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讲稿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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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讲稿)
[教学目的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员了解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必要性、我国城市化的现状、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道路选择、加快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措施。
[中心内容]
城市化滞后给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如农民收入难提高,就业难增加,产业结构难升级等问题。
上述难题不化解,就会直接影响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进而影响到本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实现。
因此,加快城市化进程势在必行。
加快城市化进程除了选择正确的城市化道路外,必须以大力发展城镇经济为先导,以体制创新为动力,以可持续发展为方向。
[教学重点与难点]
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必要性;加快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措施。
[导语]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味着中国要在未来不到20年的时间里完成三大转型任务:
一是生活方式转型,即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
二是生产方式转型,即走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道路:
三是社会结构转型,即中等收入者阶层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
不言而喻,城市化是三大转型的核心、纽带和归宿。
而我国由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原因,城市化比较滞后。
200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79年的17.9%上升到40.5%,但是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大约10个百分点,比同等工业化程度国家约低20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大约低40个百分点。
大体相当于英国1850年(37%)、北美1910年(41%)、日本1950年(38%)的城市化水平。
城市化滞后给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如农民收入难提高,就业难增加,产业结构难升级等问题,都与城市化滞后有关。
上述难题不化解,就会直接影响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进而影响到本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实现。
因此,加快城市化进程势在必行。
[正文]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味着中国要在未来不到20年的时间里完成三大转型任务:
一是生活方式转型,即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
二是生产方式转型,即走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道路:
三是社会结构转型,即中等收入者阶层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
不言而喻,城市化是三大转型的核心、纽带和归宿。
而我国由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原因,城市化比较滞后。
200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79年的17.9%上升到40.5%,但是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大约10个百分点,比同等工业化程度国家约低20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大约低40个百分点。
大体相当于英国1850年(37%)、北美1910年(41%)、日本1950年(38%)的城市化水平。
城市化滞后给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如农民收入难提高,就业难增加,产业结构难升级等问题,都与城市化滞后有关。
上述难题不化解,就会直接影响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进而影响到本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实现。
因此,加快城市化进程势在必行。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是推进城市化进程
先来认识一下城市化,城市化有动态和静态之分。
静态的城市化是指非农产业和城市人口及城市生活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状态。
亦即现代化状态,它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和重要内容。
目前,发达国家都已实现了城市化。
如美国城市化水平(率)达98.5%,日本达95%,它们都是高城市化国家,也是高度现代化国家。
我国城市化仅为40.5%,说明我国还不是城市化国家,我们只是一个农民大国。
而动态的城市化是指由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是人口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的统一。
从本质上说,城市化意味着更多的人由从事较低效率的农业劳动转变为从事较高效率的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由传统的、保守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为积极的、富于开拓进取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低消费群体转变为高消费群体,由农村文明转变为城市文明。
从这个角度和意义看,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过程,就是发挥城市中心作用,逐步提高经济效率、消除二元结构、实现社会公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过程。
换个角度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核心是推进城市化进程。
(一)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党的十六大提出,本世纪头20年,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要实现这一目标,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
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
因此,多年来,“三农”问题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从经济角度看,做好农村、农业、农民工作,关键要解决好发展问题。
就像治病要找病根,解开“三农”问题的“穴道”,绝招只有一式,持续提高农民收入。
然而近几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却一直在迁回爬坡。
统计资料显示,从1997年到2003年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经持续了7年。
目前仍有3400万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还有约6000万人没能稳定地超越温饱水平。
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仍然在进一步扩大。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1978年,只有2.47:
1,但是去年已达到3.24:
1,实际城乡收入差距已达6:
1,堪称世界之最。
农民增收困难,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是新世纪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农业不兴,无以谈工业之兴;农民不富,难得国泰民安。
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中国经济发展的远景规划,如果让“三农”问题拖了后腿,最终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缘木求鱼,墙上挂帘子——没门!
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必浚其泉源。
为何农民收入过低、增长乏力?
造成农民收入过低和增长乏力的短期性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长期性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农民较多。
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中国“三农”问题才能得以根本解决。
而加快城市化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治本之道。
当然,提高农产品价格,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减轻农民负担,加大对农民财政支持力度,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收入,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增产和价格方面讲,9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产品供给由过去的全面短缺,走向了结构性、地区性和阶段性过剩,出现了农产品“卖难”现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已不可能再依靠增产或提高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
产出越多,价格越跌,结果则是农民增产不增收。
而且当前我国大多数农产品价格都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如小麦价格已比国际市场高75%,玉米高63%、棉花高12%,菜籽油和豆油高37%,禽肉高35%),再提高农产品价格将进一步削弱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从种植结构调整方面讲,种植结构调整能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收入,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结构调整了,短期内是能增加农民收入的,因为新产品一上市,价格一般比较高,但很快就又饱和了,价格也就降下来了,前几年有些地方一窝蜂地种药材,养长毛兔,使老百性吃尽了苦头。
再从需求规律看,相对于工业品和服务品而言,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随收入的提高呈下降趋势,所以靠调整种植结构,靠生产名优新特农产品增加收入是有限的。
从减轻农民负担方面讲,即使全部减去,对农民收入增长而言也很有限,不可能使农民走上富裕之路。
再从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方面看,当前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对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确实很有必要。
但面对如此广大的农村和众多的农民,即使拿出2、3千个亿,人均起来量也很小,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发展,农民富裕的问题。
因此,增加农民收入,应跳出原有的主要依靠提价,增产、政府补贴的定式,转向主要依靠城市化减少农民来实现。
因为,积极推进城市化,使农民进入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就会使土地承载的人口量减少了,有利于土地规模经营,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机械化、现代化,进而增加农民收入。
据宏观部门预测,到2015年,若积极推进城市化、使农村人口减少30%,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平均收入即可增加30%。
综上所述,加快城市化进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二)城市化是增加就业、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者阶层的根本途径。
“就业是民生之本”。
不管是农民还是市民,都必须通过工作取得收入,借以维持生计,进而改善生活、实现小康。
前已述及,农村中的广大隐性失业者,需要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来实现充分就业;而城市中广大下岗失业职工的再就业和新增劳动力的就业,以及他们及其供养人口的小康梦,同样也只能寄希望于加速城市化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实现。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是确保充分就业。
人口基数大、劳动力富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2002年底,我国城乡共有就业人员7.37亿人,比整个西方发达国家的4.3亿人多出3.07亿人。
另外,虽然计划生育减缓了人口增长,我国每年的新生婴儿仍将近有1700万左右。
有预测表明,我国15—59岁人口一直增长到2020年之后才会刹车。
该年龄段人口,到2020年会增长到9.4亿人左右,比现在的8.2亿人要净增加1.2亿人。
这就是说,在未来的20来年间,我国将在克服现有农村隐性失业人口、城市失业人口和下岗人口就业问题的基础上,还得为新增加的这1.2亿人进一步创造就业机会。
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将被人口增长抵消。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显示,2003年全国城镇新增劳动力10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约1400万人。
而按照我国国民经济增长7%左右测算,全年只能新增就业岗位1000多万个,年度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差额达1400万人左右。
据测算,从2003年到2020年间,农村将向城镇累计转移劳动力17000万,城镇新增劳动力9000万,下岗需要再就业的5000万,城镇累计需要提供就业岗位31000万,平均每年需要提供就业岗位1722万个。
可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期间我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而这些人如果不能实现就业,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者阶层就无从谈起;而没有比较稳定和丰厚的收入,他本人及其供养的人口别说难以实现小康梦,就是维持生计恐怕都会十分艰难。
2、要确保充分就业必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从第一产业中转移出来,第二产业的一部分劳动力也要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向外转移,只有第三产业成为容纳劳动力就业越来越多的一个领域。
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工业化过程中,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例一般为1:
3。
而中国在过去的20年中,第二、三产业就业比例只有1:
1.5;在农村,两者比例则完全颠倒,为1.5:
1。
近些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也充分证明,第三产业是增加就业的主渠道。
有关部门2002年对中国10大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调查发现,北京、重庆、武汉等城市新增劳动力需求的80%以上来自第三产业;天津、西安、成都、西宁等城市也在50%以上。
这些城市在国内生产总值提高过程中,第三产业吸纳就业人数为工业的数倍。
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仅占27%,而美国高达74%,马来西亚、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达到了40%以上。
由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就业弹性系数(即经济每增长1%带动就业增长的百分比)低,导致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就业增加有限。
比如2002年底,在7.374亿就业人员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为3.687亿人,占50.0%;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为1.578亿人,占21.4%;第三产业就业人员为2.109亿人,占28.6%,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例为1:
1.3。
如果我国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例能上升到发达国家1:
3的水平,那么第三产业还可以多容纳3.165亿劳动力。
就算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例只达到1:
2,第三产业也还可以多容纳1.047亿劳动力,足见我国第三产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这也正是我国实现充分就业的希望之所在。
3、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必须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
现代第三产业的发展,需要人口集中、收入提高、生产方式改变和消费多样化,以及分工和协作极为发达、形成规模化的交通运输网络。
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能为其提供一个服务专业化但人口集中后规模又足够的市场容量,一个有一定人口规模并有一定支付能力的市场,以及一个方便人们消费的经济距离。
有资料显示,要发展较为现代化的第三产业,城市的最低规模为25万人,低于这个规模,只能发展传统商业服务业占较大比重的第三产业。
而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国城市化水平偏低。
到2002年末,全国只有设市城市660个,其中直辖市4个,地级市275个,县级市381个;而全国的地级区划数为332个,县级区划数为2860个。
这说明,还有为数不少的地级区划和大部分县级区划人口规模不足,未达到设市标准。
此外,全国还有20000多个建制镇,平均人口规模也不到1万人。
当然,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城市化发展不足,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城市化发展潜力巨大。
没有城市化的大发展,就没有第三产业的大发展。
而没有第三产业的大发展,我国的就业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会落空。
所以,城市化滞后是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
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我国必须千方百计加快城市化进程。
(三)城市化是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增长的持久动力。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循环公式:
需求——开工率(增长率)——就业——收入——需求——经济增长,这是一种循环,需求增加,意味着开工率(或增长率)提高,开工率提高,就业率会提高,就业增加,收入增加,收入增加会进一步带动需求及经济增长加快(举例略)。
可见,走入这种良性循环的关键是解决需求不足问题。
在需求不足上,尤其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又主要是最终消费需求不足。
最终消费不足,主要是农民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
一是从消费总量上看,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不到城市居民的1/3,在整个市场构成中,占人口60%的农民在全国消费品市场所占份额仅为30.9%,而占全国人口40%的城镇人口却占据全国60%多的消费品市场,也就是说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
二是从消费结构上看,城乡居民存在着巨大的消费断层。
在家电、冰箱、彩电、洗衣机的普及程度上,农村家庭至少要比城市落后10年以上。
较低的农民消费需求,过早地促成了低水平买方市场的形成,使得城镇市场上趋于饱和的高档耐用消费品无法向农村市场转移,这必然会影响开工率,导致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增多,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受损。
因此,要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切入点就是要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
那么,是什么导致农民消费需求不足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长期性、根本性、结构性的原因是城乡结构的严重失衡,城市化滞后。
一是城市化滞后,农民数量过多,农民的农业收入很难提高,收入微薄就不能将潜在的消费需求转化为收入支撑的现实需求。
农民不是不想买别墅、汽车,不是不想去九寨沟、张家界旅游,欣赏大自然的美景,而是他钱少或没钱;二是城市化滞后,大量农民滞留在农村,发展乡村工业,在工业品大量过剩的情况下,非农产业收入的增加也有限。
也就是说农民在农村挣钱的门路较少,要想从事第三产业,必须让农民进城,别无它路。
三是城市化滞后,大量农民滞留在农村,农产品交易率难以提高,农民的现金收入就少,现金收入少,自然购买工业品就少。
第四,城市化滞后,大量农民以及已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滞留在农村,其消费观念、消费习惯、消费模式很难有大的改变。
农民的消费结构20多年来没有大的改变,十分有限的现金收入主要用于盖房子、婚丧嫁娶及“随份子”。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保持这种落后消费习性的情况下,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就很难保证,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会成为空话。
第五,无论怎样努力,农村的基础设施也不可能达到城市的水平,既使在同样的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下,由于基础设施的客观上不完善,以及分散状态下的高成本和高价格,也会限制农民对通讯、电力、自来水、文教体育等的消费。
所以,只有加快城市化进程,减少农民才能使农民的收入增加,扩大消费需求,而且进城的新市民需要吃、穿、住用行,必然会扩大消费需求;此外,推进城市化还有利于扩大投资需求,城市化水平提高意味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一批新城市的建设,从而创造巨大的交通网络、医院、学校、水、电、气等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投资需求。
总之,推进城市化是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重大举措。
有经济学家指出,如果一年内,国家的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就可以把GDP拉动1—2百分点。
综上所述,加快城市化进程既是解决当前诸多难题的关键,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举措。
加速城市化进程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还具有现实可能性,表现在:
(1)我国城市化运行态势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
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进程分为起步、加速和稳定发展三个阶段。
当城市化水平到了30%—70增长过程是城市化加速阶段。
我国目前城市化已达40.5%,正好处于加速发展阶段的起点上。
也就是说目前中国城市化有加快发展的内在冲动。
(2)推进城市化的物质基础基本具备。
表现在:
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工业化进程加快,服务业增长迅速,城镇经济实力增强,城镇基础设施初具规模,国际资本、国际产业向中国转移趋势加强。
推进城市化的物质基础基本具备。
(3)推进城市化的体制环境已渐形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投融资体制、城镇住宅及社会保障等各项改革不断深化,推进城市化的体制环境已渐形成。
总之,推进城市化的条件已渐成熟,我们要乘势而上。
二、中国必须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却有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的困难与阻力,根据1999年联合国的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在21世纪,中国将面临“人口、就业、资源、环境上的四大挑战”。
那么我们能否正确地处理中国人口的增长问题,使之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能否以经济、产业和技术上的革命,为国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能否利用相对贫乏的资源,创造性地使社会消费和生产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并保障经济环境在持续发展中处于优化状态,均有赖于城市化道路的正确选择。
在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上,目前仍存在严重分歧,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小城镇,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及城市群,有的则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
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有其局限性,其实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应建立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要遵循城市化发展的规律,立足我国国情,借鉴他国城市化的经验,总结我国以往城市化道路的教训。
那么,我们应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呢?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我们应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一)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城市化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
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功能上也是互补的,其规模结构是由内在规律决定的,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我们不能强调一个方面而偏离另一个方面。
就大城市(包括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100万—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和2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而言,大城市发挥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领头羊”作用。
因为它具有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不可比拟的聚集效应、规模效应、扩散和辐射效应,可以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地区的迅速发展,而且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体现。
无论是工业化起步最早的英国,还是后起的美国、日本、韩国等,其大城市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目前,百万以上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即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集中度),2000年美国是39%,德国是41.8%,英国是23%,日本是37.5%,韩国是52%,而世界平均水平是16.5%,中等收入国家为22%,高收入国家为30%,都大大高于我国11.3%的水平。
大城市不仅是城市化的主力,而且还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如美国3/4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聚集在大都市市区。
日本8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3大都市圈;伦敦占了英国对外贸易货运量的75%;纽约占了全国对外贸易周转额的20%;东京拥有80%的出版社和86%的出版量,纽约和伦敦的文化氛围是世界上其他城市中难以比拟的。
大城市的人口聚集、产业聚集,使得大城市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龙头作用,如日本东京的GDP占全国比重为18.6%,伦敦占17%,汉城占4.6%。
大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中小城镇,这是世界各国城市化的普遍规律。
在上世纪50年代300万—500万以上的城市地球上有6个,到90年代初已有30个。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就人口的可比增长速度而言,大城市的发展也是快于中小城市。
正视大城市的作用及其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我们推进城市化就不能抑制大城市的发展。
只要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是必然的,在城市经济增长不可能完全依靠内涵实现的情况下,体现城市规模的人口增加和建成区面积扩大就是难以避免的。
上海的浦东开放开发,北京从二环到六环的建设,济南、长沙、杭州等省会城市的一再扩容,正说明控制大城市规模是多么不现实。
在城镇体系中,我们既要发挥大城市的龙头作用,同时还要发展若干各具特色、专业化强的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
我国中小城市多数是制造业的基地。
在本世纪中叶,中国有望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小城市将功不可没。
而小城镇的发展也是必须的。
小城镇处于城之尾乡之头,易于就近吸纳农民进城。
它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促进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化,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
小城镇的发展也符合城市梯度成长规律。
自发形成的城市都是从小城镇发展到小城市,小城市发展到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又发展到大城市,所以,推进城市化离不了小城镇的发展。
综上所述,推进城市化,中国需要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同时需要建设一批富有特点的、专业性强的中小城市以及不可替代的小城镇。
应当看到,不同类型的城镇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吸引力,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也会具有大城市所没有的特色,有些人愿意生活在大城市,甚至是小城镇,愿意享受更为悠闲、接近自然的生活,更为清洁的空气和价格更便宜的住房。
我们绝不能再进行简单的量的对比,不能“崇大抑小”,也不能“崇小抑大”,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二)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我国国情的内在要求
我国地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的差距很大,不宜实行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
人口多、地域广、差距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的京津、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地区,人口稠密,经济较发达。
工业化处于中后期阶段,交通便利,并有一个或若干个特大型城市、大城市为依托,城镇体系较完整。
在这类地区,城市化的重点是完善城镇体系及功能分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特大和大城市的依托下,可以发展起来,而且个别特大城市确实存在过密,需要向周边地区转移工业和人口的问题。
对这类地区,合理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就是正确的。
但在广大的西部地区,华北北部和东北的西北部,特别是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区,经济不发达,工业化处于初期阶段,乡镇企业不多,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完备,且运距很长,缺乏具有辐射力和带动力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小城镇往往是由国家布局的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加工项目形成的,城市功能不完善,对人口的吸纳力很弱,城镇体系不完整。
在这类地区,实行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是不现实的。
因为你经济基础薄弱,对农民没有吸引力,既使建成起一座座小城来,也只能是空壳。
城市化的重点可能主要应是发展和壮大现有大城市和少数中等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吸纳力和辐射力。
以上这是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谈城市化模式不能一刀切,下面再从人口国情看,更得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举。
从人口国情看,我国的人口基数太大(13亿人),农民太多(约占60%的人口),城市化的任务之重(大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
发达国家美、日、德还有发展中的高城市化水平国家,其人口基数和城市化人口规模都比中国小得多,几个或几十个大中城市即可担负起全国城市化的任务。
如伦敦680万人,占英国人口的12%;东京1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10%;汉城1100万人,占总人口的20%;墨西哥城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25%。
而我国城市化的重任,就是20年内再建100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也只能容纳1亿多人口,自然承受不了巨大的城市化人口的压力,中国城市化目标的实现必须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共同分流。
总之,推进城市化,我们应放弃按规模确定城市发展重点的方针,从全国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