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史期末复习题之名词解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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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史期末复习题之名词解释
古代文学史期末复习题之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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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阀士族
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合称，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又称门第、衣冠、世族、士族、势族、世家、巨室等。
由于论者所持角度互异，史书对这种特殊阶级的称谓颇不一致。
例如：
指家门贵盛者，称谓“高门”、“门第”；强调世代做官者，称“士族”、“世族”、“世家”。
东汉后期的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世居高位，是士大夫的领袖。
所谓门阀大族，就是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这些特征的家族。
东汉时期选士首先看族姓阀阅，所以门阀大族的子弟在察举、征辟中照例得到优先。
门阀大族是大地主中长期发展起来的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阶层。
当政的外戚、宦官都要同他们联结、周旋。
门阀大族在本州、本郡的势力更具有垄断性，实际上统治了这些州郡。
汉末社会中的世家大族，魏晋时称为士族，影响很大，名士多出于这个阶层，或者在政治上与这个阶层结合在一起。
曹丕在尚未代汉称帝之前，采纳了九品中正制。
实行之初，士人品定之权掌握在政府的中正手里，中正采择舆论，按人才优劣评定品第高低，多少改变了东汉末年名士品评人伦、操纵选举的局面。
西晋时虽仍袭用九品中正制，但中正一般只注意被评定者家世的封爵与官位，很少注意真正才能，不能起选择人才的作用，以致于上品无寒族，下品无士族，九品中正制反而成为巩固士族力量的工具。
在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的基础上，后汉、曹魏以后世代高官而且世袭封爵的家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拥有特殊优越地位，形成门阀士族。
东晋一朝，门阀士族在政治上居主导地位。
南朝宋武帝刘裕从东晋汲取教训，努力加强皇权，因而南朝世家大族虽然在社会上经济上的优越地位未变，但实际军政实权大为削弱，政治权力主要已不在他们手中。
侯景之乱使世家大族遭受沉重打击。
这是对南方门阀士族的一次沉重打击。
在陈朝，门阀制度已经没落到徒具躯壳了。
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是人们对建安时期美学风范的一种概括。
所谓建安风骨，是指作品的内在生气和感染力以及语言表达上的简炼刚健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艺术风貌。
建安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宁，文人政治热情普遍高扬，因而他们的诗文创作大都形成了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雅好慷慨，梗概多气的特点，而在艺术风格上，诗人追求鲜明的个性，诗歌明朗刚健，骨力遒劲而又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这种充实的思想内容，富有感染力的情感以及语言表现上的风健清新完美结合，就是建安风骨的基本内涵。
正始之音
一是指：
魏晋之际，尚玄学清谈，后人称当时的风尚言论为正始之音
二是指：
正始时期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学。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9），文学史的正始时期，指的是曹魏后期到司马氏以晋代魏这一时期。
其时政治斗争恐怖残酷，诗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加上老庄思想的影响，使正始诗歌的内容与风格呈现出与建安诗歌迥然不同的面貌，反应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
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构成了正始文学最基本的特点。
正始文学的代表“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
阮籍、嵇康是这一时期最重要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家。
太康体
西晋太康年间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诗体/诗风。
这一时期，诗歌一方面摹拟《诗经》、汉乐府以及《古诗》，一方面讲究形式，追求技巧，辞藻华丽、描写繁复详尽并大量运用排偶，从而形成太康诗风繁缛这一主要特征。
但是诗歌表现内容狭窄，读到的感情体验不多，逞才成为创作目标。
是以，刘勰评价曰：
“彩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
”代表作品如陆机《拟古诗》、潘岳《悼亡诗》等。
游仙诗
诗歌题材之一。
诗歌以“游仙”名篇始于曹植，但以其为题材则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
魏晋时期，清谈玄学盛行，文人大量创作游仙诗成为一种风气。
游仙诗在内容上有两种倾向：
一是借游仙抒发愤世之情，如曹植《游仙诗》、阮籍《咏怀》等，二是求仙访药、追求长生不老，如汉乐府《长歌行》等；在思想上，往往表现出超越世俗社会局限的强烈愿望；在艺术上，想象奇特，善于运用夸张、拟人、象征等多种修辞手法；而道家神仙典故的运用，则使游仙诗更具备浪漫的色调。
代表诗人郭璞，其游仙诗文采富艳寄托高远，借游仙写坎壈之怀，继承《诗》、《骚》比兴传统。
“隐逸诗人之宗”
指陶渊明，是就其隐逸主题的作品做出的评价，语出钟嵘《诗品》。
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人。
其开创了田园诗并大量创作以隐逸为主题的诗文，如《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等，并使这一主题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类作品，通过对黑暗官场的揭露、田园风光的描写，表达了对仕宦的厌倦和归隐田园的决心。
诗歌情景事理浑融，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
“自然”被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
安贫乐道、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大结论也是其人生的两大精神支柱。
陶渊明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朴率真，他对人生的哲学思考连同他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起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
一方面可以掩护他们与虚伪、丑恶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得以休息和逃避。
是以钟嵘评价曰“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吴歌西曲
南朝民歌的两种体裁。
吴歌产生在长江下游，以当时首都建业为中心，以东晋和宋的作品居多，原为徒歌，采入乐府后才配乐演唱。
吴歌内容比较狭窄，多是情歌，以清新浅近的语言表现真挚细腻的感情，风格清丽缠绵，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代表作品《子夜歌》、《子夜四时歌》等。
西曲产生在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的城市，以江陵为中心，时代较晚，以齐梁居多。
多写水边船上旅客商妇的离别之情，所反映的生活面比吴歌稍广，而且更多地表现劳动人民爱情生活，突出特点是结合劳动来描写爱情，不同于吴歌闺阁气息，风格较为开朗明快。
代表作品《西洲曲》等。
吴歌西曲的共同点：
商业发达的城市里的产物，主要反映了城市中下层居民的生活和感情，多半出自商贾、妓女、船户及一般市民之口。
从内容上看，大多是情歌，且多为女子口吻，基调哀怨缠绵；从形式上看，主要是五言四句，为绝句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大量运用双关隐语，语言活泼、委婉。
魏晋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又有新道家之称。
“玄学”之称的由来，正是因为魏晋时期清谈家称《周易》、《老子》、《庄子》三本书为“三玄”，所以"玄学"之名由此而来。
东汉末年至两晋，儒家之学开始失去了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学风、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以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论辩，当时人称之为“清谈”或“玄谈”。
清谈之风始于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可以说是创始人。
“正始之音”正是指整个魏晋时期玄谈风气。
总的来说，玄学是当时一批知识精英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修齐治平），对宇宙、社会、人生所作的哲学反思，以在正统的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后，为士大夫重新寻找精神家园。
南北朝时，玄佛合理。
东晋后，玄学已与佛学合流，玄学也就“笑渐不闻声渐悄”了。
二谢
谢灵运与谢脁的并称。
谢灵运为“大谢”，谢脁为“小谢”。
谢灵运，晋宋间诗人。
原籍陈郡阳夏人。
谢玄之孙，袭爵封康乐公，后世称谢康乐。
小名客儿，后人习称谢客。
他才学出众，政治抱负远大，但颇不得志。
出任永嘉太守后，大量创作山水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人。
他把自然美景引入诗中，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
并把诗歌从“淡乎寡味”的玄理中解放出来，而且加强艺术技巧和表现力。
其山水诗最大的特点是善于经营画境。
谢灵运的领略山水，不是陶渊明式的静观，而是移步换景式的游赏。
从写意、启示性转向摹象、写实性。
诗歌语言富丽精工的，诗风鲜丽清新。
由于受东晋玄言诗的影响，谢灵运借山水以化其郁结，不免哲理游离于景物之外，形成了叙事——写景——说理的写作模式，他的山水诗总是拖着一个“玄言的尾巴”。
代表作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等。
谢脁，字玄晖。
谢灵运的族侄。
年少有文名，世称“谢宣城”。
谢朓擅长山水之作。
他吸收了大谢山水刻画精美的优点，但语言圆美流转，更为洗练流畅，基本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
谢灵运以游赏的方式，移步换景，模山范水，谢脁则大多登临远眺，捕捉山水中最富有情趣的部分，经过精心的剪裁和安排，情景更为浑融，诗风清新、俊逸、流丽，使山水诗艺术达到了一个更为高妙的境界。
代表作品如《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等。
四声八病
“四声八病”，是齐梁时期发现并运用于诗歌创作的声律要求。
四声：
魏晋以来，中国声韵学受印度梵音学的影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齐代，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沈约、谢脁、王融等“竟陵八友”日相联句赠答，探讨诗艺。
周顒发现汉字有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始创《四声切韵》（已佚）。
四声是声律论提出的前提和基础。
八病：
沈约《四声谱》根据汉字四声和双声叠韵的特点，来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指出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五言诗应该避免的弊病，称为“八病”。
周顒、沈约等人将“四声八病”运用于诗歌创作，务求作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
”“四声八病”这一声律要求是永明体产生的基础。
它使诗人具有了掌握和运用声律的自觉意识，对于增加诗歌艺术形式的美感、增强诗歌的艺术效果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同时，四声八病的要求过于精密繁琐，给诗歌创作带来不少困难。
永明体
声律与对偶的融合，就形成了具有格律的新体诗。
由于这种新体诗产生于齐武帝永明年间，故称永明体。
这是古体诗向近体律诗演变过程中一次关键性转折，为后来唐代律诗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代表作家有沈约、谢脁等人。
关于永明体需要注意：
（1）八病的规定过于苛细，当时人即不能完全遵守，故后世定型的律诗也并不严格避忌八病。
（2）永明体还有一些写作上的特点，如篇幅的长短虽无明确规定，但通常在十句左右，由此发展下去，形成律诗以八句为一首定格。
另外，除首尾二联外，中间大都用对仗句，这也成为律诗的定式。
永明体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积极意义：
（1）讲求诗歌韵律美，矫正了晋宋以来文人诗的语言过于艰涩滞重的弊病，转向清新流美畅达。
（2）新体诗篇幅有限，不容肆意铺排、使才逞词，故而明净、凝练之作渐多，这在诗歌史上是一个意味深远的变化，对后来梁陈乃至唐诗语言风格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宫体诗
以萧纲、徐摛、庾肩吾提倡宫体诗风。
宫体诗具有以下特点：
声韵、格律，在永明体的基础上要求更为精致；风格，由永明体变本加厉为秾丽，下者则流入淫靡；内容，较之永明体时期更加狭窄，以艳情、咏物为多。
凡是梁普通以后的诗符合以上特点的，都可以归入宫体诗的范围。
对宫体诗的评价：
在创作倾向上，宫体诗舍意问辞，因辞觅态；在风格上，风格单调，如出一手；在形式和技巧上，宫体诗巩固了永明以来格律、声韵的探索成果并有所发展，七言诗的写作更为普遍，五言诗趋向短制，离五七绝定型不远；在内容上，贫乏肤浅是其致命弱点。
骈文·古文
骈文：
魏晋南北朝产生的，讲究对偶、声律、辞藻的一种文体。
骈体文是受汉代辞赋影响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特殊文体，魏晋时期开始形成，南北朝时期成了文章的正宗。
唐代一般称之为“时文”，与“古文”相对。
唐以后，骈文的形式日趋完善，出现了通篇四、六句式的骈文，所以宋代一般又称骈文为四六文，直到清代才叫做骈体文。
“用词”、“用事”、“对偶”、“声律”是骈文四要素。
其主要特点是以四六句式为主，讲究对仗。
在声韵上，则讲究运用平仄，韵律和谐；修辞上，注重藻饰和用典。
由于骈文注重形式技巧，故内容的表达往住受到束缚，但运用得当，也能增强文章的艺术效果。
代表人物有庾信、“元嘉三大家”等。
古文：
唐以前无所谓“古文”， 古文概念的提出，始于韩愈。
他把自己的奇句单行、上继三代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并使之与“俗下文字”，即六朝以来流行已久的骈文对立。
魏晋以後骈俪文盛行，讲究对偶，句法整齐而文词华丽。
北朝后周苏绰反对骈体浮华﹐仿《尚书》文体作《大诰》，以为文章标准体裁，时称“古文”，即以先秦散文语言写作文章。
其后，至唐代韩愈、柳宗元等掀起“古文运动”，主张恢复先秦和汉代散文内容充实、长短自由、朴质流畅的传统，即称这样的散体文为古文。
代表作家有郦道元、杨衒之、韩愈、柳宗元等。
骈文与古文的分立，体现了齐梁时期文笔之辩。
志怪小说
志怪小说记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虽然许多作品中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
志怪小说按内容又可分为三类：
一、地理博物，如张华《博物志》。
二、鬼神怪异，如干宝《搜神记》。
三、佛法灵异，如颜之推《冤魂志》。
其中今存最为完整和最具文学价值者，当属干宝的《搜神记》。
志怪小说的兴盛与当时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有很大关系。
社会上流传的许多巫术灵验的故事，就成为志怪小说的素材。
秦汉以来关于神仙的故事层出不穷，这也成为志怪小说的素材。
此外，道教、佛教，在魏晋以后广泛传播，产生了许多神仙方术、佛法灵异的故事，也成为志怪小说的素材。
至于这些素材被搜集记录下来，则带有自神其教的目的。
志怪小说的作者有的就是宗教徒。
志怪小说适应了宗教宣传的需要，也提供了闲谈的资料，因而得以流传。
志人小说
志人小说以记录人物的轶闻琐事为主，其产生与汉末以来清议品评人物和崇尚清谈的风气有很大关系。
志人小说既是品评人物和崇尚清谈的结果，又反过来促进了这种风气的发展。
其在当时社会受到重视反映了其编纂适应了社会的需要。
志人小说按内容亦可分为三类：
笑话，如邯郸淳的《笑林》；野史，如葛洪伪托刘歆所作的《西京杂记》；逸闻轶事，如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沈约的《俗说》、殷芸的《小说》、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
刘义庆《世说新语》是其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一部。
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篇幅短小，叙事简单，只是粗陈故事梗概，而且基本上是按照传闻加以直录，没有艺术想象和细节描写。
虽有人物刻画，但还不能展开。
所以还只是出具小说规模，而不是成熟的小说作品。
在小说史上，二者都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在人物刻画、细节描写，以及叙事语言的运用等方面，他们都为唐传奇的写作积累了经验。
四唐说
唐代文学史的一种分期法，源自明代高棅。
明代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序》中将唐诗的发展分成初、盛、中、晚四个阶段：
初唐：
高祖武德元年（618）――玄宗开元初（713）近百年。
这一时期，宫廷诗歌流行靡丽软艳的“上官体”诗。
四杰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使唐诗开始由宫廷走向社会，由艳情转向现实，由靡靡之音变为清新健康的歌唱。
同时的宋之问和沈佺期在诗歌的形式上也做了大胆的探索，他们共同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盛唐：
玄宗开元元年（713）――代宗大历元年（766）约五十年。
这一时期，王孟诗派与边塞诗派各有千秋，李白、杜甫双峰并峙，王昌龄、李颀、崔颢等人众星拱月，诗歌创作“既多兴象，复备风骨”，多种风格熔铸“盛唐气象”。
中唐：
代宗大历元年（766）――文宗开成元年（836）约七十年。
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大历十才子、元白诗派、韩孟诗派相继登场，或浅近，或险绝，于唐诗盛极难继之尴尬境地开拓出另一风月天地。
晚唐：
文宗开成元年（836）――哀帝天祐四年（907）约七十年。
晚唐没落，诗歌风格沾染上你浓郁的感伤衰亡气息。
“小李杜”咏怀、无题浅吟低唱，花间词、南唐五代词，于诗之余开新体裁，有启宋词。
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太宗贞观年间出现的太平盛世。
在吸取隋亡教训上，唐太宗能任人唯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文化兴盛，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当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史称“贞观之治”。
这是唐朝的第一个盛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上官体
初唐贞观诗坛上由上官仪首创并受到追捧而流行宫廷的一种诗风。
上官仪所作应制诗为多，属对工切，写景清丽婉转，观察细致，铸新词以状物色，从而构成情隐于内而秀发于外的诗境，将五言诗的体物写景技巧大大地推进了一步，成为人们模仿取法的一种新诗体。
《旧唐书》本传说：
上官仪“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多有效期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
”
上官体的“绮错婉媚”具有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的倾向。
他提出的“六对”、“八对”之说，以音义的对称效果来区分偶句形式，已从一般的词性字音研究，扩展到联句的整体意象的配置。
对律诗的定型有促进作用。
上官仪对诗歌体制的创新，主要在体物图貌的细腻、精巧方面。
他以高度纯属的技巧，冲淡了齐梁诗风的浮艳雕琢；但诗的题材内容还局限于宫廷文学应制咏物的范围之内，缺乏慷慨激情和雄杰之气。
初唐四杰
唐代初期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位文人。
四杰之号最早见于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一文：
“后复有王、杨、卢、骆，继之以子跃云衢。
王也参卿于西陕，杨也终远宰于东吴，卢则哀其栖山而卧疾，骆则不能保族而全躯。
……人也不幸而则亡，名兮可大而不死。
”这个排名既非完全以诗文优劣而论，也不是序齿，后人虽有异说，但大多沿用不改。
四人在内容、风格等方面对宫体诗有较大突破，并将五言律诗发展成熟，为唐诗带来新的风貌。
其中尤以王勃的成就最高。
王、杨长于五律，卢、骆长于歌行，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
登上文坛后，他们怀着革新诗文的自觉意识和明确的审美追求，旗帜鲜明地反对“上官体”的纤巧绮靡，希望用“高情壮思”、“刚健骨气”，来“思革其弊，用光志业”，实现自己的审美追求。
由于长期蹭蹬下僚，他们的诗多写羁旅的苦辛，道路的艰阻，向往边塞立功，思索人生哲理，伤怀赠别，托物言志，这就使得诗歌从了无生气、无病呻吟的宫廷诗风中挣脱出来，转向广阔的社会，由纤弱变为壮大。
代表作品有卢照邻《长安古意》、骆宾王《帝京篇》、杨炯《从军行》、王勃《滕王阁序》等。
四杰所代表的新的诗歌潮流，成为唐音的肇始。
文章四友
武后朝杜审言、李峤与苏味道、崔融并称“文章四友”，出自《新唐书•杜审言传》。
四人与四杰、沈宋、陈子昂约同时而对于诗风转变起过积极影响。
四人所作皆以近体诗为多，风格也较接近，从高宗后期起，即以诗文为友，故时人称之“文章四友”，又并称“崔李苏杜”。
四人中，以杜审言最有诗才。
杜审言长于五律，五律成就超杨炯，使五律创造首先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
五律《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最为出名。
李峤诗歌创作因重技巧而乏情思，藻丽有余而雄浑不足，不及杜审言。
工五律，讲求修辞技巧，对五律发展有推动作用。
代表作《暖风辞》
苏味道，世号“苏模棱”，以文与李峤齐名，号“苏李”。
代表诗作《正月十五夜》。
崔融为文华美，当时无出其上者。
凡朝廷大手笔，多由皇帝手敕，付其完成。
其《洛出宝图颂》、《则天哀册文》尤见工力。
诗作代表《从军行》。
沈宋体
所谓“沈宋体”，在当时是指经沈宋诗为规范的、内容多为奉和应制、侍从游宴而形式上对仗工整、平仄谐调、词采精丽的五七言律诗。
代表作如沈佺期《仙萼亭初成侍宴应制》（五律）、《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七律），宋之问的《麟趾殿侍宴应制》（五律）、《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七律）等等。
沈宋二人不仅将元兢的“换头术”肯定下来，付诸实践，奉之为“律”，而且在诗律方面精益求精，回忌声病，约句准篇。
具体做法是，除了一联之中轻重悉异外，还要求上一联的对句与下一联的出局平仄相黏，并把这种黏对规律贯穿全篇，从而使一首诗的联与联之间平仄相关，通篇声律和谐。
沈宋二人通过自己在诗坛上的号召力，影响朝野，使当时文士纷纷仿效，遵守此“律”，乃至于在中宗神龙、景龙中蔚然成风，形成了“沈宋体”或“律体”。
五律、七律的定型均完成于沈宋之手。
兴象
“兴象”是唐诗（尤其是盛唐诗）特有的美学境界，是汉魏与齐梁两个艺术传统辩证统一后所产生的新的艺术质素，也是唐诗在艺术上完全成熟的标志。
“兴象”之说，始见于殷璠《河岳英灵集》。
他在序文中批评南朝以来诗作“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
陈伯海认为，“象”就是物象，“兴”应该是从钟嵘“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诗品序》）。
兴象要求诗歌形象除了外形的鲜明生动，还需具备内在的兴味神韵，要能透过外表事象的描绘，导引和展示出内部蕴含丰富、包孕宏深的艺术境界，也即“兴在象外”。
所以，兴象不光要求抒情与写景的高度融合，还要求一个“形象的二重世界”，这就和一般的情景相生或情景交融有了区别。
盛唐诗人追求情景交融、兴在象外的诗歌意境，并且在意境的创造中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
而这又是和初唐中后期众多诗人的艺术探索和追求分不开的。
盛唐之音
盛唐时期不同流派、诗人诗歌共汇而成的风格、特质。
盛唐之音的总体特点是：
“神来”、“情来”、“气来”，理想而浪漫，热烈而奔放，充满活力，声律风骨兼备，兴象玲珑。
盛唐诗人大都具有宏伟的理想和抱负、蓬勃热烈的感情，他们的诗歌大都充满了积极向上的青春活力。
李白诗歌则是盛唐之音的典型代表。
杜甫在诗中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代巨变，他既是盛唐之音的结束者，又是中唐诗歌新变的开启者。
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综合了陶渊明、庾信、王绩等人咏写田园，和谢灵运、谢脁等人摹形山水的传统，出以变化，以田园的情趣领略山水，又以山水的眼光观赏田园，较多表现了诗人隐逸恬退的思想和闲适自足的情怀，色彩清淡，意境深幽；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受到鲍照、薛道衡、骆宾王等人描写边塞战争题材的影响而予以扩大，把军旅生活的各个侧面、边地奇丽瑰奇的民情风光尽收笔底，并结合诗人建功立业的怀抱和慷慨不平的意气，气象开阔，情调悲壮。
前者常用五言古诗和五言律绝，后者多用七言歌行或七言绝句，形式、感情和风格均有差异，显示了盛唐诗人“兼济”与“独善”的矛盾统一，共同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多声部的“盛唐之音”交响曲。
吴中四士
指来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
四人均是江浙一带人氏，古时属吴郡。
以吴中四士为代表，反映出吴越文人群体的崛起。
时丹阳人殷璠曾经汇次其诗为《荆扬挺秀集》（已佚）和《丹阳集》（有今人陈尚君辑佚本）。
贺知章，字季真，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人。
贺知章是“吴中四士”中官位最高的，但他并不看重功名富贵。
他性格放旷，善谈笑，晚年更加放诞，不拘礼度，自号“四明狂客”、“秘书外监”。
此外，他又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
其诗歌写景、咏物、赠别、抒情之作，感情真率，笔致洒脱，风格明快，趣味盎然，颇能见其独特个性。
如《题袁氏别业》、《回乡偶书》等。
包融，润州延陵（今江苏丹阳）人。
历官集贤殿直学士、大理司直，与于休烈、贺朝、万齐融为“文词之友”。
包融诗存世仅八首，擅长五古。
殷璠《丹阳集》评包融诗“情幽语奇，颇多剪刻”。
代表作品有《登翅头山题俨公石壁》、《武陵桃源送人》等。
张旭，字伯高，吴（今江苏苏州）人。
世称“张长史”。
“吴中四士”中，他性格最为狂放。
他是唐代草书大家，嗜酒，时号“草圣”、“张颠”。
唐文宗把张旭草书和李白歌诗、裴旻剑舞并称为唐代“三绝”。
其诗歌显示出一种清新俊逸、洒脱飞动的独特美感。
如《清溪泛舟》。
张若虚，扬州（今属江苏）人。
存诗两首，但一篇《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竟为大家”，将真切的生命体验融入美的兴象，诗情与画意相结合，浓烈的情思氛围，空明纯美的诗境，为兴象玲珑，不可凑泊的盛唐诗歌在艺术上做了充分的准备。
山水田园诗派
唐代诗歌流派。
以反映田园生活、描绘山水景物为主要内容。
继承和发展了陶渊明田园诗和谢灵运、谢朓等的山水诗。
代表人物有盛唐的王维、孟浩然等，中唐的韦应物、柳宗元等。
他们的作品较多地反映了闲适澹泊的思想情绪，色彩雅淡，意境幽深，多采用五言古体和五言律绝的形式。
他们在发掘自然美方面，既能概括地描写雄奇壮阔的景物，又能细致入微地刻画自然事物的动态；在自然景物的观察上别有会心，能够巧妙地捕捉适于表现其生活情趣的种种形象，构成独到的意境，把六朝以后的山水诗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代表作品有王维《山居秋暝》、孟浩然《过故人庄》等。
边塞诗派
唐代诗歌流派。
以描写反应边塞自然风光、军民生活为主要内容。
代表人物高适、岑参等。
边塞诗源远流长，但繁荣是在唐代，而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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