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的政治经济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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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政治经济学
学习的政治经济学
贾慧颖
当今社会，正在构建学习型社会，学习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在有关学习的话语中，人们更关注于个人的学习问题，形成了学习与成才、学习与事业、学习与人生等一系列比较成熟的见解和建议。
有一个意义更加重大的问题，人们谈论的比较少，这就是学习与社会、学习与经济、学习与文明进步等问题。
也许是因为在社会历史领域包含着更加错综复杂的关系，科学技术、经济力量以及权力斗争、社会组织等因素的作用更为重要突出，掩盖了人们对学习、知识等无形力量的关注。
其实，学习作为人类生存的一种基本形式，一直在社会历史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对学习与社会，尤其是对作为社会生活管理者和制度变迁组织者——统治集团的学习问题做深入地思考，有助于加深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理解，也有助于深刻揭示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机制。
本文结合制度经济学以及全球问题研究，对学习的政治经济纬度做点探讨。
一、学习是人类生存的重要手段，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基石。
人们对“学习”非常熟悉，但要给“学习”下一个准备的定义并不那么容易。
这里我们不去扣字眼，从最一般的意义上理解“学习”，将“学习”视为人类一切汲取智慧和知识的活动。
显然，学习无论是对个人的成长进步还是社会历史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历史领域，学习是人类获取生存智慧的必要手段，是促进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1、学习是人类文明建构的基本手段。
动物的生存靠本能，人类的生存靠智慧，智慧来源于生存活动中的学习。
在与自然环境的抗争过程中，人类逐渐学会辨认对自己生存有用的物品，逐步掌握控制和利用自然的方法和技能，不断积累关于生产和生活的经验。
学习使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条件反射，能够有意识地为自己的生存进行谋划和打算，不断提升自己的生存能力。
这在原始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初始阶段，就已经鲜明的体现。
生存的要求必须要人类注意世界的现实事实，“有些东西可以充食品，这些东西在一定的地方可以寻获，水能淹人，火能燃烧，尖端能刺亦能割，重的东西若不支撑着就会下坠，昼夜的交替、寒暑的往来、阴晴的变动，都有一定的规律性，诸如此类的寻常事实就是原始人也要留意其中有些是极明显而紧要的，几乎没有运用想象的余地”（杜威《哲学的改造》）。
起初，原始人经验的记录大多是偶然的、暂时的。
有些经验因为是常常反复遇到的，便以为是和整个集体都有关系，于是受到特别重视，故事成了社会的遗产，诗歌有了一定的格律声韵，传奇成为社会的规范，先前是自由的那些暗示凝为种种教义。
这样的教义更由征服和政治的兼并促成并确立了其组织性和约束力。
统治者集中各种传说和信仰，不断加以改革和统一，以扩张和巩固它的威势和权力。
“人类的更博大的开天辟地论和宇宙论，以及更宏远的道德的传统，就是这样发生的”（杜威《哲学的改造》）。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通过对人类原始文明的研究也指出：
文明生长的衡量标准就是走向自决的进度。
在一个文明的生长过程中最大的危险是在自身生长所必须采取的途径中。
技术后退不但不是文明衰落的原因，反而是它的结果或迹象。
“并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只是因为任何智力上的或道德上的差错都会造成一定的灾难”（汤因比《历史研究》）。
正是通过学习，人类扩展了对生存环境的认识，创造了人类特有的符号和象征的文化世界，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征程。
学习，打造了人类的生存本领；学习，丰富着人类的生存智慧；学习，增强了人类的生存能力和力量；学习，创造了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2、人类学习的过程形成社会制度演变的轨迹。
社会历史领域充满利益集团的矛盾和斗争，往往容易遮蔽人类有意识的合目的性活动。
社会制度是人类为了规范利益冲突而创造发明的约束机制，显然与人类智慧的进步有直接关系。
制度经济学专门对学习与制度变迁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为我们分析学习的政治经济纬度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制度经济学认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人们更多地是在“边干边学”。
在经济和社会变迁相联系的时间维中，人类学习的过程形成了制度演变的轨迹。
学习机制对制度及其变迁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经济及其制度变迁的速度是学习速度的函数，但变迁的方向却取决于不同知识的预期回报率。
不同民族、国家及其地区发展的差异确实于学习有关。
任何一代人的学习都是来源于当时所处的得自于集体学习的经验氛围中。
因此学习也是一个积累的被决定预期回报率的社会文化所筛选的过程，但过去所积累的经验并不一定能解决新的问题。
停滞的社会包含的信仰体系和制度不能面对和解决新的复杂的社会问题。
学习也是一个选择的过程，选择的基本标准就是预期汇报率。
历史上许多制度都是人们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
第二，经验和学习的差异是形成不同社会和文明的重要原因。
其实社会和文明的发展也遵循着达尔文“物种竞争、适者生存”的原则。
随着环境复杂性的增加，人类的相互依赖性也不断加强了。
为从贸易中获取潜在的利益，更复杂的制度结构形成就成为必然。
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国家、民族及地区在学习过程中适应了这种变化，而有些没有适应这种变化。
第三，制度变迁取决于现存的知识存量，知识存量的变化肯定会对制度变迁的时间因素起着重大的影响。
如果知识存量增长了，制度变迁相对会提前；如果知识存量减少了（或停滞不前），那么制度变迁就会延迟。
“破解”制度变迁的奥秘，确实要从人类学习的过程开始。
人类从过去的野蛮走向今天的文明，是经过漫长学习过程的结果。
许多规则、习惯及其制度，都是学习的结果。
学习与制度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一种关系。
制度、规则是人们不断地“试错”、学习的结果；反过来，有效的制度又鼓励人们不断学习。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3、学习之路是形成一个更好的未来之路。
社会对学习重视性的认识及需求程度，往往与其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相适应。
当社会遇到重大挑战和问题时，通过学习来寻求对策的愿望就会更加突出和迫切。
面对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罗马俱乐部在寻求克服社会、经济和文化极限的对策时，从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了学习问题的重要性。
罗马俱乐部认为，人类以史无前例的科学技术成就和大量生产而自豪，但却为此而付出了过高的社会、生态学代价，甚至被诱使忘记了作为健康社会的基础、生活质量的食物的道德和价值。
所以，需要把焦点集中在人本身身上，发展他们潜在的、最内在的理解和学习努力，使事件的发展最终被置于控制之下。
罗马俱乐部分析认为，“人类困境”突出暴露了“人类沟壑”，就是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同人类妥善处理它的能力之间的差距。
之所以把它叫做“人类沟壑”，则是因为它是我们自己的创造同我们自己的能力的延迟发展这两者之间的差距。
虽然我们生活在危机和复杂性的一个新的水平上，但人类的理解、活动、决定和价值却还植根在一种不再是与此相关联的时间观中。
学习，则能够帮助沟通这一人类沟壑。
“对于我们来说，学习意味着对于知识、对于生活的接近，它强调主动精神，它包括获得和实践为生活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上所必须的新的方法论、新的技能、新的态度和新的价值，学习是预备处理新的情况的过程”（波特金等《学习无极限》）。
总之，罗马俱乐部认为，学习之路，是形成一个更好的未来之路，因为人类的理解、见识和创造性的普遍能力，一切天生的道德能力如果加以恰当的保养，是一种自我更新、自我加强的资源，对于建设一个可以生活和可以支配的世界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徐崇温《罗马俱乐部的思想和活动》）
二、学习问题关乎社会组织的政策方略，影响着政府的能力建设。
集团利益和集团行为在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中都是首要力量（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政府组织、统治集团，是国家神器的握有者及权力的实施者，是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和社会关系的管理者。
统治与民众、利益与和谐、效率与公平、发展与稳定等等关系，是社会政治组织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其思想意识、道德水平、能力素质、政策方针关系重大，这些都与学习有着直接的关系。
所以，社会政治组织的学习问题，有着重大的政治经济意义，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民族的兴衰成败。
1、学习决定着社会组织的有限理性。
有限理性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指的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是希望把事情做得最好，但人的智力是一种有限的稀缺资源。
任何由人构成的组织因为理性有限都有其局限性，作为公共组织的政府也不例外。
虽然社会组织的建立是为了扩展组织的理性，但是它反而加深了组织认识的有限理性，扩大了组织的局限性。
社会组织和政府的有限理性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决策信息的不完全性。
无论是社会信息还是自然信息，仍然不能被公共组织完全收集到。
说明机构庞大的政府组织不可能收集到所有的信息，面对天灾人祸，由于信息不完全也有时措手不及。
所以政府虽然建立了许多组织机构应对各种情况，处理各种公共事务，也要建立处理自然和社会突发的危机的机制。
信息的不完全性决定组织决策理性的有限性和能力的有限性。
（齐明山〈有限理性与政府决策〉）第二是对社会变化的认识能力和整合能力是有限的。
社会组织和政府不仅不是全知的，也不是全能的，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计划和控制不可能实现最优化的结果。
布坎南指出：
国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没有无所不在和正确无误的天赋。
第三是政府由利益集团组成，其决策不可能大公无私。
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与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最大化可能并不一直，不可能作到完全中立的理性选择。
自然的和社会的意外事件或突发事件，表现为公共组织的有限理性。
“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上层决策者的净利益对制度供给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有限理性是政府的基本状态，是政府组织和行为的实际写照。
社会组织与政府的有限理性，可以通过有效的学习得到改进。
有效的学习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社会政治领域重要规律的理解，提高政府组织对社会生活一些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的认识能力；有效的学习研究，能够增加政府组织社会科学知识的储备，减少制度安排选择时所受的知识限制；有效的学习研究，可以加深政府组织对社会突出问题及其原因（如腐败问题、社会分化问题等）的分析和把握，从而及时提出应对措施加以解决。
政府组织有效的学习研究，能够改进其有限的理性，因而不仅能提高其管理现行制度安排的能力，而且还能够提高其领会和创造新制度安排的能力。
2、学习有助于保持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基础。
纯粹的权力和强制是不能长久的，权力需要忠诚和信仰。
任何社会制度和政府组织都需要意识形态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为社会整合与发展提供思想基础。
在非正式制度约束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的地位。
因为它不仅可以蕴涵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性，而且还可以在形式上构成某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
对于一个勇于创新的国家或民族来讲，意识形态有可能取得优势地位或以“指导思想”的形式构成正式制度安排的“理论基础”和最高原则（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有效的意识形态可以增强社会内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提供社会变革的精神动力，减低社会运行的费用。
但意识形态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一种意识形态整合功能的大小强弱，决不仅仅体现在对社会组织或成员观念的控制上，而是体现在社会成员的自觉认同和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上。
“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得到新的团体的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护。
”也就是说，一种意识形态要想维持其统治地位，必须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情况下，密切关注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和实践发展的新要求，不断研究解决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吸收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整合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成能够引领时代前进方向的先进思想理论。
这一过程既是一个理论研究探索的过程，也是意识形态的创新过程。
理论只有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创新才有生命力。
反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理论创新往往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
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也是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规律（罗剑明《意识形态建设——文化发展绕不开的一个中心》）。
3、学习是政府组织形成正确决策的重要途径。
政策是国家权力运行的具体体现，是政府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实施社会管理的重要途经,也是政府调节和维护公众利益的主要手段。
国家和政府的政策是否科学合理，对经济和社会生活作用和影响巨大。
每项政策尤其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策，其实施过程及后果都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现代政策科学的研究表明：
任何一项政策后果的完全展现，至少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而终止一项政策的阻力和成本往往非常高昂的，以至于很多时候成为无人敢碰的烫手山芋。
科学的政策制定过程，与政府组织对社会问题的学习研究过程是一致的。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组织对社会问题调查研究得愈具体，分析论证得愈透彻，与各阶层意见建议交流沟通得愈充分，政策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就愈高，实施带来的副作用就会愈小。
科学决策不能仅靠政府精英的头脑，更要有科学和民主的机制做保证，需要听取和集中社会各界人士的智慧和意见。
政府在制定政策时的有限理性，需要有来自社会的理智作补充和完善；政府组织的权力意志及集团利益，需要有来自权力本身和社会的协商机制来制约与平衡。
权力意志如果不考虑民众的意愿和呼声，必然会在恣意妄为中迎来危机或毁灭。
这一点在传统社会的权力体制和决策机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综观中国古代历史，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出现的“盛世”是非常短暂的；400多位皇帝中，能够称得上英明神武的不过仅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康熙乾隆几位。
“盛世”出现的共同原因，主要在于吸取前代王朝灭亡的教训，制定了有利于生产发展的社会经济政策；当朝皇帝有良好的政治素质，选贤任能，惩治腐败，政治清明等。
而各个朝代衰败的直接原因，除制度因素外，则在于皇帝修为无度，帝国领导人在统治过程中英明丧失。
传统中国是一个“人治社会”，君主的好坏决定着他们执政的成败。
历史呈现这样一个规律：
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华、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经过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代，往往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
如果被贤臣辅佐，天下就会大治；如果被小人包围，天下就会大乱。
总的趋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
根本原因是“在这种形态的运转系统中，君权预先规定施政方向、方针与措施，有君权发出支配行为，一切执行者才能够开始行动”（崔文华《权力的祭坛》）。
“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君主随意的一个念头、一个怪诞的想法，都有可能使全社会振荡；他个人的好恶就会成为全社会的价值标准，他自己的决断就可以决定整个国家、全体人民能够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可以决定国家的前途！
于是，全社会千千万万人的命运便取决于一个人的喜怒好恶，历史的进程就成了具有极大偶然性的东西。
”（刘泽华等《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
罗素也指出：
“除了外来征服的因素，传统权力的崩溃历来是人们滥用职权的结果”（罗素〈权力论〉）。
4、学习影响政府能力建设和政治生产力。
从一般意义上讲，政府能力是指一个政府实现自己职能时所拥有的资源、能量和力量。
政府能力的大小强弱取决于政府内部的人力资源、财力资源、权力资源、权威资源、文化资源、信息资源、管理水平结构资源）等七种要素。
换言之，政府能力的构成要素相应为人力、财力、权力、公信力、文化力、信息力和结构力。
历史反复地证明，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的，而没有充裕的政府能力，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是有效的（汪永成《论新世纪中国政府能力建设的战略方向》）。
政府能力代表国家能力，是制度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属于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所以，在全球化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时代背景下，各国对政府能力及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研究方兴未艾，给予了高度重视。
政府能力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和渐进的过程，涉及转换职能、优化结构、提高素质等诸多方面，需要不断加深对社会各领域发展规律、政府职能与作用规律、政府组织自身建设规律等等问题的理解和把握，这些都离不开专项的学习、调查和研究，离不开特种知识的积累和应用。
政府能力建设的实质，就是将科学和理性精神注入政府肌体之中，让政府组织有更多的智慧和理智手段管理社会事务，拥有更强的把握和驾驭复杂事变的能力。
在政府能力建设中，政府组织制度变迁的速度仍然是学习速度的函数，经验和学习的差异仍然是形成不同政府组织形式的重要原因，知识存量的增减仍然会对政府组织制度变迁的时间因素起着重大影响。
制度经济学认为，组织是否有效，要看组织是否具有实现组织最大化目标所需要的技术、知识和学习能力，也就是创新能力。
“组织或企业家之间的区别往往在于他们拥有多少特殊知识以及获得特殊知识的能力”（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我个人理解，这一点同样适合于不同社会制度和政府组织之间的区别上，不同国家、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可以从中找到原由。
三、实现学习与社会实践的有机互动，在革新的学习中促进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知识和技术存量规定了人们活动的上限，但它们本身并不能决定在这些限度内人类如何取得成功”。
“正是人类组织的成功或失败决定着社会是进步还是倒退”（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学习本身不能决定社会组织的成败，但学习能够对社会组织的智慧和能力产生重要影响，从而间接作用于社会组织的兴衰成败。
正因为如此，在迈向未来的征程中，人们希望通过改进社会组织的学习状况，实现人类社会的稳定进步。
1、应该将学习纳入社会组织制度之中。
学习的重要政治经济效应，学习对政府组织智慧与能力建设的重要作用，促使人们力求将学习组织化、制度化，将学习作为政府组织建设的重要课题。
这种愿望在后现代化国家，在处于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国家，更为突出和迫切。
政府组织学习的制度化，使政府组织能够把社会实践所需要的理论和知识作为学习任务，围绕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及时总结政策的得失和经验教训，形成更加成熟的变迁思路和政策措施。
在这一过程中，知识与问题、认识与实践、研究与政策达到了有机的结合，特殊知识的积累与社会问题的解决相互作用，形成了以问题促进学习、用学习成果指导实践的良性循环机制，能够比较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变革。
我们党历来重视学习问题，各级政府组织都建立了学习制度，这对于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
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那样：
“我们党历来是重视学习的。
每当革命和建设发展到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全党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时候，更要特别强调加强学习。
70多年来，我们党的事业取得的每一个发展和每一个胜利，都是同全党的学习进步密不可分的。
”（江泽民《学习学习再学习》）。
有人曾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学习机制与适应能力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适应能力（是指面对环境变化等因素造成的种种不确定性时一种发现和纠正现有缺陷，接受新信息，学习新知识，尝试新办法，面对新挑战，改进运作的能力）对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对发展中的国家。
基本上是在没有航标的河道上前行，航道上可以说水流湍急，暗礁密布、险象环生，如果没有适应能力的话很快会翻船。
中国模式中，中国政策体制适应能力肯定是其中最关键的环节之一。
适应能力中有一条是能肯定的，就是学习能力。
是体制的学习能力，不是个人的学习能力。
一个体制的适应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应用更多的模式来进行学习。
第一是体制的安排使得决策者对新出现的问题、困难、不平衡非常敏感，有责任作出回应。
第二是决策者要深信只有通过实践和实验的方法去学习，而不是照搬外国的经验和时髦的理论才能找到解决政治和制度问题的途径。
第三，在政治统一的前提下允许许多领域进行分权式的决策，从而通过分权式的实践和实验最大限度地探索解决问题的不同方式。
第四是对实践和实验产生的新东西在进行集中式的纵向推广。
四个特点都具备的体制，是适应能力比较强的的体制。
中国政府在几个方面都做得比较好，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适应能力也许比什么都重要，不具备适应能力富国也可能变成穷国。
而具备这种能力，贫穷落后的不平等国家，也可以迈向繁荣幸福的康庄大道。
我觉得学习能力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王绍光：
论中国政府的学习机制与适应能力——关于中国模式的思考）。
2、加强社会人文科学的学习研究。
在人类知识体系中，不同的知识类别具有不同的作用。
精确科学更多涉及的是工具理性，能够转化为技术的生产力，关注的是物质财富和技术力量的增长。
而社会人文科学更多涉及实践理性，能够转化为制度安排的生产力，关注的是人的幸福、社会的和谐稳定。
精确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是必须的。
在现实中，精确科学和它们的技术创造了巨大的进步。
而人文科学、道德科学和社会科学却远远落在后面。
这就造成了社会政治发展与技术进步结构之间的不相适应和矛盾状态，成为现代人类主要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徐崇温《罗马俱乐部的思想和活动》）。
全球“人类困境”和国家社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社会人文科学更关注社会制度的运行及其绩效，对于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解决有更直接的作用，因此对社会制度安排和政府组织建设更为重要。
关于社会科学知识的作用，制度经济学曾做过专门的分析，认为制度变化的供给依赖于两个因素：
知识基础和创新成本，“我们拥有社会科学的知识越多，我们设计和实施制度变化就会干得越好”。
社会科学和相关专业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发展的成本，正如自然科学及工程知识的进步降低了技术变迁的成本一样。
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进步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是制度安排选择集合受到社会科学知识储备的限制。
即使政府有意建立新制度安排以使制度从不均衡恢复到均衡，但由于社会科学不足，政府也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安排。
二是知识的积累和社会科学的进步，以及与工商业和政府机构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统计资料储备的增长，减少了与某种制度安排革新相联系的成本。
三是一个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的变动和确立，都是由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诱发和塑造的。
四是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对于人们发现制度不均衡、设计制度以及提高认知制度的能力都有重要影响。
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指出，在任何国家的社会科学中，都没有像经济学那样在提供新的知识以有助于减低社会变迁的经济与人的成本方面那么成功。
一个新旧体制转轨与制度变迁的国家更是如此（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因此，政府组织要增强管理社会的智慧，减少政策的盲目性，提高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保证社会的健康稳步发展，必须切实加强对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和研究。
社会人文科学研究机构和部门，也要围绕社会变革中面临的问题，加大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力度，加深对各领域、各方面关系和规律的理解和把握，为政府组织政策决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依据和参考。
3、积极倡导革新的学习方法。
每一个社会组织都在经验着学习。
但不恰当的学习却有助于社会状态的恶化和扩大人类沟壑，使社会没有准备好去应付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限制了我们处置社会问题的能力。
社会组织的学习，大体上存在三种模式：
一种是教条式的学习，一种是维持式的学习，一种是革新的学习。
教条式的学习认为自己组织所信奉的思想是唯一正确的真理，把老祖宗的言论作为信条和衡量标准，往往导致思想和体制的僵化。
对这种学习的危害，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曾深刻指出：
“在前科学水平上，我们由于错误的理论遭到破坏和消灭；我们和错误的理论一同死亡”（布赖恩·马吉《开放社会之父——波普尔》）。
邓小平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时明确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维持的学习是为获得处理已知和重复情况的观点、方法和规则而进行的学习，是一种旨在维持现存制度的学习，对每个社会的运转和稳定必不可少。
但维持的学习堵塞了社会革新的通道，使人类日益增长地易受震动的袭击。
在历史上，往往要靠又事件（突然的匮乏、紧急状态、苦难、灾祸等）引起的震动去激起革新的学习。
在现代全球“人类困境”时代急速变革的时代，阻拦革新的学习的重大危机和代价，就是当着需要作不可缺少的抉择时却作不出来。
与常规的学习不同，“革新的学习是准备个人和社会同新情况、尤其是同人类自身所创造的情况相一致地活动的必要手段”，“革新的学习是解决任何全球问题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波特金等《学习无极限》）。
革新的学习有两个本质特征，一是预期，即将探查可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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