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docx

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docx

《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

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

宋正

国家形象是国内外公众对一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状况的综合认知和整体评价。

良好的国家形象不仅能够提升一国的国际影响力，而且能够增强本国公众的凝聚力。

现阶段，文化传播对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日趋加强，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识到文化传播之于国家形象塑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期，同时也是利用文化传播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机遇期，应当高度重视文化传播，塑造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

与此同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战略、思想、行动、措施等方面进行统筹安排和构建。

构建以实现中国梦为目标的国家战略体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更加密切。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伟大战略构想，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内心的热烈期盼，也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指明了方向。

对中国而言，塑造一个自信、开放和成功的国家形象与构建以中国梦为目标的国家战略体系不谋而合，这不仅能够让世界看到中国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坚定意志，也能够让世界看到一个新兴大国的正面形象。

而文化传播本身所具有的通俗易懂、辐射面广等特点，能够帮助国内外公众更加深入了解中国梦，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在利益和思想多元化的时代，“中国梦”的提出，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干劲，凝聚了人心，也成为新时期中国的对外宣言书。

构建以实现中国梦为目标的国家战略体系，在国际社会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通过文化传播和文化外交的手段，将中国的自信、自强、团结和理性展现给世界，从而赢得国际社会更多的尊重、理解和支持，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

要在坚持和平发展的基础上，秉承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通过文化传播将中华文明中“包容”“开放”“以人为本”等内在诉求体现为行为行动，在国际社会塑造中国“发展、和平、合作”的正面国家形象。

在保持与国家战略体系高度统一的前提下，采取通过文化外交塑造国家形象的“柔性手段”，为国家使命服务。

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思想理论体系

塑造国家形象，必须有思想理论体系的支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价值认同系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和灵魂，塑造国家形象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根本和核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

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有助于塑造和提升国家形象，彰显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和精神风貌。

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思想理论体系，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必须灵活运用文化传播的方式和方法。

对于外来文化，要求同存异，吸收其精华，摒弃其糟粕。

在重视传统媒介的基础上，充分了解和利用新兴媒体的传播优势和特点，坚持全面、客观报道。

要讲究文化传播艺术，积极融入世界话语体系，提高对外文化传播的实效。

要正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区别，结合国内外实际，适当转换对外宣传模式，实现从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对外宣传转换成开放性的大众传播。

在文化传播中要尊重文化差异，针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传播，必须采用适合其民众思维方式和心理特点的传播方式，在潜移默化中使得外国政府和人民产生对中国的亲近感，增强国家的亲和力。

构建以政府、组织、公民为主体多层面参与的多元行动体系

维护国家利益，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绝对不是某个部门或某个人能独立完成的，它需要多元力量的共同推进。

但长期以来，国家形象的塑造或者对外宣传，被很多人误认为是党、政府以及外宣部门的独立职能或专门业务，与其他人毫无关联。

实际上，国家形象的塑造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自上而下各层次多主体的全方位参与，其主体不仅应包括党和政府，同时也应包括每一个组织和每一个公民。

构建以政府、组织、公民为主体多层面参与的多元化行动体系，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必须充分调动党、政府、组织以及公民的积极性，整合全部优势力量，统筹安排和调度。

政府要充分发挥引导和调控作用，做好塑造国家形象的表率。

政府需要制定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做好监督、引导和资金支持工作，而具体实践工作则可交由半官方或民间机构实施。

从国际角度讲，政府要注意维护国家形象，积极参与世界格局的调整，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从国内角度讲，政府要起带头作用，做塑造国家形象的表率，积极引导和监督各种组织以及公民做好本职工作。

企业作为一种营利性社会组织，主要通过其产品和服务参与国家形象的塑造，这尤以外向型企业更加明显。

因此，必须引导和监督企业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重点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知名品牌，树立良好的产品和服务形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每一个公民理应成为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的主体。

以国民出境旅游为例，如果中国公民在国外旅游过程中，遵纪守法谦逊文雅，必将使得当地公民对中国人产生极其美好的印象，从而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

要引导和推动公民的文明意识，提升文明道德素质，以良好的言谈举止展现文明中国、礼仪之邦的风采。

构建以整合传播为特征的立体化传播体系

塑造国家形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以整合传播为特征的立体化传播体系的核心，是坚持以和平发展为导向，加强文化传播。

长期以来，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缺乏系统化的战略规划和路线图，亟须引入“整合传播”的理念。

换句话说，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不能依靠某一个单独的部门实施，必须建立一个多种传播渠道、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的综合体系，综合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各方面因素，有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地逐步实施。

构建以整合传播为特征的立体化传播体系，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必须高度重视软实力与硬实力的整合、经济外交与文化外交的整合、公共外交与政府外交的整合，政府、组织以及个人行为的整合。

在“整合传播”理念的指引下，构建一个合理、科学的战略框架，探索成立国家级的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协调机构；制定科学的长期、中期和短期目标及切实可行的对外传播总体方针和策略；对政府、组织以及公民在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过程中的责任进行合理分配；充分发挥人际传播、大众传播以及组织传播的最大功能，整合不同类型的传播渠道、传播主体和传播方式，构建以整合传播为特征的立体化传播体系，实现各种资源的相互补充与合作，最终实现整体传播效果。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要在把握文化传播规律的基础上，尽早建成国际一流的现代文化传媒基地，有效整合电视、广播、网络等不同传播手段的作用和功能，注重发挥互联网的重大作用，使其成为对外交流的新平台、文化传播的新阵地和公共服务的新战场，尽快由主导国内舆论向影响国际舆论转变。

要坚定不移地走媒介集团化、产业化和多样化的道路，鼓励和支持更多富有现代气息、反映时代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品牌、文化标志以及文化符号走出去，增强中华文化在国际社会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媒体的话语权，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舆论力量。

总之，文化传播和国家形象塑造关系密切。

合理利用现代文化传播手段和方法，塑造和传播良好的国家形象，应该以国家软硬实力为依托，对国家形象的传播内容做出科学、合理的总体战略规划顶层设计，并需要整合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宣传资源，力争早日建成民间与官方相结合、多渠道多形式的文化传播体系和网络，为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而努力。

循环经济与生态文明

邵忍丽

循环经济以物质能量梯次和闭路循环使用为特征，它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

循环经济以生态工业链为发展主线，以生态工业园为发展载体，以清洁生产为重要手段，以追求物质资源减量化为内在要求，以经济与生态的协同发展为根本目标。

因此，循环经济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经济模式的根本变革，发展循环经济是实施可持续战略的必然选择和重要保证。

发展循环经济对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性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是我国社会未来发展的重大选择。

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目的是优化自然生态，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化解经济社会发展瓶颈，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双赢，造福人类。

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中将建立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提出要“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提出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推进水循环利用，建设节水型社会”，同时着重强调要“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这充分表明，发展循环经济不是简单的综合利用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应当将其上升为国家政策，从生产、流通、消费等各环节，从总体全局的高度来谋划循环经济工作，以推动转方式调结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扩大循环经济理念的宣传、立法及试点工作，目前已有广西贵港国家生态工业园区、鲁北生态工业化工园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等成功范例。

这些实践表明，发展循环经济，不仅可以实现“更大经济效益、更少资源消耗、更低环境污染和更多劳动就业”的愿景，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三高一低”到“三低一高”的重要途径，更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要求。

发展循环经济能够提高资源产出率，进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资源产出率”是反映资源节约情况的综合性指标，提高资源产出率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突破口，编制科学全面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科学合理的资源产出率的宏观评价指标应包括资源产出指标、资源消耗指标、资源综合利用指标和废物排放指标。

其中资源产出指标包括主要矿产资源产出率和能源产出率；资源消耗指标包括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重点行业主要产品单位综合能耗、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取水量、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重点行业单位产品水耗、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资源综合利用指标包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废钢铁回收利用率、废有色金属回收利用率、废纸回收利用率、废塑料回收利用率、废橡胶回收利用率等；废物排放指标包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工业废水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COD排放量等。

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文明的路径

抓好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问题。

现阶段，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资源利用效率低的问题依然存在。

实践中，必须切实抓好两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从资源开采、生产消耗出发，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在减少资源消耗的同时，削减废物的产生量。

因此，在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是产业生态化与污染治理产业化、动脉产业与静脉产业协调发展的有机统一。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应从企业、产业园区、城市和区域等四个层面展开。

在企业层面，应要求其最大限度节约原材料和能源，削减废物的产生数量；产业园区则采用废物交换、清洁生产等手段把一个企业产生的废物作为另一个企业的原材料，达到物质能量利用最大化和废物排放最小化；循环型城市和循环型区域则应以污染预防为出发点，通过对生产和消费活动中物质能量流动方式的管理，创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模式，实现对资源利用的“减量化、再利用、再资源化、去害化”。

建立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科学技术创新支撑体系。

科学技术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决定性因素。

必须建立与发展循环经济相适应的创新体制，从重点研究领域、战略方向和重大项目三个层次上加强布局和预研，促进在节能降耗、新材料、新资源开发、清洁生产和资源再生技术方面开展自主创新活动；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循环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要建立以替代技术、减量技术、再利用技术、资源化技术和系统化技术为代表的绿色技术支撑体系。

加强循环经济立法工作，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循环经济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有力保障。

要形成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整体意识，以循环经济促进法为基本依据，确定循环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明确政府、企业、公众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权利和义务。

要突出自然环境与资源保护，坚决制止乱占土地、大兴土木的行为。

还应抓紧制定各类相关法律法规，如废弃物循环法、再生资源回收管理条例、绿色采购法、废旧家电回收管理办法等，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法律支持。

延安时期音乐艺术的当代价值

陈果

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根据地领导抗日战争，开展文化建设。

在长期的实践与探索中，产生了伟大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指导思想，涌现了大批优秀文化艺术作品，对当代音乐艺术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艺术服务于人民，服务于政治”指导方针的当代社会价值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大批左翼文化人士奔赴延安，其中包括冼星海、吕骥、向隅、唐荣枚等大量进步音乐家，延安成为当时中国新音乐运动的中心。

在当时的抗战、抗敌环境中，在处理各种复杂政治、军事、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我党进行了积极的民主生活建设、社会文化建设和现代教育体制建设，极其注重高素质人才的培养。

在多种思想意识并存的情况下，1942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这两个根本问题，确立了“艺术服务于人民，服务于政治”的指导方针，提倡和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生活，创造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

随后，大量音乐家、艺术家在延安开展了一系列的作品创作、探讨、实验活动，确立了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价值观。

他们坚持救亡图存的信念，进行广泛的抗战宣传，将演出、宣传以及创作方面的经验积累和在现实生活中的内心体验，经过艺术媒介转变为具有创新意识的音乐指导思想和音乐理论。

当代音乐指导思想和音乐理论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虽然其斗争性的意义已不再凸显，但音乐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仍处于重要位置，党的文艺方针依然发挥着关键的指导作用。

注重对艺术自身独立性规律的探索和强调艺术要反映现实，是延安时期音乐指导思想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的发展和体现。

因此，延安时期形成的音乐艺术的指导方针和主导思想，也是当下进行新音乐理论建设的指导思想。

在探索音乐艺术本体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行音乐作品所需要的题材选择、接受环境、接受群体等方面的探索，依然是必不可少的。

延安时期的音乐指导思想对于当代音乐艺术的内涵、形式和价值取向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延安时期音乐创作观念的当代艺术价值

延安时期形成的“创作联系现实”“创作面向群众”“创作面向民间”“创作要结合多方面经验”等音乐创作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主张。

广大文艺工作者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深入民间、深入群众，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时代特色、体现时代需要和人民需要的音乐艺术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在普及文艺大众化、通俗化的同时，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艺术，将产生、流传于民间的各种音乐艺术进行了创新和提升，使其成为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了中国音乐艺术民族化的方向和创作策略。

延安时期文艺工作者们创作的音乐作品，不仅充分反映了抗战的需要，而且展现了音乐艺术的丰富内容、多样形式与朴实风格。

中国近代最为成熟的歌剧《白毛女》，不仅在创作中体现了取材于民、服务于民的思想，而且还展现了艺术工作者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借鉴能力，创作产生了具有中国风格的艺术形式。

延安时期的音乐艺术创作，还经常在形式、风格上借鉴流传于当地的多种音乐表演经验，并在既有的音乐形式与气质风格基础上，结合表现的需要和文艺理念进行创新，进而展现中国民族音乐内涵与风格。

秧歌剧就是当时就地取材的一种典型表现方式，而《黄河大合唱》则在展现民族呼声与时代面貌方面体现了人民性、群众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特点，还展现出民间艺术与外来艺术形式的有机融合特征。

这些音乐作品不仅形式新颖，而且富有民族艺术特色，在强调音乐艺术感染力的同时，影响了此后很长时期音乐作品的革命性、艺术性、时代性等特点，对当前的音乐创作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延安时期音乐艺术研究理念对发展当代音乐的学术价值

延安“鲁艺”音乐系较为注重音乐教育理论、民间音乐形式等方面探索，注重对民间音乐素材的采集和研究，在培养音乐人才，推动音乐风格、形式、内涵等民族化、大众化方面作出探索。

延安时期的“音乐艺术大众化”的理念和“音乐创作与研究必须深入民间、深入群众”的理念，对于探讨如何使音乐艺术作品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现实等具有重要的作用。

延安时期的音乐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时代产物，也是一种特殊理念的产物，是构成中国现代音乐文化的特殊性内容。

但是这种新的、特殊性的内容也体现了新的文艺观。

其中，在音乐艺术的目的、音乐艺术的功能以及音乐艺术的发展策略等方面体现出要尊重音乐艺术自身发展和音乐艺术必须在一定的社会语境、文化生态中发展的理念。

延安时期文艺工作者们在这些理念的指导下，探索解决音乐的民族表现形式、民间音乐的具体研究思路、民族音乐理论体系的创建以及民族音乐文化建设等问题，从而产生了体现不同理解、不同理念的作品风格、表现形式。

延安时期的音乐理论研究与体系建设都紧密结合音乐实践活动，提出、讨论了现实与历史、本土与异国、传统与创新、理论与实践等多方面的问题。

这些音乐理论问题，对于当代学术背景下进行民族音乐研究、艺术风格探索、体现的形式、内涵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