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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总供求矛盾的经济与社会效应及其宏观管理

高等教育总供求矛盾的经济与社会效应及其宏观管理

朱秋白

(重庆理工大学重庆400054)

 

摘要:

高等教育存在着两类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总供求,各类高等教育总供求之间以及两类高等教育总供求之间由于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存在着矛盾,其中较为突出的矛盾有:

高等教育服务需求不断扩大与其供给相对短缺的矛盾、高等教育“产品”在短期中的供给不断扩大与需求增长缓慢的矛盾、第一类供求结构与第二类供求结构不一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激化会产生一系列负的经济与社会效应,并能够严重冲击一国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根据本国国情和世界高等教育体制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积极、正确地选择高等教育供求矛盾的有效调节方式。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采取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宏观指导和间接调控为辅的组合调节方案,是更为合理、有效地解决高等教育供求矛盾、防止或减弱由这种矛盾引起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严重冲击的系统解决方案。

关键词:

高等教育;供求矛盾;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宏观管理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在客观上存在着两类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总供给与总需求。

在需求方面,一类是社会大众对接受高等教育或对高等教育服务的需求(第一类需求),另一类是社会各用人单位对高等教育的“产品”—高等院校毕业生的需求(第二类需求);在供给方面,一类是高等院校向社会公众提供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或提供高等教育服务的供给(第一类供给),另一类是高等院校向社会各类用人单位提供毕业生的供给(第二类供给)。

高等教育的两类总供求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两类供求的规模和结构状况及其供求矛盾的发展变动趋势,既是影响我国社会公平目标实现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又是影响我国经济效率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高等教育供求结构的这种特殊性以及高等教育供求变动对社会、经济的重要影响,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在研究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制定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控制和调节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结构和速度时,必须高度重视对高等教育两类供求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高度重视对高等教育供求矛盾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各种经济与社会效应的宏观管理研究。

最近十多年来,世界各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都不同程度地遭遇到了高等教育供求矛盾的困扰,由高等教育供求矛盾所引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从宏观管理的角度研究高等教育供求矛盾形成和发展变化的原因与机理,在此基础上寻求实现高等教育供求均衡的途径与措施,化解由高等教育供求矛盾引发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为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同时有效地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已成为高等教育理论和政策研究者们的一项重要任务。

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高等教育供求管理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尤其是从理论上对高等教育供求矛盾的性质、特征、构成、影响因素、发生与发展机制、所产生的经济与社会效应以及对高等教育供求矛盾的有效调节等重大问题的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其进展都十分缓慢,鲜见已经形成的系统研究成果。

本文是在对高等教育总供求的性质和构成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高等教育供求矛盾的表现形式、各种供求矛盾形成的原因、高等教育供求失衡的经济和社会效应以及高等教育供求矛盾的整体解决方案等问题展开的研究。

一、高等教育总供求矛盾的表现形式

1、高等教育的第一类供求矛盾形式及其形成的原因

从世界各国高等教育供求矛盾形成和历史演变的实际情况看,迄今为止,在高等教育的第一类供求关系中,供求矛盾一般表现为高等教育服务需求不断扩大与其供给相对短缺的矛盾。

形成这种矛盾的原因主要源自四个方面:

第一,已经形成的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巨大规模及其不断扩大的压力。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世界人口以平均每年近一亿的数量加速增长,人口总规模不断扩大,尽管随着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延长,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有所下降,但适龄人口的绝对规模却在不断扩大,所增加的高等教育服务的需求对高等教育服务的供给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第二,经济和社会进步对社会成员的学历结构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社会对高级人才和高素质社会成员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长,在客观上需要高等教育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大学毕业生以改善社会成员的学历结构,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人口素质提高的要求。

第三,高等教育服务的私人需求在不断地增长。

随着社会的发展、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偏好的变化,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逐渐成为公民主张的一项基本人权,适龄人口中要求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在不断增大。

第四,与上述几个方面原因形成的不断增长的巨大高等教育服务需求不相适应的是,高等教育服务的供给规模太小、增长速度缓慢,且供给价格低于市场均衡价格,限制着供给的增长。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制订的国际标准分类中的界定,“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反映能够进入高等院校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在全部适龄人口中所占比例的统计指标,通过这个指标,大体上可反映高等教育服务的供求矛盾。

据有关统计资料,美国2000年的高等教育实际毛入学率为71%、英国为59%、日本为48%;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0%以下,如孟加拉2000年的高等教育实际毛入学率仅有7%;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进一步提高,如美国已超过80%,英国则已达60%以上,但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指标继续徘徊在较低水平上;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24%左右。

导致高等教育服务供给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有:

①在资源稀缺的约束下,人类可利用的经济资源首先需要满足私人投资和居民基本消费的需求,当高等教育投资仍然被视为公共领域或准公共领域投资时,政府能够向高等教育部门投入的资源必然十分有限,这一点从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和政府财政支出中高等教育支出的比例及其变化的趋势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②高等教育第二类需求中的短期需求不振,制约着高等教育供给的扩张。

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现象成为世界性普遍现象,尤其是在经济周期的低谷阶段或经济危机期间,大学毕业生与其他求职者一样面临失业的威胁,许多大学毕业生为了生计不得不去从事那些原来只需受过中低等教育的人就可以从事的工作,“过度教育理论”因此而泛起。

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供给的扩大,无疑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

③政府实行较低的高等教育服务限制性价格政策,制约着高等教育部门通过政府以外的渠道筹集办学资源的空间,也为社会资本进入高等教育“产业”设立了较高的门槛,使高等教育供给的增长基本上只能依靠政府增加投入这条途径。

2、高等教育的第二类供求矛盾形式及其形成的原因

在高等教育的第二类供求关系中,供求矛盾在短期中一般表现为供给不断扩大与需求增长缓慢的矛盾,在长期中则表现为需求不断扩大与供给增长缓慢的矛盾。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第二类供求的短期性矛盾的大小,一般取决于两个因素:

①政府对高等教育两类供求的管理体制是否统一。

如果第一类供求由政府计划调节,第二类供求由市场机制调节,两类供求的市场在不同的体制下运行,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高等院校的生存与发展主要受制于高等教育服务市场,而高等教育“产品”市场对高等院校根本利益的影响则十分有限,高等院校在确定高等教育的供给时,并不会受到高等教育“产品”市场需求的严格约束,往往具有强烈的供给扩张冲动;另一方面,两类供求市场的分离,使高等教育“产品”市场的需求信息向服务市场的传递存在诸多的障碍,直接影响着高等教育服务需求者的理性决策,导致在高等教育服务市场上形成的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都具有较大的盲目性。

因此,政府对高等教育两类供求采取不同的管理体制,很容易使高等教育第二类供求之间背道而驰。

相反,如果高等教育两类供求均在市场体制下运行,同时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加强相关的法制建设与间接宏观调控,则高等教育第二类供求的矛盾将在市场调节机制和政府宏观管理相结合的体制下得到有效抑制。

②经济的发达程度和经济增长与结构升级的速度。

在高等教育服务市场上,旺盛的需求推动着供给不断扩张,而在高等教育“产品”市场上,企业及其他用人单位的对高等教育人力要素的需求,要受到企业短期发展规模、发展速度和技术结构的限制,还要受到经济景气程度变化对企业经营环境的影响,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如果企业等用人单位的现有经营规模、发展速度和技术结构,无法吸收由迅速增大的高等教育服务供给转化而来的高等教育“产品”供给,在宏观上则表现为社会经济总体的增长速度和结构与高等教育供给增长的速度和结构不相适应,高等教育第二类供求的短期矛盾将因此扩大;反之,如果社会的经济发达,并且经济增长、结构升级以及技术进步的速度较快,则经济体系对高等教育人力要素的吸纳能力较强,高等教育第二类供求的矛盾也就会较为缓和。

高等教育第二类供求的长期性矛盾,本质上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支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资源有限的矛盾。

从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人类文明进步的客观要求来看,全部社会成员受教育的平均程度越高,人口的整体素质就越高;社会的人口整体素质越高,就越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创造,越有利于对自然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越有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越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最高层次,在塑造高素质社会成员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和作用,使它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人类文明进步方面起着尤为关键的作用。

因此,社会对高等教育“产品”的长期需求是巨大的、持续的。

然而,与高等教育的这种长期需求不相协调的是,支持高等教育部门不断扩大“产品”生产规模所需的教育资源,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各历史阶段试图实现的多重短期目标对有限的可利用资源的挤占下,总是显得十分有限,致使各国高等教育部门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利用的资源常常“捉襟见肘”,这种状况从世界各国在各历史阶段的年度财政支出结构时间序列中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据。

以我国为例,1998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仅有2.59%,从1999年到2009年,虽然这一比例在不断提高,却仍然低于多年来政府承诺的4%;从世界范围看,目前这一比例的世界各国平均水平也只有7%左右。

3、高等教育两类供求之间的矛盾形式及其形成的原因

在高等教育两类供求之间的关系中,从总量上看,长期性的矛盾一般表现为供给小于需求的矛盾,短期中的矛盾一般表现为第一类供求的供不应求与第二类供求的供大于求的矛盾;从结构关系上看,两类供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则表现为第一类供求结构与第二类供求结构不一致的矛盾。

在长期中,高等教育的两类供给在资源和第二类需求中的短期需求制约下,其增长的速度具有逐渐减缓并在总量上逐步趋于一致的趋势,但高等教育的长期需求中无论是前端的服务需求还是后端的“产品”需求,在人类不断追求的更高层次的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目标的推动下,都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保持稳步的增长,尤其是,作为人类发展的共同理想,所有社会成员都应得到良好的教育机会、都应享有个人全面发展的权利,因此,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社会应为每一位希望获得高等教育的公民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高等教育的长期需求是不断增长的,其供给不足的矛盾也将长期存在。

在短期中,由于高等教育服务市场与高等教育“产品”市场的运行是相对独立的,虽然高等教育服务的需求者在做出消费选择之前要了解和参考高等教育“产品”市场上的供求信息,但较长的教育周期使消费者的决策是面向未来的决策,而能够获得的相关信息只是反映当前情况的信息;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些国家,社会并没有为高等教育服务市场上的消费者提供一个健全的信息传递机制,两个市场之间的信息传递往往存在较大的障碍,信息不对称和信息失真问题较为严重;除此之外,在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双轨运行的国家,高等教育服务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往往受到较多的政府行政干预,而高等教育“产品”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基本上受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

在不同的市场运行方式和调节机制的影响和作用下,本应形成有机联系的两个市场被严重地分隔,信息传递的困难以及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失真,在高等教育服务市场上限制了消费者的理性,以往高等教育投资的较高回报对消费者又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因此,在短期中,高等教育服务市场上的需求一般较为旺盛,供给虽然不断增长却始终不能跟上需求增长的速度,供求失衡成为一种常态。

与服务市场上的这种状况不同,高等教育“产品”市场上的“消费者”大多为营利性的企业,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受到生产成本和利润目标的硬约束,对高等教育人力要素的“消费”以边际生产收益递增为原则;同时,企业对高等教育人力要素的需求还要受到企业生产规模、技术结构等的限制:

短期中,企业生产规模有限并难以大规模扩张,企业的技术结构较为稳定,即使有变化也难有根本性改变。

因此,高等教育“产品”市场上的需求在短期中是有限的,其增长是缓慢的,当高等教育供给受到某种因素的催化大幅度增加或增长速度过快时,其“产品”市场上的需求很难在短期中加以消化,供过于求的矛盾就会发生。

可见,在信息不对称、市场运行方式和调节机制不同的情况下,短期中两类供求的矛盾一般表现为第一类供求的供不应求与第二类供求的供大于求并存的矛盾。

高等教育两类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在本质上也是短期性矛盾,其产生的主要原因与高等教育两类供求在总量上产生矛盾的原因基本一致。

在短期中,高等教育服务市场上的供求结构本应与高等教育“产品”市场上的供求结构一致,否则,在劳动市场上就会形成大学毕业生的结构性失业,或造成无效高等教育投资的后果,这无论是高等教育的消费者还是高等教育的“生产者”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然而,同样是由于信息传递渠道的不畅和信息的失真以及两个市场的运行方式和调节机制不同,使高等教育服务市场上的消费者无法做出理性的消费决策,高等教育服务的供给者和“产品”的“生产者”则不能有效地根据“产品”市场的需求来确定和调节高等教育服务的供给结构和“产品”的生产结构。

除此之外,由于高等教育的“生产周期”较长,服务市场的供求结构的形成与“产品”市场供求结构的形成存在较长的时滞,使服务市场供求主体面向未来的决策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也是导致两类供求结构偏离的原因之一。

二、高等教育总供求失衡的经济效应

高等教育的经济职能是为社会在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培养与之相适应的各类人才,同时通过积累较高等级的人力资本,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化”提供足够的高级人才资源。

高等教育的供求应充分反映高等教育经济职能的要求,既不应过度超越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对高等教育的长期需求而发展,更不能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要求。

因此,探讨高等教育总供求失衡的经济效应,应紧密结合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对高等教育的客观需求进行分析。

1、高等教育第一类供求失衡的经济效应

高等教育第一类供求失衡的常态是高等教育服务的旺盛需求不能得到及时的供给响应,高等教育的这种失衡状态对经济体系的影响,本研究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功能正常发挥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服务市场不仅与高等教育的“产品”市场存在着内在联系,而且高等教育服务消费作为居民家庭主要的消费构成之一,直接影响着其他产品或服务市场的消费规模,影响着社会的消费总需求,因此,从完善市场体系的客观要求看,高等教育服务市场应成为市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高等教育服务市场的供求均衡则是实现整个市场供求均衡的条件之一。

当高等教育服务市场出现供给严重小于需求的矛盾时,其中被挤出的消费需求将向其他市场转移,引起其他市场供求关系的波动,如果此时其他相关市场已存在需求过旺的问题,则将加剧这些市场的供求矛盾,并通过市场机制的传导,影响整个市场体系的均衡。

此外,高等教育服务市场的供给长期不足,将导致其供给价格具有不断上涨的压力,政府实行价格管制政策虽然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但因此可能付出价格体系扭曲、市场信号失真、市场机制功能难以正常发挥等代价。

第二,通过对社会人力资本质量水平和人力资源结构的影响间接影响社会的经济增长潜力、经济结构改善的程度以及科技进步速度。

高等教育最重要的职能之一是培养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所需的高级人才,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质量水平、改善人力资源的结构,为经济增长、结构升级和科技进步提供人才资源基础。

人力资本理论和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都表明,一个社会的人力资本质量水平和人力资源结构决定着这个社会经济增长的潜力、经济结构改善的程度和科技进步的速度;如果高等教育服务的供给远不能满足其需求,就意味着大量适龄人口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只能达到中等以下的水平,意味着社会的人力资源结构中高等教育人力要素所占比例未能得到应有的提高;由于高级人力资本和高等教育人力要素是决定社会的经济增长潜力、经济结构改善程度和科技进步速度的关键要素,在高等教育服务的供给长期落后于需求的情况下,社会的人力资本质量水平和高等教育人力要素比例的不能得到应有的提升,这必将延缓社会扩大经济增长潜力、改善经济结构和推动科技进步的进程。

第三,对社会分配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影响。

人力资本理论已经证明,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基本手段,人力资本则与收入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本的差异是形成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国内学者利用中国的数据和资料所做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结论。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结论,能否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决定着公民或居民家庭能否在未来增加其收入、提高其经济地位的可能性,因此,高等教育机会的供给影响着社会的分配结构;又由于不同的收入阶层其消费支出的结构不同,所以社会的分配结构又影响和决定着社会的消费结构。

如果高等教育服务的供给严重小于需求,意味着社会上有相当比例的公民或居民家庭无法通过高等教育的途径去寻求进入中、高收入阶层的机会,虽然存在着其中的部分公民可通过其他途径提高收入的可能性,但更多的公民或居民家庭因此只能徘徊于低收入阶层,并因“马太效应”的存在将逐步拉大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形成畸形的社会分配结构和消费结构,有可能引起社会消费总需求长期萎靡不振,使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微弱,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牵制。

2、高等教育第二类供求失衡的经济效应

高等教育第二类供求的短期失衡即高等教育人力要素的社会需求增长低于其供给增长的状态,对经济体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人力要素的短期过剩对即期劳动市场的冲击和“过度教育”效应。

如前所述,高等教育的服务市场与“产品市场”的分隔是高等教育第二类供求短期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被分隔的两类高等教育市场上,由高等教育第一类供给决定的第二类供给与第二类需求之间失去了“天然的”联系,不受需求约束的供给增长必然形成高等教育人力要素的短期过剩,这些过剩的高等教育人力要素进入完全由市场机制调节的劳动市场之后,直接引起高等教育人力要素价格的下降,同时要挤占本应由中、低等人力要素解决的要素需求,从而对中、低等人力要素市场构成冲击,减少这些市场原有求职者的就业机会;而由大学毕业生去从事只需由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者从事的工作,被“过度教育”理论认为是人力资本或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

高等教育第二类供求的长期失衡即高等教育人力要素的增长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对高等教育人力要素的长期性、潜在性和超前性需求,其对经济体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与结构升级在速度和发展潜力上的延缓和限制作用。

社会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结构升级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与对物力资本的需求不同,需要以发展的眼光和战略的思维提前谋划和准备未来对更高质量的人力资本需求,因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基本手段是教育和培训,质量越高的人力资本需要的教育层次越高、时间越长;通过高等教育积累的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结构升级所需的最重要的人力资本,载有这类人力资本的群体,是从事技术和管理创新与发明的主体,是掌握和运用新知识与新技术的主体,从而是推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结构升级的中坚力量。

但高等教育有较长的“生产周期”,并且,通过高等教育形成的人力要素还需要通过在“干中学”进行岗位技能的学习和训练以及实践经验的积累才能完善其高级人力资本的结构和质量。

这表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结构升级对高等教育人力要素的需求与高等教育人力要素的形成之间,有一个较长的时滞,这种时滞的存在决定了高等教育人力要素的再生产决策,决不能以高等教育“产品”的短期需求为依据,必须根据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与结构升级的长期性、潜在性需求来确定对高等教育人力要素的总需求,并将“时滞”的长度作为确定高等教育总供给超前发展的规模和速度的重要依据。

如果忽视这种“时滞”的影响,过分重视解决高等教育第二类供求的短期矛盾,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实行限制性政策,其代价就是延缓本国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结构升级的进程,限制本国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潜力的提高。

3、高等教育两类供求之间失衡的经济效应

高等教育两类供求之间的失衡,主要表现为短期中第一类供求的供不应求与第二类供求的供大于求并存以及第一类供求结构与第二类供求结构不一致的系统性矛盾。

这种系统性矛盾造成的后果主要是:

①两类供求矛盾的反向变化,容易形成政策误区,并加剧高等教育服务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分裂,使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滞后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要求。

当高等教育的两类供求矛盾在短期中以相反的方向逐步扩大时,政府在解决高等教育服务市场上的供求矛盾与解决高等教育“产品”市场的供求矛盾二者之间,将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因为应对这两类供求矛盾的政策措施也是相互矛盾的,解决高等教育服务市场上的供求矛盾需要扩大供给,而解决“产品”市场上的供求矛盾则需要限制或减少供给,同时针对其中任何一个市场的政策选择都将扩大另一个市场上的供求矛盾。

从应届政府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政府往往会选择优先解决“产品”市场上的矛盾,因为严重的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远比高等教育服务供给不足问题给政府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压力要大,而且解决“产品”市场上的矛盾又比解决服务市场上的矛盾的即期政治收益要高。

然而,政府的政策如果选择了优先解决“产品”市场上的供求矛盾,从经济效应的角度看,恰恰掉入了一个政策误区,因为这种政策选择必将扩大前文所分析的高等教育第一类供求失衡和高等教育第二类供求长期失衡所产生的负面经济效应,并使高等教育的服务市场和“产品”市场更加分裂,其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人为地延缓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进程,失去富国强民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最有利时机。

②两类供求结构的内在联系遭到破坏,导致大学毕业生的结构性失业与人才供给的结构性短缺现象并存,前者将增大政府解决社会失业问题的压力并导致无效的高等教育投资,后者则将在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进程中形成“木桶理论”中的“短板约束效应”。

三、高等教育总供求失衡的社会效应

高等教育的社会职能是为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培养高素质的社会公民、维护所有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

在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的条件下,不仅需要为所有公民提供通过公平竞争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条件,而且还特别需要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居民家庭改变子女乃至整个家庭命运而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提供支持和援助;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看,能否充分满足居民获得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需求,将成为衡量社会公平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高等教育的社会职能的正常履行,可以产生十分显著的正的社会效应:

一方面,社会公民的整体素质的提高,将增强公民的民主意识、改变公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有利于加快社会民主政治改革与进步的进程,有利于社会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更多的居民家庭成员特别是社会底层居民家庭的子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提高了人力资本的存量和质量,为他们改变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创造了必备条件,有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结构,缓和或化解社会冲突和矛盾,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降低政府治理社会的交易费用。

但高等教育的社会职能得到充分实现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高等教育的总供求基本均衡,当高等教育的总供求严重失衡时,不仅其基本社会职能不能得到充分实现,而且可能溢出大量负的社会效应。

首先,如果高等教育的第一类供求严重失衡,根据其失衡的一般表现形式,意味着大量求学者无法获得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接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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