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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哲学专题之一
[发展哲学专题之一]发展理论与中国现代化：
绪论
发展理论与中国现代化
一、绪论
发展理论，或者说社会发展理论，主要指本世纪50年代以后兴起的集中研究社会的现代发展问题的一门跨学科性的综合性理论。
半个世纪以来，发展理论研究在世界各地广泛开展，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使发展理论对当代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发展理论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1．研究社会现代发展的重要理论
人类社会的现代发展，也就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发展，即人们日常所说的实现现代化，是世界性的社会生活的主旋律。
发展理论，就是整体性与多层面相结合研究这一重大现象及其规律性的理论。
现代发展与发展理论
在世界历史上，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开始于1500年前后。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也已有很多年的历史了。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提出过现代社会发展理论。
但在当时和以后的很长时间内，马克思的理论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历史进到了20世纪50年代，情况有了极大的变化。
多方面的因素促使社会现代发展的问题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并使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在某些国家走俏起来。
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不发达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政治上的独立与落后的民族经济之间的不平衡，以及它们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上的不平衡，激发起这些国家的人民和领导人研究和实现现代发展的强烈欲望。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以及发达国家实现自身“再发展”的需要，也促使发达国家的某些思想家去研究现代发展问题。
由于发达国家具有现代发展的丰富经验，同时这些国家的思想家具有更加自觉而明确的目的，因此，他们首先开始研究第三世界国家不发达的原因，并开出“西方化”的药方。
此后，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也对不发达问题的性质展开了探讨。
发展研究逐步成为世界潮流。
尽管研究发展理论的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抱着不同的目的，他们对发展理论的理解和阐述必然打上自己所属的民族和阶级的烙印。
但是，由于“发展问题”成为当代日益突出的世界主题，由于人们的研究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并且从不同的角度涉及到影响不发达国家现代发展的内因与外因，即影响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传统、经济因素、政治制度、人的因素以及政策选择等各种相关问题，涉及发达国家、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与不发达国家发展的关系。
不同视角的探讨，从不同的侧面深化对主题的认识；而对相同问题的讨论，则使真理愈辩愈明。
这样，对现代发展的认识由片面到全面、由肤浅到深人，是发展理论演变的总趋势。
发展理论的演变还有一个趋势，这就是同当代社会发展实践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正面作用越来越突出。
发展理论研究从来不是空对空地进行的，但开始时由于受某些“模式论”的影响，根据某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往往不适应实践的需要，对发展实践更多地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例如，在二战以后，一些不发达国家照搬“全盘西化”的发展模式，认为只要依附于发达国家，从发达国家取得资本，引进技术，就可以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现代化；而一些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则照搬“苏联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和政治管理体制，企图通过“急于求成”的“赶超战略”迅速实现现代化。
结果是事与愿违，有的国民经济总量虽然上去了，但却是“有增长而无发展”，有的连国民经济总量也上不去，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还有的出现了债台高筑和畸型发展等严重问题。
这些情况引起了各国政府和理论界的重视，并推动发展研究走出照搬“模式”的误区，更加切近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
不少发展理论研究者认识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内部与外部条件不同，每个发展中国家又有特殊的矛盾和问题，只有根据这种特殊性提出相应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才能有效地推动发展实践，这样的发展理论才是实践所需要的理论。
沿着这一方向前进的发展理论，在促使发展实践实现共性与个性结合的同时，也使自身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多学科综合研究的重大理论
同现代发展问题的系统性和综合性相适应，发展理论采取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式。
参与发展问题研究的，有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
这些学科既运用各自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手段，研究现代发展中的不同问题，并从不同的层面拓展和深化对发展问题的认识，发挥本学科的独特认识功能；又通过各个学科的相互交叉和渗透，综合运用各种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手段来剖析相关的问题。
这样，就大大深化了对发展问题的理论认识。
各种学科的交叉和融合，还促进了一些新兴学科的诞生，主要有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和发展哲学。
这些新兴学科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多角度、多层面地对发展问题进行研究，使发展理论研究开拓出新的境界。
发展经济学，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
它着重研究这些国家的经济如何从落后形态发展到现代化形态，研究推动这种发展的有关因素、发展过程以及应当采取的战略和策略。
发展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发展经济学，从一般意义上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如何由农业国家变为工业化国家，由经济落后的国家变为经济发达的国家。
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则研究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些发达国家的条件下，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它综合运用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比较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科技引进、劳力供给、工农业平衡增长、经济计划制定及经济制度等方面的问题。
发展政治学，以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或政治现代化为研究对象。
它着重研究这些国家如何从专制制度向民主政治转变和发展的问题。
发展政治学的内容包括研究保证经济发展的政治前提、现代社会政治结构、政治现代化、单一民族国家的存在和运转、行政和立法的发达、大众的流动与参与、民主政治的建立、稳定以及有秩序的变化等。
发展政治学还研究衡量政治现代化的标准，如政治的制度化程度、大众参与政治的程度；研究各个国家走向政治现代化的特殊道路或模式。
发展社会学，以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现代化为研究对象。
它着重研究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发展动力、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价值前提和发展战略等。
我国社会学者认为，发展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包括经济技术层次、政治制度层次和思想行为层次三个方面，呈现为逐层深人也更难实现现代化的趋势。
发展社会学流派众多，观点各异。
如自由主义学派强调发展的共同性和整体性，认为一切国家都要经历同样的发展道路，发展中国家必须紧步发达国家的后尘；历史主义学派强调发展的特殊性和历史性，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传统文明可以与现代化相容，并能实现高速发展；管理学派认为，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是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唯一出路；激进主义学派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是同一历史进程中两个互为因果的方面；价值论学派则强调，价值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价值不仅包括经济价值，而且包括政治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
发展哲学，以社会发展中的人与物的关系为研究对象。
它从整体上研究社会发展规律，探索发展的内在逻辑，解答发展之谜，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发展观。
它围绕社会发展以人为中心还是以物为中心、以人为目的还是以物为主宰这个基本问题，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加以审视和研究，并运用一系列哲学所特有的概念、范畴进行系统的逻辑论证，作出高度抽象的理论概括和深刻阐述，因而是各个国家研制发展战略、建构发展理论的观念前提和核心纲领。
当代的科学的发展哲学，为人们确立以人为中心和目的、通过“物”的发展来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发展观，进而选择相应的发展模式，制订相应的发展战略，作出正确的政策选择，从事具体的发展活动，提供科学的总体思维框架和行动指南。
上述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的革命性变革，更使发展理论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
从就事论事式的研究向比较研究的转变，加深了人们对制约现代发展的时空条件以及发展中的共性与个性的认识。
从粗枝大叶式的研究向以系统和结构功能观点进行具体剖析的转变，有助于人们具体地把握社会发展的系统结构及其条件、动力、机制和规律。
从单纯的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转变，大大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和可操作性。
共时态性研究方法与历时态性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使人们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历史性与时代性、传统性与变革性的关系，有了更加深人透彻的了解。
发展理论的时代意义
随着时代和实践不断前进的发展理论，反过来对当代的发展实践发挥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促进人们对时代主题的理性把握和推动社会发展的理性自觉，这是发展理论的第一个重要作用。
社会的发展过程，在任何时候都表现为主体的活动过程。
然而，主体有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有没有理性自觉及其程度如何，决定了主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处于两种不同的状态：
盲目的自发状态与理性的自觉状态。
在前一种状态下，社会只能自然演进，低效运行，甚至走弯路；而在后一种状态下，人们可以自觉推进社会发展，驶入历史发展的快车道。
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能够帮助人们实现从前一种状态到后一种状态的飞跃。
在这种状态下，一切非理性和反理性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观念，一切妨碍人们自觉推进社会发展的思想意识和习惯势力，诸如生产至上主义、专制独裁意识、当自然界主宰的观念、竭泽而渔思想、享乐主义，以及西方中心主义或东方中心主义等等，都将被扫除干净，理性之光将会普照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航程。
发展理论的第二个时代意义，是加深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
科学的发展理论，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共性与个性的结合上，阐明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内部和外部联系及其本质、机制、规律、发展趋势，包括各国社会发展的系统性与开放性，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社会发展中世界性特征与民族性特征的一起增强，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社会进步、精神文明、生态平衡之间联系的日益密切，等等。
我们认识和把握了这些规律，就能够自觉地照客观规律办事，正确而充分地发挥主体能动性，有针对性地创设各种条件，有效地解决相关的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协调地向前发展。
引导人类奔向共同发展和繁荣的理想境界，是发展理论的又一个时代意义。
科学的发展理论有力地揭示了这样的真理：
尽管当代人类还被民族和国界等所分割，尽管还分裂为不同的阶级和利益集团，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向前延伸，人类共同的利益和需求将越来越多，人类共同发展和繁荣的理想境界将日益临近。
发展理论使我们懂得，“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在这个“蔚蓝色的星球”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决不能继续维持过去那种以强凌弱、以富欺贫的不合理、不公正关系，因为这不仅妨碍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而且必然进一步加剧发达国家的“再发展危机”，长此以往，人类的发展前途就决不会是美好的。
发展理论所揭示的人类发展的这两种前景，必将使一切对人类前途和命运具有责任感的人们，超越民族、国家、阶级和利益集团的界限，高瞻远瞩，面向未来，心系发展，共同努力，一往无前地奔向人类无比美好的理想境界。
2.中国实现现代发展的迫切需要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比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跨进社会主义门槛的国家。
发展中大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国际比较的种种数据，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实践的发展，都在呼唤中国尽快实现现代发展。
而对于从事中国现代发展实践的主体来说，上述要求又必然转化为研究发展理论的迫切需要。
历史经验的深刻启示
从世界现代发展的宏观进程来看，18世纪中叶，当欧洲由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推动而迅速迈向现代化之路时，处在所谓“乾隆盛世”的中国统治者的固步自封和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长期停留在手工作坊时代，失去了现代化发展的最初机遇。
19世纪中期，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工业革命之后，加紧海外扩张。
日本通过改革走上了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仅用十年左右时间就奠定了国内经济发展的基础。
而中国也有不少志士仁人主张变法图强，但终因封建顽固势力的强大，以资产阶级改良为中心的“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中国又一次丧失了实现现代化的机会。
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悲剧的一再重演，“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0页。
]
本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创设了优越的制度前提。
1956年党的八大，又在正确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提出把党和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是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战略决策。
可惜的是，这一战略决策并非建立在科学的发展理论的基础上，而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尽管人们对实现现代化具有强烈的愿望，对执行这一正确决策有着高度的热情，却缺少应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不到一年，随着对基本国情和形势发展判断的失误，党和国家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越来越严重，在实践中则越来越背离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20年间又痛失了两次大发展的良好机遇。
正当我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陷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时，日本和西德抓住50年代末国际经济第一次产业大调整和以后的其它机遇，迅速在战争的废墟上崛起，双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尤其是日本，创造了1951-1973年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8.8%的“日本经济奇迹”；被人们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香港，也利用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经济第二次大调整的机遇，在既无资源优势、又无内部市场吸引的情况下，乘势而上，将外国资本和先进的技术与本国本地区的优秀人力资源相结合，很快占领了发达国家因产业高度化而出现的市场空缺，从而创造了“70年代的经济奇迹”，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国（地区）”。
而当我们噩梦醒来，就惊异地发现，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周边一些国家已经极大地拉开了差距。
当然，我们也并非只有失误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
进人新的历史时期以后，邓小平以世界历史眼光和高度智慧对时代作出了科学判断，指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在深刻总结实践经验、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为我们民族贡献了以“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为核心的发展理论和“中国的发展路线”。
20年来，不正是由于有了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指引，沿着这条正确的发展路线，我们才制定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战略决策，抓住80年代后半期世界工业结构大调整的机遇，以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速度稳步发展，使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都上了大的台阶。
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对我们的启示是很多的，而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启示就是：
要想实现现代化，不仅要有强烈的愿望和实千的精神，而且要有科学的发展理论的指引。
国际比较的重要结论
如果说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可以懂得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科学的发展理论的指引，那么，进行国际间的比较，将使我们进一步大大增强研究和掌握科学的发展理论的愿望和热情。
经过20年的加快发展，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有所缩小，但我们的发展水平同实现现代化的要求相比，距离还很远。
统计数字表明，1990年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超过了一万美元，其中美国、德国、日本，分别达到21790美元,22360美元和25430美元。
而且，近几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
我国不仅还有几千万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口，即使经过这几年的“扶贫攻坚”，解决了这个问题，并实现了“小康”，也只有人均一千来美元。
如果我们像邓小平那样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真正放到世界环境中，在国际比较中加以衡量，就会清醒地认识到，“小康”水平只是现代化的最低目标，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要最终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全面实现现代化，任务更加艰巨，困难更多。
同上述有形的差距相比，另一类“无形”的差距其实更为根本，这就是在教育科技和相应的人的素质方面的差距。
根据最新资料，我国目前还有2亿多的文盲、半文盲，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占世界文盲总数的四分之一。
而大学生和科技人员在全国每万人中所占的比例，在世界上也都处于较低的水平，甚至比印度等国还要低。
另据国家计委有关专家按丹尼森分析法所做的计算，过去近半个世纪中，科技进步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含量仅占20%左右，比50-60年代的日本、德国、美国尚低30个百分点，比60-70年代中期的韩国也低16个百分点。
低水平的教育，只能造就观念、能力、道德、心理、思维、文化诸种素质较低的人才，从而也严重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要彻底解决以上问题，当然必须进行多方面的努力，创造多方面的条件。
但是，用科学的发展理论武装头脑，尤其是武装各级领导者的头脑，是最为根本的。
因为只有这样，教育、科技的加快发展，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并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才有可能。
实践发展的强烈呼唤
最近几年，我国的改革和发展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
经济建设在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突破与全面推进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明显加快，进一步探索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及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的任务提上议程。
新的实践将一系列新的问题提到了我们面前，需要我们从理论上作出正确的回答。
同时，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薄弱环节也更加突现出来，如农业基础薄弱，国有企业改革滞后，人口多、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地区差距扩大，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人悬殊，两个文明发展不够协调，等等。
对于这些矛盾和问题，我们能否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出科学的说明，将直接关系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效和前途。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上述矛盾和问题面前，我们的各级领导和实际工作者，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态度和行为取向。
一种是以邓小平发展理论为指导，尊重实践，尊重群众，认真分析新矛盾，研究新问题，采用新思路，寻找新对策。
另一种则是坚持陈旧的发展观念和价值取向，与改革和发展的大方向背道而驰。
表现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1）不惜大量浪费资源。
不顾我国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的现实，不顾全局的需要和实际的可能，盲目追求“超常规发展”，继续大搞低水平重复建设，或前后互相否定的短期行为。
（2）妨碍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
一些人大搞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而某些地方长官不仅不严加取缔，而且为了“确保地方财政收人”搞地方保护主义，有意放纵，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
（3）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所谓“发展”。
明知有的项目必然造成严重污染，却为了本地区、本单位一时的“发展”，变着法儿顶风而上，不惜干“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蠢事。
（4）以损坏劳动者基本权利为代价的所谓“增长”。
为了一时的经济增长，全然置保护劳动者基本权利的法律法规于不顾，强迫劳动者在对人身非常有害的条件下工作，或超强度、超时间劳动而不给报酬，还美其名日“奉献”。
（5）以牺牲人的尊严和道德风尚为代价的所谓“搞活”。
曲解党和国家的搞活政策，并将它们用到搞走私贩私、黄赌毒等方面，只要能够“搞活”，什么三陪女郎、卖淫漂娟、“黄烟”四起、道德沦丧，一概大开绿灯。
（6）集团性腐败猖撅。
打着“放开搞活、发展经济”的旗号，官商勾结，团体作案，贪污腐败，愈演愈裂，造成民心散失、民怨沸腾的严重社会问题。
凡此种种，对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是十分有害的因素。
实践的发展，也强烈地呼唤我们、尤其是各级领导者，高度重视对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努力做到理论上的成熟和清醒，以此来提高实践上的自觉性和合规律性，从而做名副其实的改革和发展的促进派。
3．加强发展理论的研究
我们懂得了发展理论对于社会实现现代发展的重要意义，懂得了中国的现代化迫切需要发展理论的指导，就要落实到行动上，这就是自觉加强发展理论的研究。
为此，最重要的是要端正指导思想，这是正确把握和运用发展理论的前提；同时也要掌握和运用正确的方法，这是实现理论研究任务的“船”和“桥”，是把握和运用好发展理论的重要保证。
端正指导思想
我们研究发展理论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为指针，以邓小平发展理论为重点，借鉴和吸取国外发展理论的有价值的成果，在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正确理解和把握发展理论，并用以有效地指导新的实践，以便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以马克思主义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为指针，这决不是空洞的套话，而是有丰富的内容和现实意义的。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在以下一些方面具有独创性的贡献：
（1）以唯物史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说明社会发展的规律既是客观的，又是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要受共同规律的制约，现代化进程有共同的规律性，但由于各种条件的差异，各个国家和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
（2）一方面肯定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现代社会”在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作用，另一方面以生产资料的变革为起点、以生产社会性的发展为中心线索，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矛盾机制和发展逻辑，并以此阐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3）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畸形发展的批判中，从对社会主义将铲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铲除产生一切不合理、不公正社会现象的剥削制度的根源的预见中，得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的科学结论。
（4）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毕生研究的主题和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并且指出：
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的社会结构中能够用社会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并由此引起生产的新的发展，必将使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最终进到全面发展的社会和全面发展的人的理想境界。
一切民族最后都要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达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
（5）提出了人与自然界和谐共生、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思想。
说明这种理想的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在实践和探索中经过一系列对人与自然、人与人、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彻底改造，才能逐步达到。
（6）科学地揭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发展趋势，并指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基础条件是现代大工业和科学技术，基本途径是商品经济和普遍的世界性交往，主要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社会变革。
这些充满深刻智慧的思想，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看起来，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尽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也存在某些局限性，如主要在本质、规律的层次上研究发展问题，而对运行、操作层次上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有些具体设想与现实社会主义差异较大，但这丝毫也不能磨灭它的科学真理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应当说，这是有待我们认真研究和发掘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于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
由于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缺乏研究和宜传，一些人根本否认它的存在，否定其指导作用。
应当讲，这是我们在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方面产生诸多失误的重要原因。
这种教训值得永远牢记。
在新时期，又有人曲解马克思主义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以此来否认现实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为“全盘西化论”张目。
这也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要防止和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
作为邓小平理论有机组成部分的邓小平发展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并借鉴和吸取国外发展理论的有价值的成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社会发展理论。
它理应成为我们学习研究的重点和主要内容。
在对待邓小平发展理论的问题上，也有类似对待马克思发展理论的现象，也应注意克服。
对于国外的发展理论，要善于进行具体分析。
在国外，研究和阐述发展理论的，许多是发达国家的学者，而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所以他们的理论概括在有些方面是比较成熟和科学的。
列宁就非常强调学习和利用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研究成果的重要性。
他指出：
“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
[列宁：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版，第344页。
]至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有许多值得学习、借鉴、吸取、改造以为我所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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