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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概述

中国文学史概述

先秦:

先秦指的是秦以前的时代,即从远古历经夏、商、周三代(西周、东周,东周前期称春秋,后期称战国)到公元前221年这一阶段。

先秦时期,揭开了我国古代文学的辉煌一页,奠定了中国文学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础。

古代神话和古代歌谣是我国最早产生的两种文学形式。

由于远古时代文字尚未产生,但在人民中间已经流传着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等口头文学。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缺乏知识,不能理介、解释自然形象,就借助幻想来表达他们的希望和心愿,创造了《后羿射日》、《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富有想象性的优美神话,古代神话虽然玄幻神奇,但它根源于现实生活,曲折地反映了劳动人民征服自然的坚强意志和美好理想。

古代歌谣源起于原始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发出的互相协调的有节奏的声音,这就是《诗经》中特别是“国风”和“小雅”中部分诗篇的来源。

由于早期(先秦)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尚未形成,故将这一阶段的作品分成韵文和散文两大类。

古代韵文包括诗、词、曲、赋几种基本形式。

古代散文指散行而不押韵的文字,包括传记文、说理文、杂记文、应用文等。

古代散文比后来文学作品中的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四大文体之一的散文的范围要宽泛得多)。

诗是我国古代运用最广的一种韵文,也是世界各国文学中最早和最基本的文学样式之一。

诗按句式的不同,可分为四言诗、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和杂言诗等;按体裁可分为楚辞体、乐府体、歌行体、律体等;按性质内容,有叙事诗、抒情诗、哲理诗等。

有人又从形式上将它分成格律诗、自由诗、散文诗、民谣等。

《诗经》又称《诗》、《诗三百》,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共收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间的诗歌305篇。

《诗经》按乐曲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风属于地方曲调,指的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各地的民歌,计160篇,有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庸、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幽)。

“雅”即“正”的意思,即“正声”。

所谓“正声”,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属于朝廷的“正声雅乐”,大多为贵族文人的作品,也有一部分是民间歌谣。

“雅”分《大雅》、《小雅》两部分,计有105篇,这是根据音节律吕来划分的。

“颂”则是统治者宗庙祭祀的乐歌,计有40篇,有周朝的周颂、鲁国的鲁颂、商的后代的商颂。

“风”和“雅”中的民歌,是《诗经》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这些民歌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有的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喊出反剥削、反压迫的呼声,如《硕鼠》、《伐檀》;有的诗篇表达了对徭役兵役的憎恨,如《伯兮》、《君子于役》;有的诗篇歌颂了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如《静女》、《蒹葭》。

《氓》则表现了妇女的不幸遭遇。

总之,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在《诗经》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

《诗经》以四言(每句四字)为主,其间也杂用少数的二言、三言、五言、七言以至八言的句子,长短参差,错落有致,用韵自由,常取一种重章叠句的形式(意思是,一篇诗常分为若干章,而章与章之间的字句基本相同,或只换少数词语,反复咏歌)。

《诗经》采用当时的口语来写,使用了大量的叠字来抒情、拟声、绘形、摹志,又采用了许多双声、叠韵。

它于偶数句末音节押韵的方式,确定了我国历代诗歌押韵的基本方式。

《诗经》采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所谓“赋”,是指对所要表现的事物进行直接叙述,即“直陈其事”。

所谓“比”,即打比方,以彼物比此物,有比喻之意,是把想要描写的事物借此为另一事物。

“兴”是感物起兴。

即借一事物起个头,由某一事物引起感想而咏及他物。

在一般情况下,“比”“兴”常常结合在一起。

“风”、“雅”、“颂”、“赋”、“比”、“兴”合称诗经“六义”。

楚辞: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产生了具有楚文化独特光彩的新诗体——楚辞。

有的认为楚辞是屈原继《诗经》四言诗之后创造的,是屈原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进行改变的一种民间乐诗。

楚辞句子长短不一,以六言、七言为主,多用语气词“兮”字。

如《九歌》、《国殇》。

楚辞的代表作,是屈原的长篇抒情诗《离骚》。

屈原之后,楚国又产生了宋玉、唐勒等以辞赋见称的诗人。

后来西汉刘向编辑的诗歌的总集《楚辞》,以屈、宋的作品为主。

现在流行的是东汉王逸所编《楚辞章句》本。

《诗经》和楚辞,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诗经》和楚辞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成为中国诗文的代称。

散文:

先秦散文可分两大类:

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

历史散文:

由各朝各国史官积累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经过整理加工编纂成书,记载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事件以及统治者和谋臣策士的言论。

历史散文以叙事记言为主,主要著作有:

《尚书》在春秋之前,我国产生了第一部散文集《尚书》。

“尚书”即上古之书的意思,亦称《书》、《书经》,是上古历史文献的汇编,我国古文散文的发端,文字古奥难懂。

《春秋》是春秋末年,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的史书加工创作,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以私人撰写的编年史(以年为序编写、按年、按月记载历史事件),实际上是简略的大事记,文字简洁严谨,善于在一字之中寓作者的褒贬之意,即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春秋三传》指阐明、解释《春秋》的《左传》、《谷梁传》、《公羊传》。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

它是继《春秋》之后我国第二部编年体史书。

司马迁说它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史官盲人左丘明所作,近人多认为它是战国初年鲁国史官根据各国史料编成的。

《左传》着重记载了当时诸侯列国之间的明争暗斗,尤其擅长写战争,《左传》中的《秦晋殽之战》、《郑伯克段于鄢》,或叙述激烈的战争进程,或表现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在叙事写人方面均很出色,叙事善于剪裁,语言简洁生动,具有较高的艺术性。

《国语》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国别体:

分国记事,体例以国别分篇)偏重于记言,所记事实大多通过君王的言论和士臣们的谏说之辞来表现,故称《国语》,文字朴实简练,后人又称它为《春秋外传》。

《战国策》又称《国策》、《国事》、《短长》等,也是一部分别记载战国时各国时事、叙述策士的言论、活动的国别体史书,原为战国时无名氏所作,西汉时刘向编订。

《战国策》语言流畅,文笔优美,人物形象具有个性光彩,描写技巧高明,是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部,对后代的散文创作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诸子散文: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士蜂起,百家争鸣,形成了代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利益的学术派别,诸子散文是各学派阐述自己观点的论说文:

儒家崇尚“入世”,希望通过“入世”来施行他们提倡的“仁政王道”,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道家崇尚“出世”,庄子是老子之后道家的主要代表,后世把他和老子并称为“老庄”,庄子主张顺应自然,提倡无为的政治主张,虚无的人生哲理……主要著作有: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由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编撰,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

“论语”是语录体散文,它的本义就是“编纂的记录”,语言质朴精练,概括性强,富有哲理,具有格言特色。

《孟子》由孟子及其弟子所作,是记载孟子言论的著作,也是儒家的经典。

孟子的散文气势充沛,长于辩论,善于采用“欲擒故纵,引君入彀”的论辩手法。

《老子》又名《道德经》,道家经典,其文多用韵语,宛如富有哲理的散文诗。

《庄子》又名《南华真经》,由庄子及其弟子所作,也是道家的经典。

庄子的文章多采用寓言形式说理,想象奇幻,机智幽默,辞藻瑰丽,文学色彩极浓,代表作《消遥游》。

《韩非子》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

法家主张“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

韩文严刻峻峭,锋芒犀利,说理透辟,善于设喻用事。

李斯是战国后期法家的代表人物。

《荀子》儒家著作,荀文长于说理,整练严密。

《墨子》墨家的经典,文章较少文采,但是逻辑性强,条理严谨。

较重要的诸子著作还有:

《列子》、《晏子春秋》、《孔子》、《商君书》、《管子》、《吕氏春秋》等。

诸子散文各具特色,《论语》警策,《孟子》雄畅,《墨子》谨严,《荀子》淳厚,《韩非子》犀利,《庄子》汪洋姿肆。

在诸子散文中《庄子》散文文学性最强,《逍遥游》、《秋水》等篇,想象奇幻,文笔夸张,成就很高。

从现代目录学的观点看,先秦历史散文现大都归入了历史类,诸子散文现大都归入了哲学类。

先秦散文中周朝的《易经》、和春秋战国的《老子》、《孟子》、《庄子》为四大哲理散文。

先秦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中有不少寓言,诙谐风趣,喻意深刻,为我国寓言文学之鼻祖。

先秦散文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构成了我国散文史上的黄金时代,是我国历代“古文”的楷模。

秦代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二世而亡,几乎无文学可言。

除留存下来少数歌颂秦皇功德的刻石文字外,李斯《谏逐客书》是这一时期少有的优秀散文篇章。

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两汉”是西汉和东汉的合称。

两汉时期,疆土统一,国势强大,封建经济和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大一统帝国的君臣,追求物质和精神的享乐,要用文学来歌舞升平,于是一种烙上鲜明贵族印记的文学样式——辞赋(古赋)便应运而生。

赋体是导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

最早以赋名篇的是荀况和宋玉,荀赋以谜语的形式写出,带有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韵语多四言,与《诗经》句法相类,宋玉赋为杂骚体句式,与楚辞接近。

赋是从诗(楚辞)中独立出来、产生于战国后期、在汉代形成的一种半文半诗的文体。

赋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兼有诗歌与散文的性质,讲究文采、对仗、韵律和铺叙。

赋与诗不同之处在于:

诗以抒情为主,音节和谐,宜于咏唱。

赋用主客问答的方式引起下文,借以说理叙事,而于说理叙事中,常以夸张的方式作绘声绘色的描写,极尽铺陈之能事,这种文体,虽讲求押韵,但多杂有散文句法、故不宜咏唱。

不歌而颂,是赋的基本特点

有人将赋分为四类:

古赋、俳赋、律赋和文赋。

古赋又叫辞赋,产生于汉代。

这种赋的篇幅一般比较长,多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韵文中夹杂散文,不十分讲究对仗、声律,在内容上大多描写帝王贵族的生活。

古赋又可以分为三类:

骚体赋、汉大赋和小赋。

汉初的赋(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的赋),尚未脱楚辞形迹,被称为骚体赋,它继承骚体传统,在体制上主要是模仿“楚辞”,并逐步向新体赋转化。

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

汉大赋又叫散体大赋,篇幅比较大,散文意味比较重,文采华丽,词藻丰富。

西汉中后期是汉赋的全盛期,又称汉大赋时期。

汉武帝时代,武帝好大喜功,对外拓展疆土,对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物质享受之余,尚须文学侍从之臣为之歌功颂德,点缀升平,赋最能适应这一要求,故得统治者提倡,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

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

直到东汉前期,汉赋在形式上一直以歌功颂德的大赋为主。

到了东汉,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赋来抒情写志,出现了抒情小赋,抒情小赋则以幽美见长,著名的有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小赋又可以分为两种,除以抒情言志为主的抒情小赋外,还有一种是以歌咏事物为主的咏物小赋,小赋是一种篇幅较短、通篇押韵的古赋,它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赋向骈文方向发展,称为骈赋或俳赋,骈赋以上四下六的句式为主,即“四六文”。

骈赋以注重声韵、辞采、骈偶而造成谐协、均齐、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

律赋产生于唐、宋,是在俳赋的基础上变化而来的,这种赋的主要特点是追求字句上的工整对仗,在押韵上有严格的限制,常用典故,篇幅一般不长。

这种赋是科举考试时所采用的一种试体赋。

接近于散文的称文赋。

文赋是受唐宋古文运劝的影响而产生的,盛行于唐宋。

这种散文化的赋体用写散文的方法写赋,句式参差,除用四言、六言,也用长句。

偶尔使用骈句,但并不刻意追求;用韵比较自由。

文赋在形式上以铺张扬厉、夸饰、描述为主,极尽铺陈之能事,呈现了雄奇博大的壮美感,并形成一种定型的主客问答形式,如苏轼的《前赤壁赋》。

乐府、乐府诗、乐府旧题诗、新乐府诗、歌行体诗:

到汉魏六朝时(“六朝”指的三国时的吴国,两晋时代的东晋,南北朝时代中的南朝的宋、齐、梁、陈,均建都于建康,即今之南京),诗歌有了新的发展,这时的诗,一般称为“古诗”,其中包括乐府、民歌等。

虽说通常认为两汉时期的代表文学是“赋”,但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却是乐府诗。

乐府作为一种诗体,最初是由西汉武帝时期专管音乐的一个官署“乐府”而来。

起初,乐府机关所采集、编制的诗叫乐府或乐府诗。

乐府诗在西汉时多是杂言,也就是说在一首诗里,三言、四言、五言、七言都有,《上邪》就是一首杂言体的乐府民歌。

到东汉时,乐府诗基本上是五言。

汉代以后一些文人有意识地袭用乐府旧题,旧瓶装新酒,创作了大批乐府旧题诗,如《短歌行》就是著名的乐府旧题诗。

摹仿乐府体裁而写的诗歌,也叫乐府,例如李白的《行路难》。

唐代白居易曾发起新乐府运动,创造新的题目,写当代的事情,叫新乐府,例如《杜陵叟》。

新乐府诗即中唐以后出现的一种乐府诗,它由杜甫开创,元稹、白居易提倡并创作,自创新题新意。

新乐府诗必写时事。

另外,唐、宋、元以后出现的新诗体,像词、曲之类,因为是配乐演唱,也称为“乐府”,比如苏轼的词集便称为《东坡乐府》。

近人所辑的马致远的散曲叫作《东篱乐府》。

唐代以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诗体。

一种是近体诗,又叫今体诗;另一种是古体诗,又叫古风。

古体诗是依照前边介绍过的古诗的形式写的,形式比较自由,在格律上没有近体诗的那些限制。

唐代文人创造的、以七言为主(也有五言和杂言)的古体诗,题名为“歌”或“行”的诗歌,又称之为“歌行体诗”,如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李白的《行路难》,由于是古体诗的一种,属于乐府诗一类,写作形式自由,不必对仗,音节、韵律无固定格式。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篇目,西汉乐府民歌有一百三十八首,我们今天读到的乐府民歌,约四十首,多数是东汉的作品。

乐府民歌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赋比兴手法的运用与《诗经》一脉相承;而它长于叙事铺陈,语言实于生活气息,又体现了诗歌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代表作有《战城南》、《十五从军征》、《东门行》等。

东汉末年产生的《古诗十九首》,成为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

《古诗十九首》是一组由无名的寒门人创作的抒情短诗,并非成于一人一时,但有着大体统一的主题和风格。

尽管诗中抒发了处于动乱时代下层文人牢骚不平的思想感情,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但它的主旋律,却偏于离愁别绪、消极感伤和及时行乐,充满了悲伤低沉的情调。

与汉乐府民歌长于叙事不同,《古诗十九首》的主要艺术特色是长于抒情,委婉含蓄,在自然质朴中显出精炼工切,前人有“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的赞誉,梁代大评论家刘勰曾称它为“五言之冠冕”。

东汉末年,还出现了无名氏的《孔雀东南飞》长篇叙事诗,标志着长篇叙事诗的发展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两汉文学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散文创作。

汉初文人承战国策士遗风,又值立国伊始,多写政论散文,代表作家有贾谊和晁错。

代表两汉散文最高成就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当司马迁编撰时,发现重大的历史事件与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紧密关连,只要写好重要人物的传记,就能全面地反映重要的历史事件。

于是他独创的《史记》一书,以人为经,以事为纬,开创了以人物传记为主的“纪传体”史书编写体例。

《史记》不虚美,不隐恶,它的实录精神为人们所称道;《史记》刻画人物的高超技巧,谋篇布局的多样和巧妙,语言的非凡表现力,都对后世叙事散文起到了示范作用。

鲁迅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语热情地评价《史记》杰出的史学和文学成就,是很中肯的。

汉代另一部历史巨著,是班固的《汉书》。

《汉书》具有较明显的正统色彩,记事详赡,有些部分写得颇为精彩,也有自己的特色,但总的成就稍逊于《史记》。

汉末魏初,即建安年间,这一时期的文学被称为“建安文学”,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刘桢、应扬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邺下文人集团,其作品具有“慷慨任气”的共同时代风格。

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

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曹操首创以乐府旧题抒写全新内容的传统。

曹植诗歌中的个人抒情形象十分鲜明,语言精美工致,“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是前人对他的诗歌艺术成就的恰当评价。

“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是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伟大诗人,代表作有《归园田居》、《饮酒》(“结庐在人境”)等篇,风格质朴、平淡、自然、清新,开创了古代田园诗派,对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有直接影响,陶诗的风格虽较多表现为自然质朴,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

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是只有静穆,而忘怀了世事。

陶渊明也写散文和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魏晋“两表”在中国文坛颇具影响,俗话说,读《出师表》(诸葛亮)不掉泪不是忠臣,读《陈情表》(李密)不掉泪不是孝子。

从我国古代小说体裁的形成和发展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其中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和南朝刘宋(南朝宋国,刘裕称帝)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开了后世笔记小说之先声。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探讨文学观念、分析创作过程、批评作家作品的文学论著,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

唐代文学:

三百年唐代文学的发展过程,经历了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五代等四个阶段。

诗歌到唐代又有一种分法:

出现了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种不同的诗体。

唐代以前,写诗不讲究平仄、对仗,押韵较自由,每首诗的句数、句式没有严格规定,有五言、七言及长短句,唐人因而将这些诗歌统称为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

唐宋以来的诗人也时常写些古体诗,李白的《行路难》、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陆游的《关山月》等),较为常见者有五古、七古、歌行(唐代文人创作的以七言为主的古体诗,人们又多称之为“歌行体诗”)。

近体诗又称今体诗,是唐代形成的一种格律体诗,在句数、句式、平仄、对仗、押韵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

近体诗按句数多少可分为绝句与律诗两种。

绝句每首四句两联。

律诗一般每首八句四联,两句为一联,第一、二句称首联(额联),第三、四句称颔联,第五、六句称颈联,第七、八句称尾(脚)联。

每联的上句称出句,下句称对句。

超过八句的律诗称排律或长律,它的句数必须是双数。

近体诗的句式有五言、六言、七言三种。

每首诗句式整齐划一。

绝句中每句五字的称五言绝句,每句七字的称七言绝句。

律诗中每句五字的称五言律诗,每句七字的称七言律诗。

唐宋以来流行的体式有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和五言排律。

近体律诗的中间两联(颔联与颈联)还要求对仗或者叫对偶(绝句一般不用对仗),即要求一联诗中的出句与对句句法结构一致,处于同一位置的词语词性相同,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副词对副词。

如王维《山居秋暝》中的颔联“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明月”对“清泉”;“松间”对“石上”;“照”对“流”。

但也有变体,如杜甫的《春望》诗前三联都用对仗;而杜甫的《登高》则通篇都用对仗。

近体诗大都押平声韵,一韵到底,邻韵一般不能通押。

律诗中押韵的位置在第二、四、六、八句。

绝句中

(一)、二、四句押韵。

每句可以押韵也可以不押韵。

一般说来,五绝、五律的首句以不押韵者为多,而七绝、七律的首句则以押韵者为多。

讲究平仄是近体诗的一个本质特征。

古代汉语的声调有平上去入四类,平,指古汉语四声中的上平声和下平声;仄,指古汉语四声中的上声、去声和入声。

近体诗按一定规则交替使用平声字或仄声字,因而音律抑扬顿挫,富于音乐美。

它的平仄规则主要有二:

一是以平仄相间的原理调配每句诗中各个字的声调,即每句诗中间隔两个字或三个字更替平仄……

二是以粘对循环的原理组接各首诗中的各个句子。

所谓对,即是处于偶数位置上的诗句,其平仄格式必须与上一句对立。

如第三句是“仄仄平平仄”,第四句须是“平平仄仄平”;但也有例外。

所谓粘,是指绝句第三句、律诗第三、五、七句的第二字的平仄要与其上一句的第二字的平仄相同,而其全句的平仄格式不能与其上一句相重复。

如五绝第二句是“平平仄仄平”,则其第三句应为“平平平仄仄”;粘和对,是近体诗组接各句的重要规则,不同类型的律诗或绝句,都是根据粘对规则由前述各种基本格式组合而成的。

因而,只要能熟记近体诗单句平仄的八种基本格式,并掌握粘对规则,就可以根据首句的平仄而推演出全首的平仄。

这样,也就基本上掌握了近体诗的平仄规律。

初唐四杰: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创造了今体诗。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史称盛唐,盛唐诗歌代表着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

这一时期出现了两大诗歌流派,一是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人为代表的“王孟”山水田园诗派,尤其是被人称为“诗佛”的王维,兼擅绘画,其诗深合画理,善于将绘景状物与阐发禅趣相结合。

中年以后在终南、辋川别墅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写下了大量充满诗情画意的作品。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王维诗画的典型特色。

五律《山居秋暝》颇能代表王维的风格。

再就是以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等人为代表的“岑高”边塞诗派。

盛唐时期,一批诗人远赴边塞,投身军旅,希望藉此建功立业,封妻荫子。

边塞奇特的风光和戌边将士豪迈而艰巨的战斗生活感染着他们,使他们写下了大量豪迈悲壮的诗篇,岑参的七言歌行体《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王昌龄的乐府旧题诗《从军行》就是边塞诗中的出类拔萃者。

代表着中国古典诗歌最高水平的是“双子星座”李白与杜甫的诗作。

李白是继屈原之后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誉为“诗仙”,以豪放飘逸的诗篇或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或反映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矛盾,乐府旧题诗《行路难》就显示了诗人的情感世界和艺术个性。

杜甫被誉为“诗圣”,他的诗作集中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时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体现着浓郁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风格沉郁顿挫,其诗有“诗史”之誉,以《三吏》、《三别》,最负盛名,

安史之乱以后,进入中唐时期。

经过短期的衰退之后,诗歌创作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

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是王维、孟浩然一派的继续;卢纶、李益的边塞诗,是高适、岑参一派的余绪。

中唐,唐宪宗元和年间,以白居易、元稹为首的现实主义诗人,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元白提出了明确的诗歌创作纲领:

即“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下了大批新题乐府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形成了著名的“元白”诗派。

他们的新乐府诗,往往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加以集中概括,有鲜明的形象性和强烈的战斗性。

白居易所作的《杜陵叟》就是千百年来传颂不绝的针砭时弊的新乐府诗。

白居易的叙事诗《长恨歌》和《琵琶行》,也堪称古代叙事诗中的杰作。

此外,在唐诗中别开生面、各具艺术个性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刘禹锡、贾岛等。

在中晚唐之交出现的李贺,以其浪漫主义的诗歌风格独树一帜,并启迪了晚唐的杜牧、李商隐。

到了晚唐,随着李唐王朝走向没落,诗歌气格一般趋于卑弱,大多染上了浓厚的衰亡感伤色彩。

最有成就和影响的诗人是被称为“小李杜”的杜牧和李商隐。

杜牧独擅七绝,以咏史怀古著称,内容多伤春伤别和咏史怀古,风格俊爽高绝,《泊秦淮》就是其代表作。

李商隐以七律著称,以爱情诗独擅胜场,他的《无题》诗,工于比兴,用典甚多,往往意蕴深永,耐人寻味,如《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

部分作品则未免有晦涩难解之病。

唐朝的代表文学是诗歌,一方面,古体诗仍在大放异彩,一方面,近体诗中的律诗绝句已经形成,较流行的有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和五言排律。

《全唐诗》收录诗人两千余家,诗作近五万首。

散文:

散文是唐代文苑的又一重大收获。

《全唐文》收作者三千多人,作品(包括骈散两体)一万八千四百余篇,可以反映当时的创作盛况。

六朝时期骈文的畸形繁荣,成为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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