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旷新年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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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旷新年精

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

旷新年

内容提要　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重要内容

之一,是一种现代的“世界观”,是一种新的话语和历史实践。

中国现代民族国家

的产生是与“西方”遭遇的结果,“西方”和“中国”共同参与了中国现代民族国

家同一性的创造,“新中国”的想象和创造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主题。

中

国现代文学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创造和建构中发生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中

国现代文学在主题内容和表达形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根本的变化。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对于世界的想象,个人主义、世界主义、亚洲主义、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以及民族主义等等①。

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现代性的重要内容之一,现代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构筑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民族主义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并且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向外扩张而全球扩散。

19世纪是殖民主义全球化和欧洲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有力扩张,把地球变成了“世界”。

19世纪资本主义形成了广泛的世界市场,全球化成为了明显的趋势;然而,同时也加剧了各民族利益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冲突,20世纪终于爆发了空前规模的两次世界大战。

歌德和马克思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同时,马克斯·韦伯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则指出,“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②。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民族国家的界线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凸显出来,并且通过殖民主义向全世界撒下了民族主义的种子。

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说:

“若想一窥近两世纪以降的地球历史,则非从`民族'（nation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概念入手不可。

”③而列文森则说:

“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

”④

民族国家成为了一个现代的神话。

民族国家的巨大话语甚至因此把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扭曲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现代标语。

现代民族国家激发了20世纪初梁启超“少年中国”与孙中山中国大跃进的想象以及刘鹗《老残游记》中“危船”与胡适《睡美人歌》中“睡美人”的有关国家命运的寓言。

五四时期,李大钊发出了“青春中国”的赞颂,郭沫若梦想着民族的“凤凰涅”。

民族国家话语推动了20年代的国家主义思潮和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以及40年代有关“民族形式”的讨论。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中华民族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不可置疑的憧憬和胡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的“时间开始了”的宏伟抒情,都根源于民族国家这一巨型话语。

在文学史家看来,“就其基本特质而言,20世纪中国文学乃是现代中国的民族文学”⑤。

王一川指出:

“中国形象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都具有空前的重要性:

作家和诗人们总是从不同角度去想象中国。

”⑥

一、自我与他者:

民族国家意识的发生

竹内好说:

“东方的现代,是欧洲强加的产物,或者说是从结果推导出来的。

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

因为现代是一段历史时期,所以不从历史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就会造成混乱。

”⑦1899年岁末,在太平洋舟中,梁启超———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之父———写下了著名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

“乃于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腊月晦日之夜半,扁舟横渡太平洋。

……蓦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乃是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不自我先不我后,置身世界第一关键之津梁。

”⑧它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时空意识,同时也昭示了我们现代主体又是怎样在一种现代的结构关系中生成的。

丸山真男指出:

“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民族以一些外部刺激为契机,通过对以前所依存的环境或多或少自觉的转换,把自己提高为政治上的民族。

通常促使这种转换的外部刺激,就是外国势力,也就是所谓外患。

”⑨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发生是西方殖民入侵的结果,民族国家主体的生成实际上有赖于“他者”的存在。

章太炎指出,国家乃是一“集合之假有”,“今之建国,由他国之外铄我也”⑩。

民族国家成为了“文明”与“野蛮”之间的界线,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构造了一幅全新的现代世界地图。

民族国家成为了现代世界和现代中国自我想象和经验的重要内容和方式。

中国现代经验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必须把自己讲述到民族国家和现代世界这样一个故事里面去。

“这个进化/进步的故事是西方在自己的地位上创造的世界故事,是资本主义要求全世界向其开放的故事。

20世纪中国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这个故事之中,已经成异己所讲的故事中的被讲述者……站在现代的`夷狄'面前,中国突然发现了另一个自己。

这是令20世纪中国深为震惊的一次自我发现”1。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们的认知结构中,我们主要强调的是中国和西方之间“传统”与“现代”的差距和对立;然而,实际上中国和西方同时也是面对面地相逢和遭遇。

中国在遭遇现代西方的历史过程中,古老的“天下”破裂,现代的“世界”诞生,并且发现和建构了民族国家自我的同一性。

从现代民族国家观和古代天下观两种不同的视野出发形成了两类不同的知识,描绘出了两幅完全不同的“世界地图”。

比如清末的保守派徐桐对于世界的认识就和当时梁启超眼中的现代世界完全不同;“他不但连算学也斥为洋鬼子的学问;他虽然承认世界上有法兰西和英吉利这些国度,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决不相信的,他主张这是法国和英国常常来讨利益,连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随便胡诌出来的国名。

”12

民族国家意识是中国现代启蒙运动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中国现代启蒙运动,首先就是要进行现代民族国家思想的“启蒙”,从而打破中国民族国家意识的“蒙昧状态”。

为什么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和爱国思想于是成为了清末启蒙思想家和知识界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梁启超解释说:

“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其不知爱国者,由不知其为国也。

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

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

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

今夫国也者,以平等而成;爱也者,以对待而起。

……必对于他国,然后知爱吾国。

”13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对于中国的入侵,中国从自己的“天下”被迫卷入到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中来。

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的“天下”世界观。

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发生了民族国家的意识。

“甲午战争以前,吾国之士夫,忧国难,谈国事者,几绝焉。

自中东一役,我师败绩,割地偿款,创巨痛深,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

非今优于昔也,昔者不自知其为国。

今见败于他国,乃始自知其为国也”14。

在亡国灭种的威胁之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和形成了“改变中国”和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想象和知识。

因此,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借孔觉民的话说:

“我们今日得拥这般的国势,享这般的光荣,有三件事是必须致谢的。

第一件是外国侵凌,压迫已甚,唤起人民的爱国心。

”

随着资本主义殖民过程以及亡国灭种的威胁,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播撒开来。

严复在《原强》中说:

“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

”15梁启超说:

“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

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

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

”16“今世界以国家为本位,凡一切人类动作,皆以国家分子之资格而动作者也。

”17“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18,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以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成为了现代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有关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于是居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地位。

中国现代文学所隐含的一个最基本的想象,就是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以及对于中华民族未来历史———建立一个富强的现代化的、“新中国”的梦想。

也正是因为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是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而发生的,也因此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是针对西方殖民主义而建构“中华民族”。

民族国家的意识贯穿于“人民艺术家”老舍的创作中。

他的父亲死于八国联军之役。

在《五四给了我什么》一文中,他曾经说:

“`五四'送给了我一双新眼睛。

”“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洋奴。

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

”19在他留学英国的时候创作的长篇小说《二马》中,有关民族国家的经验和思考构成叙述的主题。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部“教育小说”和“成长小说”。

民族和国家成为了小说主人公所置身的英国以及欧洲理解和整理这个世界的一种基本的“方法”。

马氏父子对于这个异己的世界和这种陌生的“常识”一开始充满了困惑和不适应。

随着小说叙事的进展,他们作为弱国子民受尽歧视和侮辱,逐步接受了民族国家的“现代”“知识”。

马氏父子这两个中国人在伦敦———这个“现代世界文明”的中心接受了“现代启蒙”:

“20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待的;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

狗!

”“中国人!

你们该睁开眼看一看了,到了该睁眼的时候了!

你们该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时候了!

———除非你们愿意永远当狗!

”在老舍看来,老一辈的中国人和“新青年”的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国家观念的有无:

老马缺乏国家观念,“可惜老马,中国人的一个代表,只想糊里糊涂有点审美的天性,而缺少常识。

可惜老马只想回国,而不明白国家是什么东西”。

与老马不同,他的儿子马威的脑子里已经有了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观念。

马威认为“只有国家主义能救中国”:

“马威不是个傻子,他是个新青年,新青年最高的目的是为国家社会做点事。

这个责任比什么也重要!

他为老中国丧了命,比为一个美女死了,要高上千万倍!

为爱情牺牲只是在诗料上增加了一朵小花,为国家死是在中国史上加上极光明的一页!

”小说还写到站在大英帝国立场上的伊牧师的反应。

伊牧师喜爱中国的老人,“因为中国的老人向不说`国家'两个字”,他不爱,甚至痛恨中国的青年人,“因为`国家',`中国'这些字眼老挂在嘴边上”,即使是空谈,“可是老这么说就可恨”。

在上海公共租界公家花园的门口竖立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

它一方面鲜明地提示了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歧视,另一方面也规定和推动了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运动。

沈从文在他1928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中描写了英法帝国主义这种对于中国人的歧视与对于中国人的任意虐杀,从而表达了一种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

为了获得个人的尊严和自由,中国首先需要作为“民族”从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和压迫之中获得解放。

像张爱玲这样一个偏离了中国现代文学主流,通常被看作是在意识形态的空白地带写作的作家,实际上也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清醒的民族国家的意识:

“外国人画出的中国人总是快乐的,狡猾可爱的苦哈哈,使人乐于给他骗两个钱去的。

那种愉快的空气想起来真叫人伤心。

”

实际上中国“自我”与西方“他者”,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同一性想象与西方作为帝国主义殖民侵略者之间构成了一幅颠倒的图画。

正是因为列强环伺的眼光,形成了中国民族的自我同一性和自我意识。

同时,从老舍、沈从文和张爱玲等人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列强以及殖民侵略者作为“他者”,是怎样参与了现代“中国”的构造。

二、毁灭家族,铸造国家:

家族主义/个人主义/民族主义

　　詹姆森从对鲁迅《狂人日记》的解读出发,把第三世界的文学称为“民族寓言”。

他说;“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

”20尽管这种说法有片面之处,但也确实道出了主要的事实。

鲁迅的《狂人日记》的主题是“礼教吃人”,巴金的《家》的主题是揭露“大家庭的罪恶”。

在

文学评论　2003年第1期

某种意义上,《狂人日记》和《家》既是“现实主义”小说,又是“寓言”,既是“真实”,又是“虚构”。

中国现代文学声称“礼教吃人”;然而,如果反省一下现代文明史,难道我们不也可以说国家、民族主义和现代文明是吃人的吗?

实际上,我们应当追问为什么对家族制度的罪恶的控诉和对大家族的毁灭的呼声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的甚至是最有魅力的主题?

从根本上说,这种破坏大家族的呼声和“出走”的想象明显地受到了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规范。

毁灭“家族”是为了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