雅中则比较少见，国风对语气词的广泛运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这些语气词在雅、颂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
国风中对语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
雅、颂与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
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
六、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
《诗经》中有很多作品都是抒情诗，虽然这些诗中不以人物刻画为主，但是其中都有很鲜明的人物形象。
如《周南﹒关雎》中的主人公，虽然没有对主人公的形象进行刻意的描写，但是从“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几句诗中能够感受到那位相思中的主人公的情、姿态和品格以及对那美好姑娘的思念。
又如《卫风﹒氓》中的女主人公的刚毅果断，《邶风﹒静女》中主人公因找不到前来约会的恋人而急的“搔首踟蹰”的迫切心理。
《诗经》中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
她们或者纯真烂漫，或者哀婉悲戚；有的刚烈果敢，有的懦弱痴情；有时热情泼辣，有时彷徨疑惧。
我们从中可以体会那个时代女性对待情感、婚姻、生活的基本态度，了解夫权文化背景下女性在婚姻家庭中所遭受的精神痛苦与情感奴役、地位低下的真实境况，进而理解中国女性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为争取平等与自由所做出的奋争与牺牲。
七、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
《诗经》的大多篇章都体现着直接反映和干预现实生活的创作精神，自然、真实的艺术风格中体现着深刻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
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正概括了这一创作精神。
《诗经》以真实的生活感受和朴素自然的艺术手段生动地再现了那一时代广阔的现实生活画面。
如《豳风·七月》即以真切的生活感受和质朴的艺术手法展现农夫们的劳动生活图景。
如讽怨诗、婚恋诗、征役诗都无不透视着他们真实的生活感受和思想情感的真实体验。
《豳风·七月》是一首农事诗。
诗歌描写了周族早期的农业社会生活情况，是现存最古老的农事诗。
这首诗的社会背景向有争议，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初期社会等说法。
诗歌形象地描写了三千年前农民的衣食住行，真实地再现了农民们的农业劳动生活。
诗歌共八章，一章总写农夫冬日的困苦与春日的农事生活；二、三章写妇女们的桑蚕纺织等劳动生活；四章写秋后狩猎；五章写岁末准备过冬；六章写农夫们的食物；七章写农事完毕还要服杂伇；八章写储冰、祭祀、收获、宴会。
这首诗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赋的表现手法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图景，尤其是以朴素的白描手法描写景物和生活画面相当出色。
其艺术结构以节令为经，以衣食住行为纬，纵横交错，构成整个社会生活画面。
叙事、写景、抒情、交织在一起，正笔与闲笔、时景与本事相生相映，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
特别是其中民歌部分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它启示人们不要把文学看成茶余饭后仅供消遣的东西，推动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
《诗经》可谓是历代民歌承袭的渊源，从汉魏乐府直到近代歌谣都深刻体现出了它的现实主义精神，它们一直是人民手中最锐利的战斗武器。
历代进步文人在创作中倡导“比兴”、“风雅”，实质上也就是倡导《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
白居易在新乐府运动中，也以“风雅”、“比兴”为标准，批评了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又总结魏晋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成就，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做”的要求，这正是《诗经》现实主义的进一步发扬。
八、《诗经》的政治与道德色彩
《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
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
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
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
但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
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欲望与自由。
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
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
《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要说明：
《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
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
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
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
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
九、《诗经》对后世创作的影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 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而形成。
从《诗经》开始，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屈原《离骚》及汉乐府诗和建安诗人，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
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
如陈子昂、杜甫、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都是“风雅”精神的体现。
比兴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
《诗经》中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明显是对《诗经》起兴手法的继承。
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
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
后世箴、铭、诵、赞等文体的四方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
总之，《诗经》牢笼千载，衣被后世，不愧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和地方特色诗 中对形容词的使用也十分恰切并具有新意，如“□□” 写云霓翻腾之貌，“岌岌”喻高冠耸然之势，“蜿蜿” 状神龙游动之态,都可谓循声得貌,曲尽其妙。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７世纪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作品，其空间环境基本上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作为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迷人的艺术魅力，强烈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
《诗经》对后世思想意识的影响，是蕴含其中的爱国主义情感。
《诗经》中的爱国主义是很朦胧、原始的。
其孕含在《诗经》的宗国情感和乡土情结中，仅仅是自己的“宗国”和自己的故乡而已。
《鄘风・载驰》中许穆夫人爱的是卫国，《秦风・无衣》中士兵爱的是秦国，在他们念念不忘的“曰归曰归”中，怀归的是故乡，是家邦。
正是这种原始的朦胧爱国意识，经过岁月的洗礼和升华，逐步锤炼为我们民族的灵魂———爱国主义精神。
几千年来，这种精神，在《史记》、《汉书》中，在鲍照的诗中，在唐代边塞诗中，在陆游、辛弃疾的诗词中，在文天祥的诗歌中，在明末少年英雄夏完淳的绝命诗里，都有突出表现。
而在近代，中国人面对外敌入侵，内政腐朽，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严峻局势，忧国忧民、怀乡爱国意识便如燕之重归。
诗人魏源重读《诗经》、《周易》，“而知《大雅》诗人之所发愤。
而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
”这时，传统的忧患意识、乡土情藉遂转型为具有近代爱国主义和近代民族主义意味的救亡思潮。
一些改良主义者便利用《诗经》等文化元典来进行“托古改制”，探索改良社会的方案。
如龚自珍把汉代《春秋》公羊学派所发挥的“三世三统”说运用到《诗经》学中，利用《大雅》中的周族史诗来宣扬历史的发展由乱而治，最后达到“太平世”的社会进化论，以期救亡图存。
爱国主义成为鸦片战争以后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
自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意识的增长，爱国主义意识的内涵也愈来愈丰富，形式愈来愈广泛，溯其源头，应以《诗经》为本。
积极入世、忧国忧民辞，卓绝一世，《诗经》为我们塑造了众多的知识分子形象：
他们具有满腔的政治热情，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们关心君国之大事，虑民生之多艰，注意时局的发展动向；在不良的政治环境下，他们仍敢于直抒己见，敢于对昏君逆臣进行规谏和大胆地批判，表现了早期知识分子不畏强权政治、大义凛然的无畏气概。
这些在《王风・黍离》、《小雅・节南山》、《小雅・正月》、《小雅・十月之交》等诗中得到充分的表现。
诚然，这些贵族文人关心的是奴隶主的宗国，关心的是本阶级的利益，但他们为后世开了一个经世致用的好头。
那就是“风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正是汲取了包括《诗经》在内的思想文化的精华所建立起来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它不仅影响了几千千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而且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思想上的积极参与意识，在行动上表现为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直接介入、干预社会生活，试图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以“布衣忧国”自命的杜甫的吟咏，到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都是《诗经》忧患意识的继承。
从屈原的“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都是《诗经》中知识分子历史责任感和事业心的延续和发扬光大。
《诗经》文艺思想和审美意识对后世的影响我国最早的文学是《诗经》，我国最早的文艺理论是诗学。
《诗经》的作者在诗中公开地、明确地陈述自己作诗的动机和目的是或赞美或讽谏。
不管是“美”或是“刺”都是作者一定思想感情的体现。
而“诗言志”正是在《诗经》的文学实践的基础上作出的理论概括，朱自清就认为“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的纲领”，诗所表现的志，其内容当然因人而异但诗要发挥“箴谏”、“美刺”的社会作用，却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理主要思想。
当人们从美学角度审视《诗经》的全部作品时，就会发现这些作品中所体现的美与善、情与理、认知与直觉的统一，所表现出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融洽关系，均显示出诗人们的创作是在“温柔敦厚”美学观念指导下完成的，这一创作恪守了“中和”原则，达到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境界，经孔子及后世儒家的总结提炼，成为儒家学派从事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
《桑柔》是雅诗中最长的一首诗，《左传・文公元年》、《史记・周本纪》、《潜夫论・遏利篇》俱载其为周厉王臣子芮良所作。
诗篇反映了厉王贪婪暴虐、国政黑暗腐败、奸佞之徒得宠、人民受苦受难的现实，怨恨自己耿耿忠心不到厉王的理解，忧国伤时之情溢于言表。
但诗人恪守怨而不怒的信条，他讥刺厉王，却不能容忍对王权的动摇；他同情人民，却反对用暴力砸碎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他渴望清明政治，却企望上天及君王赋予他们机遇与权力。
这种价值观念与审美意识，对后世文人“忠君”、“悯民”的心态的形成，起了很大的导向的作用。
悲观主义审美趣味在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意义。
首先，改变了对叙事文学团圆模式的审美追求，乐观的世界图景开始为悲观世界所替代。
此前的叙事艺术总是以追求团圆为其旨趣，到了卓人月、金圣叹手中，自觉以痛苦作为审美观照对象，要求戏曲艺术描写人生的痛苦，以此揭示人类生存的真实状况，从而促使了创作精神由写意走向写实，而写实精神恰是悲剧文学杰作的重要质素。
其次，使对戏曲悲情苦境的赏鉴逐渐转变为洞悉人生悲剧性本质的一种途径，从而跳出了传统的感性鉴赏层面，上升至从艺术中追问人生本质和存在的意义这一哲学层面。
由此逐渐将戏曲由传统的以善求美转向以真求美，将戏曲的内蕴从传统的道德劝惩升华为对人生本质、生存本真状态的自觉探求，正如有人评价金圣叹时说“正是他首先以深刻的自觉的美学要求把叙事作品的意蕴从一般性的道德劝惩升华为对世界和人生的形而上的哲思”其实卓人月等人已开其先河，只是金圣叹对人生特别是个体生命的悲剧本质作了更为深刻、自觉地体认。
传统的文艺批评主要集中在作品的风教、载道等社会政治功用方面，即使追求纯粹审美境界的意境论等也往往将关注的焦点放在物我合一，神与境合等情景关系上，很难涉及到对人生根本问题的探求。
尽管中国的文艺创作观念受庄的影响深远，但主要继承了随缘任用，万物一体、审美超越等观念上，而其哲学中对人的生存困境，对人生本质的探寻则往往被忽视或者排斥。
金圣叹等人却从人本出发，通过文艺来探寻人生的本质，个体存在的价值，追问人生痛苦的根源’可以说，没有这种悲观主义审美趣味对戏曲批评的介入，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悲观哲学思想在戏曲批评中的融入，古代悲剧性文学杰作的诞生、古典悲剧思想的最终形成并走向成熟均是难以想的。
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
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其清醒的现实性，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
虽然，由于特殊的社会生存条件，《诗经》缺乏浪漫的幻想，缺乏飞扬的个性自由精神，但在那个古老的时代，它是无愧于人类文明的，值得我们骄傲。
参考文献
【1】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瞿娟;论《诗经》的生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南京林业大学;2009年
【3】杨音;《诗经》文学研究的传承与创新[D];北京大学;2010年
【4】李健. 朱熹《诗经》诠释思想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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