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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知人论世与文学批评
浅析“知人论世”与文学批评
摘要：
“知人论世”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经历了不断地衍变与发展。
它有着自身存在的文学理论依据，也在漫长的批评实践中证实了其有效性。
但20世纪以来，随着文学内部批评、接受美学的兴盛，“知人论世”也显现了理论的局限性。
文学批评应立足文本，参照“人”、“世”，以求对文本的阐释具有审美性与合理性。
关键词：
知人论世；文学批评；内部批评；外部批评
“知人论世”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长河中，经历众多诗文解读者和批评者的运用和发展，曾经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时至今日，我们在社会学批评、文化学批评、心理学批评等众多批评方式中仍可寻见其影响。
但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以来，它同时也面临着史无前例的质疑和挑战，这种戏剧性命运本身便包含了许多值得反思和回味的东西。
“知人论世”究其本意，并非文学批评命题。
此说的提出者——孟子的论述可以为证：
孟子谓万章日：
“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孟子·万章下》）
孟子认为，后人要与古人为友，主要途径是诵读古人留下的诗书。
由“知人论世”而“尚友”是目的，“颂其诗，读其书”则是手段。
孟子的本意在于阐发一种尚友之道。
但有意味的是，它同时也提示了一种对诗书的读解之法。
而后一种意义在后世的影响甚至超越了其本义，加之孟子言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知人论世”渗透到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成为众多文学批评方法的本源。
从这个意义上讲，知人论世已不再停留在方法论的层面，更成为一种重要的批评精神，在文学批评史中不断得到衍变和发展。
其中汉儒解诗、魏晋以后对诗之体貌与人之性情的考究、甚至宋以来对文坛名家年谱的编撰，细察诗人生平，都可看作“知人论世”精神在中国传统批评中的演化和发展。
汉儒说诗，因其强烈的索隐比附色彩而遭后人诟病。
但若撇开其中走向极端的脱离文本自身的主观臆测，不能否认对孟子“知人论世”思想的发挥和运用。
四家诗中的齐诗、鲁诗、韩诗、毛诗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于以诗的作者（“人”）及诗的社会存在（“世”）为两大立足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将“知人论世”在实践层面发挥到了第一个高峰，尽管其中不乏对其扭曲和变异。
因此汉代虽然对“知人论世”本身没有充分的理论阐发，却在其批评实践上深烙上了“知人论世”的印记。
汉以来解诗者“知人论世”的传统，又经历了魏晋时期人物品评的风潮，及至南北朝，“知人论世”说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进入一个新的高峰时期。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列有《体性》篇，论述体貌与性情，即作品风格与作家个性的关系。
他从诸如“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等作家个案出发，揭示了诗人的个性特点、诗文风格及二者间的联系。
更重要的是他还由此上升到一般规律，从理论上总结出个性的差异所导致作品内容和风格的差异：
“然才有庸侑，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
故辞理庸偏，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
”通过刘勰这番创造性的总结，“知人论世”说便拥有了文学上的理论根基，堂而皇之地以新的姿态介入文学批评。
同时，刘勰还将“人”、“世”的内涵进行扩充，由对诗人个体的考察发展为对群体的观照（《明诗》篇），由对一个时代的平面概览发展为对若干时代动态流程的纵览（《时序》篇），用群体论和时序论丰富和发展了“知人论世”说。
刘勰的理论在南北朝时代承续了“知人论世”的传统，并将其推向新的境界。
这种将“人”、“世”与作者审美精神世界相联并进而阐发作品的方法对后世文学批评影响极大。
唐宋以来逐渐兴起的对作品本事的考究、对前代诗坛名家年谱的编写、及至后来对各家的“立传”，批评史多无意将其列于其中。
但如果从中国文学批评的文体特征来看，由于现代意义的论文体匮乏，见解散见于各处，那么此类文章理应纳入批评关注的视野。
它们或片断零星式、或袭用史书编年体例、或系统与具体作品有关的作者行事（包括遗闻逸事），诗人生平事迹、经历、着述，等等。
以上固然与中国史传传统相关。
倘若深究而去，对作品本事和诗人生平事迹的考察，不能不说是为了品评诗文的需要。
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自序中称该书的目的在于使读者“读其诗，知其人”。
宋代吕大防编撰杜甫年谱时在后记中说：
“予苦韩文、杜诗之多误，既雠正之，又各为年谱，以次第其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则其歌时伤世、幽忧切叹之意粲然可观。
”正是意识到了“知人论世”在研读作品时的重要性，才直接导致品评诗文者对“人”、“世”研究追求周详与专精。
因而其实质也是“知人论世”精神的实际运用和体现。
至于在公认的诗话、词话及其他文学批评中，这种影响更为深远，直至近代王国维处还可窥见一斑。
如王国维的《屈子之文学精神》，对屈原创作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尤其是地域文化）的关系作全面考察，注意到特定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对诗人创作的影响，特别是王国维的分析也落实到诗人的审美精神和作品的审美特质上，可以说是对刘勰以来“知人论世”精神的最佳继承者。
即使到了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在现代转型的时代背景之下，诸多批评话语、批评测度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细察之下，“知人论世”精神却不时闪现，譬如长期居于批评主导地位的社会历史批评，固然可以从西方文论中发掘其来源，法国的丹纳、俄国的别林斯基等人的影响的确不容否认，但在茅盾的早期社会历史批评、闻一多的文化原型批评，还有着名的鲁迅的《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的关系》、李长之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等着述中，“知人论世”的传统恐怕不能一笔抹杀。
尽管“知人论世”是作为一种批评精神或者元批评方法意义而存在。
它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不同的演变和发展，但究其实质，它的基本内涵还是非常明确的。
一般可以从“知人”、“论世”两个层面对其进行解析。
“知人”即研究、了解、理解诗人或者说诗文作者。
其中“人”在此有双重所指。
一是作为社会的人，他的生活经历、社会遭遇、思想渊源、家世交游等；二是作为个体的人，特别是艺术的创作者，其特定的主观条件，如个性气质、艺术修养、审美情趣、创作才能等。
“论世”中的“世”也有复合的内涵，它指向诗人生活的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体，即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自然和社会。
仅社会的涵盖面就已相当宽泛，如经济的兴衰、政治的治乱，乃至典章制度、文化思潮、风俗习惯，等等。
从文学一般性原理，“知人”涉及的是文学四要素中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也即创作主体与艺术作品的关系。
由于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规定着作品因而对其人其事的研究成为理解作品不可或缺的环节。
“论世”则关系四要素中的“世界”，是要研究作品与世界的关系——作品产生的时代和社会土壤的联系。
根据现有文学理论对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认可，作品与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必然存在联系，或直接或间接，或显或隐。
如楚辞伟哗奇瑰之风格，受战国时期诸子蜂起、处士横议的放言恣肆的时风影响；而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建安风骨的形成，又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密切相关。
既然作者的身世、经历有助于解诗者了解时代和社会对其影响；而从这种影响中又可获得考察分析作品的风格和意蕴，因而对其进行研究即使不成为理解作品的关键或唯一途径，至少也会是对作品人幽探境的有力向导。
如阮籍的《咏怀诗》，一向被认为隐晦难解，钟嵘一言概之“厥旨渊放，归趣难求”，以后不断有类似看法“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世而下，难以情测。
”（宋代颜延之《咏怀诗注》）倘若“知人论世”一番，了解诗作的时代背景及诗人对司马氏政权的不满却难言的心境，有助于理解诗作中隐藏的深深的悲哀之情。
正如章学诚所言“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
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
”因此“知人论世”的有效性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依据之上的。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知人论世”说之所以在中国传统批评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实际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和文学自身的特点密不可分。
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文以载道”思想深入人心，既然“文”一定负载和传达了“道”，那么将“道”破解和揭示出来自然是批评不可推脱的责任。
“人”、“世”由此成为对“道”的理解最为重要的依据。
加之中国文学中“诗史”观源远流长，孟子本人便是最早将“诗”、“史”并提之人：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由他始在中国文化中，“以史证诗”、“以诗证史”比比皆是。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知人论世”在批评史上往往还起着纠“以诗为技”之偏，保证了诗歌深远内涵的传达和表现，而不致沦为文字的游戏。
另一方面，从中国文学自身特点看，诗歌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主体，诗歌创作上的特色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主要特色，这种特色表现之一在修辞层面、审美方法层面及文学创作方法层面上共同强调比兴、引典用事等等，最后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效。
故而中国古典作品，主要是诗，多为言简篇短，意义深邃之作。
诗歌中大量出现的这种借言他物、实抒己情之法，仅在文字表面难以获得诗之意蕴，需要读者在阅读时进行破解，作为“人”的诗人自身境况、与作为“世”的时代社会境况自然成了可靠的依据、至少也是有效的导入途径。
如《毛诗序》开篇即言“《关雎》，后妃之德也。
”将《关雎》与后妃之德相连，似乎过于牵强，但既如此附会，又是从何而来?
如果考虑到解诗者“知人论世”的原则，当时《关雎》之乐专在后妃之房中演奏，音律平和，故而象征后妃之德一说，并非完全空穴来风、主观臆测。
再如现代闻一多先生对《诗经》的研究，同样提出了惊世骇俗的新解：
“《国风》中凡言鱼，皆两性互称对方之度语，无一实指鱼者”，“《诗》言鱼，多为性的象征，故男女每以鱼喻其对方。
”。
闻一多先生此解。
便是从“世”的角度，考证了众多“野蛮时代”民族风俗中“鱼”象征意义而得出的结论。
若此说成立，又一次证实了“知人论世”在批评中确有其效。
所以，“知人论世”实际上为文本的解读和阐释提供了两个视角，它之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尤其是诗歌批评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关键就于能在批评实践中屡试不爽，具有实践的有效性。
正因为此，时至今日，在中国文学的课堂教学中，相关的背景知识的介绍成为不可或缺的程序；出版的文学作品，也用注释或前言等形式提供作者和创作的相关材料；即使是深受西方文学理论的现代人在进行文学理解和批评时，也认真收集文本以外的文化知识，否则在文学阐释的道路上几乎寸步难行。
可见“知人论世”的深远影响。
尽管“知人论世”说在现代文学理论中还有其合理性依据，尽管它在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中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尽管现代批评中还可找到与这一原则密切相关的诸如社会学批评、文化学批评、心理学批评，等等。
但“知人论世”并非批评的万能钥匙，它不可避免地也存在自身的理论局限，尤其在20世纪，新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观的不断兴起，更使它受到了史无前例的质疑和挑战。
如果剔除掉文学批评史中将“知人论世”歪曲到极致，在对“人”、“世”求证的幌子下捕风捉影、乃至凭空捏造之例，因为其实质已悖离了“知人论世”精神，不能将其过强加在“知人论世”头上。
但即便如此，也无须遮掩“知人论世”说在文学批评中的有限性。
首先，文学作品是一个想象的或虚构的审美自足体，文学的逻辑并不等同于生活实际情理。
因而在文学批评中“知人论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靠性，是实际操作中不能不思考的。
文学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文本，其基本特性在于审美。
如果在文本解读和文学批评中一味采用知人论世，则有可能越俎代庖，忽视文本的审美特质和艺术特点，导致批评中审美感悟的严重匮乏。
近20年来对《红楼梦》的研究，逐渐由“红学”演变成曹学、曹家家世学的研究，对作为文学创作结晶的作品本身却难有新的突破。
这一点为“知人论世”敲响了警钟。
当然这并意味着“知人论世”传统是对文本的绝对排斥。
问题关键在于是从文本出发，还是从“人”、“世”出发到文本，按韦勒克的说法，“知人论世”应属作品的外部研究，这种外部研究可以为内部研究拓宽思路，提供参考，但它不能也不应该凌驾于内部研究之上。
另外，20世纪以来现代批评发生了语言学转向，将文本提升到了批评的核心地位（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等），一改以往建立在“认识论”及“存在论”哲学基础之上的文学观念。
它们强调文学作品产生之后的独立价值，要求文学阐释以作品自身的语义、句法等内在依据为准，而不是诗人或社会等外在因素，甚至有意识将这些外部因素摒弃，如“让作者死去”就是这样一种批评背景下的产物。
新批评代表人物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在《意图说的谬误》中指出：
“诗的意义是通过一首诗的语义和句法、通过我们对语言的普通知识、通过语法和词典，以及词典来源的全部文献达到的。
”这些理论由于对作品本体研究的强化，进人对作品内部特点的精细研究和具体把握，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对中国批评观念发生了强有力的冲击。
而以“知人论世”为指导的批评，则往往可能在颂其“诗”、读其“书”之前，对其人其世已存在某些先在的理解，而在正式进人文本阐释过程时，读者可能放弃独特的审美感受以及文本自身具有的审美特性，而直接将这种以作者或社会的“理解前见”用以解读文本，以求得到一种貌似符合逻辑的有序推理和独断定论，从而陷入类似新批评所指摘的“意图谬误”的黑洞。
本应在文本阐释中处于次席的作者以及社会反而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文本却沦为论证作者及社会的材料。
这不是“文学”批评所应有的精神，加之“知人论世”在中国文学批评中留有不少狭隘、荒谬之见，特别是一些政治化的扭曲，一度使“人”、“世”的阐释在批评中的价值遭至怀疑。
此外，随着接受美学的兴起和发挥影响，人们日益认识到文学阐释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它在作者的创作完成之后，还依赖于读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这样一部作品所反映的文学世界，往往超出作家当时所赋予作品的寓意，或者说作者说出什么已不重要，读者读出什么才是关键。
当所谓作者的原本意义被彻底放逐后，“知人论世”的地位自然也相应面临动摇。
一种真正有价值的理论往往具有“片面的深刻性”，无论是批评中的“知人论世”说还是“文本中心论”、“读者中心论”亦不例外。
如前所述，“知人论世”在中国文学批评传统，尤其是诗歌解读中起过重要作用，离开它的导引，唯一的文本研究可能无能为力。
如鲁迅先生所言：
“世界有所谓‘就事论事’的方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
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准确。
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之七）。
因此，在理论选择上，不应拘泥于一种非此即彼的排他性一元思维，而应将“知人论世”与作品本体研究结合起来运用在批评实践中。
但有一点必须明确，批评的出发点和主要立足点在文本，应从文本到作者或社会，而不是倒置过来，这恐怕是“知人论世”遵循文学规律，尽可能避免偏差，在新时代中仍具生命力的有效途径。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知人论世”说之所以在中国传统批评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实际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和文学自身的特点密不可分。
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文以载道”思想深入人心，既然“文”一定负载和传达了“道”，那么将“道”破解和揭示出来自然是批评不可推脱的责任。
“人”、“世”由此成为对“道”的理解最为重要的依据。
加之中国文学中“诗史”观源远流长，孟子本人便是最早将“诗”、“史”并提之人：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由他始在中国文化中，“以史证诗”、“以诗证史”比比皆是。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知人论世”在批评史上往往还起着纠“以诗为技”之偏，保证了诗歌深远内涵的传达和表现，而不致沦为文字的游戏。
另一方面，从中国文学自身特点看，诗歌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主体，诗歌创作上的特色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主要特色，这种特色表现之一在修辞层面、审美方法层面及文学创作方法层面上共同强调比兴、引典用事等等，最后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效。
故而中国古典作品，主要是诗，多为言简篇短，意义深邃之作。
诗歌中大量出现的这种借言他物、实抒己情之法，仅在文字表面难以获得诗之意蕴，需要读者在阅读时进行破解，作为“人”的诗人自身境况、与作为“世”的时代社会境况自然成了可靠的依据、至少也是有效的导入途径。
如《毛诗序》开篇即言“《关雎》，后妃之德也。
”将《关雎》与后妃之德相连，似乎过于牵强，但既如此附会，又是从何而来?
如果考虑到解诗者“知人论世”的原则，当时《关雎》之乐专在后妃之房中演奏，音律平和，故而象征后妃之德一说，并非完全空穴来风、主观臆测。
再如现代闻一多先生对《诗经》的研究，同样提出了惊世骇俗的新解：
“《国风》中凡言鱼，皆两性互称对方之度语，无一实指鱼者”，“《诗》言鱼，多为性的象征，故男女每以鱼喻其对方。
”。
闻一多先生此解。
便是从“世”的角度，考证了众多“野蛮时代”民族风俗中“鱼”象征意义而得出的结论。
若此说成立，又一次证实了“知人论世”在批评中确有其效。
所以，“知人论世”实际上为文本的解读和阐释提供了两个视角，它之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尤其是诗歌批评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关键就于能在批评实践中屡试不爽，具有实践的有效性。
正因为此，时至今日，在中国文学的课堂教学中，相关的背景知识的介绍成为不可或缺的程序；出版的文学作品，也用注释或前言等形式提供作者和创作的相关材料；即使是深受西方文学理论的现代人在进行文学理解和批评时，也认真收集文本以外的文化知识，否则在文学阐释的道路上几乎寸步难行。
可见“知人论世”的深远影响。
尽管“知人论世”说在现代文学理论中还有其合理性依据，尽管它在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中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尽管现代批评中还可找到与这一原则密切相关的诸如社会学批评、文化学批评、心理学批评，等等。
但“知人论世”并非批评的万能钥匙，它不可避免地也存在自身的理论局限，尤其在20世纪，新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观的不断兴起，更使它受到了史无前例的质疑和挑战。
如果剔除掉文学批评史中将“知人论世”歪曲到极致，在对“人”、“世”求证的幌子下捕风捉影、乃至凭空捏造之例，因为其实质已悖离了“知人论世”精神，不能将其过强加在“知人论世”头上。
但即便如此，也无须遮掩“知人论世”说在文学批评中的有限性。
首先，文学作品是一个想象的或虚构的审美自足体，文学的逻辑并不等同于生活实际情理。
因而在文学批评中“知人论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靠性，是实际操作中不能不思考的。
文学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文本，其基本特性在于审美。
如果在文本解读和文学批评中一味采用知人论世，则有可能越俎代庖，忽视文本的审美特质和艺术特点，导致批评中审美感悟的严重匮乏。
近20年来对《红楼梦》的研究，逐渐由“红学”演变成曹学、曹家家世学的研究，对作为文学创作结晶的作品本身却难有新的突破。
这一点为“知人论世”敲响了警钟。
当然这并意味着“知人论世”传统是对文本的绝对排斥。
问题关键在于是从文本出发，还是从“人”、“世”出发到文本，按韦勒克的说法，“知人论世”应属作品的外部研究，这种外部研究可以为内部研究拓宽思路，提供参考，但它不能也不应该凌驾于内部研究之上。
另外，20世纪以来现代批评发生了语言学转向，将文本提升到了批评的核心地位（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等），一改以往建立在“认识论”及“存在论”哲学基础之上的文学观念。
它们强调文学作品产生之后的独立价值，要求文学阐释以作品自身的语义、句法等内在依据为准，而不是诗人或社会等外在因素，甚至有意识将这些外部因素摒弃，如“让作者死去”就是这样一种批评背景下的产物。
新批评代表人物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在《意图说的谬误》中指出：
“诗的意义是通过一首诗的语义和句法、通过我们对语言的普通知识、通过语法和词典，以及词典来源的全部文献达到的。
”这些理论由于对作品本体研究的强化，进人对作品内部特点的精细研究和具体把握，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对中国批评观念发生了强有力的冲击。
而以“知人论世”为指导的批评，则往往可能在颂其“诗”、读其“书”之前，对其人其世已存在某些先在的理解，而在正式进人文本阐释过程时，读者可能放弃独特的审美感受以及文本自身具有的审美特性，而直接将这种以作者或社会的“理解前见”用以解读文本，以求得到一种貌似符合逻辑的有序推理和独断定论，从而陷入类似新批评所指摘的“意图谬误”的黑洞。
本应在文本阐释中处于次席的作者以及社会反而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文本却沦为论证作者及社会的材料。
这不是“文学”批评所应有的精神，加之“知人论世”在中国文学批评中留有不少狭隘、荒谬之见，特别是一些政治化的扭曲，一度使“人”、“世”的阐释在批评中的价值遭至怀疑。
此外，随着接受美学的兴起和发挥影响，人们日益认识到文学阐释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它在作者的创作完成之后，还依赖于读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这样一部作品所反映的文学世界，往往超出作家当时所赋予作品的寓意，或者说作者说出什么已不重要，读者读出什么才是关键。
当所谓作者的原本意义被彻底放逐后，“知人论世”的地位自然也相应面临动摇。
一种真正有价值的理论往往具有“片面的深刻性”，无论是批评中的“知人论世”说还是“文本中心论”、“读者中心论”亦不例外。
如前所述，“知人论世”在中国文学批评传统，尤其是诗歌解读中起过重要作用，离开它的导引，唯一的文本研究可能无能为力。
如鲁迅先生所言：
“世界有所谓‘就事论事’的方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
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准确。
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之七）。
因此，在理论选择上，不应拘泥于一种非此即彼的排他性一元思维，而应将“知人论世”与作品本体研究结合起来运用在批评实践中。
但有一点必须明确，批评的出发点和主要立足点在文本，应从文本到作者或社会，而不是倒置过来，这恐怕是“知人论世”遵循文学规律，尽可能避免偏差，在新时代中仍具生命力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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