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文言文《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原文译文赏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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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文言文《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原文译文赏析

初中文言文: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原文译文赏析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唐代:

韩愈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

董生举进士,屡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

吾知其必有合也。

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

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

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

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

董生勉乎哉!

  吾因子有所感矣。

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

为我谢曰:

“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译文】

  燕赵一带自古就称说多有慷慨重义、悲壮高歌的豪杰之士。

董生参加进士考试,接连几次未被主考官录取而不得志,怀抱着杰出的才能,心情忧郁地想去燕赵地区(谋职)。

我料知他此去一定会有所遇合,(受到赏识)。

董生努力吧!

  像你这样不走运,即使一般仰慕正义、力行仁道的人都会同情爱惜你的,更何况燕赵一带豪杰之士的仰慕仁义是出自他们的本性呢!

然而我曾听说风俗是随着教化而改变的,我怎么能知道那里的风气跟古时说的有什么不同呢?

姑且通过你这次的前往测定一下吧。

董生努力吧!

  我因为你的这次前往而产生一些感想。

请替我凭吊一下望诸君(乐毅)的墓,并且到那里的集市上去看看,还有像过去的屠狗者一类的埋没在草野的志士吗?

替我向他们致意说:

“有圣明的天子在上面当政,可以出来做官(为国家效力)了!

  【注释】

  燕、赵:

借指的河北一带。

  慷慨悲歌之士:

用悲壮的歌声抒发内心悲愤的人,多指有抱负而不得施展的人。

  有司:

这里是指礼部主管考试的官。

  利器:

锐利的武器,这里比喻杰出的才能。

  郁郁适兹土:

忧郁地到那个地方去。

意思是董生想去燕赵地区谋职。

适,到……去。

兹,这。

兹土,指燕赵之地,当时受地方割据势力统治。

  有合:

有所遇合,指受到赏识和重用。

  夫以子之不遇时:

像你这样不走运的人。

  慕义强(qiǎng)仁者:

仰慕正义、力行仁道的人。

  矧(shěn):

何况。

  出乎其性:

(仰慕正义)来自他们的本性。

这句意思是,燕赵之士由于有这样的本性而更加同情董生。

  风俗与化移易:

风俗随着教化而改变。

与,跟随。

易,改变。

  吾恶(wū)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

我怎么能知道那里的风气跟古时说得有什么不同呢?

恶,怎么。

  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

姑且凭你这次的前往测定一下吧。

聊:

姑且。

卜:

测验、判断。

  望诸君:

即战国时燕国名将乐毅,后因政治失意,离燕至赵,赵封他为望诸君。

望诸,古泽名,在河南东北部,又称“孟诸”。

  屠狗者:

凡指高渐离一类埋没在草野的志士。

高渐离,荆轲的朋友,他的职业是屠狗。

荆轲死后,他也曾行刺秦始皇,失败后被杀。

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战国时燕国有以屠狗为业的义士,这里泛指隐于市廛暂不得志的侠义之士。

  谢:

告诉。

  出而仕:

出来做官。

  【赏析】

  从文章的题目看,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应是为送董邵南游河北作的送别赠序,但细思之,又有不同情味。

  其一,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韩愈坚决主张削藩平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

因而在他看来,若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必须鸣鼓而攻之。

  其二,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朝廷能够招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

所以他在许多诗文中,都替自己与他人抒发过怀才不遇的感慨。

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诗,也是为董邵南写的,诗中小序有这样的语句:

“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

”全诗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

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

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在董生临行之前,韩愈要送一篇序文给他。

但这样的序文是很难措辞的。

赞成他去吗?

固然如此,因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但若赞成,则违背了韩愈自己的政治主张;阻止他去吗?

说明那是“从贼”,那就是变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别,也不合“赠序”的要求,更何况对于“怀抱利器”的董生去求发展(藩镇名义上还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对意见,毕竟是说不通的,作者毕竟对董生怀有一定的同情。

由此看来,这篇“赠序”实在是难以下笔了。

  但韩愈毕竟是文章大家,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的他,写文章常常因难见巧,以巧取胜。

这篇赠序的构思、用语就颇为精巧。

  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吾知其必有合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

再加上一句:

“董生勉乎哉!

”仿佛是说:

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

除此外,作者还深入一层:

像你这样怀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义强仁”的人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

又将河北赞美一通,为董生贺。

意思仿佛是:

你的出路的确找对了!

  这其实都是些反话,所谓的“心否而词唯”。

  作者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

“古称”云云,即历如何如何。

历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呢?

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

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

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如今之燕赵是不是还多“感慨悲歌之士”呢?

在作者心中,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确否定,而是提了一个原则:

“风俗与化移易”。

既然是“风俗与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

既然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多年,其风俗怎么能不变呢?

既然变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么你董生到那里去,就不能“有合”。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为谋主”。

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

果如此,岂不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了吗?

但是作者是早有埋伏的。

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

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奖董生的话,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

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风俗与化移易”的藩镇们相合,那只能证明你已经丧失了“仁义”。

前面的“扬”是为了后面的“抑”。

“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邪”和“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此行的正确与错误,使语气婉转,又暗含警戒之意。

“董生勉乎哉!

”此处当为“好自为之”讲,勉其不可“从贼”也。

  最后一段,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

“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

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

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

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

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

  扩展阅读:

韩愈主要成就之韩诗

  韩愈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诗亦有特色,为一代大家,对后代有较大的影响。

韩愈多长篇古诗,其中不乏揭露现实矛盾、表现个人失意的佳作,如《归彭城》、《龊龊》、《县斋有怀》等,大都写得平实顺畅。

他也有写得清新、富于神韵、近似盛唐人的诗,如《晚雨》、《盆池五首》,尤其是《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

  但是,韩愈独创性和代表性的作品,则是那些以雄大气势见长和怪奇意象著称的诗作。

他“少小尚奇伟”(《县斋有怀》)、“搜奇日有富”(《答张彻》),天生一种雄强豪放的资质,性格中充溢着对新鲜奇异、雄奇壮美之事之景之情的追求冲动,而他一再提倡的“养气”说,更使他在提高自我修养的同时增添了一股敢作敢为、睥睨万物的气概,发而为诗,便是气豪势猛,声宏调激,宛如江河破堤,一泻千里。

  韩愈一生用世心甚切,是非观念极强,性格木讷刚直,昂然不肯少屈,这一方面使他在步入官场后的一次次政治旋涡中屡受打击,另一方面也导致其审美情趣不可能淡泊平和,而呈现出一种怨愤郁躁、情激调变的怪奇特征。

韩愈诗风向怪奇一路发展,大致始于贞元中后期,至元和中期已经定型。

贞元、元和之际的阳山之贬,一方面是巨大的政治压力极大地加剧了韩愈的心理冲突,另一方面将荒僻险怪的南国景观推到诗人面前,二者交相作用,乃是造成韩愈诗风大变的重要条件。

他在这一时期写的《宿龙宫滩》、《郴口又赠二首》、《龙移》、《岳阳楼别窦司直》、《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等诗中,使用最多的是那些激荡、惊怖、幽险、凶怪的词语,诸如“激电”、“惊雷”、“怒涛”、“大波”、出没的“蛟龙”、悲号的“猩鼯”、森然可怖的“妖怪”、“鬼物”,都辐凑笔端,构成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意象。

  在诗歌表现手法上,韩愈也作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用写赋的方法作诗,铺张罗列,浓彩涂抹,穷形尽相,力尽而后止。

《南山》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全诗102韵,长达一千多字,连用七联叠字句和51个带“或”字的诗句,铺写终南山的高峻,四时景象的变幻。

令人读来,虽觉十分详尽,却又颇为烦琐。

再如那首的《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极写一场山火的强猛酷烈。

这是一种超乎常情的创造,惟其超常,所以生新,惟其生新,所以怪奇。

怪怪奇奇,戛戛独造,乃是韩愈在诗歌艺术上的主要追求目标。

  但韩愈为诗的新的特点,还不是表现于这类作品,而在于他那“以文为诗”的一些篇什。

如《山石》、《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多所评论,方东树《昭昧詹言》谓前篇乃“古文手笔”,后篇亦“古文笔法”。

这样的“手笔”和“笔法”,和初唐、盛唐的前辈诗人相比,显然有不同者。

因此,叶燮《原诗》认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

所谓“大变”,正是韩愈之诗新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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