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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文化与精神
中国古代专制主义说的知识考古
侯旭东
刊《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4-28页；蒙作者提供，象牙塔网络首发
内容提要19世纪末以来，秦至清的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为专制政体、皇帝为专制皇帝的论断影响广泛、流行不衰，并成为大陆中国史理论概括的基本观点之一。
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这一说法产生、传播的历史及其后果加以分析，指出此一论断并非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亚里斯多德以来的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
18世纪时个别西方思想家开始以此来描述中国，19世纪末以后经由日本广为不同立场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并通过辞书与历史教科书渗透到大众中，罕有质疑者。
这一说法实际未经充分的事实论证，不加反思地用它来认识帝制时代中国的统治机制只会妨碍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专制主义专制政体学说史孟德斯鸠明治维新中国观梁启超
时下的各种著作、报刊文章乃至各种课本中在涉及中国历史上秦至清的帝制时代时频频会出现“专制”、“专制皇权”或“专制政体”、“专制主义”之类的表述。
具体说来，“专制”既用来描述个别皇帝，如秦始皇、汉武帝、明太祖；亦用来概括秦代以来的二千多年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
这一论断成为大陆中国史理论概括的基本观点之一，流传之广，影响之深无需详论。
此说不仅盛行于国内，在日本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中也有一定影响。
[1]正是由于这种深厚久远的影响以致学界几乎视之为当然，而丧失了对此论断的反省能力[2]，使得这一论断成为众多学者认识中国历史的无意识框架，影响了研究的深入。
同时，这一论断不仅成为20世纪以来书写“历史”的重要中介，自出现之时起，它就直接卷入历史实践，清朝的灭亡与此说的流行有相当的关系。
将它视为“深刻改变了20世纪几代中国人感受力的”重要论断之一并不为过。
[3]
其实，如果我们挖掘一下这一论断的根底，不难发现它并不是什幺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亚里斯多德以来的西方人对东方一种偏见，18世纪时个别西方思想家开始以此来描述中国，19世纪末以后则经由日本广为中国思想界所接受，并未经过充分的事实论证。
关于这一问题，台湾学者甘怀真做过初步的梳理[4]，大陆学者也开始关注[5]，笔者亦曾有所涉及[6]，这里将对这一说法产生与流传过程，接受背景、影响与后果作进一步的探讨。
除了对该说的西方渊源与日本中介作简单的回顾外，讨论的重点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
希望能有助于中国学者认清这一论断所包含的问题，进而有助于推进今后对帝制时期统治机制的重新认识。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本文只是对关于中国古代政体及皇帝本性的一种“论断”的传播、发展历史的剖析。
具体说属于词汇史[7]、观念史，泛言之，属于思想史的范畴，并不是对帝制时代二千多年中实际运转的中国统治体制本身的研究——对统治体制本身的研究绝非一篇短文所能完成。
思想史研究大体有两种路数，一是侧重探讨学说内在逻辑发展变化的“内在理路”[8]，一是注重学说发展与社会、局势乃至权力间的关系的“外在理路”[9]。
后文首先厘清这一论断的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对其流行的背景作些分析，可以说是两种路数并重。
“知识考古”一词出自福柯（MichelFoucault），指以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人类知识的历史，这里则借用来分析一种具体论断的发展史。
[10]
“专制”一词很早就见于中国文献，《左传·昭公十九年》有“晋大夫而专制其位”的说法，《韩非子·亡征》在讨论导致亡国的种种现象时指出“种类不寿，主数即世，婴儿为君，大臣专制，树羁旅以为党，数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后面又说“出军命将太重，边地任守太尊，专制擅命，径为而无所请也，可亡也”。
的确，中国传统文献中“专制”一词并不罕见，但其含义几乎都是指大臣或太后、外戚、宦官之类等掌管应属于君主的职权，具体又分为受命专制与不受命专制两类，前者是合法的，后者属于擅权。
并非用来描述君主，更不是指一种政治体制。
[11]现在所说的“专制主义”、“专制政体”乃是近代引入的新含义，是对西方政治学术语Despotism的翻译，“专制君主”则出自英语despot一词。
亦有人用“专制主义”翻译英语“Absolutism”，实际是错误的，该词正确的译称是“绝对主义”或“绝对君主制”，在欧洲历史上有特定的含义。
[12]
一西方的“专制政体”说与“中国专制说”
关于“Despotism”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来龙去脉，前人已有系统的介绍[13]，不拟详细引述。
这里仅就与本文有关的内容稍作讨论。
追根溯源，“Despotism”来源于“despot”，最早为希腊语“δ?
σπ?
тη?
”[14]，在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中就有很多关于它的描述。
诚如论者所概括的：
专制政体很明显的，从一开始就是欧洲人用来理解亚洲政府和习俗所用的概念：
一般总认为，欧洲人生来就是自由的，而东方人却是有天生的奴性。
因而专制政体常常是用来认定，解释或者指责奴隶制度，对外征服，以及殖民或帝国统治。
具体说来，“从波希战争那时代开始，希腊人就把专制政体看成是带有非希腊特征的一套体制，或是野蛮民族天生奴性的思想，亚洲人习惯的王权形式”[15]。
如亚里斯多德说“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
这类变态政体都是专制的[他们以主人管理其奴仆那种方式施行统治]（1279a）”，“在研究君主政体（王政）时，我们也谈到了两种僭主政体，……这两种是
（一）某些野蛮民族（非希腊民族）中所尊崇的具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君主，以及
（二）在古希腊城邦中曾经一度存在的类似君主的所谓民选总裁（1295a）”。
[16]
上引希腊语到东罗马帝国时仍一直通行于当地，13世纪出现了《政治学》最早的拉丁文译本，自此，“专制”说开始流行于西欧。
此后从中世纪至18世纪的西欧理论家中关于“Despotism”的思想不断得到发展，不过，此间有些理论家用“专制政体”来谴责西欧的僭主统治（Tyranny）,也有人继续将“专制政体”与亚洲国家联系起来，此时的靶子则是土耳其帝国，其中只有霍布斯（Hobbes）赋予该词正面的意义。
[17]
稍后，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以专制政体为三种基本的政府形态之一，使得专制政体成为18世纪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核心主题[18]，不仅如此，他还是西方思想家中第一个将中国划入“专制政体”的。
他说：
“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
在最初的那些朝代，疆域没有这么辽阔，政府的专制的精神也许稍为差些；但是今天的情况却正相反。
”[19]因此，孟德斯鸠被认为是“从否定方面将中国列入一种世界模式的第一人……为法国和欧洲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中国形象”[20]。
其说尽管在当时受到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的反对，随着时间的推移，则逐渐成为西方人看待中国的基本前提。
18世纪是西方中国观发生根本变化的世纪，即从以“颂华”（sinophilie）占优转为以“贬华”（sinophobie）为主。
此外，他亦认为专制主义是亚洲各国的特点[21]。
这里有必要对欧洲人的中国观做一扼要的回顾。
从13世纪的马可·波罗到18世纪的西方耶稣会传教士，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主流都是积极的，是西方效法学习的对象。
[22]著名的利玛窦（1552-1610）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在北京居住了10年[23]，他根据亲身经历，认为明朝万历年间中国朝廷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
他说：
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从前面所述应该已很明显，而且下面还要说得更清楚，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
虽然所有由大臣制订的法规必须经皇帝在呈交给他的奏折上加以书面批准，但是如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我已做过彻底的调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况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
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加对任何人的赐钱，或增大其权力，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这样做。
[24]
即使在18世纪的欧洲，孟德斯鸠以外的更多的人仍坚持传统的看法。
意大利哲学家维科（1668-1744年）就认为中国的皇帝是最人道的。
[25]伏尔泰（1694-1778）[26]与魁奈（1694-1774）也不同意孟德斯鸠的判断。
魁奈也将中国的政体归为“专制”，不过，他所说的“专制”与孟德斯鸠不同，含义近似于“君主制”。
魁奈说“用专制一词来称呼中国政府，是因为中国的君主独掌国家大权。
专制君主意指主管者或当权者，因此这个称呼可以用于执行法定绝对权力的统治者，也可以用于篡夺权力的统治者，而后者执政不论好坏，其政府都不受基本法则的保护。
这样就有合法的专制君主与为所欲为的或不合法的专制君主之分……君主、皇帝、国王以及其它等等，都是专制君主。
”对于中国，他认为“中国的制度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执行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审慎地遵守这些法律。
”他还专门设立一节讲“皇帝的绝对权力受到制约”，并针对孟德斯鸠的看法加以反驳，认为他夸大了专制权力。
[27]此后，在1770年，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公使波特（Porte）也对孟德斯鸠关于土耳其人专制主义的过分简单化的思想表示反对。
[28]
应该指出，除了魁奈与波特，孟德斯鸠的论断问世后不久又受到更加严峻的挑战，一个名叫安格迪尔—杜贝隆（Abraham-HyacinteAnquetil-Duperron,1735-1805）的法国学者根据他在印度多年的生活，发现欧洲人对印度、土耳其、波斯乃至整个亚洲的宗教、历史与社会、政治制度抱有许多错误的观念。
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对孟德斯鸠提出的“东方专制政体”说的论据做了批驳。
他认为事情的真相是专制政体的概念只被用作证明欧洲人在亚洲进行压迫合理的工具。
[29]
东方专制说尽管遭到有力的狙击，也被证明并无实据，但这种批驳的声音最终被欧洲人遗忘，在欧洲人头脑中逐渐占据主流的依然是“东方及中国专制说”。
黑格尔与马克思分别继承了这种观点。
黑格尔说“它（指中国——引者）的统治并不是个人的识见，而是君主的专制政体”、“中国人既然是一律平等，又没有任何自由，所以政府的形式必然是专制主义”，“天子实在就是中心，各事都由他来决断，国家和人民的福利因此都听命于他”。
[30]20世纪以后，对现当代欧美中国研究有深刻而持久影响的马克斯·韦伯也接受了这一论断，他认为“秦王当了皇帝以后……建立了一个真正的专制制度，取代了古代的神权封建秩序”，在介绍完秦始皇的政策后他又指出：
“这样，纯粹东方式苏丹制的任人唯亲与等级公平和专制独裁相结合的制度似乎就在中国登场了。
”[31]20世纪50年代，在冷战背景下，随着魏特夫（KarlWittfogel）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出版，视中华帝国为“专制政体”一度成为西方学界的流行观点。
[32]
西方人20世纪以前关于中国的概括，无论偏重正面还是负面形象，都是在对中国一知半解的状态下形成的，依据主要是几部游记、有限的传教士的通信集与译成西文的若干中国典籍。
据研究，孟德斯鸠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靠阅读来华耶稣会士及一些到过中国的商人、游客所写的游记,如柏应理的《中国贤哲孔子》、基尔歇的《中国图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与《耶稣会士书简集》。
此外，中国人黄嘉略与返回欧洲的来华耶稣会士傅圣泽对孟德斯鸠的中国观也有重要影响。
[33]而魁奈关于中国情况的主要来源，甚至可以说唯一的来源就是入华耶稣会士的书信和著作。
[34]伏尔泰的情况也是如此。
[35]因此，得出的结论包含相当的想象与幻象的成分。
直至20世纪初，情况并没有根本的变化。
马克斯·韦伯并不通中文，研究中国依据的是欧洲学者对少数中国文献的翻译，如理雅格（Legge）译的《中国经典》、沙畹译的《史记》片段，及其它欧洲学者的初步研究[36]，论说亦包含了许多推断。
他们对中国的研究——更确切地说是半研究半想象——所经历的变化，与其说是因信息丰富而生，不如说是随中西力量对比变化而出现的，均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
尽管如此，这些想象下的中国对后来许多西方人，包括学者，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都带来挥之不去的深远影响，成为认识的起点。
这种论断，原本只是18世纪西欧个别人并无多少根据的论断，如果没有后来的广泛推行，处境和顾炎武的思想差不多，只不过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不会有多大世界性影响。
但是随着工业革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包括“中国专制说”在内的西方学说,随着西方的商品，一同被输送到世界各地，在船坚炮利的辅佐下，逐渐成为支配性的话语，成为众人俯首称臣而罕加质疑的普遍“真理”[37]。
这种变化显然不能仅从学理内部加以解释，更多的需要考虑思想生存的外在环境。
正如萨义德所说，“所有的表述，因其是表述，都首先受表述者所使用的语言，其次受表述者所属的文化、机构和政治氛围的制约”。
[38]18世纪末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崛起，中西力量对比因而变化，西方眼中的中国也由羡慕的对象演变成了批判的靶子，专制是其中一项重要“罪名”。
[39]20世纪，特别是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以及东西方冷战对立局面的形成，这一论断又进一步沦为西方借以攻击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工具。
二中国人接受与传播“专制说”的考察
不仅如此，关于中国“专制”的想象也经由日本返销中国，直接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仁人志士寻求救国道路之时，这种想象的观点通过日本在海外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共鸣，并逐步流行开来，成为推翻清政府的有力思想武器，同时也被用作分析中国历史，解释落后原因的利器,以致演变为一种无须论证的先验结论而传诵至今，罕有置疑者。
就目前所见，最早将Despotism翻译为“专制政体”的应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人[40]，19世纪末逃亡日本的中国维新人士及留日中国学生最早通过日语接受了这一翻译，时间大约是在1899年。
1.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思想界对“despotism”的翻译与理解
这里有必要简单回顾日本接受“专制政体”说的具体过程。
“专制”一词很早就从中国引入日本。
797年完成的《续日本纪》卷7“天正天皇灵龟二年（716年）五月庚寅”条，天皇诏书云“自今以后……其所有财物田园，并须国师、众僧及国司檀越等相对检校，分明案记。
充用之日，共判出付，不得依旧檀越等专制”[41]，就已使用了该词。
1827年成书的《日本外史》卷1“源氏前纪”“养和元年”亦载，清盛临终前说“我自平治年间建功王室，专制天下，位极人臣，为帝者外祖，复何所遗憾”云云。
[42]不过，上述语境中出现的“专制”的含义与中国传统文献中是一致的，即独断专行，指的往往是侵夺他人（多指君主）职权而独断专行，并非是一种政体。
[43]
作为政体的“专制”来自明治前后日本知识分子对西方学说的翻译。
1861年，日本藩书调所的洋学者加藤弘之（1836-1916）著《邻草》，介绍“世界万国的政体”，称“虽然大凡世界立国无数，若论其政体无外乎君主政治（洋名モナルキー[44]）官宰政治（洋名レプユブリーキ）两者……君主政治的政体分为君主握权（洋名オンベペルクテモナルキー）上下分权（洋名ベペルクテモナルキー）两种”。
[45]7年后，即1868年，加藤弘之在《立宪政体略》的“政体总论”中则进一步将《邻草》中称为“君主握权”的政体分做两种，改称为“君主擅制”与“君主专治”，并分别予以解释。
君主擅制是“君主以天下为一己之私有，而擅制亿兆，生杀予夺之权唯心所欲之政体”，君主专治是“君主私有天下，其一人专礼乐、征伐之权，其臣民不得参与国事。
与君主擅制稍有不同的只是习俗自然成为法律，此则对君权稍有所限制而已”。
[46]在日语中，“擅制”与“专制”发音相同，均为“せんせぃ”。
1866年福泽谕吉所译的《西洋事情》将despot音译为“デスポット”，并意译为“立君独裁”。
[47]1872年中村正直翻译穆勒（JohnS.Mill）的《自由论》（OnLiberty）为《自由之理》，其中将“despotism”音译为“デスポティズム”，并意译为“霸政”。
[48]而1874年12月，尾崎三良（1842-1918）在华族会馆所做的关于英国历史的讲座中有一篇名为“君民同治论”，讲述世界各国的政体，其中说到：
“晚近论及国体，往往分为四类，曰君主专裁、曰君民同治、曰贵显共和、曰百姓共和。
”这里用的是“君主专裁”，下面接着说：
概括而言，为立君、共和两类”，后文进一步指出：
政事多出于君主之专断，以是或目之为专制之国体，以是知其为长君主之私欲、助其无道的阶梯。
将“君主专裁”称为“专制的国体”，此文次年（1875年）3月刊登在《会馆记事》第2号附录中。
[49]这是目前所见最早提出“专制”国体的。
前此尾崎三良曾随三条实美的世子留学英国多年，此说当是根据他在英国的见闻与英语说法，加上他个人的理解提出的。
不过，讲稿中“专制的国体”并没有明确与“despotism”对应起来，亦没有和中国联系起来。
这一联系一年后因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被译成日文而突显出来。
1876年日本人何礼之（1840-1923）根据英译本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翻译成日文《万法精理》时[50]开始采用“专制政治”这样的词汇来译“despotism”。
译者在《万法精理》卷二第一回中说：
政府之三类称为共和政治（レプツブリック）、立君政治（モナルキー）与专制政治（デスボテ#<リ>ズム）。
[51]
其中的“デスボテ#<リ>ズム”就是英语“despotism”的音读，译者将其意译为“专制政治”。
该书以下部分反复使用“专制”、“专制政治”一词。
在该书卷8第21回“论支那帝国”译者根据英译，明确将中国归为专制国家，其文做：
据此所见，支那是专制国，其精神是畏惧。
[52]
这是笔者所见最早明确将中国政体划归“专制”的日文著作。
上引福泽谕吉所著的《西洋事情》中已将中国（文中称“支那”）政治归为“立君独裁[デスポット]”[53]，只是当时还没有将“デスポット”译成“专制君主”。
《西洋事情》在日本幕末至明治时期影响极大[54]，书中的这一观点亦应广为人知。
不过，将这种政体固定译为“专制政体”应是到了《万法精理》出版以后。
此后，专制政体一词逐渐流行于日本。
1881年中江兆民发表的《君民共治之说》的开头指出“政体的名称有数种，曰立宪、曰专制、曰立君、曰共和。
”[55]便是将专制视为政体。
1885年出版的末广铁肠的政治小说《雪中梅》中就有“不知当今西洋事情，将专制政治理解为最好的政体”，“不同于立宪政体，将专制国家确立为优胜者的地位”[56]之说，亦是在政体的意义上使用“专制”一词。
1888年底至1889年初陆羯南在《东京电报》上刊登的评论（1891年汇编成《近时宪政考》作为《近时政论考》的附录出版）中更是明确提到他是从何礼之翻译的《万法精理》中吸取的三政体说，不过，文中作者依然是“擅制”、“专制”混用[57]。
除了“专制政体”的日译史之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日本思想界、政界对各种政体的认识。
概括而言，自加藤弘之以降，明治时期无论日本的思想家还是政治家，根据欧美历史发展，均视“专制政体”为落后政体，为未开化的国度所采用，而立宪政体则是更好的制度。
在前引《立宪政体略》（1868年）中，加藤弘之在介绍完世界上五种政体，即属于“君政”的君主擅制、君主专治与上下同治，属于“民政”的“贵显专治”和“万民共治”后指出：
在此五种政体中，如君主擅制、君主专治与贵显专治等均为未走向开化文明国家的政体。
其中如擅制作为蛮夷的政体属于其中尤为恶贱者。
而“君主专治”则是人文未辟愚蠢的民众众多的国家采用的制度，随着逐渐开化，转变为上下同治或万民共治制。
作者指出：
五政体中确实能制定公明正大，确然不拔之国宪，以求得真正治安之政体，唯有上下同治与万民同治二政体。
因之称之为立宪政体。
[58]
突出了上下同治与万民共治政体的优越性与正当性，这种观念成为日后思想界与政治界的讨论国体、政体问题时的基调。
1873年11月，即征韩论决裂后次月，主政的大久保利通在向政府提交的“关于立宪政体的意见书”中就指出世界的政体分为君主政治或民主政治，政体发展方向是归于民主，至于当时的日本则“维新以来……我国……政治依然因袭旧套，保留君主擅制政体”，尽管他亦承认未来应实行“君民共治”，当时依然因循旧制，实行的是君主擅（专）制政体，且认为此制适用于当时的风俗人情[59]，自然在他眼中过去的江户时代亦属于君主专制。
因当时加藤弘之任天皇侍读，为天皇讲欧美的政体、制度与历史[60]，大久保所使用的“君主擅制”当根据加藤的翻译。
1874年因征韩论下野的板垣退助等提出“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批评政府为“有司专裁”与“任意放行”，认为不应以百姓不学无智、未臻开明为由而拒绝设立民选议院[61]，实际是对执政的大久保利通等施加压力，希望尽快建立代议制政体。
这批自由民权派与执政者在政体问题上的区别与其说是目标不同，不如说是在实现途径与方式、实现的速度上有分歧。
这一点从8年后，即1882年板垣退助发表的《自由党组织の大意》演说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板垣指出确立立宪政体的7条障碍，其中就指出日本原来处在封建制，而封建制是通过专制来治民[62]，这一看法与执政的大久保的观点并无根本差别。
实际到了1890年，著名政论家陆羯南还认为从史迹看，古代以来日本人习惯于专制政治——尽管不一定是君主专制，因而认为倡导自由、排斥政府干涉的自由论派的思想脱离日本的历史与现实。
[63]
明治初年以来，日本思想界出现不少提倡共和、民选议院以及代议制，强调民权的人物，亦有将居于主流的主张君权的帝政论派斥为“专制论派”的说法[64]，各派追求的政体目标相去不远，而实现的途径差别较大，却几乎没有人否认“专制”与“专制政体”代表了落后与野蛮[65]。
此外，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以前，日本各派思想家提出了许多种《宪法草案》[66]，亦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时人对立宪政体的追求与渴望。
《明治宪法》颁布后，尽管宪法规定天皇的实际权力相当大[67]，近于专制独裁者，但在形式上确立的日本国体是君主立宪制。
当时即便是激进的思想家如幸德秋水也只是批评首相伊藤博文为专制的政治家，而不否认日本是立宪政体，且这种声音极其微弱，更重要的是当时几乎没有人公开批评日本国体的专制性[68]，思想界与社会主流对明治体制，对于天皇的权力是认同和支持的[69]。
可以说，从加藤弘之最早介绍西方政体学说以来，“擅（专）制”便成为描述政体或政治时一带有负面意义的词汇，位于政体进化链条的低端，而立宪政体则处在更高的位置上，对应于文明与开化。
总之，如果不考虑政治的实际运作状况，幕末明治初年以来，通过翻译、学习西方政治思想，特别是政体进化思想，日本思想界与政界接受了“专制政体”说，并视之为未开化国家实行的落后政体。
译成日文的西方学说中亦包含将中国归入此一政体的内容。
在这一思想氛围下抵达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与维新派等自然难免其影响，他们后来主要从负面接受“专制政体”观念与“中国专制说”应与此背景不无联系。
此外，18世纪以来日本的国学派思想家不断地贬低中国历史与政治，视之为“恶之国”[70]，加之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落败，使得无论从现实，还是透过日本，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到的更多是中国的负面形象与表述。
可以说，日本思想界的翻译与认识成为后来中国思想界流行的“专制主义”、“专制政体”说的直接源头。
2.清末中国思想界对“专制说”的接受与传播
在近代接触西方之前，中国人头脑中并没有政体的观念，以往文献中的“政体”指的是为政的要领，与国家政权的构成没有关系。
梁启超说“中国自古及今惟有一政体，故政体分类之说，中国人脑识中所未尝有也”[71]，确有几分道理。
其实，中国不仅没有政体分类的观念，恐怕连政体的观念也不曾存在。
近代海开以后才逐渐对此有所了解，王韬是较早介绍西方立国原则的知识分子。
[72]当时人们所接受的政体说是君主、民主与君民共主三类说。
[73]
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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