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军事伦理传统比较探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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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军事伦理传统比较探析
中俄军事伦理传统比较探析
常前进
2012-8-2114:
31:
17 来源：
《道德与文明》（津）2004年02期第31～36页
【专题名称】伦理学
【作者简介】常前进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哲学系伦理学硕士生。
（江苏南京210003）
【内容提要】中俄军事伦理传统有很大差异。
俄罗斯崇尚武力，崇拜个人英雄，治军手段严厉，对待征服者严酷；中国信奉“以战止战”，崇尚道义，强调民众力量，实行“以德治军”。
造成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国不同的地理环境、社会经济以及不同文化传统。
明晰两国军事伦理传统的得失，有助于认识当代俄罗斯军事现象，并对中俄两国的军事交往与合作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中国/俄罗斯/军事伦理传统
中俄两国山水相依，军事活动在两国历史中皆有重大影响。
在各自军事历史中，中俄两国形成了特色迥异的军事伦理传统，对两国军事活动乃至社会整体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军事伦理是在军事活动所有相关领域内的道德关系与规范的总和，涉及军人道德、战争与和平、军队职能、国防建设、军队与政府、军队与民众、战争与环境等等一切与战争、军队、军人有关的道德问题。
军事伦理是军事活动的重要准则，国家的军事伦理传统对其军事活动产生着全面的影响。
中俄两国军事伦理传统各有短长，对比两国传统军事伦理的特点，吸取两种军事伦理精华，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明晰军事利益取向，以及解决两国军事交往与合作中的伦理冲突，都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中俄军事伦理传统差异之表现
中俄军事伦理传统具体所涉内容虽然广泛，但其军事伦理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因此，我们可以大致通过描述两国不同军事伦理观念在历史上的突出表现，对其全貌做管中之窥。
由于两国军事伦理传统共同点相对明显，本文着重分析两国军事伦理传统的差异。
（一）尚武好战与避战止战
战争塑造了俄罗斯，俄罗斯人以战争为荣。
俄罗斯的发展壮大史，就是一部不断进行军事扩张的战争史。
他们北夺出海口，西攫乌克兰，东越乌拉尔，鲸吞克里木，强占高加索，臣服中亚汗，侵蚀大清国，领土面积增加了几百倍，这一切无不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
据俄罗斯总参谋部的一次统计，从1700～1870年的170年间，俄国用了106年的时间发动了38场战争，其中36场是进攻性的，2场是防御性的[1]。
俄国历史上最辉煌时期，一般都是俄国军事实力最强、掠夺土地最多的时期。
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战争视为统治政策的重要内容，伊凡四世为了打通波罗的海出海口，发动了长达25年的窝尼亚战争；彼得一世在位36年，进行了53决战争，平均每半年就要打一仗，其中包括长达21年的“北方大战”；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34年，发动了6次侵略战争。
彼得一世的遗嘱也许最能说明俄罗斯穷兵黩武的态度，在遗嘱中他要求后继者务必使“俄国长期保持战争状态，使士兵常备不懈，使他不断为增强国家财政和改进陆军作出努力。
挑选最有利的时机发动进攻，以战继和，以和继战，达到俄国的利益、扩张和日益繁荣”。
不仅统治者喜好战争，人民群众对战争也有极大的热情，虽然战争使他们处于生活悲惨的境地，正如彼得大帝统治时期一位到过俄罗斯的人写道：
“他们没有蜡烛，只是用手拿着或用嘴叼着燃烧的木片来照明……他们一旦拿到一些钱币，便立即塞到嘴里，藏在舌头底下。
”[2]即便这样，俄罗斯人仍乐此不疲地为祖国和梦想而战，频仍的战争使国家成为一个“大兵营”。
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相当规模的战争，出现了一些致力于扩张的统治者，但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旨还是追求和平，厌弃战争。
在中国，刀兵之乱被视为灾祸或不祥之兆，“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物或恶之。
故有道者不处”[3]。
主动发起的侵略战争尤其受到战争双方人民的谴责，中国最激烈的对外战争是反抗来自周围游牧民族的入侵。
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了灿若群星的军事家和著名将领，但他们善战而不好战，大都把战争看成不得已之事。
中国兵家圣人孙子认为战争关系到国家的“死生”、“存亡”，告诫人们一定要慎重对待战争；战国初期的司马穰苴警示人们“好战必亡”。
三国时期的诸葛孔明，在他运筹帷幄的戎马生涯中，始终以“据道讨淫”为宗旨，并指出，“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
他的“七擒七纵”的杰作，充分表现出他不图杀戮、只求安邦的思想。
历代统治者也大都以歌舞升平、了无战事作为“治世”的重要标准，谆谆告诫子孙，要“敬德保民”，不要轻启战事。
中华民族厌弃、避免战争的心理还表现在人们积极寻找战争替代手段，努力用“文伐”代替“武战”。
《孙子兵法》等许多兵书中大都提出了如何不战而胜的计策，《六韬》之中还详细列举了“文伐”的十二种手段，“辅其淫乱，娱以美人”、“离间君臣，以奸代忠”、“卑躬屈节，以得其情”等手段在现实斗争中屡试不爽，从而减少了军事上的对攻，减少了人员的伤亡。
在迫不得已进行战争时，双方也力争把战争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并在短时间内结束，很少出现历经几十年的战争。
（二）武力逻辑与道义至上
美国著名战略家乔治·凯南曾指出，俄罗斯人缺乏理性逻辑，但对武力逻辑却十分精通。
此言非虚，现实中俄罗斯惯于先用武力说话，能通过战争达到目的，就不考虑其他手段；处理个人问题时，同样用武力解决，俄罗斯社会一度决斗成风。
他们的观念同其他尚武民族有相似之处，都认为，“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4]。
胜利是武力逻辑的最高价值，“百战百胜”是最高目标，至于利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则很少计较。
反映到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中，正像俄罗斯的“傻大粗”商品一样，他们发动战争也很少加上漂亮的“包装”、冠以“道义”的名义。
尤其他们认为他们对弱小国家有天然的统治权，对小国的侵略和占领不需要更多的理由，在历史上多次瓜分波兰和强占土耳其领地就是明证。
武力逻辑的另一表现是对力量的崇拜，象征勇猛刚毅力量的军队受到人们的尊崇。
1917年3月，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他没有按杜马的要求向杜马所属的临时委员会做退位声明，而是向俄军最高司令长官声明退位。
这说明在俄罗斯历代统治者眼中，军队是伟大国家的缔造者，也是国家稳定的基石。
[5]俄国推崇武力逻辑，还体现在对勇武对手的尊重。
被视为“俄罗斯太阳”的普希金曾经跟着俄国军队到过前线，亲眼目睹过战争，在他的作品中，不仅写到了俄国士兵如何勇敢冲杀，还细致地描述了土耳其的士兵怎么光着头，挥着月牙刀，同样勇敢地杀过来，敬佩之情溢于言表，这种对英勇战士的尊敬反映了其对勇力的格外看重。
中国传统军事活动中则处处体现出道义优先。
首先，战争必须出于正义的理由。
古人很早就提出“以德配天”，认为统治者的行为不可违逆上天和人民的意愿，“凡欲兴师动众，伐罪吊民，必任天时”[6]。
后世的统治者虽然不再用迷信的手段占卜战争，但都把“道”也就是道义作为战争第一前提。
儒家认为只有两种战争是正义的，就是孟子所说的“天吏可伐无道”和“以至仁伐至不仁”。
司马穰苴也强调：
“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
”[7]因此，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方发动战争，出师之前都要发表战争檄文，努力揭露对方的不义，宣扬己方的正义性。
其次，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兵家最高境界。
中国军事家大都认为，解决争端，“夫太上用计谋，其次用人事，其下用战伐”[8]。
战争是为了消灭无道、维护礼制、弘扬正义，是不得已之举。
即使取得战争胜利，也会有损于自身，因此，“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9]。
再次，在战争中必须发扬军事人道主义，恪守战争原则。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即使在激烈的战争中，仍不放弃礼仪和人道。
宋襄公不在敌人渡河时与未摆好阵势之前发动攻击，虽然在军事上不足取，但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重道义的精神。
“贵生”、“贵民”思想同样被贯彻到战争之中，“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很早就成为战争中的准则，保护平民和无辜人员、不滥杀戮为大多数军队践行。
统治者大都要求军队“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
见其老幼，奉归勿伤。
虽遇壮者，不校勿敌。
敌若伤之，医药归之”[10]。
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堪为爱民楷模。
另外，在对战争结果和军人的评价上，不主要依据成败，而是看重是否恪守战争道义准则、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原则，人们尊敬忠孝仁爱的“失败者”，而鄙弃没有气节、贪功嗜杀的“胜利者”。
（三）英雄崇拜与以民为本
武力逻辑还推衍出对勇力者的崇拜。
俄罗斯文学的起源《壮士歌》主要描写的是部落的战斗英雄的英勇事迹，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是俄罗斯文学发源处的又一纪念碑，描述的也是基辅公国王公远征的故事。
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俄罗斯的文学成就和创作水平都不高，但仅有的几部作品基本都以歌颂战争英雄为主题，比如《拔都攻占梁赞的故事》和《顿河彼岸之战》。
战争英雄的影子还遍布俄罗斯人社会的每个角落，彼得一世、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等驰骋疆场的领袖和元帅是俄国人民心目中最崇敬的英雄人物，许多城市、街道、广场、建筑物都是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
在鲍罗金诺，也就是库图佐夫打败拿破仑的地方，方圆几十公里的地方，就有几十座纪念碑；孩子们从小就崇拜军人，武器玩具也特别多。
颇具特色的是，俄罗斯英雄的核心标准是百战百胜、能给国家带来光荣和利益，至于个人生活的操守和取胜的手段，都不太在乎。
伊凡四世性格暴躁、嗜杀残暴，连自己的儿子也遭其毒手，但由于他在位期间对国家扩张卓有成就，仍然受到人们的尊敬；叶卡捷琳娜二世踏着丈夫的尸体走向宝座，还残酷镇压过农民起义，可鉴于她在位期间的文治武功，仍被尊称为“大帝”。
军事活动是政治活动的特殊表现，军事伦理思想是政治思想的延伸。
中国古代推崇“仁治”、“德治”的政治理念，重视民众的力量，把争取人民的支持作为最高理想。
应用于军事活动中，就是在“天时、地利、人和”中强调“人和”的重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民众力量。
“民为邦本，国家之度用，将吏之俸禄，军中之粮饷，皆出于民。
民为兵之源，兵无民不坚；民不安固，倘有耗损则兵失源。
”[11]因此孙子认为，胜利的第一要素是“道”，即“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12]。
一旦失去人民的支持，“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
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13]。
统治者如果能做到“百姓皆上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叫”[14]。
（四）强制严控与以德治军
忠诚是军队的灵魂，服从政治要求、绝对服从上级是军队和军人的基本要求。
但以什么手段使军队听命于统治者、建立良好的官兵关系，反映出不同的军事伦理思想。
俄罗斯的历代统治者大都直接掌握军权，依托专制制度控制着军官的生死和升迁，主要通过对军事将领的直接人身控制，迫使他们保持忠诚，一旦将领不服从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就会被撤换或杀戮。
沙皇伊凡四世的特辖军，帮助沙皇屠杀被怀疑的王公贵族，是沙皇的心腹。
但沙皇不仅用杀戮清除政敌，也同样把屠刀举向了特辖军内部，特辖军的创始人之一阿·巴斯曼诺夫因稍显不逊，被当即屠杀。
俄罗斯军队士兵的主要成分是农民，服役期长达25年，士兵在地位上与军官有天壤之别。
俄罗斯军队内部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和棍棒纪律，士兵被当成奴隶，被视为会走动的机器，可以任意打骂和侮辱，整日胆战心惊。
“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
礼崇则智士至，禄重则义士轻死。
”[15]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善于利用两种手段加强对将帅和士兵的控制。
一方面，赏善罚恶。
对不忠不义、临阵脱逃的将士给予严厉的惩罚；对忠于国家、英勇作战的将士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极大奖励，获取军功成为很多人的理想。
所以《后汉书·班超传》中说：
“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
”另一更重要的方面，统治者通过灌输军人道德理想人格，使军人树立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价值观和荣辱观。
首先，将帅责任重大，“其德不可不察”。
“将者，不可以不仁，不仁则军不克”；“将者，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力”[16]。
而在众“德”之中，维护和服从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孙子提出了将帅必须具备“五德”，即“智、信、仁、勇、严”，其中的“仁”包括在对待敌人、部下和民众等多方面复杂关系上能够辨别善恶，并为国家建立功勋。
其次对士兵明耻教战，用“安国保民”的思想激起士兵保家卫国的豪情，培养军人视死如归的拼搏精神；同时将帅要正己化人、关心士卒，用自己的德行感化士兵，以达到“可与之赴深溪”和“可与之俱死”的境界[17]。
（五）强占掠夺与教化发展
俄罗斯军事活动受功利主义的影响，国家通常只关注利益最大化，把道德计为成本，如果违背道德带来的损失小于收益，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采取不道德的行为。
加上周边民族大多有入侵或欺侮他们的历史，因此，他们对其他民族和地区有强烈的复仇情绪和占有欲，统治手段也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占领一地之后，不是考虑如何发展当地生产，长期站稳脚跟，而是在当地大量驻扎军队，收取贡赋、掠夺物产，用武力镇压反抗。
19世纪中期，俄军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时常将活着的中国人剖腹挖心，用于食用。
俄罗斯人对此举颇为得意，著名的俄国诗人亚历山大·布洛克在《西徐亚人》一诗中写道：
“……我酷爱人肉——酷爱它的色和味：
人肉有着强烈的令人窒息的气味……如果你们的头骨粉碎了，为什么要责怪我们呢？
我们的双手虽然柔软，抓东西时却是无情的。
”赤裸裸的语言把那时的俄罗斯人的暴虐心理暴露无遗。
“止戈”为“武”，“化干戈为玉帛”。
中国传统军事伦理认为，战争之道在于繁荣经济，推动社会发展。
中国历史上不少军事政策都直接有助于发展生产，汉朝的屯田制度，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工具的革新，兴修了水利，不仅使军队实现了自给，还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还有重要的军事伦理意义。
对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统治者虽然有“天朝上国”的心态，轻视周边的少数民族，但在统治上多用怀柔感化的方式，以“振民育德”为目的。
[18]他们对边郡实行优惠政策，赏赐爵位，降低物价，减轻赋税徭役；派去官员，送去先进的技术文化，发展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
逐渐取得当地人民的信任，使各民族融为一体，实现了长治久安的目的。
唐太宗目睹四夷归附的盛况，高兴地说：
“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敝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
”[19]唐太宗的话精辟地总结了教化发展思想的硕果。
二、形成中俄军事伦理传统差异的不同背景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
”[20]中俄军事伦理传统都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但由于两国所处具体环境不同导致国家利益形式有所不同，从而对道德包括对军事道德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地缘环境对安全观的影响。
中国东临浩瀚的海洋，西面是茫茫沙漠，南部有崇山峻岭的阻隔，容易受到少数民族骚扰的北方，又修建了长城。
天然和人工屏障能够庇护中国不受入侵，只要有足够的防御力量就可以实现国家安全；地形的阻隔同时也使对外扩张需要付出巨大代价，正如王符在《潜夫论》中提出的，“地不可无边，无边亡国”。
俄罗斯周围没有难以跨越的山峦或河流，且四面都是强悍的其他民族。
要在列强林立中生存，就必须随时准备战斗，抵御外来侵略；并最大限度地拓展边界，在不断的胜利和宽广的疆域中寻找安全感。
俄罗斯又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客观上需要强有力的权威者，用自己的勇武凝聚人心，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形成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力量。
俄罗斯还是一个内陆国，要想走出陆地，成为一个世界性帝国，就必须有自己的出海口。
因此，夺取出海口，打通通向世界的“门户”是重要的国家利益，历代统治者为此不遗余力。
社会经济状况对战争观的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是农耕社会，土地是一切生活资料的来源，广阔的土地足以承受人口的自然增长，不会出现“不战斗吃什么”的窘境；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生产条件除了土地之外，就是自然条件，人与自然的矛盾非常突出，而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并不激烈；农业产品是间接产品，战争掠夺没有太大的经济意义。
相反，战争往往造成生产周期被打断、劳动力减少、土地荒芜等后果。
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中国农民有强烈的乡土意识，战乱中不得已离开家园，也是农民不愿意的。
另外，中国军事伦理中的不嗜掠夺还与生产力发展状况有关。
中原文明发迹较早，加上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资源，生产力水平较周边地区都要高，生产的产品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向外扩张的利益驱动不强。
历史上俄罗斯农业相对落后，单靠游牧和游耕难以提供足够的食物，在食物普遍不足的情况下，一是以狩猎来补充，另一方面就是掠夺其他人群，直接获得生活资料。
在与猛兽的搏斗中，要求人们勇敢、坚毅、手段狠辣；而生产活动中养成的战斗精神在战争中就表现为把敌人当成野兽，施用任何暴虐手段都是允许的。
不同于中国，俄罗斯气候寒冷，地广人稀，劳动力匮乏，剩余产品的获得不仅要控制土地等生产资料，更重要的还要控制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
游牧式的生产决定了农民的流动性，很难用地理上的边界控制人群。
因此，建立起对统治者的敬畏和对个人权威的崇拜是形成向心力的重要手段。
社会文化对武力态度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最为深远，儒家的军事伦理思想直接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军事活动。
首先，儒家“王道”的思想被统治者奉为圭臬。
儒家推崇“王道”鄙斥“霸道”，“王道”就是在统治上“以德服人”，用道德熏陶和教化使四民归附，依循礼制和道义经理世事；“霸道”是指用武力夺取权力的行为。
虽然大部分王朝，包括被称为圣贤之世的三代都是利用武力来夺取政权，儒家还是将其排斥于外王事功之外。
孟子对“王道”与“霸道”政治效果的比较就表明了这种态度：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21]在孟子看来，高超的统治应该达到一种使“天下皆悦”的极妙境界，武力是维护礼制和实现“仁政”的手段，不可作为治理天下之道。
其次，儒家提倡的军人人格理想为历代军人践履。
在以仁义为本、德性优先的社会中，“不以成败论英雄”，将士的荣与辱、功与利，与个人的德行表现紧密相关，中国流芳百世的军人形象不一定是百战百胜的悍将，但都是忠义仁孝的道德楷模。
相反，有些在军事上极有天才的人，由于德行上的低劣往往得不到很高的评价。
社会舆论的制约促使中国军人忠于国家、舍生取义，并在战争中发扬军事人道主义，爱护百姓、不掠不杀。
第三，“和为贵”思想为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
儒家提倡克己复礼，在个人修养上，主张“君子无所争”[22]，在生活中排斥竞争，处处以“和”为贵，不仅很少进行有直接身体接触的竞技体育活动，就连武士之间的较量，也往往具有仪式的性质，争勇斗狠往往受到谴责。
俄罗斯的宗教、文学和社会心理等都在军事伦理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东正教对俄罗斯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角落。
6世纪初，东正教为迎合沙皇称霸世界的野心，精心杜撰了“第三罗马”的理论，大肆渲染俄罗斯的“救世主”角色，形成了俄罗斯人的“弥赛亚”情结。
他们以解放其他地方苦难的人们为神圣的使命，动辄用武力对别国事务横加干涉。
泛斯拉夫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心态，是塑造俄罗斯军事伦理的又一重要因素，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有精彩的阐释：
“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中扮演一个次要的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头等角色，而一定要扮演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
”要登上力量的顶峰，战争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另外，俄罗斯文学对战争和战斗英雄的大量描写激起了人们的战斗热情，例如，俄罗斯文学的代表作《壮士歌》、《顿河彼岸之战》、《拔都攻占梁赞的故事》，以及享誉世界的《战争与和平》，这些有重大成就的作品大都与军事活动有关。
据统计，在卫国战争之后，每年都有五百余部反映卫国战争的文学作品面世。
如此众多反映战争的文学作品，与中国大量描写生产、生活的文学作品形成鲜明的对比，映射了两国不同的军事伦理观念，也塑造了不同的军事道德价值观念。
探究影响两国传统军事伦理的因素，有助于明晰当代两国军事活动的深层次动因。
当今俄罗斯仍强调用军事力量维护其大国地位，不仅是综合国力下降的不得已之计，还有一定的军事伦理思想渊源，是其武力思维延伸的表现之一。
因此，对俄政策一方面要倚恃经济力量，在综合实力上取得优势；另一方面必须对其保持一定的军事威慑，不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就不会真正赢得他的尊重。
三、中俄军事伦理传统的得失比较
拿破仑认为，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一个是“利剑”，一个就是“精神”，即强大的武力和坚持正义的执著力量。
俄罗斯和中国分别用“利剑”和“精神”塑造了战争灵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事伦理。
以武力至上为信念，俄罗斯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摆脱了蒙古鞑靼人的统治；打退了周边民族的骚扰；打通了通向世界的“天窗”；打破了两位欧洲军事强人拿破仑和希特勒“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俄罗斯赢得了在世界上的显赫地位，同时用胜利证明了自己行动的合理性。
中国则以勇武而不失儒雅的谦谦君子的形象，成功地抗击外侮；用正义精神和先进的文化同化了周边民族；通过和亲、教化等和平政策使“四夷”归附；虽有血雨腥风、屡遭危机但屹立不倒。
两国军事伦理思想的成功实践在于他们适应了各自文化传统、地缘条件和政治经济状况，正如民国时期的军事学家蒋百里所讲：
“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现一条根本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23]。
纵观两国军事活动的成败，同样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军事伦理与生活条件一致者胜，相反者败。
但我们不能就此陷入“道德相对论”，抹杀道德标准。
从历史和综合的角度看，中俄传统军事伦理在某些方面还是有优劣之别的。
俄罗斯崇尚武力，把强大建立在不断掠夺和武力使用基础上，整个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结构都与对外征服紧密相连，缺乏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若在战争中失败，整个民族都会遭受重大挫折，所以当俄罗斯人受到入侵时，总能同仇敌忾，不惜一切代价战胜敌人。
战败固然不可，胜利也有负面影响。
对外扩张和掠夺一方面奴役了其他国家的人民，伤害了他们的民族感情；另一方面，加深了统治者的骄奢和腐败，农民要用更多的劳动来支持战争和供养贵族，“他们的灵魂属于上帝，脑袋属于沙皇，后背属于主人”[24]，农民被剥削得几乎一无所有。
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激化，个别民族要求独立的要求，内外危机使看似强大的帝国岌岌可危。
中国道德主义的军事伦理也有其不足之处。
首先，不嗜扩张的战争观念，决定了中国在军事上一般处于消极防御的状态。
从秦始皇开始的中国古代帝王，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历经漫长的历史时期所修筑的万里长城，在表现出气吞山河的气概和居安思危的意识的同时，也暴露出这种根深蒂固的军事上消极防御的思想。
若长期没有大规模战争，军队的战斗力大大下降，在遭遇外来侵略时，只有依赖于民间兴起的“义军”。
特别是一旦失去了文明上的优势，遇到更先进文明的入侵，就会遭到全面的失败。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奴役，甚至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充分暴露了武备力量不足带来的危机。
以至于蔡锷将军悲叹：
“中国无尚武之精神，是以无可恃之武器；无可恃之武器，故尚武之精神为之摧抑消磨而不可振也，悲乎！
”[25]其次，有意无意地把崇尚道义的品格推向极端，使中国历史出现了不少宋襄公式的人物，导致了不少可悲可笑的战争。
再次，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偏重谋略、注重“文伐”，轻视军事技术和军事改革的倾向，导致军队的实际战斗力下降，军队的整体建设大大落后。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军事活动的影响范围空前扩大。
面对军事斗争领域的种种利益选择，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军事伦理观为指导，借鉴吸收两国传统军事伦理思想中的精华。
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全面国防建设，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保证有足够强大的武装力量保卫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坚持军事活动的道义指向，恪守战争原则，争取最广泛的支持，综合利用“精神”和“利剑”两种武器，塑造新世纪的军事辉煌。
【参考文献】
[1][5]［美］威廉·奥多姆：
《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王振西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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