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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兴评述热点话题

播音主持专业考试即兴评述话题(20121218整理)

1、厦门大学将高尔夫列为必修课,引得各方纷争不休,甚至名列“中国高校10大荒唐事件”。

厦大校长朱崇实回应说,精英教育是厦大的责任,如果高等教育只为满足市场需求,这个社会就是危险的。

在北大副校长“大学应该培养蓝领”之言犹在耳畔,教育部“大学生是普通劳动者”定论“尚未过期”时,厦门大学的“精英教育”可谓独树一职。

在“大学生是否应该定位为精英”问题上,中国大学似乎陷入了“身份迷茫”的境地。

职业教育向左:

让大学生学得一技之长,从蓝领定位开始走向社会;精英教育向右:

在“必修高尔夫球”的背后,中国需要思考的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社会精英”?

甲方:

中国需要精英,支持培养厦门大学的精英教育学说。

乙方:

中国需要的不是精英教育,而是普通话劳动者。

2、日前,北京铁路法院向铁道部提出司法建议:

铁道部应提高旅客人身伤亡赔偿金限额。

铁道部已修订相关赔偿金标准,并报国务院审批。

“人命关天”,人的生命无价,这是对“人命”的基本道德判断。

但是,当一个具体的人非正常死亡时,他的生命价值却往往要通过有价的金钱来衡量。

规章制度、法律条款对“人命”的价格做出种种规定,已被人们所认可。

但是现实的制度和法律对交通事故、煤矿事故中死者的赔偿,让人的生命显得如此“低廉”。

甲方:

人的生命是可以用价值来衡量的。

乙方:

人的生命是不能用具体的价值来定位的。

3、著名作家洪峰,日前在沈阳街头当众乞讨。

原因据他本人讲,是其所在的沈阳市文化局从今年9月份起一直扣发他的工资。

大约10年前,洪峰被沈阳市文化局作为人才引进之后,大概就变成了“专业作家”。

他们由国家出钱给他们发工资,但他们不需要上班,只是呆在自己愿意呆的地方写作,写出作品之后得了稿费则全归自己。

如今,体制要改革了,“专业作家”得上班了,洪峰不干了,于是上街“要饭”了……

乞讨事件引发了一场关于作家体制的讨论,许多作家和网友对作家拿工资表示不满。

尽管不排除洪峰故意恶作剧的可能,但这一事件的确反映了一种过时的制度正在变革的阵痛。

甲方:

我们要顺应制度变革调整自己,不能信赖体制生活。

乙方:

我们习惯于某种体制了,这是社会、是制度给我们的定位,如果改变对我们起初的定位,是政府的责任,我们的待遇不能少。

4、我们离“休闲”有多远?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一位博士研究得出结论,中国人在闲暇时间保有量上已经超过英美,居世界领先水平。

就在前不久,全国假日办的官员表示,黄金周制度不但保证了我国劳动者的休息权,而且唤醒了人们的出游意识,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年初,“中国休闲小康指数”发布,当时有专家称,中国已迈入休闲经济时代,休闲在中国已不是“少数人的特权”。

不可否认,如今中国人的法定假日是多了。

然而,据调查显示,对自己休闲状态比较满意的只占10%,多数中国人甚至不希望自己“闲”。

纸上算出来的闲暇时间为何跟国人对休闲的感觉相差如此之大?

如果联系我国的GDP统计逻辑,联系低工资发展战略,再比较一下供百姓休闲的公共产品的成本……也许疑问不难解答。

甲方:

就目前中国的发展状况看,中国不应提倡休闲,应该加紧生产,为迅速提高综合国力做贡献。

乙方:

中国应该提倡休闲,一是促进消费,扩大内需,二是让人们在休闲中享受生活,为自己充电,更有利于工作。

5、中国几十年的变与不变

北京正在酝酿暂住证制度“破冰”:

以“居住证”取代暂住证。

20多年来,暂住证及其背后的户籍制度成了许多“流动人口”的心中之痛,但对这一制度的改革却进行得异常艰难。

变还是不变?

其中利弊如何?

这个疑问并不仅涉及户籍改革。

住房、医疗、教育、婚姻,乃至日常生活水米油盐,都让百姓从“变”与“不变”中品尝着酸甜苦辣:

一方面要为“学费20年涨25倍”和“医疗费20年涨244倍”的“巨变”而困扰,一方面又要为饮水标准、安全标准的多年不变而吃惊。

市场上的变化一日千里,制度上的变迁总是举步维艰。

其实,“变”或“不变”,是终要看是否能对百姓有好处。

这几十年变化带给我们的思考,脱不开“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脱不开对人的生命财产的尊重。

甲方:

这些变化是中国发展的必然,没有差距就看不到发展,尽管在变化中出现不如人意的地方,但终究是朝着更健康,更和谐的方向发展的。

乙方:

就“变”和“不变”的观点看,主要是经济利益驱动使然,凡有价值可取,有钱可挣的,都在不停的变,没有价值的或利润小的就不变,简直就是恶性膨胀。

5、中国的父母为何总让人感动?

近日,水木清华BBS上一篇关于“清华家长送子上学,露宿操场”的帖子,引起了网友热烈讨论。

不论舆论的声音如何缤纷,父母们这种质朴的舔犊之情,都让人唏嘘感动。

入学时,父亲借钱来圆儿子的“谢师宴”;没学费,父亲竟愁得自杀;含辛茹苦地把孩子养到大学毕业,却又要忙乎着孩子的工作、房子、结婚、还有孩子的孩子……

都说十八岁就意味着成人,可是在中国的父母面前,孩子永远长不大。

可怜天下父母心,中国父母为了孩子奉献了所有。

就在前不久,全国假日办的官员表示,黄金周制度不但保证了我国劳动者的休息权,而且唤醒了人们的出游意识,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年初,“中国休闲小康指数”发布,当时有专家称,中国已迈入休闲经济时代,休闲在中国已不是“少数人的特权”。

不可否认,如今中国人的法定假日是多了。

然而,据调查显示,对自己休闲状态比较满意的只占10%,多数中国人甚至不希望自己“闲”。

纸上算出来的闲暇时间为何跟国人对休闲的感觉相差如此之大?

如果联系我国的GDP统计逻辑,联系低工资发展战略,再比较一下供百姓休闲的公共产品的成本……也许疑问不难解答。

甲方:

就目前中国的发展状况看,中国不应提倡休闲,应该加紧生产,为迅速提高综合国力做贡献。

乙方:

中国应该提倡休闲,一是促进消费,扩大内需,二是让人们在休闲中享受生活,为自己充电,更有利于工作。

6、中国大学应该培养蓝领?

近日,在“大学校长国际论坛”上,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呼吁“大学需要培养更多蓝领”。

这一论调直接呼应了教育部在前不久提出的“大学生是普通劳动者”的观念。

其实,从社会频露大学生卖猪肉、擦皮鞋、卖糖葫芦等新闻到大学生回炉读中专现象渐成趋势,大学生当蓝领早已经是普遍的现实。

有人说“中国的大学彻底变成了打工仔岗前培训机构”。

的确,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大学正迈入社会中心,逐渐成为商业社会的“培训基地”。

而且,有网友这样质疑:

术业有专攻,大学的培养模式和职业教育的培养模式相同吗?

大学能够培养出优秀的蓝领吗?

是否,中国大学培养了更多蓝领就能解决当前人才困境?

甲方:

中国大学应该培养蓝领,应该成为打工仔岗前培训机构。

乙方:

中国大学不应该培养蓝领,而应该培养社会进步的领跑者,应该是精英的摇篮。

7、“恶搞”红色经典有罪吗?

“雷锋是因为帮人太多累死的”、“黄继光是摔倒了才堵枪眼的”、“董存瑞为什么牺牲?

因为被炸药包上的两面胶粘住了”……网络上的“恶搞”风气渗透到了“红色经典”。

在娱乐界,翻拍“红色经典”也曾是一种时尚,与“恶搞”不同的是,他们更多是大玩感情戏,将“红色”变“桃色”。

这种做法曾经受到广电局的批评。

今年,新一轮重拍风云再起,新《霓虹灯下的哨兵》中,让原作中温良贤淑的春妮去做“卧底”的改编又让人大跌眼镜。

不管是改编翻拍,还是恶搞,争议声从来未曾止息。

赞成者说,所谓的恶搞是现代人文化多元化的体现,是合乎现代人口味的解读;反对者则认为,恶搞渗透到红色经典领域,就是对历史的亵渎。

恶搞《无极》,人人叫好;恶搞“红色经典”,一片骂声。

难道,“恶搞”真的触犯了道德底线?

甲方:

恶搞是文化生活的需要,现代人文化多元化的体现,是合乎现代人口味的解读,百家争鸣,但不能触犯道德底线。

乙方:

恶搞只是娱乐的需要,并不能真正改变红色经典的本质,利用其题材改编成一个笑料,可以理解。

8、大学爱面子苦了谁?

据中青报与本网联合调查,中国83.9%的人认为,现在不少大学的建设存在“面子工程”和“过度消费”问题。

去年,人大一个仅有3层高的食堂,装了两部观光电梯。

这项“有面子”的工程被选入了非官方版的“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新闻”。

此事一经媒体披露,立刻引来一片口诛笔伐声。

其实,不止是学校的基础建设领域,更多的“面子工程”早已在大学遍地开花。

引进海外人才时把兼职硬说成全职;为争院士“落户”高校不惜开出天价高薪;为迎接本科评估,全校师生集体造假……

爱面子本无可厚非,但是,当大学因豪华校园而负债累累,甚至面临破产;当大学频发教授弄虚,人才作假;当大学被炮轰,大学精神被公众质疑时,我们是否该反思:

这样的面子要不要争?

面子固然很重要,但同时要想想:

什么样的面子是有价值的?

中国大学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面子”?

甲方:

学校是身正为范的神圣之地,不能弄虚做假,只有真才实学,只有实实在在才能在各方面教育好学生。

乙方:

这是社会竞争的需要,没有这些面子工程就不会有好的发展,甚至失去发展机遇。

9、“大学生当村官”会成历史笑柄?

毕业了,当村官去?

7月,北京等地许多大学生陆续“下乡报到”,乡镇一级将迎来2万应届生。

新一轮“知青下乡”终于从胎动状态走向有声有形。

显然,今天的“上山下乡”已不再是当年单纯的理想主义了。

就业压力的困囿、各项优惠政策的召唤,让这场运动注定从一开始就处于普遍的怀疑之中。

最新的报道显示,就连大学生自己都对能给农村带来多大变化缺乏信心,众口一词表示“主要是来锻炼自己的”。

这样的众口一词不知会不会让有关部门的满腹信心大打折扣。

有评论言,“大学生当村官,荒诞甚于严肃,最好还是别给历史留笑柄了。

这话说的严重了点,但结果究竟如何,历史会告诉大家一切的。

甲方:

社会分式不同,做什么工作都是为了生活,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无所谓,做村官也不错。

乙方:

做村官是没出息的表现,大学生学的都是社会发展的前沿学科,到农村去当村官,根本不能实现学有所用的教育目的,是资源的浪费。

10、谁是校园里的“弱者”?

近日,一篇《教师才是校园里真正的弱者》的文章再次掀起了一场师生关系的讨论。

文中,教师被描绘成一个“三重孙子”的角色:

在家长面前是孙子,在社会面前是孙子,在学生面前还得装孙子。

前有“禽兽教师”引发的“教师不得与异性学生单独谈话”的规定,后有五旬教师被学生家长暴打的奇事。

近来,又发生了“学生遭拒考自杀,庭审时教师集体喝彩”的怪状,教师,已经远离了“辛勤的园丁”、“灵魂的工程师”等美誉,取而代之的是“眼镜蛇”的蔑称。

一时间,学生家长痛斥师德沦丧,社会舆论感叹教师冷漠,有关部门频频出台约束教师的规定,教师们则呼吁:

还我们公道与尊严。

教师与学生,到底谁才是弱者?

11、寻找中国大学精神

面对内地优秀学生纷纷舍北大清华转投香港高校的情况,人们发出了“北大清华沦为二流”的惊叹。

而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对中国高校“唯利是图”的“炮轰”更令众多内地高校颜面扫地。

大学,曾经是国人心目中的圣地。

但今天,当大学生开始“看不起学校”,当高收费让贫困生家长轻生,当大学教授视剽窃造假为家常便饭,当大学生被指责为耽于享乐……蔡元培时代“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大学精神,似乎已无从谈起。

有人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已失去了脊梁,泯灭了精神,只余下赤裸裸的追名逐利。

更有人说,中国20多年来根本没有大学,有的只是一个“打工仔岗前培训机构”。

是否,中国大学教育到了该反思之时?

甲方: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大学是发展的,别人并不清楚,不需反思。

乙方:

到了该的时候了,中国大学确实存在“唯利是图”的现象,教育质量已经不是主要任务了。

12、30年来,一对老夫妇靠捡垃圾、当搬运、摆地摊,先后共收养49个弃婴,他们陆续被人抱养。

但至今没有一个孩子回来看过恩人。

一位退伍老军人倾个人之力资助过130多名学生,而这些受助学生毕业后主动与他联系并表示过感谢的,还不到10%。

当丛飞卧病在床之时,受他资助的许多人不但不来探望,还在催促他“快点病好出来赚钱”。

类似的事多到不胜列举。

于是有公司开始向接受捐款的大学生提出“必须回报”的条件。

中国人向来提倡“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今天,这些受到救助的人为何忘记了感激?

为什么英雄会流血又流泪,为什么我们连感恩都需要“强迫执行”?

甲方:

接受捐款的大学生不须回报,这样使捐赠显得功利,自愿捐赠和愿意获得都是彼此的意愿。

乙方:

接受捐款的大学生必须回报。

13、2006年6月9日,德国世界杯拉开了帷幕,新一轮的鲜花的掌声、尖叫与疯狂开始点燃。

为了世界杯,球迷们可以放弃女友放弃工作,可以日夜颠倒,可以不远千里赶赴球场,甚至可以计划裸奔……

难怪有评论说:

不分年龄身份职业种族国家,足球于人类来说,是一个永远不会凋谢的情人玫瑰,时时散发幽香,且定期点燃激情。

作家史铁生曾如是说:

“如果我是外星人,我选择足球来了解地球的人类。

如果我从天外来,我最先要去看看足球,它浓缩着地上人间的所有消息。

”那么,足球之中,到底潜藏了多少人类的奥妙?

是什么让人类为之疯狂?

甲方:

足球运动是粗野的运动,根本不值得与之疯狂。

14、就在教育部将大学生定位为“普通劳动者”的时候,中国西部的贫困大学生已经无奈地喊出了“把自己当文盲”的口号,并将眼光投向了服务员、维修工这类职位,但即使如此,也有许多人因找不到工作回家种地、离家出走、自杀甚至犯罪。

农民供一个大学生要透支35年的收入,但“毕业即失业”的结局使得“送孩子上大学”已经不再是一种荣耀,更多的是忧虑:

“孩子毕业了饭碗在哪里?

根据教育部门的说法,因为扩招,这些大学生上大学没有门槛,又因为政府投入低、师资力量差,他们接受的是“质量不高”的教育,那么,他们的高学费是否合理?

谁又该来为他们的“就业难”埋单?

甲方:

是不是文盲关键是学生本人,如果我们努力学习,社会发展这么快,大学就是针对社会需要开设的,各行各业都在发展,就业机会很多,只要德才兼备就能有好工作岗位。

乙方:

关于就业问题,关键在于学校。

15、大学生是不是普通劳动者

大众化时代的大学生不能再自诩为社会的精英,要怀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去参与就业选择和就业竞争。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这样给大学生就业难支着。

从精英变成普通劳动者,这个标签似乎被换得晚了些。

零起薪、到技校“充电”……大学生早就成了普通劳动者。

中国特色的大学,用培养精英的教育投入,产出普通劳动者,这确实很奇怪。

为何不节省一下,用普通方式培养大学生呢?

近来,“高校教师学术腐败”“禁止男教师与女学生独处”“550万元药费”“女大学生自愿卖淫”“围观强奸、喝彩跳楼”“低胸、身体写作”“未成年人犯罪”等一系列令人目不睱接的“怪现状”,让人们开始怀疑:

难道,我们这个曾经以民族传统美德而自傲的文明古国,竟然已深陷于道德危机之中?

崔永元说:

“我不是有什么道德洁癖,我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线。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则撰写了《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一文,将如何重建社会道德这一问题推到了前台。

这种种道德败坏的行为屡见诸报端之时,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什么?

“八荣八耻”的荣辱观怎样深入社会人心?

以德治国、建设和谐社会的方略如何在中国社会之中推行?

中国人到底需要怎样的道德教育?

甲方:

这些不是道德说教能解决的问题。

乙方:

加强道德说教,正确引导,这种种道德败坏的行为会有所改观。

16、贫困生该不该用手机?

“接受资助贫困学生不能使用手机。

”26日,郑州航院新版《学生管理规定》向公众亮相。

新规定从9月1日起执行。

新版《学生管理规定》称,经济困难学生接受学校补助的,必须生活俭朴,不抽烟,不喝酒,不使用手机(毕业年级学生除外),不铺张浪费。

甲方:

该用。

乙方:

不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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