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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器物文化
中国器物文化
本章摘要：
人类文化通常分为三个层次，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这些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往往寄寓在器物之中，通过器物来反映。
中国的器物文化博大精深，世所罕见；吃喝玩乐，衣食住行，信手拈来，都是文化。
中国器物文化主要包括青铜器、陶器、玉器等。
第一节青铜器文化
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在世界上享有盛名。
青铜，古称金或吉金，是红铜与其它化学元素（锡、镍、铅、磷等）的合金，因颜色青灰色而得名。
青铜器在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已经被制造出来，之后经历了大量使用青铜工具及青铜礼器的辉煌灿烂的青铜时代。
这一时期主要从夏商周直至秦汉，时间跨度约为两千年左右，是青铜器从发展、成熟直至鼎盛的辉煌期。
由于青铜器以其独特的器形、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向人们揭示了先秦时期的铸造工艺、文化水平和历史源流，因此被史学家们称为“一部活生生的史书”。
中国的青铜器是古代文明的标志，对国内外旅游者有着较强的吸引力。
一、青铜器的发展
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铜制品是在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件单范铸造的青铜刀，装饰较少，反映出远古先民纯朴的审美意识。
夏代的青铜器中已经有了象征身份等级的礼器，与礼制的政治制度相呼应。
商代青铜器发展到鼎盛，器物之大令后人惊叹，花纹繁缛精致，并有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
西周时期青铜器与礼制的结合更加紧密，冶铸技术日趋成熟，出现了长篇铭文，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春秋战国时青铜器一改过去的设计，风格纤巧、清新，普遍采用更高水平的制作工艺，极富地方性和生活色彩。
秦代以后，礼器比重大减，钱币、度量衡和铜镜经过更新、创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青铜器的主流，在漫长的时间里，中国的青铜器铸造技艺一直保持着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水平。
青铜器集造型、雕塑、绘画等多种艺术之成，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是中国文物艺术中的瑰宝，也是世界美术史上的精华。
二、青铜器的分类
青铜器种类很多，名目繁杂，将这些器物按照一定的方法归纳成若干大类。
青铜器的分类方法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食器
食器可再细分为炊煮器、盛食器和取食器。
主要包括鼎、鬲、甗、簋、簠、盨、敦、豆、匕等。
1．鼎：
有烹煮肉食、食牲祭祀和宴享等各种用途。
鼎出现于商代早期，历经各个朝代，一直延用到两汉，乃至魏晋，是青铜器中使用时间最长、变化最多的器皿。
作为礼器，鼎是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力的标志。
“一言九鼎”、“三足鼎立”等成语也说明了它的巨大影响。
古代社会对用鼎的数目，有相应的制度，称为“列鼎制”。
西周时期天子用九鼎，诸侯一般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也有用一鼎的。
2．豆：
专用于放置腌菜、肉酱和调味品的器皿。
青铜豆出现于商代晚期，盛行于春秋战国。
豆也属于礼器的一种，通常成对出现。
对于用豆数量的多少，古代也有一定的典章制度。
3．甗：
蒸饭器，全器分成上下两部分，上体用以盛米，古称“甑”；下体为鬲，用以煮水，中间有孔通气。
青铜甗在商代早期已有铸造，但为数甚少。
到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已较多，西周末、春秋初尤为突出。
甗是绝大多数殉葬铜礼器的墓中必有之器。
4．簋：
盛放煮熟的稻、粱等饭食的器具。
青铜簋出现在商代早期，但数量较少，商晚期逐渐增加。
商周时期，簋是重要的礼器。
特别是在西周时代，它和列鼎制度一样，在祭祀和宴飨时以偶数组合与奇数的列鼎配合使用。
据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
出土的簋也以偶数为多。
5．敦：
是盛放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皿，由鼎、簋的形制结合发展而成，产生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秦以后消失。
其基本形制是上下内外皆圆，盖与器相合成球体或卵圆形体。
6．鬲：
为炊粥器，最早出现在商代早期，大口，袋形腹，犹如三个奶牛乳房拼合而成，其下有三个较短的锥形足。
袋形腹的作用为了扩大受火面积，较快地煮熟食物，但商代晚期以后，袋腹逐渐蜕化，且多数青铜鬲有精美的花纹，不宜于火煮，当为盛粥器。
7．盘：
盛水器，青铜盘出现于商代早期，盛行于商代晚期。
（二）酒器
按照用途酒器还可再分为饮酒器、盛酒器、提取酒和放置酒器的器皿，统称为酒器。
主要包括爵、角、斝、觚、觯、尊、兕觥、卣、盉、方彝、罍、壶、瓒（勺）、樽、耳杯、禁等。
1．爵：
用于饮酌酒之器皿，是最早出现的青铜礼器。
爵的一般形制为：
前有流，即倾酒的流槽，后有尖锐状尾，中部为杯形，腹侧有鋬，下配三足。
流与杯口之间有柱（柱可能为过滤之用）。
2．角：
饮酒器。
无柱、流，两端皆是尾。
角同爵的容量比为四比一。
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角当推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二里头文化期的异形管流角。
3．尊：
高体，大型或中型容酒器。
按其形体可分为有肩大口尊、觚形尊、鸟兽尊等三类。
4．壶：
盛酒之用。
使用时间从商至汉代或更晚。
5．卣：
盛酒器。
盛行于商晚期及西周。
6．觥：
盛酒器，真正器名尚不可知，称“觥”是约定俗成。
出现于殷墟晚期，沿用至西周早期。
7．方彝：
乃盛酒器。
一般呈方型，出现于商代晚期。
（三）水器
水器可分为盛水器和注水器，主要包括盘、匜、盂、缶、罎、瓿、洗等。
最常见的是盘和匜。
在西周中叶以前，盘不是与匜相配而是同有管状流的盉相配合，西周晚期才被匜所取代。
鉴也是重要的水器之一，或者无耳，或有两耳、四耳。
它是一种大盆，通常有三种用处：
一是盛水用以洗浴；二是贮水籍以照面；三是用来装冰，即《周礼》所说的冰鉴。
鉴这个字解作镜子、光照、审查，即源于此。
（四）乐器
主要包括铙、钟、钲、铎、句鑺、铃、錞于、鼓等。
1．钟：
打击乐器，盛行于西周和东周。
斜挂的钟称为甬钟，直悬之钟称纽钟。
2．鼓：
打击乐器。
由于商周时期的鼓绝大部分是木质的（难以保存），所以青铜鼓为数甚少。
（五）兵器
主要包括戈、矛、戟、钺、矢镞、刀、剑、匕首、殳、弩机、胄等。
1．戈：
商周时期兵器中最常见的一种，古称“句兵”，是用以钩杀的兵器。
2．矛：
用于冲刺的兵器。
矛体分锋刃和骹两部分。
锋又分前锋和两翼；骹为插入木柄处。
3．钺：
是具有征伐权力象征的权杖器，其中的异形钺为少数民族或北方传入。
4．戟：
一种既可刺又可勾杀的双重性能兵器。
5．剑：
古代贵族和战士随身佩带，用以自卫防身进行格斗、可斩可刺的兵器，出现于西周。
剑一般由剑身（有血槽）和剑把两部分组成，并配有鞘。
史学上所称的玉具剑是指摽、首、格、剑鼻四处皆佩玉的剑。
（六）车马器
车马器是指马车上的附件，主要有軎、辖、毂饰、轴饰、辕首饰、衡饰、銮铃、踵饰、舆饰、衔、镳、轭饰、当卢、马冠、铜泡、节约等十数种。
（七）农具与工具
农具包括犁铧、铲、镢、锄、镰、锛；工具包括斧、凿、刻镂刀、削、锉、锥、钻、钓钩等。
1．铲：
铲土、耘苗、除草和松碎表土的农具。
2．锛：
开垦土地的农具。
青铜锛不仅用于农业，而且也是平土的主要工具。
古代没有刨子，要使木料平整不是用刨，而是用锛。
3．斧：
砍伐工具。
斧同锛的区别在于：
安柄的方式不同，斧柄线同刃口线平行，锛刃口线同柄线垂直；刃的区别，斧为双面刃，锛为单面刃（偏刃）；磨石痕不同，斧斜向，锛垂直方向。
4．镰：
收割用的农具。
5．耒：
是用于翻耕、开沟渠的原始农器，青铜耒是从木耒发展而来的。
由于木耒在当时被大量使用，所以青铜耒的数量相对较少，目前仅有一件。
6．耜：
曲柄的起土农器，出现于商代晚期，经历西周，止于春秋。
（八）铜镜
铜镜是古代照面的用具，一般呈圆形，下面磨砺光洁，背面有纽可穿系。
中国和西亚两地铜镜出土最早，但有一定差异，中国的铜镜无柄，背部有纽；西亚的则有柄无纽。
我国铜镜的盛行期为战国秦汉和隋唐时期。
中国铜镜起源较早，被确认最早的三件铜镜属距今四千年的齐家文化。
夏、商、西周早期也有铜镜发现，随后西周春秋时期的铜镜得以确认。
这时期的铜镜都是圆形的，背面有很窄的钮，并有几何形或鸟兽形装饰。
战国两汉时期，铜镜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富有特色的一种艺术品。
此时的铜镜背面常有各种不同的铸塑装饰物如虎、龙等，还有的铜镜铸有篆书阳文等。
唐代是铜镜制作的又一个鼎盛时期，平脱镜、螺钮镜、金背镜、银背镜屡有发现，纹饰题材丰富多彩，制作水准极高，一些保存较好的唐镜仍能光洁如初，唐以后铜镜制作开始走下坡路，至五代北宋基本上见不到铜镜流传了。
除了上述这几大类型的青铜器之外，还有一些普通的青铜制生活用具，包括部分宗教礼仪性质的用品，如灯、炉、熏炉、杖首、梳、笄、线盒、带钩、金铫、熏器、滤斗、建筑饰件等。
这类器物主要出现在战国以后，与青铜器功能发生变化有关。
带钩、玺印、货币数量多，也有特色。
三峡库区出土的摇钱树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器物。
三、青铜名器
（一）鼎和司母戊鼎
鼎是礼乐重器。
提起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政权和社稷，鼎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种象征，具有极其崇高的意义。
鼎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
在奴隶制鼎盛时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
文献记载：
“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十三鼎或一鼎”。
又载“铸九鼎，像九州”。
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等。
鼎的常见器形为圆腹、两耳、三足、呈盆、盂状，也有少量呈斗状的四足方鼎。
一般都较厚重。
人们在尊崇鼎的价值的时候，常常忘记了它本来的用途，其实它是一件炊器，多用于祭祀或典礼时盛煮鱼猪牛羊肉等食物，相当于现在的锅。
司母戊鼎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鼎，通高133厘米，重875千克，因其腹内壁上有铭文“司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王祭祀其母（名戊）的纪念器物。
国民党政府曾想将此鼎运往台湾，终因过于困难，才打消了这一念头。
建国后，此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
（二）尊和四羊方尊
铜尊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时期，是一种饮酒用具。
这件四羊方尊是我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重34千克，加上它独一无二的造型，成为中国文物精品之宝库。
四羊方尊的造型动静结合，寓雄奇于秀美之间，可谓巧夺天工。
尊的四肩、腹部及圈足设计成4个大卷角羊，增加了变化，在宁静中突出威严的感觉。
方尊的边角及每一面的中心线的合范处都是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同时也用以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感，增强造型的气势。
羊角是事先铸成后配置在羊头的陶范内再合范浇铸的，因为技艺高明，才使全器有浑然一体的感觉。
（三）爵
“爵”，是奴隶主贵族宴饮时使用的酒具，如同现代的酒杯一样。
爵的名称是宋代人定的，取雀的形状和雀的鸣叫之意。
爵的常见形制为深腹、圆底、三尖足、前有流、后有尾，侧面有把手，口沿上有的分立两柱。
至于长流和尾的造型，主要在使其平衡又对称美观。
爵的整体造型舒展空灵，如同凌空飞翔的麻雀，反映了匠师的巧思。
爵盛行于商代，并与觚等其他酒器配合使用，西周早期以后走向绝迹，这大概与周武王吸取商人酗酒亡国的教训有关。
本品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期的青铜酒器之一，从它身上我们仿佛能感觉到先人饮酒时的酣畅，确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四）虎食人卣
虎食人卣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珍品，共有两件。
后来都流入国外，一件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馆，一件藏于法国巴黎市立东方美术馆。
虎食人卣的造型取材于虎与人相抱的姿态，立意奇特。
虎以后足及尾支撑身体，同时构成卣的三足，虎前爪抱持一人，人朝虎胸蹲坐，一双赤足踏于虎爪之上，双手伸向虎肩，虎欲张口啖食人首。
关于虎食人卣的装饰功能有五种：
一是表现统治者的专横残暴，以此造型威吓奴隶。
虎是奴隶主阶级的象征，人是奴隶的代表；二是将人兽关系看作人借助动物的力量沟通天地；三是象征人的自我与具有神性的动物的统一，以便获得动物的保护；四是虎食人实际反映了“虎食鬼”的神话，即以威猛的虎驱逐恶鬼，取避邪之用；五是虎代表自然界，象征人对自然的恐惧，但又必须附着自然，表现人性的软弱。
（五）簋
簋，是古代用来盛放稻、黍、稠等食物的食器，相当于现在的饭碗。
古代的人们在宴饮时是席地而坐的，放在席上，所以簋的圈足下面多附有三（四）足或座。
在商周时期，簋是很重要的礼器，在祭礼时与鼎配合使用，一般是四簋五鼎，六簋七鼎，八簋九鼎相配，象征身份地位的高低。
簋的基本形状为圆腹，圈足、侈口、两耳或四耳，耳部或作小兽状、或作鸟状，或有垂环，变化较多。
四、青铜器纹饰
纹饰如衣。
对于青铜器来说，纹饰既能勾勒轮廓，又能起到装点作用，使器物夺目、华美；对于史学家来说，青铜纹饰所带有的史料价值则远远超过其本身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它所反映的是古代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与宗教情况，是中国古文明的再版。
据考证，最早的青铜纹饰始于二里头文化时期，为实心的连珠纹，但这种变形的线条纹饰在青铜纹饰中始终处于次要地位，动物纹才是其根本。
（一）主要动物纹饰类型
1．兽面纹：
古称饕餮纹，饕餮为传说中贪食的猛兽之名，古人认为此兽有首无身极为恐怖，实际上这类纹饰是各种各样动物或幻想中神兽的头部正视图案。
之后另名为兽面纹。
兽面纹主要的装饰对象是鼎，青铜鼎除了作为实用器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用途，就是作礼器使用。
兽面纹大都以夸张的兽面、简洁的线条来修饰器物，相信这同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宗法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研究古中国的社会、经济与宗教的主要依据。
2．龙纹：
包括夔纹和夔龙纹。
这里的“夔”古称是一角一足的动物，实际上则是双足动物的侧面像。
龙在古人心目中的形象是多种多样的，因此纹饰也各有不同，按图案结构分，有爬行龙纹、卷体龙纹、交体龙纹、双体龙纹、两头龙纹等。
3．焦叶纹，实质上是兽体变形纹的一种。
兽体变形纹是指具有象征性兽体残余的变形，而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动物的纹饰。
焦叶纹是以两兽的体躯作纵向对称式排列，一端较宽、一端尖锐，成为焦叶的形状。
此类纹饰多饰于觚的颈部和鼎的腹部，盛行于商末周初。
4．云雷纹：
变形线条纹的一种，大都用作地纹，起陪衬主纹的作用。
用柔和回旋线条组成的是云纹，有方折角的回旋线条是雷纹，盛行于商中晚期。
（二）青铜纹饰的变化
在青铜艺术的盛期，即商后期至西周初期，以兽面纹为主。
这些兽面纹样，辅以繁复的云纹雷纹，以“三层重叠”的组织方式，使这些怪异形象的雄健线条，深沉凸出的铸造刻饰，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的情感、观念和理想。
由于这些恐怖、凶猛的动物支配了商与西周的青铜器纹饰，这一阶段青铜器上人的形象出现很少，大多与动物共组，并且多为被动物吞噬的状态，最为典型的是殷商晚期的虎食人卣，为老虎口衔人头状，造型怪诞。
至西周，则有较多刖人形，但人物形象还是被作为器物的附件。
在神异鬼怪居于统治地位的观念里，人自身的地位在艺术表现中显得如此悲惨可怜。
青铜纹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纹饰装饰工艺的进步。
春秋以前青铜纹饰大多是在铸造前，制模时在模壁雕刻镂空形成花纹，然后用青铜铸造而成。
在春秋中期以后，镶嵌红铜的青铜器出现，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镶嵌红铜的青铜工艺已广泛见于列国。
除镶嵌红铜外，这段时间还出现用金银镶嵌青铜器的“金银错”和在春秋中晚期出现的在加热条件下用糙打法成形的铜器，这种铜器器壁极薄，在器型上通过锐利的刻刀刻出纹饰。
其纹饰，一是由点连线；二是由细如毫发而流畅的线条组成。
由于以上种种新型纹饰装饰手段的出现，纹饰从凸出的立体形象，转化为平面的二维图像，使纹饰造型趋于精巧细腻，这样为摆脱前期纹饰的沉重诡异风格创造了技术条件。
春秋晚期，以及其后的战国早、中期，出现了人物画像纹饰。
纹饰画象的内容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描写宴会、射礼、狩猎、采桑等活动；另一类是描写水陆攻战。
从这些内容中可看出，曾弥漫于人们头脑的鬼神崇拜开始淡泊，现世的生活更为人们关注。
从春秋至战国数百年历史中，战争成为最重要的主题，诸侯间激烈的兼并战争，使历史在不断的分裂、融合中推进。
因此大量战争的场景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被作为英雄的史诗记录在神灵高居的青铜器上。
而作为这段时期历史代表的新兴贵族阶级的宴饮，狩猎等生活活动和射礼、采桑等“礼”的活动也被大量地反映在这时期的青铜纹饰上。
第二节玉器文化
美石名玉，向来就是风雅之物。
自古以来，玉器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始终是神圣、崇高的。
人们用它礼天祭祀，用它辟邪祛魔，也用它温润、净化自己的心灵。
它是静穆的，玉的实质不过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但它又是灵动的，“君子如玉”，玉是高贵人格的完美再现。
一、中国玉器的发展
最早的玉器来自于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的玉器主要以北方的红山文化和南方的良渚文化为代表。
红山玉雕以动物题材为主，且多光素无纹，象征性极强；而良渚古玉则以规整的造型、精美细致的刻划线条以及传神的雕刻技法闻名于世。
商周时期，宗教信仰、图腾崇拜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这一点在玉器制品上有着鲜明的反映，其宗教意义往往大于审美意义，充满神秘诡异的色彩。
“天有时，地有气，工有巧，材有美，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玉”，是该时期玉雕工艺的主要特色。
它既摆脱了前代拘泥不恭的状况，又开创了中国玉雕史上的新局面，所制玉器雕刻风格更加细腻精美，达到了神形兼备的效果。
西汉至南北朝的玉饰动感紧凑。
汉代发展了透雕、刻线、浮雕、粟纹等多种装饰加工方法，使我国的玉雕工艺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唐代善于融合中外文化艺术，更善于弃旧存新，因而创造了灿烂的盛唐工艺文化。
当时的玉器雕刻博大清新，华丽丰满；其后的宋辽金玉器则在承袭前朝的基础上，又着力表现对象的内心世界，细部刻划精练，真实自然。
元明清是我国玉雕工艺史上的鼎盛期，玉器工艺空前发展，并在全国各地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生产地，渎山的大玉海和大禹治水玉山子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元代的豪放，明代的清雅，清代的繁缛，各有所长，各有所精。
玉的矿物学研究始于欧洲。
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侵略军掠夺焚烧了皇家园林圆明园，并將其宝物掠运至英法，之后將和阗玉器及翡翠器作了科学检验，首先得出其化学成分和物理性能的认识。
中国地质矿物界经历大约50年的勘探研究后取得丰硕成果，《中国和阗玉》一书便是這些成果的集中体现。
书中确认和阗玉是由透闪石的极细微晶交织而成的致密块状集合体，确认了其化学成分、硬度和密度。
和阗玉有白、青、黄、墨、绿等色，主产地为新疆昆仑山的塔什库尔干、叶城、和阗、且末、若羌和青海格尔木。
二、玉的类型
中国古代各地居民对玉的认识并不一致，总的来说，凡是顏色漂亮、质地细致的矿石均可称为玉，在辞书上留下来的玉名就有一百多个，实际上它们并非都是闪玉。
如水晶、玛瑙、玉髓、绿松石、孔雀石、蛇纹石、青金石甚至珊瑚，在历史上曾经都是中国玉家族中的成员，在品格价钱上远远不能和阗玉相比。
中国史前时期，将珣玗琪、瑤琨和球琳列为三大名玉，经长期节选，球琳即和阗玉成为唯一名贵的“真玉”，被称为“帝王玉”，其他各地玉则被降为次等玉，多在民间流通。
现在的中国名玉有：
和阗玉、玛纳斯玉、格尔木玉、岫岩老玉、岫岩新玉、鸳鸯玉、蓝田玉、独山玉等。
1．和阗玉：
温润而泽、致密坚韧、色调纯正、蘊藏稀少，以白玉为贵，特别是羊脂白玉，在历史上充当“帝王玉”长达4000年之久，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的玉材之冠。
2．玛纳斯碧玉：
出产于新疆天山北麓玛纳斯县，因而得名。
该玉以绿色为主，深者近黑，有油脂光泽、玻璃光泽，致密坚韧，质地细腻。
清乾隆时期大量开发，为宫廷所用。
3．岫岩老玉：
产于辽宁省岫岩县细玉沟，透闪石含量高达99%，玉色以黄、绿为主。
最早的遗物是距今12000年前的砍砸器，是被人们使用最早的玉材。
4．岫岩新玉：
出产于辽宁省岫岩县哈达碑乡瓦沟，矿物属性为蛇纹石，质地致密、细腻、坚硬。
玉色有蓝、绿、黄、白、黑等，微透明至半透明。
近年由于大量开采，产量激增，成品遍布国內外。
三、玉文化意蕴
玉的文化意蕴既是古老玉文化发展的产物，又是支撑玉文化升华的理念基石和精神支柱。
（一）玉与审美
原始先民在打制和使用玉工具过程中，发现了玉的质地细腻、色彩美丽，可使用于非生产性的装饰上。
远古人认为万物均有精灵，有无穷的威力，既可赐福也可以降灾于人类，为了获吉避凶，人们必须得到精灵的保祐，必须向他奉献玉和猎物、用歌舞侍候。
相传至黄帝时代，人们视玉为神物，或以玉为媒介去沟通神灵，听取他的旨意，這一历史阶段相当于考古学文化上的红山文化和大溪文化时期。
到了良渚文化时期，神的旨意被琢刻在玉器（琮、璧、璜等）上，即留下了契刻的诸多符号。
概括而言，史前玉的文化意蕴基本上包含美、神、瑞三个原始基因。
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玉的文化意蕴随着社会的前进又增添了新的內容，即德。
德起源于西周的社会规范，既是人们思想意识上的伦理，又是实践行为中的准则，西周社会的盛衰与德治的强度不无关系，而玉德乃是德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后，玉的文化意蕴仍在不断地充实、反复和提高，诸如色彩美、音调美、古玉美、沁色美等，都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增添的新內容。
中国人对玉的审美观是中国人审美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远古人通过长期的、充分的对玉的审美活动，得出关于玉的结论和观点──“溫”。
古人的玉审美观是一面鏡子，它反映出古人整体的审美方式与原则。
孔子提出，玉有十一德，即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这不仅是对玉的文化底蕴的高度概括，而且还精辟地阐述了玉文化的思想內涵，是中国人玉审美观的理论基础。
秦汉以后，由于文学、音乐、戏曲、建筑、绘画、雕塑以及工艺美术的高度发展，大大丰富了中国人民审美观的內容及其表現形式，玉的色彩美、音律美被重新探讨、逐步深化，古玉的欣赏与收藏成为新的社会风尚，由此派生的沁色美、残缺美等新的审美视角被爱玉者发掘，但这仅仅是某些社会群体在特定文化领域的审美要求，对中国人的审美观来说只不过是一个交流而已，不能与上古审美观相提并论。
（二）玉与宗教
玉在远古时代已被人从石头中剥离出来，成了一种特殊的物质，此中已经蕴藏着玉是山川之精英的意思，精就是玉，玉是精灵、灵物等神祕化的超越自然的神的载体，同时也成为人们崇拜、祭祀的对象，人通过拜神获得精灵的保佑，袪除灾难。
在长期的祭祀神灵过程中，大家推举善解人意、擅长歌舞、能与精灵沟通的人作主祭，此人就是巫。
此时正是母系社会，故巫也都是由女人充当。
巫捧玉，载歌载舞以事精灵（神），將神的旨意传达给人们。
这是一种精灵崇拜或玉崇拜，还不是宗教，或者可以认为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土著原始宗教，由巫觋来主持，所以也可称“巫教”。
后来有了自然神图腾和祖先神，并进行祭祀，这仍属泛神论的原始宗教。
汉代方士崇拜神仙，食玉轻身以求成仙，也还不是道教。
佛教于东汉正式传入中国，东汉朝廷于洛阳白马寺建立了第一座佛教寺院。
经南北朝，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方才与玉发生了联系，以玉造像。
这种观念在印度佛教中是不存在的。
在佛教影响下，中国道家在民间秘密结社中发展成道教，也主张“食玉”以轻身成仙。
人们死后殓玉以保全尸体不腐的习俗，可能也与道教有关。
（三）玉与君子
君子是指才德出众、爱国爱民、高尚正派的文人，并非确指帝王，他们的出身、成分和地位也不划一。
这个社会知识群体在早于孔子生活的年代中，已经找到玉作为自己象征的物质，以标榜自己是德行高尚、文质彬彬的正人君子，所以孔子说“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
于是，君子必佩玉在身，以规范自己的言行不要越规出格，不遇凶丧之事不能将珮解下来。
文人以佩玉来证明自己是一位理应受到信任和尊重的君子，君子就是玉。
君子与玉朝夕相伴、形影不离。
玉是德载体，也是君子的化身，故君子以玉比德。
其中的真谛孔子论述得最为明确，《诗经》中的一句话“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来说明“故君子贵之也”。
君子性情温順纯粹、宽缓和柔，与良玉“温润而泽”之美相契合，受到君子的爱戴。
（四）玉与丧葬
中国丧葬文化在世界丧葬文化中极富特色，而玉殓葬、殓尸更是其中的最大特色。
这种文化起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墓葬是其典型的例证，此后历代有所增益。
玉在丧葬文化中地位日益提高，在东部地区玉殓葬的发展至汉代已达到其高峰，一直延续到20世纪。
在远古时期，人死了便被掩埋或被遗弃，甚至被吃掉。
随着体能、智能的提高和生产技术的改进，有了剩余猎物、食物，先民们才能思考如何处理死人的问题。
那时，人们相信人有精灵，即灵魂，人的肉体死后其灵魂仍在，要像生前一样生活，要照常吃喝，灵魂还要回到墓里居住。
于是便仿照生前模样在死者墓中埋入食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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