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院研究生学术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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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研究生学术月
目录
一、学术论文
杜甫鄜州避乱行实考
（1）
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师海军
指导老师：
郝润华
论《庄子》实践论的艺术人类学——由罗根泽的一个错误谈《庄子》中的“技术活”（10）
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邱晓
指导老师：
李浩
艺术的“灵”与“肉”——电影《霸王别姬》与《梅兰芳》的影像美学异同（19）
电影学专业：
房宁
指导老师：
张阿利
“西路上”的贾平凹——管窥贾平凹散文之“味”（26）
美学专业：
郑琳
指导老师：
段建军
客家方言词语源流考（33）
语言学专业：
叶雪萍
指导老师：
刘百顺
鲁迅作品艺术形象的选择（42）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杜九霞
指导老师：
刘应争
“搭车游戏”的双重隐喻——论米兰·昆德拉的短篇小说《搭车游戏》（51）
比较文学专业：
白杨
指导老师：
梅晓云
浅谈往返借用及汉语“海归词”（57）
语言学专业：
郭倩
指导老师：
冯鸽
荀子“人欲观”的内在理路及思想意义（62）
美学专业：
宫世峰
指导老师：
祝菊贤
马克思美学中的身体意识（71）
文艺学专业：
胡小燕
指导老师：
赵小雷
二、其它材料
1关于举办第三届研究生学术月活动的通知（校发[2009]研字11号）
校长办公室（75）
2关于做好2009年研究生学术月活动的通知（研字[2009]36号）
研究生处（77）
3《西北大学全日制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摘录（校发[2008]研字13号）
研究生处（79）
4文学院“第三届研究生学术月”活动日程安排表文学院（80）
5文学院“第三届研究生学术月”优秀学术论文征文活动获奖同学名单
文学院（83）
6文学院“第三届研究生学术月”活动照片文学院（84）
7文学院“第三届研究生学术月”活动总结文学院（87）
8文学院“第三届研究生学术月”活动优秀学术论文获奖同学证书
文学院（95）
杜甫鄜州避乱行实考
师海军
（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摘要：
“安史之乱”时杜甫曾在鄜州的三川、羌村避乱，但详细情况后世研究者均语焉不详。
对杜甫避乱鄜州的行踪进行详细考辨，可以得出杜甫避乱的时间、路线，可对杜甫在此期间所作的诗篇重新编年，也可对杜甫途径之华原、同家洼的位置、是否北上延州等相关问题进行澄清，可纠历代注杜家的疏误，于杜甫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杜甫；鄜州；避乱
StudyaboutDufuFleeingofFuzhou
Shihaijun
Abstract:
DufuhadevenbeenfledtoQiangcun,SanchuanofFuzhouareawhenAnlushanandShisimingrevoltedinTangDynasty,butsomedetailshadnotbeencomprehendbyinvestigator.Withthemeasureoftestifyingofliteratureandhistoryeachother,wecanfindthatDufufleetoJingbeiareawhentimeandwhereroute,correlationpoemshadbeencomposedbytimes,andclarifiedlocationofHuayuan,TongjiawaandifheevenarrivedtoYanZhou.
Keywords:
Dufu,Fuzhou,flee
关于杜甫鄜州（今陕西富县）避乱之具体情况，《旧唐书》本传并未言及，《新唐书》本传仅云：
“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
肃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
”寥寥数语，关于杜甫鄜州避乱之时间、路线及奔赴灵武之时间均语焉不详。
后人关于杜甫之注本、传记众多，对杜甫在陇东、蜀中之行迹研究备加详细，但有关鄜州避乱一事却颇多疏误。
本文拟对此问题略陈固陋，期收抛砖引玉之功，其中不妥处，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一、杜甫避乱三川的路线
关于杜甫在三川避乱之行踪，还要从当时的军事形势入手进行分析。
《资治通鉴》载：
“（肃宗至德元载六月）（756年6月）辛卯（9日），（崔）乾祐进攻潼关，克之。
……潼关既败，于是河东、华阴、冯翊、上洛防御使皆弃郡走，所在守兵皆散。
”杜甫时在白水依舅崔氏，作有《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
潼关失守，关中震动，附近郡守皆弃城而逃，杜甫也当于是日（6月9日）稍后携家小远赴鄜州。
杜甫作于次年的《彭衙行》云：
“忆昔避贼初，北走经艰险。
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
”说明在晚上也要忙着赶路，可见当时仓促而行的情状。
但杜甫北行路线却颇有疑问。
黄鹤注曰：
“公自白水西北至华原，又自华原北至坊，复自坊北至鄜乎。
”此说当依杜甫《三川观水涨二十韵》，诗开首两句即云：
“我经华原来，不复见平陆。
”《杜诗详注》注《三川观水涨二十韵》“北上唯土山”引《元和郡县图志》云：
“土门山，在华原县东南四里。
”②所说更是牵强附会。
后人注杜也多有所从，如朱鹤龄、宋开玉就从此说。
但白水在华原（今陕西耀县）之东北，杜甫于避乱之中自不可能返向东南行，舍近求远而于叛军更近。
事实上，从白水至鄜州就有直达的道路。
《读史方舆纪要》载，白水县秦山，“县西北五十里，连亘绵远，道通鄜、延、环、庆。
其断处为暗门，最险隘。
”李辅斌《唐代陕北和鄂尔多斯地区的交通》标示离白水不远之澄城便有直通坊州、鄜州之路；且白水与澄城之间并无高山大河阻挡，故而杜甫当从白水而直趋坊州。
莫砺锋《杜甫评传》和卢国琛《杜甫诗醇》所附之《杜甫行踪示意图》均正确地标示出了杜甫此次北行的线路，惜乎未作详细说明。
认为杜甫从白水绕经华原而北上坊州者，大概误解了杜诗“我经华原来，不复见平陆”两句。
此处的华原并非关内道所辖京兆府之华原县，事实上它应该是同州府另一地名，用以泛指杜甫避乱来时之方位。
关于此华原，《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均未见明确记载，但地名有其内在的文化传承，具有稳定性，故而后世的相关记载可资考订。
《万历续朝邑县志》云：
“华原山，邑城在焉。
”《读史方舆纪要》朝邑县条云：
“华原山，在县西门外。
志云：
绕城西而北，以绝于河。
”《康熙朝邑县后志》曰：
“华原山，一名朝阪，自县西南绕城西而北六十里，绝于河。
邑人刘星柱云：
‘有人于地中得古碑，乃华原也。
’世称华原疑误。
”据以上明清地理志书载，朝邑县有华原山，亦有华原，可惜唐宋时的方志均失载，前人所立碑石也掩埋不见，以致难见天日，后人也疑而不信。
但《关中胜迹图志》朝邑条引《府志》云：
“洛水浩荡于前，华原峻嶒于后。
”《同州府志》云：
“牛知府斗墓，在县西华原北建安堡西南隅。
韩恭简邦奇墓，在朝邑县西华原南，嘉靖中敕葬。
”可证华原在朝邑县。
如从当地地形来推测，从朝邑往北之澄城、白水必有许多原。
据《读史方舆纪要》所载，澄城南五十里有临高原，韩城南二十里有韩原，而唐代由于人口相对稀少，许多原还不至于像后世那样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故而华原山之北的华原面积应该不小。
且玩味《三川观水涨二十韵》诗意，紧承“华原”句后的是“不复见平陆”，是“北上唯土山，连天走穷谷”，诗中显然是以“平陆”与“土山”、“穷谷”相对举，乃是就当地一般地貌而言。
用华原来代称避乱之前所住之同州是完全可能的，就像杜甫有“往者胡作逆，乾坤沸嗷嗷。
吾客左冯翊，尔家同遁逃”的诗句，有时拿冯翊郡来泛指自己所居住的白水一样。
而关于土门之解释，施鸿保所说良是。
次年，杜甫有回忆这次避乱的《彭衙行》，《太平寰宇记》曰：
“彭衙故城，在今县（白水县）东北六十里，有故城。
”也可证杜甫此行是直接从白水、彭衙、坊州、鄜州往东北方向而行，不会折而西南绕道京兆府之华原县。
杜甫三川避乱是惊闻潼关失守而仓促成行，且拖家带口，又无骡马代步，故而速度极慢，《彭衙行》云：
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
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
尽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颜。
参差谷鸟鸣，不见游子还。
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
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
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
一旬半雷雨，泥泞相牵攀。
既无御雨备，径滑衣又寒。
有时经契阔，竟日数里间。
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椽。
早行石上水，暮宿天边烟。
早行夜宿，冒雨赶路，途中又缺少食物，备尝艰辛。
《送重表侄王砯评事使南海》曰：
往者胡作逆，乾坤沸嗷嗷。
吾客左冯翊，尔家同遁逃。
争夺至徒步，块独委蓬蒿。
逗留热尔肠，十里却呼号。
自下所骑马，右持腰间刀。
左牵紫游缰，飞走使我高。
苟活到今日，寸心铭佩牢。
就连杜甫自己也险遭不测，幸亏重表侄王砯年富力强，前后照应，方才顺利脱险。
故而在《彭衙行》中又云：
小留同家洼，欲出芦子关。
故人有孙宰，高义薄曾云。
延客已曛黑，张灯启重门。
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
从此出妻孥，相视涕阑干。
众雏烂漫睡，唤起沾盘飱。
……
到达同家洼时，仍惊魂未定，幸有故人孙宰周全照顾。
因全家连日来担惊受怕，舟车劳顿，忍饥挨饿，困顿不已，便停留了下来。
《彭衙行》作于至德二载（757）杜甫从凤翔到鄜州省亲或抵达鄜州时的回忆。
从行程来看，三川避乱与鄜州省亲的路线自坊州以北是一致的。
由此可进一步推断，杜甫留宿之同家洼位于白水和坊州之间，不然省亲时可顺路探望孙宰。
浦起龙云：
“疑亦还鄜时，路经彭衙之西，回忆去岁孙宰周旋之谊，不克枉道相访，聊作此志感。
”杜甫省亲并不路过彭衙，盖浦氏不明杜甫省亲路线所致。
《彭衙行》诗中“一旬半雷雨，泥泞相牵攀”句，说明从白水行来大概十天中，经常（大概有一半时间）下雨。
此述合于《三川观水涨二十韵》：
“火云出无时，飞电常在目。
自多穷岫雨，行潦相豗蹙。
……浮生有荡汩，吾道正羁束。
人寰难容身，石壁滑侧足。
云雷屯不已，艰险路更局。
”白水至三川县大约一百九十五里，则杜甫携家小每天仅走近二十里，对避乱来说也似太短，但诗中曾言“小留同家洼”，当要去掉“小留”时间。
白居易诗曰：
“从陕至东京，车马十二里”，“北阙至东京，风光十六程”，东京洛阳至京师长安的两京道近八百三四十里，需十六天的时间，平均算下来，一天大概就是六十里左右，这是在道路条件很好的两京道，借助畜力且行者也没什么拖累。
而当时的形势是“安禄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关，凡十日，乃遣孙孝哲将兵入长安。
”中间有近十日的军事停顿期，且依杜甫当时北行实际状况，杜甫估计在同家洼待了两三天，然后到达鄜州洛交南六十里之三川，其后又迁至鄜州城北之羌村。
杜甫避乱鄜州与省亲路线图
二、杜甫寓居鄜州时
杜甫艰难抵达三川，随后鄜州就发生了动荡。
从潼关失守至孙孝哲攻入长安，“贼势大炽，西胁汧、陇，南侵江、汉，北割河东之半”，“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陇皆附之。
”在长安陷落前后，附近的州郡长官大都闻风而逃，鄜、坊之降，当在杜甫抵达的前后。
杜甫寓家三川不久就迁到了城北的羌村，或即在鄜州郡守奔逃之后为妻儿的安全计。
因三川在鄜州州治洛交县南六十里，羌村在洛交县北三十里，应该说鄜州归附，是由郡守奔逃引发，只是引起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叛军主力仍在长安，且鄜州在叛军所能控制之最北端，相对来说力量较弱，越过洛交后就会安全很多。
随后肃宗在灵武登基的消息也传到了鄜州，杜甫闻听之后，即思北上。
肃宗即位的消息在八月十二日始至成都，灵武经凤翔至成都距离为二千七百四十里，消息传送历时一月，考虑战时的具体情况，所费时间也在情理之中。
鄜州至灵武的路线和距离，依《唐交通图考》、《唐代陕北和鄂尔多斯地区的交通》所绘之交通路线及《元和郡县图志》之四至八到，鄜州经延州、芦子关、夏州、盐州而至灵武距离大概为一千一百五十里，则比照上述行程，肃宗即位消息十一天左右当至鄜州。
杜甫在闻知肃宗灵武即位的消息后，思君心切，就动身北上。
可惜不久就被捉住了。
《资治通鉴》载至八月时，“至是西门之外率为敌垒，贼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关，北不过云阳，西不过武功。
”随着肃宗在灵武的登基，唐军及民间力量的反击，京城周边的态势逐渐归于稳定。
结合前文所引综合地加以分析，可知鄜州、坊州、歧州等距长安较远的州县，由初期的混乱归附而纷纷趋于稳定。
杜甫动身及被抓时间大概在七月底，必在八月前。
《杜诗详注》云：
“鹤注：
天宝十五载八月，公自鄜州赴行在。
”《杜甫年谱》云：
“八月洪水已退，便离羌村只身北向延州。
”八月说不知何据；云杜甫是因洪水退却而北行，实未了解鄜州当地之具体情况：
其地植被稀少，地表的积水很快就注入河流，故而洪水来得快，退得也快，并不存在“八月洪水已退”之说。
只有卢国琛《杜甫诗醇》于《北征》中注“况我堕胡尘”句曰：
“指至德元载（756）七月，杜甫从鄜州往灵武途中被叛军俘获，陷身长安事。
”所说良是，可惜未加考辨。
关于杜甫被抓之地点，从鄜州至延州之交通状况来说，当不会北过野猪岭。
“由甘泉溯洛水支流劳山沟东北行，四十五里有野猪岭”，《读史方舆纪要》云：
“山峡险窄，为戍守重地。
志云：
甘泉当鄜、延二州之中，为咽喉之所，而野猪峡尤当其要。
”作为“戍守重地”，鄜州归附叛军后，自是朔方唐军镇守之重地，若此地失守，则延州危也，杜甫必是未至野猪岭而被俘。
从杜甫至鄜州到被俘，估计在鄜州待了二十多天。
在鄜州时，杜甫曾作《得舍弟消息二首》、《避地》等三首诗。
《得舍弟消息》其一云：
“近有平阴信，遥怜舍弟存。
侧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
烽火新酣战，啼垂旧血痕。
不知临老日，招得几人魂。
”由“寄食一家村”句，可知诗是杜甫在鄜州羌村所作。
其二曰：
“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
”浦起龙说：
“弟之家口在东京陆浑庄。
公时家寄鄜州。
鄜州属西京。
”所说良是，而《杜诗详注》将以上三首诗编于被俘长安之后，但杜甫从白水迁鄜州，弟当知之，若再往长安，弟并不知被俘长安，又如何能收到其弟之信？
《避地》云：
“避地岁时晚，窜身筋骨劳。
诗书遂墙壁，奴仆且旌旄。
行在仅闻信，此身随所遭。
神尧旧天下，会见出腥臊。
”关于是诗之作时，陈贻焮已有详细论述，可参陈著《杜甫评传》第三百一十七页。
但从“行在仅闻信”一句可见出《得舍弟消息二首》当作于《避地》之前，因杜甫当一闻肃宗在灵武登基，便动身北上，此节陈贻焮所说良是，四川文史研究馆编《杜甫年谱》却恰恰相反。
杜甫在被俘后即被押往长安。
鄜州至长安里程为四百七十七里，依杜甫所居之羌村及北出鄜州距离推算，从被俘地点至长安肯定超过五百里，考虑押送俘虏之速度较慢、路况不似两京道等因素，则杜甫到长安的时间必为八月十五日之前。
故而《月夜》诗“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很可能作于当月之八月十五，因团聚之日而倍思亲人。
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何况又身陷囹圄，故有这一千古绝唱。
第二年夏杜甫即奔赴凤翔行在，故不可能作于次年。
三、杜甫北上延州说
有人认为杜甫曾远赴延州，如朱鹤龄就认为杜甫曾至延州。
《杜甫年谱》也云：
“（肃宗至德元载）八月洪水已退，便离羌村只身北向延州，暂住于州城南七里之小河（又名南河，源出牡丹山，山产牡丹甚多，樵者以为薪，南河又名牡丹川，宋时又名杜甫川，以甫尝避乱居此故名，范仲淹曾大书杜甫川三字于川口，见《陕西通志》）。
……意在乘间出芦子关，投奔灵武，不料胡羯兵力蔓延于晋陕北部，中途陷入贼中，被送至沦陷之长安。
”陈贻焮《杜甫评传》对此观点加以引用。
其实，从安史乱时双方军力、态势来看，叛军势力断不会远伸之延州及更北，更不会在延州之北俘虏杜甫了。
延州在“安史之乱”时隶属于朔方节度使，而朔方军是抵抗叛军之主力军。
陈寅恪就说：
“唐平安史之乱，其主力为朔方军。
”史载：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丙子（21日），上还宫……以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
”在玄宗初闻安禄山叛乱之时，就任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希望用这支军队抵抗叛军。
叛乱初期，朔方军即数度与叛军在河东激战，随着战局的扭转，其后更是屯兵鄜州洛交县，收复了京师长安。
综合前文所引材料：
长安周边所降郡县最北即到鄜州，未见更北而至延州的记述，更不用说其北的芦子关了；并且朔方节度使当时实力颇为强大，是击退叛军、收复失地、兴复唐室之主力军，其下属领地自是不会轻易被叛军攻占。
关于延州及更北之芦子关，见于杜诗《彭衙行》和《塞芦子》两诗。
浦起龙注《彭衙行》云：
“其曰‘欲出芦子’者，公往白水时，初意直欲挈家竟达灵武行在，未尝决计寓白水也。
适于此遇孙宰，兼得舅氏崔十九翁，因暂止焉。
卢元昌不察，遂认‘同家洼’与‘芦子关’相近。
不知关在延州北，公生平未尝到延州。
”浦说‘公生平未尝到延州’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前半段话则大谬。
玩味杜诗，所谓“欲出芦子关”者，时杜甫自白水奔赴鄜州，必在六月，此时肃宗尚未在灵武登基，何谈北上芦子关，“竟达灵武行在”？
是对杜甫北上芦子关说法的绝佳反证。
而当史思明围攻太原时，“思明以为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当遂长驱取朔方、河、陇。
”可谓是《塞芦子》一诗的最好注解，此是杜甫身在长安，心念国难的关切之作，如何是北上芦关所写？
《杜甫年谱》所引《陕西通志》之材料，分别见于其书卷十山川部：
牡丹山在县西南四十里许，《名山记》牡丹山在肤施，名曰花园头，产牡丹极多，樵者以之为薪《潜确类书》相传杜甫避乱时游此《贾志》
小河在县南七里，源出牡丹山，东南流四十里入杏子河，一名牡丹川，又名杜甫川，以子美常居此，故名《县册》
卷七十三古迹部：
杜甫川在延安府城南七里，西南折入四十里，牡丹遍山谷，樵者采之为薪，欧阳永叔《花谱》所谓延安牡丹与荆棘无异者也。
甫避乱寓此，范仲淹大书杜甫川三字于川口《延安府志》
其后分别注明出处为《贾志》、《县册》和《延安府志》。
《年谱》所引之《陕西通志》为清雍正十三年（1748）间刘于义监修，沈清崖编纂，收入《四库全书》之常见通行本，其所提之《贾志》当为清康熙六年（1667）贾汉复修，李楷纂三十二卷本《陕西通志》；查雍正之前之《延安府志》，惟有明弘治十七年（1504）李宗仁修八卷本《延安府志》与清康熙十九年陈天植修，刘尔榉纂十卷本《延安府志》，但李宗仁八卷本《延安府志》“山川”、“古迹”部无一字言及有关杜甫之说，其中所引延安知府李延寿《游牡丹山二首》，前有小序云：
府治南四十里许，有山曰花源头。
山畔有崔府君庙。
……庙之前后盛产牡丹，前此寮寀邀余同赏，……其日云收雨霁，风和景明，耕夫秉耒于野，蚕妇摘叶于圃，与未雨前之气象顿殊；而山前牡丹盛开，娜娜盈盈，芳馨袭人，古人所谓四难者并之矣。
遂以所携酒肴对花欢饮，余因成近体二诗，持遣一时之兴耳，言之工拙，不暇计云。
李为弘治八年（1495）由御史擢延安知府，应该说熟悉延安掌故，尤其当他游览当地有名的牡丹川（杜甫川）时，正是天降甘露之时，雅兴高致，与民同乐，却用了大段文字叙写游牡丹山的原因及盛景，并无一字言及有关大诗人杜甫事迹，这就不由令人生疑。
考察宋代的总志，乐史撰《太平寰宇记》仅言杜甫成都草堂，而无一字于延安之杜甫川；查范仲淹《范文正集》，并无书“杜甫川”之相关记载；宋人沈括曾在延州做官，其作《梦溪笔谈》及《长兴集》中均无记载，只在《梦溪笔谈》卷二十四讨论了《塞芦子》之“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中“五城”的位置，而未一字言及“杜甫川”。
《大元大一统志》提及延安路之“风俗形势”有：
“土俗有牡丹，延安红、丹州红皆彼产之杰然者，自丹延以西尤多，与荆棘无异，土人或取以为薪，欧阳修《花品》叙云。
”明英宗天顺五年（1461）李贤《大明一统志》卷三十六延安府“土产”条云：
“牡丹，本府出。
宋欧阳修《花谱》：
延安红、丹州红皆彼产之杰然者，自丹延以西尤多，与荆棘无异，土人刈以为薪。
”均言及牡丹而无与杜甫相关之内容。
明嘉靖元年（1522）何景明撰陕西第一部通志——《雍大记》中也并无杜甫的只字片语。
关于杜甫曾寓延安之说当肇始自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赵廷瑞修，马理、吕柟纂四十卷本《陕西通志》，其卷四山川部云：
牡丹川在肤施县内，牡丹特盛。
欧公《花谱》所谓延州牡丹与荆棘无异者，指此。
杜甫避乱时尝游于此，故亦名杜甫川。
综合上述方志所引之杜甫川有关材料，明显可以看出牡丹川、牡丹山和南河水在历代纂修方志者手中的变异：
宋时无一字言及，至元时只在山川条言其及特异处——盛产牡丹，到了明代中期始引入了杜甫的传说，出现了杜甫川，至清代更是在古迹部出现了杜甫游牡丹山的记述，也与南河发生了关系。
方志大半由当地文人参与编写，主观上都愿使桑梓增采，颇多溢美，故随着时代的变迁，内容愈加丰富，并且会平添许多传奇的色彩。
如元明《一统志》鄜州仅有杜甫故宅的记述，到了雍正间修的《陕西通志》中，更有：
“又州西北三十里羌村有杜甫窟，壁上诗甚多。
……又骆驼谷，杜甫游梅柯岭，往来止宿于此”，增添了许多生动的细节。
马理、吕柟等是一代大儒，尚且如此，出自当地文人所作的《县册》就更不待言了。
《杜甫年谱》所引之《陕西通志》材料，毫无疑问并非第一手资料，而是转抄多处，最终而致三人成虎。
所谓范仲淹大书“杜甫川”三字或来自弘治年间李宗仁纂《延安府志》，其“山川”部曰：
“嘉岭山，在城东南一百八十步南河滨，宋文正公范仲淹守延时书‘嘉岭山’三大字刻崖石。
”世异时移，范公所书之字也就逐渐地转变为了“杜甫川”。
雍正年间刘于义、沈清崖编纂《陕西通志》卷九十四有张廷玉《杜甫川说》，云：
夫三川、鄜州、羌村，皆延属，皆有诗。
北去延有几，胡以杜甫名川而无诗？
未至，胡以“杜甫”也？
既至，胡以杜甫川不杜甫诗也？
……由此而观，今郡北芦关岭即芦子关。
彼地险阻可守，子美且稔知之，延州犹经历未到邪？
延州其所必至，而川“杜甫”诗不“杜甫”，非延于甫有情，甫于延无情？
有情莫如兹，川诗其佚之也。
《三百篇》如《由庚》、《南陔》等什，所佚多矣。
呜乎！
此一川流，悠悠漠漠，似有德君子所必观焉，而川西去未三十里，地名花原头，其山高五里，从广二十里，千余年来，土人种牡丹几遍，至采为薪，故名“花原”，得谱牡丹，为“延州红”。
使子美至此川而过花原，当必有诗，乃不得与万里草堂百花妍猥，与海棠寂寞也。
有遗憾哉！
张廷玉也发现了“杜甫川”之“（杜甫）未至，胡以‘杜甫’名也？
既至，胡以杜甫川不杜甫诗也”的现象，觉得杜甫过“花原头”也必有诗，但却没从当时之政治、军事、历史、地理等方面，从方志编者的角度出发，作一全面细致的分析与考察，仅用“川诗其佚之也”来解释，显然牵强。
四、结论
杜甫当于潼关城破后（6月9日）携家小从白水远赴鄜州羌村，大概于是月二十日左右到达三川。
考虑当时政治、军事态势和杜甫身体、家庭情况及实际的自然环境，估计在同家洼待了两三天，然后到达鄜州三川。
杜甫北行的路线是从白水、彭衙、坊州、三川，并未路经京兆府之华原县。
从杜甫凤翔到鄜州省亲的路线来看，同家洼在白水至坊州之间，而不会在鄜州附近。
杜甫在鄜州避乱期间按时间先后分别作了《三川观水涨二十韵》、《得舍弟消息二首》、《避地》等几首诗。
由于鄜州接着发生了混乱，杜甫把家从三川迁到了鄜州以北之羌村。
在得知肃宗灵武即位的消息后，即离鄜州北上，时间当在八月前。
但出行不久即被抓，关于被抓地点，从鄜州至延州交通情况推断，当不会北过野猪岭。
杜甫被俘到长安之时间当为八月十五日之前，故而《月夜》很可能作于八月十五夜之长安。
关于杜甫曾至延州及更北之芦子关，考虑当时朔方节度使之军力及此说之形成时间，可断为臆说，此为明人修《陕西通志》时据传说附会而始，后人又不断加以敷衍、增色而成。
论《庄子》实践论的艺术人类学
——由罗根泽的一个错误谈《庄子》中的“技术活”
邱晓
（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摘要：
《庄子》常用关于“技术活”的寓言来说明“道”的不可言说。
这种不可言说在《庄子》来说是“道”，在哲学人类学来说就是李泽厚所说的“度”，它是主观合目的性与客观合规律性的统一；它既有规范性、程式化的一面，又有偶然性、创造性的一面；它的本质是实践活动的不确定性，而非客观物质的神秘性；对于如何把握它，《庄子》提供了“真积力久”和“用志不分”两条途径。
《庄子》对其“技术活”的论述，对中国古代的文艺创造和文艺批评影响深远；研究《庄子》的“技术活”有助于我们建构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艺术人类学。
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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