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本禹事迹报告会发言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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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本禹事迹报告会发言稿
徐本禹事迹报告会发言稿
徐本禹事迹报告会发言稿
注：
在整理的过程中，自己不知道从那里下手，有太多的东西要写，欲下笔又止，越想心里越痛！
眼泪伴随着我写完这篇稿子，是痛苦？
！
是感动？
！
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无怨无悔！
明天我还要踏上那令人难忘的旅程，我义无返顾！
我叫徐本禹，今年22岁，中共党员。
我出生与山东聊城的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
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师，18岁开始教学，我爹教了一辈子书，工资有原来的十几元钱涨到了270元钱。
去年父亲转为正式教师，基本工资是800元，这是我们家主要的经济来源。
母亲没有文化，在家务农，我娘身体不好，头疼病经常犯，但我母亲很勤劳、很善良，母亲是我们家主要的劳动力，母亲经常拿出家中的东西帮助那些更贫困的家庭。
和我们在一起住的还有一个快60岁的舅舅，舅舅终身未婚。
（我娘、我舅是我来这里之后心里最牵挂的）虽然我们家在山东，在东部，但我家现在还是住在土房子里面，走进我们村一看，一眼就可以看出来那一个最矮的房子就是我们家的。
我娘经常说起的一件事是：
小时侯，我们家没有吃饭的钱，是我娘向邻居家借了2元钱买的菜！
虽然现在家庭条件还是很差，但比以前好多了，每当我娘把这一句话说一次，这句话就又更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
我娘的这句话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你的手，或许你所提供的帮助对自己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来说，就如同身上衣、口中食不可或缺！
1999年，我顺利通过高考，成为了华中农业大学经贸学院经济学专业的一名学生，由于高考成绩不理想，我心有不甘。
跨进了华中农业大学的校门，成为了华中农业大学的一名学生，我没有丝毫的怨言。
刚入学不久，我在给家中的信中写到：
“我会一切从零开始，我要四年后堂堂正正地走出华中农业大学！
”当其他同学还是满腹牢骚的时候，我已经融入了大学生活。
1999年秋冬之交，当时天气已经冷了，我的同窗室友胡源的父母来学校看望胡源时，叔叔阿姨看见我只穿着一件军训服，怕我冻着，就把胡源的两件衣服送给了我，并对我说：
“天气冷了，别冻着。
在生活方面有什么困难和叔叔阿姨讲。
”第一次远离家乡，第一次远离亲人，第一次在外地得到好心人的帮助，第一次有了回家的感觉……或许是这么多第一次交织在一起，让我至今不能忘记。
当时我知道无论说什么都是苍白无力的。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爱心传递下去，用自己的行动来帮助那些生活上需要帮助的人。
刚开学不久，我参加了我们学校安排的第一次勤工助学活动，学校安排我打扫5栋2楼的一层楼道，打扫一个月。
学校勤工部发给我50元钱，拿到第一次自己勤工俭学的钱------自己的劳动所得，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当时就从中取出7元钱买了2斤瓜子。
钱发下来不久，我们学校经贸学院组织了一个向希望工程献爱心的活动，我把我勤工俭学所剩的43元钱捐给了山东费县一个叫孙姗姗的小妹妹。
钱捐出去以后，心里特别的高兴，毕竟是用自己的劳动所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我是一个自强自立的人，我在大学里没有主动向学校申请过补助，都是院里老师知道我的情况后让我写申请。
记得2000年的春天，学校发春季补助，班长让我写申请，我拒绝了，后来还是院勤工部把我的名字报了上去，让我得到了400元的补助。
后来，我从《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了向保护母亲河绿色希望工程捐款的活动，当时我毫不犹豫地从特困补助中拿出200元钱捐了出去；还把100元钱捐给了我的一名小学同学，当时她正在聊城师范学院读书。
她的家庭条件比我们家的条件还要差。
她在读大学的时候，弟弟妹妹都在读高中。
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生活上的困难和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她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是帮助老师看孩子，在办公室里打扫卫生来维持生活的。
她学的是计算机专业，我在附言栏中给她写道：
“把这100元钱用在上机上吧！
”
大学第一年，通过自己的努力，我获得了1400元的奖学金并且得到了特困生自强奖。
大学第二年，可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好事坏事都发生在我的头上。
通过竞选我成为了一名班长，同时在计算机老师的帮助下，我成为了一名经贸学院计算机机房的管理员。
当时我想当管理员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想学电脑。
渐渐地我迷上了电脑，经常是下了课饭也不吃就跑到机房，当然不是去玩游戏，而是学习。
就这样，我给班级的时间就少了许多，班级慢慢地失去了凝聚力。
有不少学生对我有意见，我也听取了学生的意见，或许是一心不可二用吧。
当时正处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因为党支部已经把我列为发展对象，下班党员三番五次找我谈话，让我总结原因，我知道自己力不从心。
2002年4月17日，当党支部决定通过讨论让我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的时候，我愧疚地流下了眼泪。
我说：
“我对不起曾经信任过我的班集体，我没有把班级教给我的任务完成好。
如果党支部能够批准我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我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我的班集体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更要向优秀党员学习，争做优秀党员！
”
或许有人不会相信，我是一名党校考试两次，党支部讨论三次才通过的。
第一次上党校，自己心里想：
上党校还不是一种形式，考试的时候不用准备复习也会过的。
上党校的时候，老师在讲台上讲课，我在下面学习英语。
考试时不准备，结果全院100多名党校学员中只有两个人党校考试不及格，其中一个就是我。
当时感觉好丢人呀！
好长时间不能振作起来。
通过这件事让我深深地体会到无论干什么事情，无论多么容易，都必须认真准备，不能有丝毫的大意！
2001年3月，我因向绿色希望工程捐款，有幸成为了湖北电视台《幸运地球村》的嘉宾。
当节目录制完毕后，两位主持人，其中一个是香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许戈辉，了解到我的家庭情况后，许戈辉送给我一个信封，我当时估计里面是钱，我说我不要。
田野和许戈辉对我说：
“就把这钱当作是你哥和你姐送给你的！
”在回校的路上，我打开一看，里面有500元钱，在公交车上我无法说出我当时的心情，自己给予社会的是那么少，社会给予我的却是那么多！
回到学校后，我把其中的200元钱捐给了我们班的一名家庭条件很差的同学，100元捐给了在聊城师范学院读书的景玉春同学，还有100元钱捐给了湖北沙市的一名孤儿，她的名字叫许星星。
她曾获得过全国十佳春蕾女童的称号，她是一个比我还坚强比我还勤奋的小女孩。
她六岁以前从没有吃过一个冰淇淋，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
从湖北电视台回来后，我给自己许了一个诺言：
无论自己生活多么拮据，一定要帮助我亲爱的妹妹。
从2001年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我一直没有间断过。
原来学校每个月发给我们22元钱的生活补助，我留出2元钱做班费，其余20元钱都给她寄去。
有奖学金、生活补助以及家里给我寄钱的时候，我就多给她寄一些，有时寄50、有时寄100、200。
后来，我们经济学党支部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向我们系党支部全体党员发起倡议：
让每一位学生党员从党费中拿出一点来给她寄去，但我仍每月给她寄去20元钱。
在来贵州之前，我从国家奖学金的6000元中取出2400元留给了我们系党支部的老师，把这2400元钱当作她两年的生活费，每月100元。
有一次，我在《楚天都市报》上看到一篇关于骨癌患者自强不息的感人事迹，当时身上只有10多元钱，当时就给她写了一封信，并把10元钱给她放在了信封里。
为了自己的学业，我利用暑、寒假的机会在学校勤工俭学，大学四年我在家里呆的时间总共不到40天，其中两年是在学校里度过的。
大学里的第一个暑假我留在了学校勤工俭学。
上午、下午去图书馆整理图书，吃饭的时候就去学校的一食堂刷盘子。
当时武汉正处于最热的时候，温度在39度左右（三大火炉之一），成天忙得一身臭汗，走到寝室后像一堆烂泥一样，衣服不脱就倒在床上睡着了。
其间发生了一件让我难以忘记的事情，可以说是刻骨铭心吧！
有一天中午，我正在厨房里刷盘子，主管人员说有学生反映盘子没有刷干净。
当时和我一起刷盘子的还有两个服务生，她们刷第一遍，我刷第二遍，只需要把盘子放在水里荡一下就可以了。
刷不干净的主要是那两位小姐的责任。
其中的一位小姐问我怎么回事，我说这也不能全怪我，这位小姐就把主管对她的批评全部发泄到了我的头上。
她故意把盘子狠狠地往水中一摔，洗涤水溅到了我的脸上和身上。
当时我心里难受万分。
为了能够在一食堂继续打工，我选择了忍气吞声，一直坚持做到了最后。
通过这件事情，我深深地明白：
没有文化只凭自己的手去劳动，自己也只能从事一些最简单的劳作，而且还会受到别人的侮辱；同时我深深地体会到生活的艰辛，生活的不易。
所有这些都让我把更多的爱献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2001年和2002年的春节，我是在学校度过的，我想利用寒假的时间多学一点知识，去打工。
2001年的那个春节前夕，我正在寝室里学习，父亲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我的外婆想我，想让我回去。
由于当时买不到火车票，就对家里说：
“过年回不去了。
”大年初一的时候，家里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外婆很想我。
我大年初三回的家，到了家里后才发现我外婆已经不行了，外婆已经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了。
走到外婆的床前，我大哭了起来。
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父亲一直没有告诉我。
由于外婆当时已经得了白内障，双目失明了。
外婆最后也没有恢复知觉，用手来摸一摸她的外孙。
这一年的春节，我是吃着方便面度过的初一，后来我才发现这些方便面当时已经过期了！
从小把我带大的外婆去世了，外婆去世之前也没有享受什么福，苦了一辈子。
从此以后，我更加发奋学习，我对自己说以后毕了业一定要好好孝敬我唯一的舅舅。
大三刚开学的时候，奖学金还没有发，在经贸学院当机房管理员的700元还没有发给我。
当时真到了没有一分钱的地步。
当时功课很多，一天要上8节课，不可能去校外打工做兼职。
为了能够吃饱饭，我去了我们学校里的几个食堂，食堂的主管人员都说经济效益不好，不能在要勤工俭学的学生了。
最后，好说歹说，教工食堂的主管把我留了下来，让我和另外一位老伯一起端盘子。
在教工食堂，我经常看见我的饿同学和老师在那里吃饭。
刚开始的时候，心里也不是一个滋味，感觉很难堪。
后来相通了，我又没有偷又没有抢，我是用自己的双手来劳动，有什么羞愧的呢？
我比那些饭来张口，钱要到手的人强多了。
当我参加10月份的程序员考试的时候，身上只有2块多钱，由于考试是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如果不是在考完回校的时候遇上我的同学，我就要走着回到学校了。
周末事情比较少的时候，我喜欢去敬老院做义工。
通过做义工，我学到了老年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
同时我也认识到时间的宝贵。
我告诉我自己：
“你也会有这么一天，到时候想干什么事情都力不从心了，必须和时间赛跑！
”
由于在学校里的优异表现，大三下学期，我作为我们学校的唯一一名学生代表出席了湖北省第十一次团员代表大会，而且还获得了6000元的国家甲等奖学金，还免了学费。
后来，毕业论文得了一个优秀，同时还被评为了校优秀毕业生。
2001年12月份的一个星期六，我象往常一样去汉口做家教，在做家教的过程中我在《中国少年报》上看到《当阳光洒进山洞里……》这篇文章时，我被深深地打动了，对当地有如此艰苦的条件感到惊讶和震惊。
回来后我向辅导员陈曙老师反映了情况，陈老师非常支持这件事情，第二天，陈老师就向分团委的学生干部介绍了具体情况，同学们纷纷要求去岩洞小学进行义务支教。
由于要生产实习，各科考试的时间都比以前要早一些，而且比较分散，大约在6月初，我利用复习功课以外的时间，制定了一份活动方案，在人员选择上考虑到以后开展同样活动的连续性，最后定下了四名同学，我（当时大三）、陈兴杰（当时大二）、向华（当时大二）、刘圣鹏（当时大一）。
按照活动方案的安排，我们开始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捐资捐物。
捐资是在校内进行的，由陈兴杰、向华来负责，最后效果比我想象的要好的多，总共捐了500多元钱。
捐书和捐衣物的事情由我来负责，我去了华农附小，向校领导反映了情况，校领导非常支持我们的爱心事业，小学生们把自己心爱的图书、玩具、衣服都捐了出来，还有不少同学捐的学习用品很显然是刚买来的，而且他们都留下了地址和电话，说要做好朋友。
老师还建议我把那边的情况了解一下，以便开展小学生之间的”一帮一”活动，小学的老师和学生的爱心行动让我深受感动。
为了能够募捐到更多的图书，我又去了洪山新华书店，书店的老板吴经理说这是一件好事，理应帮忙，便捐了90多本，其中70多本是儿童书籍。
后来我又找到武汉中心百货有限公司工会的胡主席，她向我询问详细情况，我把详细资料给她看后，她的心被打动了，答应了捐助这件事情，公司最后总共捐了150多件衣服。
她说：
”你们人少，捐多了也拿不走，而且路又远，要是近一点，我们可以捐的更多”。
胡主席怕我们搬不走，就用公司里的一辆面包车把我们送了回来，当时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只能在心里面默默地祝福：
好心人一生平安！
万事开头难，这长达近一个月的准备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一人知道，当时为把整个准备阶段的活动做好，我一边忙着复习，一边忙着捐助的事情，当时我感觉很累，只能是挤时间去复习，心里只是想为山区的孩子们尽自己的一份心、一份力。
7月15日我们五人带着三箱子衣服，一口袋书及500元钱坐上了去岩洞小学的火车。
但天公不做美，我们刚到贵阳就下起了大雨，把箱子都淋湿了。
在大方县我们买了足球、录音机、铅笔、圆珠笔。
经过辗转和颠簸，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
在我们还没有来之前，周围村庄的村民知道我们要来的消息，心里格外高兴，特地把崎岖的山路重新修整了一遍。
虽然我们和村民之间有语言障碍，但我们从他们的行动中得到了答案------一种对知识的期盼。
到达兴合村的当天晚上，行李还没有整理好，我就去了岩洞小学，当我走进岩洞时，我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岩洞里的教室仅仅是用两堵一人多高的墙隔开的，中间是过道，南边是一四年级复式班，北边是六年级，一四年级的黑板是用两根棍子搭在岩洞上，然后在棍子上搭了一块木板作黑板。
由于岩洞的上方没有隔开，在一边上课，在另一边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如果我不亲眼看到这种情形，无论是怎么想也想不到这里的条件会如此的差。
7月20日我们开始上课（只有三、四、六年级），刘圣鹏、向华负责三年级，陈兴杰负责四年级，我负责六年级。
开始的时候，三年级的小学生听不懂普通话，四、六年级的学生才勉强听得懂，但要说得很慢。
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地的贫穷状况，只要不下雨，每天下午我们都到农户家去做调查。
由于各户之间很分散，而且又在山头上，所以每次都要走很长的山路。
农户家里面都很穷，有90%以上的农户都欠债2000～3000元左右，吃的玉米面，有的家庭自己种的只能够吃半年的。
为了能够增加一定的收入，几乎每户都养了猪，所以家里的孩子要每天打猪草，背着背篓，上山、下山、很辛苦。
有一次，我去吴斌老师家去做客，由于当时天已经黑了，晚上回不来，就在他家住了下来，这一住恐怕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晚，我刚躺在床上，跳蚤就在我身上乱爬，赶走了一只又来一只，浑身不舒服，整整一夜没有睡好。
7月31日，除我之外的其他四人开始踏上了回校的路，在他们回校的当天，假期补课的全体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把他们送到了六里之外的羊场，全体同学手拿老师自做的小红旗，欢送我们回校，在把他们送走之后，我发现有所有学生的眼里含着泪水。
8月8日，我也踏上了回校的路，许多学生把我送到了猫场镇，当天我给他（她）们买了一些吃的，他（她）们送给我鸡蛋、面包，说是路上吃的，还有感谢信……返回学校后，我们组织了对“为民小学”100名贫困学生的“一帮一”活动，有的在校大学生把每个月省吃俭用的10元钱给他们寄去，有的寄去了学习用品和衣服等，学生和家长纷纷写来感谢信表示感谢。
其中有一位叫郭加勇的学生写道：
“徐大哥，我真的太想你啦！
我每夜都梦见你。
在梦里，你在教我们解答难题，带我们爬山玩水，教我们唱歌、做游戏，但每次刚梦到好玩的时候就醒了，点灯一看却不见你，只有我一个人坐在床上，这时我留下了眼泪。
”
虽然去为民小学进行支教耽搁了考研复习，但是山区孩子对我的期盼和祝福化作一种力量，激励着自己努力学习，终于我以372分的成绩通过了研究生初试分数线。
在我得知考研成绩的当天晚上，我兴奋的失了眠（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失眠）。
xx年4月16日是一个让我难以忘记的日子，当我得知今年我校不能保留研究生入学资格时，我做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放弃读研究生的机会去岩洞小学当一名支教老师。
晚上父亲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复试了没有。
当时我心里特别紧张，不知道怎样把这一事实告诉父亲，最后我鼓足勇气对父亲说：
“我不想在这儿读了……”（其实我是多么想在这儿读下去呀！
）我对父亲说：
“我想去贵州当一名志愿者，我想两年以后再考一个好的学校……”在电话的那一边，虽然父亲同意我这么做，但明显有些失落。
毕竟他的儿子以372分的成绩通过了研究生初试分数线，而且极有可能是公费，能不惋惜吗？
我非常理解父亲当时的心情，我想父亲一定会支持我，他会相信他儿子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给孩子们上课，教孩子们唱歌、踢球、做游戏;孩子们把我拉到他们家去做客，家长给我做当地最好吃的饭菜；我们走时，孩子们哭呀哭……每当我想到这些我的心又飞到了岩洞小学。
在我准备考研期间，有的学生给我写信说我以后还能来吗？
他们说我以后肯定不会再到这儿来了，因为这儿太贫穷了。
学生对我的思念和对知识的渴求化作一种力量，永远驱使着我要再一次走进岩洞小学。
还有那一个当地最穷的苗族老太太，人、猪、羊住在一间房子里，房顶是用带洞的塑料布做成的，家里没有煤，没有床，她的侄儿睡在猪圈上面，她就睡在地上。
返回学校后，每当外面寒风刺骨时，我就想起那个苗族老太太，贵州的天气也冷了吧，老太太怎么过冬呀？
想着想着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当时我身上没有钱，于是我就向我的同学借了400元钱，让资助岩洞小学的吴道江给她买些煤。
后来吴道江给我写信说这400元钱已经帮老太太买了6000斤煤。
大妈，现在还好吗？
还有尊敬的老师、纯朴的村民，你们都好吗？
想念你们的那位大学生马上就要和你们在一起了。
回首自己所做出的决定，我无怨无悔。
因为这是为山区孩子所做出的牺牲，同时也是给自己一个新的起点向更高的目标冲刺。
或许在贵州的两年是孤独而寂寞的，但这只能化作一种动力，让我用自己200%的精力投身于这个贫困山区，这所小学。
后来，经过院里老师的努力，学校特批我保留入学资格两年来狗吊岩义务支教，这在我们华中农业大学建校100多年来还是第一次！
当时，我写了一篇名为《信念永恒》的文章，写的是我想去支教的事，文章在网上发表了，结果被《楚天都市报》的记者看到了。
记者叫我去报社做了一个讲述。
讲述登报以后在校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天寝室的电话都快打暴了。
我的同学告诉我：
“你别上自习去了，全部是你的电话，让我们写毕业论文也写不成了！
”，后来我专门坐在电话旁等电话。
在来贵州之前，无数湖北人民关注着这些千里之外的山里娃，他们当中有年过古夕的老者、有中年人、也有青少年和儿童。
他们要么捐钱，要么捐书、本子、文具等学习用品。
有的由于家庭经济原因，虽然没有捐什么东西，但他们都让我给山区孩子带去他们最真诚的祝愿。
难道这些写在书信中的祝语不是最珍贵的礼物吗？
xx年7月初，我只身一人来到华中农业大学附属小学，为狗吊岩为民小学进行募捐。
华中农业大学附属小学的学生被山区孩子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学习的精神感动了。
小弟弟小妹妹们纷纷捐出自己心爱的图书，有的学生还捐了钱，说要与山区的学生结成对子。
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募捐到儿童图书3000余册。
当时由于时间很紧，无暇顾及自己的生活，我的一位山东老乡送给我的一双凉鞋虽然已经开胶了，但我一直穿着。
就在华中农业大学附属小学进行募捐时，被一名叫程雨薇的小妹妹发现了，她在给我的信中写到：
“虽然您相貌平平，但有一颗宽大、善良的心。
今天，我观察您的衣着，一件普普通通的T-shirt和一条jeans，一双已经开了胶的shoes，就从这一点说明，您是一个勤俭节约的人，您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看完后，我百感交集，眼泪夺眶而出。
在帮助孩子的人群中，有一位年仅17岁的保姆，当她得知这里的情况后，把身上仅有的200元钱捐了出来。
后来我了解到，她的家庭条件也很差，而且自己马上又要到江苏打工去了，前面的路对于一个保姆来说肯定很曲折，很坎坷，这200元钱如果用在自己身上，也会解决许多生活上的问题，然而她没有这么做！
还有一位姓高的阿姨，家住在筒子楼里面，高阿姨家中没有电话，为了表达对山区孩子的爱意，高阿姨在20天的时间里给我写了2封信，你可知我们之间的距离只需坐30分钟的公共汽车！
后来，高阿姨为了能够联系上我，特地买了一张201电话卡，告诉我一定要圆阿姨一个心愿：
把自己所能捐的衣物带给山区的孩子。
高阿姨对我说，如果我两年后回来，高阿姨愿意接我的班。
由于路途遥远，不能带去太多的物品，高阿姨所要捐赠的衣物我没有带过来。
高阿姨对我说：
“家里的衣服已经整理好了，都摆在了狭小的房间里，就连一个走路的地方都没有了。
”在我来贵州的前几天，高阿姨知道我快要走了，有一天，她连续给我打了5、6个电话，说一定要帮阿姨圆这一个心愿。
时至今日，我仍内疚万分，不能帮高阿姨实现这一愿望。
我对自己说：
“今年年假回武汉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心愿给阿姨圆了！
一定！
”还有一名武汉理工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她花了200元钱给学生买了儿童图书和玩具。
后来，她没有了生活费，我帮他买了一张电话卡，还给了200元钱做车费。
来贵州之前，华中农业大学老干部协会的爷爷奶奶知道我要来贵州义务支教时，老干部们给我开了一个欢送会，会上给我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爷爷奶奶说要坚持到底，要想办法2年后能留在那里一些东西，同时也不要忘记学习，特别是英语学习，同时也一定要注意身体，而且还给山区的孩子捐了500元钱。
还有我们学校的一名老党员把他得到的优秀党务工作者的500元奖金捐了出来，至今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当我来贵州义务支教的事在学校传开以后，学校的各个部门都给我开绿灯：
打印室免费给我打印资料；照相馆的师傅给了我很大的优惠让我冲洗胶卷；原本7月1日毕业生必须离校，宿舍全部停电，管理科的老师问我：
“你什么时候走？
你走了以后再停电。
”老师还免费提供了用来装书籍和衣服的口袋。
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我比以前更加热爱我的母校，热爱我的老师、同学，热爱母校的一草一木，虽然它不很美，但它很善良！
我心中一直记着学校大食堂写的那句话：
“今天我以华中农业大学为荣，明天华中农业大学以我为荣！
”
快毕业的时候，同学都忙着吃饭喝酒，而我却天天为狗吊岩为民小学募捐。
原本6000元的奖学金，由于天天到武汉三镇募捐，一天就会花去20~30元钱，加上给我的妹妹许星星存了2400元钱，最后我来贵州时总共带了2700元钱。
这2700元钱就是我两年的生活费。
7月2日那天，我们已经毕业了，我们班的一个同学由于欠学校的学费，拿不到毕业证、学位证和派遣证，无法去公司上班。
老师也不敢为她担保。
当时我就从给我妹妹存的2400元钱中暂时取出1400元，让她交了学费。
现在，她已经顺利工作了。
前些天她告诉我说先还我1000元，我告诉她：
“这是你第一次发工资，刚开始工作，生活上有许多需要钱的地方。
”她说公司研制了一种新型的口香糖，要给孩子寄些过来。
狗吊岩的孩子是我心中永远的牵挂，在来狗吊岩以前，为了能够给山区孩子带去更多的学习用品，我没黑没夜地忙着。
曾经有好几次，白天出去募捐，晚上10：
30才能回到学校，而回到学校后，又要把好心人捐的东西整理一下，不知有多少次是在整理的过程中感到了疲惫，就在活动室内躺在椅子上睡着了。
唯一和我相伴的是无数只在我身边飞来飞去的蚊子。
送走了我的全部同学，最后一个离开的是我。
当时没有一个同班同学来送我，心里很凄凉。
7月15日，我把募捐到的3000册图书和大量儿童衣服打包托运完毕，仅托运费一项就花了600多元。
7月16日，我和我们学校的七名大学生志愿者一起踏上了来贵州的列车，他们七个人是来这里暑期“三下乡”的，其中有三名是贵州籍的学生。
我们来到贵阳后，贵州都市报用三辆车连夜把我们和所募捐的书籍和衣物送到了大方县教育局，所捐的物品暂放在大方县教育局后，都市报又开车把我们送到了狗吊岩。
来到这里以后，那七位同学都说这里生活条件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艰苦。
在这里吃的是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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