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在当代中国的表现与对策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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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在当代中国的表现与对策论文
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在当代中国的表现与对策
我国封建主义有近三千年的历史，基本上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成型于秦汉时期，发展于唐宋时期，高潮于明清时期，随之衰亡，漫长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摧毁了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但封建主义残余思想还广泛存在，甚至在我们党内也有明显的反映，肃清封建主义残余成为当前我国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
一、概念界定
从分析封建残余的原则和方法来看，所谓封建残余，是指封建主义的传统观念、思维模式、行为定式在封建制度被推翻以后，在社会前进过程中，已经失去其完整形态趋于消亡，但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时期内以残存形式仍能对取代者起影响作用的一种社会逆流。
由于封建残余在当代中国是一个兼具抽象理论与具体社会内容的庞杂体系，对之应该把握的原则是：
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完善为原则，也就是以推动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原则，“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是对一种旧思想旧观念的破除，但必须围绕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落脚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从历史来源上说，现在属于封建残余的东西并不都产生于封建社会，它是多源头的。
大致说来主要有：
第一，来自原始社会的某些遗存，如鬼魂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灵物崇拜、偶像崇拜、占卜、求签、血祭等；第二，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本身就具有奴隶制残余较多的特点，”147所以奴隶社会中的一些制度、思想和观念在封建社会得到延续甚至强化，内化为封建社会的内容，如礼治、等级特权制度、宗法宗族制、谱牒制、父系家长制、立长立嫡制、天命观念、宗法观念、鬼神观念、愚民思想、占星术等，它们在封建社会不断没有衰亡，反而被封建统治者进一步强化成为服务于地主阶级的上层建筑；第三，是产生于封建社会不同时期的东西，如族诛、株连、三纲五常、孝治、天人感应说、祥瑞说、法家、道家与道教等中的某些落后思想意识等；第四，是在封建社会时期传入中国经过长时期磨合在中国被本土化的消极物，如佛教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其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思想在长时期潜移默化之中已经内化为某些民众的深层思想意识。
从来源上说，产生于封建社会时期内并且至今仍然危害巨大的封建残余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一点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方面表现得尤为显著。
从内容上说，封建残余指的是封建社会中遗留下来的某些落后的、消极的、腐朽的东西，它主要包括：
第一，在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提倡甚至制度化的正统物，如帝王崇拜、清官意识、奉天承运、愚忠、愚孝、愚节、等级特权、宗族制度与宗法观念、轻商观念、无讼意识等；第二，在封建社会民众思想中存在着的一些落后的、愚昧的东西，如草民意识、小农意识、侠客意识、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第三，就是封建社会不同时期曾经一度盛行或者普遍存在的各种迷信思想与行为，如鬼神崇拜、堪舆术与风水观念、生辰八字、算命术、相术等。
它们有的在形式上随着时代的变化也以“新事物”的面孔出现，经过现代时髦概念与外衣的包装，好像成了现代的东西或者优秀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封建主义残余的主要表现
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影响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性：
从城市与乡村的对比上，虽然城市中也有大量的封建残余存在，但是一般说来，乡村多于城市，小城镇多于大中城市，内陆城市多于开放城市，封建残余及其危害在民众的社会生活与思想意识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因为乡村在社会的变动中处于相对被动地位；从年龄层次上看，一般也是老年人多于青年人，但是也不排除一小部分头脑中具有浓厚封建残余思想的年轻人，在老年人中也有很多不但没有多少封建思想而且还身体力行批判封建残余的人，这种情况在一些知识分子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从性别对比上看，一般说来，在作为文化的载体与活性传承者，女性尤其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女性在受封建主义的影响和具有封建意识方面比男性较多，她们中间的某些封建思想比较严重，特别是笃信封建迷信的妇女所占的比例更大，而对于男性来说，大男子主义这种封建残余思想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更为突出些；在宗族意识与宗族势力问题上，同样是农村，这种封建残余的严重性不同的地区也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很大，在广东、福建等沿海省区和江西等地方宗族意识非常强烈，而在内陆一些省区却远远没有闽粤赣这么强烈；在不同时期表现的侧重点上，在改革开放以前，封建残余的影响主要在政治生活领域非常突出，如1957年以后不断升级的个人崇拜，直至“文革”中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出现；在改革开放以来，其影响在思想文化和民众的社会生活领域非常显著，甚至有日益扩张的趋势，如算命、卜卦、生辰八字、风水等老一套封建迷信的沉渣泛起与蔓延，还有各种“人体特异功能”、伪气功、伪“生命科学”等伪科学的次第粉墨登场及其引起的阵阵狂热，从本质内容上看是封建迷信在现代新的变种版本，如“法轮功”现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而且封建残余还往往与资本主义中的腐朽思想、半殖民地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奴化思想甚至教条主义粘合在一起，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这些构成了封建残余在当代中国影响不平衡性中的基本格局与总体态势。
我国封建主义残余主要表现为人身依附观念、宗法观念、等级观念、特权观念、官商作风、家长制、个人迷信、重男轻女、门第观念，等等。
（1）经济方面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宗法专制的社会土壤。
当今社会，我国大部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层次仍然停留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上，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耕牛仍然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农业大部分还是以手工和体力操作为主，与机器无缘，游离于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化进程之外。
其次，封建社会“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经济制度烙印也深深影响着今天农业的发展，大部分地区农业均是以小农户为主、自产自足，农业税实行时上交一部分给国库，农业税取消后囤积，或者减少播种面积，或将过剩的出卖换取日常家用，与西方农场主方式不同，产品销路未打开，因此也造成了农业发展缓慢。
此外，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一致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来会发生不应有的困难。
显然，这些现象是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小生产势力的反映，又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痕迹。
这些影响在对外关系中表现为闭关锁国、夜郎自大。
（二）政治方面
在政治领域，封建残余表现为官僚主义严重，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个人崇拜；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形形色色的特权；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宗法观念、等级观念等。
1、个人崇拜。
封建社会皇帝意识融会了对皇帝的敬畏和个人的渺小感，几千年的“帝王情结”、“真龙天子情结”、“真命天子情结”至今仍然弥漫在当今社会，主要表现为个人崇拜，文革时期一度狂热。
所谓个人崇拜，就是把某个人当作神一样采取类似宗教的仪式来顶礼膜拜，它是特定的社会科学术语，专指对个别人物的神化和过分的颂扬。
作为一种封建残余，在社会主义初期它主要表现为领袖崇拜，或者说领袖至上主义。
1964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次出版了《毛主席语录》，此后三年中，这本“红宝书”几乎印了十亿册。
“1965年11月，林彪又提出，‘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
1966年5月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称颂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还说：
“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岁，都是我们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
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221在“文革”一开始，林彪就给毛泽东加上了“四个伟大”的尊号，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另外，他还编选《毛主席语录》，掀起全国性的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大搞对毛泽东和毛泽东著作的神化宣传，他还提倡“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而且，呼毛泽东“万岁”也延续了很久：
在中共九大等场合，“代表们一到北京就为‘来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而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激动’。
毛泽东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一登上主席台，立即‘全场欢声雷动，掌声震耳’。
毛泽东一开口讲话，便不断地为‘万岁’声所打断。
”个人崇拜不仅在全国全党这一级存在，在地方各级甚至乡村范围内也存在。
在民众日常生活中，个人崇拜通过“红海洋”、“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等各种仪式得到强化。
如“文革”时期毛泽东像章、语录、以毛泽东生平为题材的宣传画普遍发行，“毛泽东语录歌、毛泽东诗词歌曲和赞颂毛泽东的歌曲如《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风靡全国。
演唱这些歌曲，背诵毛主席语录，三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成为集会等公共活动的基本仪式。
在生产活动中，要搞早请示，晚汇报，以致家庭生活中也要行礼如仪。
”“毛泽东像章、画像、塑像等等，成了神圣的象征物，无意中污损这些圣物，即你被视为‘现行反革命’受到批判、审查、专政。
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
背诵毛泽东语录，背错一段话，甚至一个字，就有可能被人抓住不放，以为‘篡改最高指示’‘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铁证。
呼错口号，写错标语而被揪出批判者，亦时有发生。
实施这种惩罚的，既有狂热的群众，也有公安机关。
”224毛泽东成为绝对正确、没有缺点也不会犯错误的“红太阳”和“大救星”，在任何场合，毛泽东成为真理的化身，对领袖只能歌颂，不能批评。
在有的地方甚至将他说成是天上的“星宿下凡”和“神人”。
农村各村都建立了敬奉毛泽东的公共“忠字室”，农家内有“忠字牌”，在饭前背诵“小红书”中的语录句子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如果谁到书店里说，‘我买一张领袖像’，就犯了滔天大罪：
对伟大领袖大不敬。
‘样板’的说法应该是：
‘我请一张宝像’。
如此等等。
古老的避讳打上现代神学的印记，不胫而走。
”
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两种个人崇拜的看法，主张有“正确的个人崇拜”之说。
同年夏天在北戴河会议上，他又提出共产党的领导人即党的第一书记要当“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
“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秦始皇不过坑了四五百个儒生，我们打了几十万。
”226他在“文革”期间对个人崇拜有时持欣赏、默许和支持态度。
1971年他在同斯诺的一次谈话时说总要有点个人崇拜。
1973年9月23日，他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
“我也是秦始皇。
”还有，在“文革”中江青自比吕后、武则天，公开叫嚷“共产主义要有女皇”。
“保皇派”、“林家王朝”、“红都女皇”等词汇的高频率出现说明了帝王意识仍然阴魂不散。
“文革”结束后，对华国锋的无原则的颂扬曾经形成了新的个人崇拜，“华国锋以‘英明领袖’自居，到处挂像，到处题词，大唱‘交城山、交城水’。
大加宣扬‘你办事，我放心’，名曰维护毛主席，实则为了树自己。
”
在当今封建社会那种政治上、法律上的等级特权早就被废除了，但是等级特权意识这种封建遗毒有时候也会以新的面目出现并且滋长，有的还比较突出。
一些公务人员因为自己的功劳和职位而以“老爷”自居，作为“特殊化”的资本，搞特权和特殊化，认为自己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为所欲为，超越法律之上，置身法律之外，进而违反党纪、国法；在检查指导工作中，一路上警车护驾，耍威风、摆架子；它还体现在“弹性职务消费”上，“所谓弹性职务消费，即工资待遇之外的依干部职务高低而配给的其他方面的人、财、物消费。
如房子、车子、社交、医疗、工勤等。
”281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所说的“不正之风”，诸如党政干部及其子女经商、任人唯亲都与特权联系在一起，还有党政机关、军队、武警、政法机关等办经济实体，形成“官工”、“官商”、“官农”等“权力经济”，实际上是封建社会某些典型经济政策的现代变种；一些公务人员甚至听任、怂恿自己的子女也搞特殊化，对待亲属子女犯罪进行袒护，为其包庇罪行，开脱罪责，阻碍查办部门的正常工作而使他们长期逍遥法外。
在教育方面，大学录取中的推荐、保送与加分制度在一些地方已经被当地官员的子女垄断与特权化了，背离了原有的初衷。
有的行业系统规定本行业工作人员的子女有报考本行业的优先权，如有的地方规定教师子女报考师范院校加10、20分甚至30分之后还优先录取，曾经有的地方如粮食、银行、税务系统所辖的中等专业学校优先录取甚至只招收本行业职工的子女入学，还有“重点中小学”的制度安排与区划布局，是一种人为不平等强化配置教育资源而形成的“贵族学校”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相当悬殊的差别待遇在本质上是等级特权差异的体现。
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典型的等级特权与世袭制封建残余在现代新的变种形式，只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早已习以为常而把这些看作是正常的现象。
这些现象在本质上都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是封建残余及其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
3、官僚主义严重
在当代中国社会，“官僚”以及官僚主义是一种由来已久且具有强烈贬义色彩的词语，主要是指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的思想和行为作风。
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常常与形式主义相伴在一起，其顽固性与普遍性非常显著，当今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现象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封建官僚主义的流毒，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当代社会主义建设中最有害的障碍之一。
它在当代中国的主要表现，邓小平同志归纳为：
“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
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
3、宗法意识
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主要表现为：
第一，“家天下”和家长制现象。
“现在确有一些地区和部门出现某个家族的‘家天下’现象，形成‘父子官’、‘裙带网’。
报上已经揭露了有的地方出现‘书记专业户’，一家父母儿女有五个都当上党委书记，群众对此很有意见。
”342有的领导干部从宗族观念和宗派观念出发选人，有的还通过“换亲”、“转亲”等“障眼法”“曲线”安排自己的子女、亲属就业、升学、提干、晋级等，这种任人唯亲现象在公检法部门和银行、税务、教育等系统表现较为明显。
1986年曾经任陕西省委组织部长的白进勋说：
“我们前不久派人到十个单位调查发现，十个单位共有县处级以上干部114人，其中在单位内有亲属关系的42人，占38.8％；共有科局级干部639人，其中在单位内部有亲属关系的251人，占39.7％。
这些人当中，有夫妻同堂，父子或母女同堂，兄弟姊妹同堂，翁婿或婆媳同堂，也有亲家、连襟、姐夫小舅和干亲、姑表兄弟姊妹同堂。
……渭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不少干部就不满地说：
‘我们法院已经成了‘父子兵’、‘夫妻店’、‘裙带网’，怎么能搞好工作？
！
干脆让几名院长家里把法院承包算了！
’这个法院的三名正副院长和二名庭长，利用1984年和1985年法院
扩编增员之机以权谋私，把二名副院长的妻子、一名院长的儿子、一名副院长的女儿和一名庭长的儿子调进法院，使得人际关系进一步复杂起来。
”典型的例子还如前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主席周文吉、原中原经济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陈付国、辽宁阜新市原公安局长毛景祥等都把亲友大批安插进自己主管的部门，形成“家天下”。
家长制现象，就是在政治和组织社会中，表现为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使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主要表现为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等。
这种现象在我党和我国的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
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
”344在当今一些地方和单位，家长制现象仍然严重存在，“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有意地或无意地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345农村中“庄主现象”的本质就是家长制。
“多年来我们深受一言堂、家长制管理之害，对此大家表示深恶痛绝。
”第二，宗派主义。
宗法制度与宗法意识是产生宗派主义、裙带关系的根源之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以血缘关系与拟血缘关系结成的朋党就是宗派主义，政治斗争经常采取朋党，即党同伐异的帮派斗争形式，表现为“一人作官，鸡犬升天”，也表现为一人犯法，举族同诛。
这种宗派政治、朋党政治、裙带政治都具有先天的狭隘性、排他性与政治上的非法性，其本身就是家族本位和结党营私的制度。
在当代中国这种封建遗毒仍然严重存在，表现为以人划线、以派划线、唯派是从、以派性代替党性，派的利益高于一切，党同伐异，排除异己，结帮营私等。
在“文革”中，山头林立，各个帮派之间斗争激烈，派性斗争初为文斗，后来拳脚相加，动以棍棒，武斗不断升级，大打派仗，在有的地方形成内战，由“文化大革命”演化为“武化大革命”，派性和组织、人事权结合起来，有的甚至形成派性专政；帮派史学，即影射史学、“阴谋史学”也一度泛滥，它牵强附会地以历史问题为借口，以“古为今用”为旗号，歪曲和伪造历史，以言定罪，以文定罪，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攻击，使得在“文革”中稍微有点名望的学者，几乎都没有逃脱挨整的命运，一部分人颠沛流离，甚至家破人亡，造成了社会的恐怖局面。
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这类情况曾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
”347在当前也存在着选择干部变成找“代理人”，编织关系网，寻找保护伞，培植亲信，排斥异己的宗派主义，也出现了“窝案”、“串案”、“案中案”等集体腐败现象。
“1980年10月山东成武县党代会筹备和召开期间，一些派性严重的人进行非法组织活动，操纵选举，把持了县委的领导权。
之后，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力，提拔重用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培植私人势力，挥霍浪费，贪污受贿，违法乱纪。
”这种行为造成党和干部、群众的分裂，严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
第三，血统意识。
血统意识是一种认为家庭出生决定命运的错误思想，在封建社会，“血统成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灵物。
”349封建时代大家族的婚姻特别强调门第。
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审查历史，联系家庭，一种恶劣的作法就是挖出身的根子。
这种宗法制残余在“文革”初期曾经泛滥一时。
1966年6－7月，北大附中学生流传着一副关于阶级路线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引起争论。
“1966年7月29日，在红卫兵运动的风潮中，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的出生干部家庭的学生贴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而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
这副对联反映着弥漫在青年学生中的‘血统论’的意识。
”350类似的说法还有“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老子英雄儿好汉，他爸卖葱儿卖蒜”等。
在“文革”初期，这种充满血统论意识的对联曾经广为流传。
在血统论原则之下，人被划分为“红五类”和“黑五类”，家庭出身和成分的不同使政治身份的差别一度非常显著，使一些人在政治上受到重用而另外一些人被打入另册，受到社会普遍的歧视甚至摧残。
如出身不好的人被剥夺政治上的发言权，“根正苗红”的人受到重用，而为官者一般负有一种“连带责任”，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或者一人犯法，株连九族。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成为传统的民族心理。
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把‘族类’加以扩展，从重家庭出身，到查祖宗三代，……提拔干部、对人的信任度、可靠度、使用度都受出身好、坏的制约或影响。
”年轻的遇罗克因为写了批判血统论的《出身论》等文章，在1968年1月被逮捕，惨遭折磨，继而1970年被“四人帮”一伙杀害。
“‘血统论’意识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出现和泛滥的，但‘血统论’决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中国封建传统的沉渣泛起，宗祧继承、家族制、世袭制，‘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在新时期的翻版。
”352在当前，其变种形式在现实中仍然存在，至今在升学、就业、晋级等一些档案与表格中，仍然要填写“家庭出身”这一栏目。
此外，曾经有的专业性学校规定本校或者本系统子弟考分很低不但优先录取，学费也减免，采取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血统论意识的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第四，农村中的“一家村”、“一家乡”现象。
计划经济时期，家族受到严格抑制和打击，其地位和作用甚至降到最低点，改革开放以来，在一些农村地区，一些地方宗族组织重新建立，宗族活动开始抬头，宗族势力影响日益显现，并且存在着严重的“劣质化”倾向：
“我国有的地方已出现了‘一家村’、‘一家乡’现象，即一个村或一个乡的主要干部都由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的人包下来干了。
1996年11月26日的《组织人事报》报道，在湖南永兴县委组织部对全县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作调查时发现，村干部‘父传子’现象已不可忽视，全县25个乡（镇）351个行政村，有98个村存在‘父传子’现象，占行政村总数的30％，‘子袭父位’的村干部有108人，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形成了极大影响。
”353一些村支书受家族思想的影响，发展自己的儿子入党，接自己的班，对外姓的优秀青年却不发展他们为党员。
“近几年来，农村一些村级班子出现了‘家族化’现象。
有的人当了村党支部书记后，把自己的直系亲属安排为村主任、村秘书、村会计等要职。
”354一些农民对家族的认同超过对政府的认同，“在一些乡村，家族势力一度成为党政基层组织行驶权力的中介，政令通过村委会传达不了，通过家族力量却可以传达到农户家庭。
”355有的族长凭借族权支配族人，利用选举之机，以家族实力为靠山，取得村组的行政领导权，把持村支部、村委会，以宗族势力取代村组织，有的宗族势力甚至发展成为称霸一方和带黑社会性质的势力，使村民自治被侵蚀和异化为宗族家族之治。
他们在掌权后规避制度控制，实行家长制、终身制、一言堂等“家族式”管理，甚至
形成“恶人治村”，违法活动不断增加，为自己的家族谋利益，以族规取代村
规，以族权代替政权，对抗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拒不上缴农业税和拒不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甚至私设监狱，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横行乡里，扰乱社会秩序。
在某些家族势力强盛的地方，族权成为与国家行政、司法权力平行的一种权力，甚至蜕变成既对抗政府又压制农民的恶势力。
第五，江湖习气。
江湖习气原本是一种盛行于封建社会下层民众中的一种思想意识与行为，它在本质上是封建社会家族观念的扩展。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封建意识不仅在民间社会生活中有着显著影响，也渗透到当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
在某些地方，党内的江湖习气严重，有的已经到了习以为常的地步。
“目前，在一些党政部门，弥漫着一种不良习气江湖义气。
比如，党内不称同志，却称兄道弟；上级不叫领导，叫老板，岁数大点，就直呼‘干爸、干妈’。
再比如，做思想政治工作，不是靠真理的力量去感召人，靠理想信念教育人，而是拿烟酒联络感情，用哥们义气取信于人。
更严重的是，有的领导干部借参加老乡、校友、战友之间的联谊活动，大肆编织关系网，搞亲亲疏疏、团团伙伙；有的甚至直接把江湖手法搬到党内和单位，以‘寨主’自居，金兰结义，缔结同盟。
在他们那里，义气等于原则，感情就是政策，健康的同志关系变成了人身依附或相互利用关系。
”356即以江湖义气代替马克思主义，搞歃血为盟、结拜兄弟的仪式，在自己主管的单位内部形成变相的宗法秩序和独立王国，把“党内准则”蜕变成“江湖规则”，以江湖“老大”的个人意志取代组织原则，把党内的同志关系变成主仆关系，以私人义气代替法律原则，任用一帮“兄弟”、“自己人”，把部门权力变成他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本钱。
三、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存在的主要原因
我们党领导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又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仍然存在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呢?
这是必须弄清楚的重要问题。
邓小平深刻分析了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存在的主要原因，认为主要原因
有两个：
第一，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
我国的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
在漫长封建社会中，我国创造了较高的生产力水平，相当长的时期处在世界的先进水平，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这一文化必然反映着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继承性。
印旧的经济基础的消失并不必然带来旧意识形态随之消失。
我们推翻了封建主义的政治统治，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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