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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流动儿童教育的四种理论分析取向

论流动儿童教育的四种理论分析取向

王慧娟

【摘要】流动儿童教育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学术界对此做了大量的探讨和研究。

根据现有理论成果，目前已经形成了有关流动儿童教育的四种理论分析取向，即马克思主义分析取向、公民权分析取向、文化分析取向和资本分析取向。

【期刊名称】社会工作

【年（卷）,期】2013（000）005

【总页数】5

【关键词】流动儿童教育理论分析取向

【文献来源】

王慧娟，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275）。

自1995年国家出台第一部有关流动儿童教育的政策以来，流动儿童教育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学界在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上做了大量的研究。

不过，笔者经过研究发现，这些研究往往在不同的层面上探讨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由此导致目前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认识的多维度和讨论内容的多层面。

为了更加准确地判断和理解人们是在何种维度和层次上探讨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很有必要从理论上对流动儿童教育分析的内容进行层次上的梳理。

通过全面综述现有研究成果，研究认为，目前存在着理解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四种理论分析取向，不同的分析基础上所提出的对策也不一样。

一、马克思主义分析取向

该视角认为，劳动力的生产分为劳动力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再生产包含繁衍后代所

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以及教育和培训所支出的费用等。

流动儿童的教育以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而存在。

但是目前农民工获得的收入仅是维持自身生存的生存工资，劳动力再生产被排斥在城市之外，子女无从获得城市集体性消费资料。

这种视角从制度主义出发，认为流动儿童教育资格的获取困境是“国家—资方—农民工”三方的不平等权力互动的产物。

从国家的角度看，国家执行的是双重逻辑。

双重逻辑主要指的是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也就是社会控制和经济发展。

把流动儿童的教育消费放在农民工的框架下，可以看到，流动儿童的教育消费属于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范畴，农民工劳动力的使用与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存在错位的情况。

潘毅和任焰（2007）认为，“农民工”一词充满矛盾：

农民作为制度性的正式身份，不仅代表着农民工所受的制度约束，还暗含了其特有的劳动力再生产形式、内容和本质。

城市在允许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同时，却拒绝承担他们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

也就是说，城市在从农民工身上获益的同时，依旧将劳动力再生产的责任留给农村。

所以，可以看出，国家为发展经济需要农民工的劳动，而为了社会控制和维持现有的利益格局和社会的稳定，又需要剥夺农民工在城再生产的权利。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集体性消费资料之一的教育就必然被排斥在外，流动儿童的教育当然就成为了一个问题。

从制度主义的角度出发，马克思主义取向的分析探讨了流动儿童教育资格获取困境背后的权力本质，从“国家—资方—农民”工三方的权力互动去探讨，认为流动儿童教育获取的困境是其父母缺乏对资源的掌控力，是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产物，因此强调工会制度和以政府、资方和工会三方为基础的集体谈判制度的建设以及工人的组织化建设。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潘毅、任焰、沈原等人的研究之中。

二、公民权分析取向

在马歇尔的论述中，教育是人们的一项基本社会权，教育资源获取不足或者没有平等的教育资格就是对公民权的剥夺。

平等受教育权利虽在我国法律文本中得以明确，但是现实中流动儿童的教育却成为“问题”，受教育的权利被侵害。

在公民权取向分析中，学者立足于考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着眼于当前的户籍制度，重视国家因素。

他们认为，农民工由于不拥有城市户口，他们根本没有“资格”（ineligible）享有城市的基本福利，没有“资格”享有作为城市居民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加以接受的那些社会福利和服务。

同是基于利益各方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农民工获取公民权的前景并不乐观（Solinger,D.J.，1999）。

对于其子女的教育获得来讲，由于不平等身份的代际传递，流动儿童的不利身份得以维持并被国家和社会建构起来。

所以，被贴农民工子女的身份标签过程就是农民工子女权益受损的过程，其教育获得的“问题化”就是不良建构的显现。

可见，在公民权分析取向中，流动儿童的教育的症结在于户籍制度。

在学者的研究中，户籍制度作为中国的一项长期的政治制度，它严格规定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享有正常生计、社会福利和服务的资格。

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中，流动儿童要享有正常的城市教育服务，就必须拥有城市户口。

对于流动儿童及其家庭来讲，他们拥有的只是暂住证，而非城市户口。

正是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流动儿童无法拥有与户籍紧密联系的各种福利待遇与社会保障，失去了正常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者认为，要破解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就要公民身份制的重新建构（曲正

伟、周小虎，2008），包括：

确立公民身份的价值优先（易承志，2010）；正视地方利益的合理存在；提高农民工利益表达和谈判的能力。

三、文化分析取向

这种分析取向主要关注受教育者所处的微观环境，从文化视角诠释底层人的再生产过程。

在西方，有关文化与教育不平等的研究集中在两方面。

其中一个以PaulWillis的对抗再生产理论为代表，另一个以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为代表。

PaulWillis（1977）的对抗再生产理论着重研究了学校文化。

PaulWillis通过研究英国某小镇民族志后指出，“反学校文化”构成了劳工阶级再生产的机制，反学校文化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劳工阶级家庭的孩子“觉察”到教育对他们向上社会流动中的作用十分微小，学校所传授知识、技能等与未来工作并没有什么必然性联系，因此在行为上表现为对学校制度、权威、活动等的抵制和自我的放弃，并自愿成为劳工阶级中的一员，完成底层的再生产。

国内有研究者继承了PaulWillis的研究思路。

如，石明兰（2007）研究了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的学业失败的原因，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反学校文化，她还总结了玩乐型、反叛型、冷漠型、敷衍型和批判型等五种类型的反学校文化。

熊易寒（2010）的研究则发现，就读于城市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存在制度性的自我放弃，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通过否定学校的价值系统、蔑视校方和教师的权威而获得独立与自尊，同时心甘情愿地提前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加速了阶级再生产的进程。

上述学者的研究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文化再生产底层的“中国模式”。

不过，在常人的观念中，中国社会极其重视教育，底层人尤其如此。

笔者认为，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文化氛围中，流动儿童的学校文化氛围依然值得研究。

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着重关注家庭系统与精英教育系统之间的文化契合。

布迪厄认为学校教育不是铲除社会不平等的手段，相反，它以“遗传”的方式生产和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此类不平等正当化和永久化（朱伟珏，2006），这种遗传就是家庭内部文化与精英教育文化之间的契合问题。

在布迪厄的眼中，教育是通过被构建为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文化而更隐蔽地实现文化再生产，学校文化是根据支配性文化集团的惯习方式制定出来，并将这些支配性惯习转换成一种统治阶级易于接受的文化资本形式（朱伟珏，2006；转引自：

林秀珠，2009）。

一般来说，底层人士的家庭内部文化在教育场域内不被认同，底层人士的子女在学校接受教育时，其原初的由家庭出身决定的资源一般不被识别为“天赋”，并更有可能被排斥在正规的教育资源获取之外。

应该说，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揭示了教育领域内底层人被社会排斥的隐性机制。

该理论揭示，家庭是影响教育机会获得的重要因素，家庭出身较为优越的人更有可能获取更多的教育机会。

国内学者李春玲、李煜等人从实证的角度也印证了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李春玲等人的研究揭示，改革开放后，教育的代际传承，即文化的再生产开始发挥出巨大作用，父母职业（与李春玲不同，在布迪厄那里，职业是一个表示阶级与阶层的概念）与父母学历（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的获得具有重大影响，而且这一影响呈加速趋势（李春玲，2003；转引自：

李煜，2006）。

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有必要指出，家庭作为个人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是链接个体与学校之间的桥梁，对以后学校教育的成功起着决定性作用。

所以，如何构建与学校教育相契合的家庭环境和家庭文化，确保

弱势儿童在良好的教养系统中，同时，揭示隐藏在当前教育体制下的弊端，清除弱势儿童所面临的文化障碍等，是社会工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四、资本分析取向

该研究取向关注底层的附属资本如何阻碍儿童的教育获得。

其主要观点是：

资本的匮乏是流动儿童教育被剥权的重要原因。

其背后的逻辑是，流动儿童要获得有质量的教育，对流动儿童的教育资产建设是不可缺少的。

一般来说，学者在区分资本类型的基础上，分析了资本与流动儿童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

王进把我国有关流动儿童教育的社会资本分为制度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类型，他从制度维度和权力维度对比了流动儿童和非流动儿童、特权学校和一般学校所拥有的资本差异，从而勾勒了流动儿童教育资本获得的基本状况①此观点来源于中山大学王进老师的课件。

。

陈成文等人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流动儿童家庭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基本上处于贫乏状态，导致其子女在教育机会、教育环境和教育过程中的人际关系等方面不同程度地遭遇了边缘化的危机（陈成文、曾永强，2009）。

国外有关少数族裔和移民的研究也同样发现，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Valenzuela和Hagan等人发现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移民家庭常常通过动用来自家庭支持的社会资本来弥补其外在社会网络资本的不足（Valenzuela＆Dornbusch，1994；Haganetal，1996）。

Perna等人则从相反的方向证明：

少数族裔学生之所以因成绩不佳而无法接受高等教育，不仅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经济、文化资本，而且也因为他们缺乏从家庭成员的社会网络所能获得的资源（Perna＆Titus，2005）。

Ream等人指出有必要研究不同阶层背景的家庭所占有的社会关系对子女教育的影响（Ream＆Palardy，2008；转引自：

赵延东，洪岩璧，2012）。

资本视角的研究为分析流动儿童教育问题提供了诸多启示。

它提醒在儿童教育的获得上，家庭资本和学校资本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因此，如何支持弱势家庭和学校获取更多的资本，将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并且对流动儿童教育资产的建设是不容回避的一个课题。

五、小结

归纳上述几种分析取向可以发现，前两种取向侧重于结构分析，认为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属于结构制造，注重宏观的把握，主要关注流动儿童平等教育资格的获取，这两种取向主张，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成因在于社会或者结构，从而避免个体化归因的倾向；而后两种取向则侧重文化分析，认为微观的不良的文化和家庭资本造成流动儿童教育被剥权的过程，注重微观的建构。

前者主要侧重教育起点的公平，而对教育过程的关注不足。

后者关注到了流动儿童教育的重要教养系统，但缺乏对宏观层面的审视。

应该说，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形成是二者综合作用的产物。

单纯地从结构层面还是从文化层面都不足以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形成整体性认识，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流动儿童教育有个全面的分析。

根据前文的论述，四种研究取向可以简化（见下表）。

需要指出的是，四种有关流动儿童教育的研究取向并不是平行展开的，而是存在自上而下的层次之分。

作为马克思主义取向的研究，致力于构建新的关系模式，这是流动儿童教育干预展开的最外围的环境要素，也是一个根本的影响要素；公民权取向的研究致力于倡导流动儿童获取平等的受教育资格和权利，这是基本的保障；作为文化取向的研究，致力于研究流动儿童所处的文化氛围，这是重要的教养系统，在基本的资格保障之后，不能忽视对重要教养系统的研究；而作为资本取向的研究，则倡导流动儿童教育资产的建设，其中重要的假设是资产是流动儿童教育福利获得的基本保障。

当然，在具体的研究和社会实践中，有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干预可能同时从上述多个取向来展开，但是研究者和实践者要清楚的是，何种取向更加能够有效地解释流动儿童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才是实现理论之树不断生长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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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汪鸿波

【文献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