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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兑消亡简史
“刚兑”消亡简史
所谓“消亡史”应该是某项事物彻底从世界上消失后才会被谈及的话题，但对于“刚兑”而言，虽然还有一息尚存，但其终将消亡的命运却已确定无疑。
在中国资管行业的重大变革期，我们有幸能够身处其中，见证一段活的历史，当属人生之幸事。
“刚兑”作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但未被《辞海》收录的非正式词汇，第一次亮相应该就是在2017年11月由“一行三会一局”联合发布的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中。
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是被“打破”的对象，这样的命运不可谓不凄凉。
但作为堵在金融监管当局胸口的一块顽石，“刚兑”这一概念却由来已久。
但凡面向个人客户销售产品，募集资金的机构和公司，或多或少都与“刚兑”有过一段不解之缘。
时至今日，他们中有的已经因无法“刚兑”而轰然倒塌，有的则正在想方设法褪去“刚兑”的外衣，正所谓“彼时之蜜糖，今时之砒霜”。
1
银行与“刚兑”
最早的“刚兑”不是别的，正是老百姓最熟悉的银行存款，而且其兑付的“刚性”是由国家的主权信用来支撑的。
虽然2014年央行起草的《存款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发布后国家主权信用已经实现退出，但在银行资本金、存款保险制度以及“最后贷款人”的多重庇护下，存款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仍然是绝对安全的。
而且，存款的安全性是银行作为信用中介的根基，在以间接融资模式为主所构建的金融系统中，这种根基是决不允许被动摇的。
因此，破“刚兑”并不涉及存款，而存款也将是唯一能够被“刚兑”的资产。
但存款的利率一直在下降，金融脱媒的趋势日趋显著，银行同业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加之利率市场化未能完全放开，银行在存款价格战中除了送米、送油、送挂历，还创造出了变相高息揽储的工具：
结构性存款和银行理财。
结构性存款规模持续压降
未来反弹空间有限
结构性存款曾经叫做保本结构性理财，是通过OBPI策略实现在本金安全的同时概率性获得或有高收益的投资类理财产品。
但从2018年3月开始，这类理财产品被要求纳入表内核算，按照存款管理，名称也变成了结构性存款。
作为一种变相高息揽储的工具，很多时候银行通过“假结构”来实现高收益的确定性，以此吸引储户购买，从而使得这类存款的成本显著高于普通存款，如果大规模发展，必然增加银行负债端的成本压力，不利于行业健康稳定发展，因此并未得到监管的鼓励。
2019年1月1日起，人行将结构性存款的保底收益纳入自律机制要求；2019年10月18日银保监发布的《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业务的通知》明确了结构性存款的从严管理；2020年6月1日，监管进一步严查假结构和对冲结构产品，并对部分股份制行进行窗口指导，要求压降规模。
到2020年末，全国结构性存款规模大幅下降，最低时已接近峰值50%。
鼓励银行通过精细化经营降低负债成本是监管始终如一的态度，结合当前监管部门对结构性存款的管理要求，预计结构性存款今后或将持续存在，但规模很难反弹和显著增长。
银行理财破除“刚兑”
运作标准逐步向公募基金看齐
相比结构性存款，银行理财规模更大，影响面更广，因此也是资管新规推进和落地过程中最难破局的领域。
最早一批银行存款诞生的目的是帮助客户资金绕道去向汇市和股市，客户资金扮演类似优先级份额的角色，在保证本金安全的同时获得比普通存款更高的固定收益。
次贷危机之后，股市由牛转熊，加上2009年经济刺激政策激发的放贷冲动，银行理财一方面以资金池的形式为不符合表内贷款标准的高收益信贷项目吸揽资金；一方面也成为腾挪表内信贷额度的工具。
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扮演高成本负债投向高收益资产的通道。
但当时绝大对数银行理财是保本保收益的，本金的风险和收益的成本都需要银行来承担，这显然增加了银行业的经营风险，更是监管绝对不能容忍的。
业内的一种十分普遍的说法是，资管新规的出台最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消灭由以银行信用来“刚兑”的银行理财。
无奈此类产品存量巨大，影响面极广，不能一蹴而就地加以取缔，因此便有了所谓的过渡期。
过渡期内一边消化保本理财的存量规模，一边允许银行（理财子公司）对净值型理财有条件地使用“摊余成本法”，缓解新规对存量风险资产以及资金端（客户接受度）造成的冲击，用时间换空间，最大程度降低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但任何过渡都要有一定的限度，政策尺度也在不断收紧，于是便有了8月25日的“摊余成本法”口子收紧的监管指导。
虽然首批被指导的只是六大国有银行，但种种迹象表明，这样的政策标准肯定会逐层传导下去，直到覆盖所有类型的银行及其理财业务。
未来的银行理财运作标准将逐步向公募基金的标准看齐，不可能再有“刚兑”，隐性的也不行。
2
信托与“刚兑”
信托公司可谓是“刚兑”的“重灾区”，甚至一度成为“刚兑”的代名词。
如果你在XX百科上搜索“刚性兑付”，对应的词条居然认为刚性兑付是信托公司专属的行为。
“刚性兑付是信托产品到期后，信托公司必须分配给投资者本金以及收益，当信托计划出现不能如期兑付或兑付困难时，信托公司通过发行新产品兜底处理。
刚性兑付是信托业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
“信托公司通过发行新产品兜底处理”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将客户购买信托产品的资金放在池子里管理，本质上看这种做法跟银行吸储放贷是一样的，产品和项目并未一一对应，而是混在一个大盘子里运作。
在这样的业务模式中，信托公司成了次级的信用中介——拿更高成本的资金为更低信用质量的项目（借款人）提供债权性融资，相应的也承担了更大的风险。
曾经，高速增长的经济和资产价格能够掩盖住局部的项目风险，但随着经济下行期的到来，信托资产的风险开始逐渐暴露出来，一些股东实力较弱，资本金较少的信托公司开始出现兑付困难。
即便是规模大实力强的公司也很难在下行期按照原有的模式继续快步跑下去，不断膨胀的资产和“刚兑”的高成本负债之间的平衡总是会被打破的。
信托行业在今年以前曾是规模仅次于银行理财的第二大资管行业，对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安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监管对其的重视程度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即使不去细读那一系列艰涩难懂的各种“新规”，监管的态度也非常容易领会：
融资类信托、非标资产做的越少越好，最好是不要做了；如果还要继续做资管业务，那就做标品投资，发行没有“刚兑”的净值型产品。
非标转标、产品净值化转型以及与之相伴的信托财富转型和大力发展服务类信托业务成为信托行业发展的共识，虽然很难，但这条路必须坚持走下去。
3
基金与“刚兑”
公募基金这些年绝对“别人家的孩子”，是人见人夸的三好学生，管理严格、业务规范、人才聚集、专业能力强等等，似乎怎么夸都不为过。
虽然在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因为“基金公司赚钱，基民亏钱”而饱受诟病，但有一点基金公司做的确实很好，就是从来没有因为“刚兑”给监管惹过麻烦。
几轮市场教育下来，基金投资风险自担和“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一样，早已是深入人心的观念。
但面对其他机构的“刚兑”产品，基金公司的眼角又何尝没有暗自流过不争气的口水。
尤其是在那漫长的熊市中，看着银行理财和信托产品大行其道，基金公司心里的苦又有几人能懂。
无奈的是自己的家底太薄，就算监管允许“刚兑”，大多数基金公司恐怕也兑付不起啊。
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告诉客户：
赔钱了算你自己的，管理费我照收。
其实基金公司也曾经尝试过“刚兑”的产品。
比如在2015年股灾之后，由于市场人气跌到了冰点，几乎所有基金产品都无人问津，基金行业为了迎合当时投资者的避险心态，便设计出了保本基金这样一类产品。
保本基金在投资时大多使用CPPI策略，同时还引入了外部的担保公司为本金提供安全保证。
凭借着“低风险、承诺保本”的特点，这类基金产品一度成为“爆款”，并作为各大公司的旗舰产品撑起新基金发行的半壁江山。
然而好景不长，2016年7月证监会就暂停了保本公募基金的申报和审批，原因就在于这类产品规模增长太快，而且在引入外部担保公司的过程中，一些基金公司与合作的担保公司私下签订“反担保”协议，相当于基金公司自己来为产品提供“刚兑”。
因此，保本基金发的越多，行业风险越大，这自然会引起监管的关注，产品被叫停也是命中定数。
于是，公募基金与“刚兑”的一面之缘转瞬即逝，前后不足一年。
此后，一些公募基金产品仍然会在运作中使用CPPI策略，严格控制回撤，追求绝对收益，但即使使用了这样的策略，仍然不允许在基金合同中使用“绝对收益”或者“保本”的字样，在销售时也不允许向投资者直接或间接宣传产品能够保本。
4
理财公司与“刚兑”
三方理财早年销售的产品几乎都是，而且必须是“刚兑”的，如果没有“刚兑”，谁敢在没有金融牌照的公司投资。
但之后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大大小小的理财公司倒了多少根本无法统计。
银行和信托公司玩“刚兑”，大家还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毕竟家底厚，又是持牌金融机构，就算出问题了总是有人管。
但是民间的理财公司，凭什么能“刚兑”，投资者为什么会相信他们，这就让人感到很无奈了。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信息不对称，市场上的投资者教育不足。
不过经过几轮真金白银的教训，加上公安机关这么多年苦口婆心的规劝，在理财公司买高息理财的风潮差不多算是止住了。
按照监管的规定，今后的三方财富是要持牌经营的，无牌销售投资理财类产品就是违法行为了，而获取基金销售牌照的门槛可不低，未来三方财富行业也会迎来规范经营和发展的大好时机。
从销售的产品来看，资管行业的“刚兑”都快消亡了，财富行业又怎么可能拿得出能“刚兑”的产品呢？
为了保证中国金融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监管破除“刚兑”的决心是明确的，任何机构与个人都不应对此有所怀疑。
通过回顾“刚兑”从诞生到消亡的活历史，我们将更有信心去迎接资管与财富行业新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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