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市场行情分析.docx
《日本市场行情分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日本市场行情分析.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日本市场行情分析
世界市场行情分析
——日本市场
同组人员：
蒋健黄有新唐传李昊张华
时间：
2012年6月7日
世界市场行情分析之日本市场
一、日本概况
日本东濒太平洋，北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相邻南与台湾省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相接近，西与中国和朝鲜为邻，日本位于亚欧大陆东端，陆地面积377880平方公里，包括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4个大岛和其它6800多个小岛屿。
领海面积310000平方公里。
国土的总面积包括各小岛在内，共计377,835平方公里，其中土地面积374,744平方公里，水域面积3,091平方公里。
现有人口1.25亿，城市人口约占四分之三，仅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为中心的平原地区就集中了全国人口一半以上。
大和民族占绝对多数。
大多数日本人信奉神道和佛教。
山地和丘陵约占全国面积的75％，平原占13％，森林覆盖率达67％，居世界前列,樱花被视为日本的“国花”。
地处西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火山遍布，堪称世界著名的“火山国”，是一个典型的地震国家。
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总长达3．2万公里。
地下资源种类繁多，但储量少且分布零散。
金属矿仅铜的储量较大，约100万吨，主要分布在四国北部、关东地方和九州北部。
硫黄储量8000万吨。
煤、铁储量较少，铁矿石储量约420万吨，较重要的铁矿在本州东北部的釜石和北海道；九州的福冈县和北海道的钏路、芦别等地有煤矿，但不适于冶金和炼焦。
近年在本州中部和西南部的一些地方发现铀矿，在本州新泻县的阿贺近海发现油气田。
樱花被视为日本的“国花”。
二、日本经济发展史及现状
1.1.战后经济复兴（1946—1955年）
1946年，日本开始走上了经济复兴之路。
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生产能力锐减，工业设备的30％—60％遭到空袭破坏，未遭破坏的设备也急需修理与更新。
同时，由于战时大量支出军费的结果，导致恶性的通货膨胀，许多生活必需品供应奇缺。
1946年国民生产总值仅为战前（1934—1936年平均值）的65％，工矿业生产仅为战前的28％，农林渔业生产仅为78％。
在经济复兴的开始，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间接统治”下，实行了战后改革，包括改革初期实施非军事化，制定“和平宪法”，同时实施解散财阀、农地改革、劳动立法等三大民主改革。
战后改革使日本在外力的推动之下确立了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并使市场竞争原理在除金融外的大多数产业领域得以发挥作用，为整个战后的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6年采取的“倾斜生产方式”对经济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当时的能源中心是煤炭，产业“粮食”是钢铁，为了全面恢复生产，首先需要倾全力于增产煤炭与钢铁。
为了实施“倾斜生产方式”，日本政府还对重点产业部门实施价格补贴，并于1947年初设立了“复兴金融金库”，给重点产业部门提供低息贷款。
这样，到了1948年日本经济虽然摆脱萎缩状态而走上了扩大再生产的道路，使整个经济重建工作开始走上轨道，但是，大量的价格补贴和巨额的低息贷款加剧了通货膨胀，出现了所谓“狂乱物价时期”。
为了稳定日本经济，克服通货膨胀，美国政府于1948年底提出了稳定日本经济的9条方针，并委派底特律银行董事长道奇为占领军司令部的财政金融顾问。
美国侵朝战争于1950年6月爆发，大量的战争“特需”犹如及时雨润泽了日趋干枯的日本经济，使工矿业生产部门重又活跃起来，不仅摆脱了道奇路线造成的经济危机，而且带来了空前的“特需景气”。
1952年朝鲜停战之后，由于美国不再从日本大量采购战争物资，致使日本经济一度陷入短暂的不景气，但此时日本经济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企业得以依靠其资本积累扩大设备投资，实行产业的合理化，提高国际竞争力；城乡居民在收入明显提高的条件下，对耐用消费品等的需求不断增大，刺激了生产的发展，因而很快出现了“投资、消费景气”。
至1953年日本的实际GNP超过1944年的水平，而在1946年实际GNP只及1944年的56％。
从1946—1955年的10年间，GNP年均增长率达到9.2％。
1.2.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3年）
1955年度的日本经济不仅在国民收入、矿工业生产等“流量”方面，而且在企业设备等“存量”（即业已积累起来的资源）方面，都超过了战前水平。
从1955年到1973年将近20年期间，尽管增长率年年都有变动，但平均年增长率持续保持在10％以上。
在1973年，即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终点”年份，日本的实际GNP达到1946年的11倍，达到战前水平（1934—1936年）的7.7倍。
日本的人均GNP从50年代不及美国的1/10，增长到相当于美国的60％。
这样的增长速度在日本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与“大量生产”形成相互促进关系的是“大量消费”，特别是“家庭电器热”成为高速增长时代国民消费的一大特征。
在50年代，号称为“三种神器”的黑白电视、洗衣机、冰箱得到普及，其中黑白电视迅速普及是在每台价格相当于人们一个月工资。
到了60年代，彩电、空调、小轿车成为国民消费需求的新的中心。
由于技术引进与革新提高了生产力，加上1949年设定的日元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偏低（1美元等于360日元），日本的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迅速增强，出口以两倍于GNP增长率的速度增加，其结果在60年代后半期开始形成贸易收支的黑字态势（出口大于进口）。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于1964年加入经合组织（OECD），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
以美元换算的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于1967年超过了英国和法国，1968年超过了西德，从而在经济规模上成为西方国家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
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也从1960年的378美元上升到1970年的1515美元，接近了西欧的水平（占世界第20位）。
高速增长总的来说使蕴藏在日本国民中的“能量”得到了发挥，国民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了物质生活的贫困，基本上实现了完全雇佣，在消除经济“二重结构”（例如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方面也作出了成绩，广大企业通过技术革新增强了国际竞争力。
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物价上涨、生活环境建设落后及公害问题严重化等弊病。
70年代初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进入末期，增长减速过程实际上已经开始。
1970年度的实际增长率为7.6％，71年度由于“日元升值”的冲击增长率下降到5.0％，1972年度增长率复又回升到9.2％。
然而，紧接着在1973年发生了石油危机，致使1974年实际增长率下降到-0.4％，为战后第一次出现的负增长。
可以说正是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转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给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划上了句号。
1.3．稳定增长时期（1973—1986年）
1970年由于美国的国际收支恶化，美元大量流出，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制大大动摇。
1971年底十国财政部长在华盛顿开会，对各国通货进行了调整，其中日元对美元汇率从1美元兑换360日元调整到1美元兑换308日元，但行情仍不稳定，又于1973年2月转为浮动汇率制，即各国通货的比价不再固定，而由市场机制来决定。
1973年10月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石油输出国将油价从每桶约2—3美元提高到4美元、8美元、12美元，从而引发了所谓“石油危机”。
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对石油消费国的经济造成了很大影响，引起了通货膨胀、经常收支恶化等问题，尤其是对进口中东石油依赖很大、号称“油上楼阁”的日本经济的冲击更大。
在石油危机的影响下，日本国内投机盛行，物价暴涨，甚至出现了家庭妇女抢购卫生纸的现象。
为此，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金融紧缩政策，结果虽然控制了物价上涨，但却导致设备投资停滞，经济增长明显减速，雇用减少，失业增加。
日本政府于1975年春解除了金融紧缩，又于1977年底采用了财政刺激政策，同时推进产业结构高度化，促使劳动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变。
由于出口持续扩大，填补了国内需求的减少，结果经济开始稳步回升，同时物价保持稳定，失业率趋于下降，经济增长率的上下摆动也不大。
为了克服石油危机，努力推行生产与经营合理化的民间企业功不可没。
它们依靠市场原理，一方面大力节省资源能源，并实行“减量经营”以节省各种费用，一方面通过技术革新实现了产品、特别是出口产品的高附加价值化。
通过推进生产与经营合理化，企业的素质与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
但是，到了70年代后半期，尽管油价上涨，在西方国家中受打击最大的日本经济却恢复得最快；尽管汇率浮动，民间企业却能在困境中顽强地恢复其活力。
整个日本经济由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与企业素质的增强而加强了对外部冲击的抵抗力。
因此，尽管在1978—1979年爆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石油价格从1978年中期的每桶13美元暴涨到1980—1981年的每桶40美元），1981—1983年又出现了世界性经济危机，日本经济所受影响甚小。
总之，日本经济走上了稳定增长的道路，其经济表现在发达国家之中实属上乘（见下表）。
石油危机前后10年的实际增长率
前十年平均
后十年平均
日本
9.3
3.6
美国
3.9
1.8
西德
4.5
1.6
法国
5.5
2.3
英国
3.3
1.0
随着日本的经济、科技水平日益赶上欧美，日本政府越来越感到必须加强自主的技术研究、开发，“从模仿外国技术的时代走向独创的时代”。
为此，于1980年正式提出了“技术立国”方针，制定了“创造科学技术推进制度”（科技厅）、“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通产省）等重要的研究开发计划，采取各种政策措施来推动“产官学”（“产”指民间企业，“官”指政府研究机构，“学”指大学）的科技合作与交流。
然而，日本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的良好的经济表现与迅速的技术进步，却带来了日本对外经济关系的重大变化。
由于国际竞争力的增强，日本的工业品出口持续扩大，1974—1975年的经常收支赤字到1976年转为黑字，此后出超幅度迅速扩大。
特别是在日美之间，由于美国从1982年起实行高汇率政策，使日美贸易不平衡日益加剧，日美贸易摩擦接连不断，日趋激化。
1985年五国财政部长会议以后，日元大幅度升值，在1985年9月至1988年11月的3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从1美元兑换230日元上升到1美元兑换121日元。
1.4．泡沫经济的膨胀与破灭（1986—1997年）
由于1987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纽约股市暴跌），加速了日元升值，于1988年达到1美元兑换122日元的水准。
为了防止日元进一步升值，1987年2月日本银行将再贴现率调整到空前的低水平，即2.5％。
这导致大量游资流向土地、股票市场，引起地价、股价的上升，而在揣摩土地、股票的价格会继续上涨的心理作用下，人们争相购入，以期取得增值效益，结果，土地、股票的价格被越炒越高，大大脱离了真实价值，1989年12月29日日经平均指数（日本最常用的股价指数，它是根据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一部上市的有代表性的225种股票的平均价格计算出来的）达到创记录的38915.87日元。
随着这种带有泡沫膨胀性质的“大型景气”的发展，企业日益感到人手不足，结果导致工资上升，为了防止物价跟着攀升，日本银行于1989年5月将再贴现率一下子提高到3.25％，其后股价继续上升了一段时间，终于在1989年12月上涨到顶转为下跌。
在股价首先开始下落之后，地价的上涨率也在1990年年中到顶，其后上涨减缓，至1992年转为下跌。
1993年10月日本经济走出谷底，其后日本经济虽进入了复苏阶段，但为了处理不良债权而拖了景气的后腿，使复苏步伐缓慢、乏力，“创了历史记录”。
继1992年度增长0.4％之后，1993、1994两年度又接连出现零增长（实际增长率分别为0.5％、0.7％），这是战后第一次出现连续3年的零增长局面，连经济企划厅也承认90年代的日本经济出现了“令人惊异的低增长”。
1995、1996年度增长率有所回升，分别为2.4％、3.5％，然而，到了1997年度日本经济出现了跌落为-0.7％的负增长，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除政府政策的失误（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增税、减少公共投资等紧缩财政的政策）和泡沫经济崩溃的后遗症以外，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日本的经济体制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
1.5.萧条阶段（1997—2011）
1999-2000年日本经济经过短暂复苏后，于2000年10月又转为下降，进入萧条局面。
2001年4月-12月，日本GDP连续3个季度呈负增长。
在经济学上，当一国经济连续两个季度下降，就可以认定为经济陷入衰退。
自2002年2月以来，日本经济已连续6年多保持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势头，其中2006年增长率达到2.1%，2007年的日本经济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
日本内阁府2008年2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因企业投资增加和日本对亚洲其他经济体出口帮助日本企业抵御了美国经济放缓的冲击，2007年第四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初值折合年率增长3.7%，大大高于此前彭博资讯对全球37位经济学家的预测中值1.7%，也远高于第三季度的1.3%。
2007年年初，日本政府提出了该财政年度经济增长率保持在2%以上的目标。
从目前形势看，尽管实现这一目标有些难度，但日本官方和经济界对此却普遍持较为乐观的态度。
进入2008年之初，日本用“高油价、高日元、低股价”来概括本国经济新一年开端的不利局面。
对于2008年的经济走势，各种预测和分析基本上都认为日本经济目前处于“低迷”阶段，但下半年有望回升，今年总体上将继续保持缓慢增长。
2．日本产业结构及分析
当前日本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接近70%，制造业多年徘徊在22%左右，第一产业则仅占2%不足，除此之外，是政府服务生产者和居民非营利服务生产者所创造的增加值。
因此，从通常意义上看，日本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早就实现，这种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也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具备的特征。
日本农业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经营，其突出特点是“三高三低”。
“三高”即现代化程度高，生产成本高，农产品价格高。
“三低”即生产效率低，粮食自给率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低。
可以说，日本能够实现经济赶超，主要靠工业的迅速发展。
从1955年到石油危机发生的1973年，工矿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达14%。
日本的钢铁产量最高时达到1.19亿吨（1973年）。
随着产业结构向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转变，钢铁等基础材料行业在产业中的地位下降。
第三产业在日本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总体上呈上升之势，1970年为54.4%，1990年为56.9%，目前已增大到60%以上。
但在第三产业内部，不同行业呈现不同的景况。
与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经济发展还带有较强的“制造”色彩，无论从制造业占GDP的比例还是从核心制造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来看，制造业的作用都不容忽视。
虽然近些年日本制造业占GDP的比例一直保持在20%左右，但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却远高于这一水平。
三、中日贸易状况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日双边贸易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1993~2003年的连续11年间,日本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2004年,受欧盟东扩等因素的影响,日本下降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但两年以来双边贸易额仍继续着快速增长的势头。
据日本海关统计，2006年，日中双边贸易额为2100.8亿美元，2007年为2371.2亿美元，2008年为2686.3亿美元，中国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
通过对最近几年中日贸易发展状况及相关要素的全面考察与分析,当前中日经贸关系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由“互补型”向“竞争型”方向发展。
中日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上,日本对华出口以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为主，而中国对日出口则以技术和附加值含量较低的劳动资源密集型的低端产品为主。
这就意味着中日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以互补型为主、竞争型为辅。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中日贸易赖以发展的分工基础逐渐向水平型国际分工转化,在中国对日出口的商品结构中,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所占的比重正在逐步提高,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越来越显现出“水平竞争型”特点。
中国从日本进口最大的变化是钢铁比重逐渐下降,同时一般机械和电器机械迅速上升；中国向日本出口最显著的变化是原料性产品和纺织品比重下降,同时机电产品的比重大幅度上升。
当然,目前在中国对日出口的高端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日本在华投资企业提供的。
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增长带来的产业内、企业内贸易迅速扩大,直接推动了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向“水平竞争型”转化。
第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经历剧烈波动后稳步增长又逐渐下降。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当时投资额为1400万美元,一直呈增长趋势,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于1997年达到最高点,此后开始出现剧烈波动。
刚进入21世纪初的几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又开始显现出迅速增长的势头。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方面,日本企业不断将主要的生产和经营基地向中国转移,带动其生产和经营活动所需机器设备和主要零部件大规模向中国出口,从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诱发出口效果”；另一方面,日本企业不断将主要的生产和经营基地向中国转移,导致日本国内市场所需的大量产品要通过从中国进口来满足,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逆进口效果”。
中日双边贸易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形成了中日贸易与投资的良性互动。
而近几年由于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以及全球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日本对华投资又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
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利用日本外商直接投资2590万美元，2007年下降到1974万美元，2008年则下降到1438万美元。
第三，中日贸易依赖关系发生变化。
近年来,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日本经济停滞的背景下,中日贸易的依赖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具体表现为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投资中的地位与影响有所上升，而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吸收外资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在对我国技术转让和高技术产品交易方面所占的比重则显得比较稳定。
这实质上意味着中日双边贸易的相互依存关系在迅速扩张的过程中发生着明显变化,日本对华贸易依存度相对提高,而中国对日贸易依存度相对下降,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增长已经成为其恢复经济景气的重要引擎之一。
第四，中日贸易收支向中方逆差型转变。
按照中方统计口径,在中日双边贸易收支关系中早已呈现出双方在不同年份交互出现逆差的特点,而近年则形成中方逆差（日方顺差）不断扩大的特征。
1.中日经贸合作中的分歧
1.1.中日贸易数据统计上的分歧
根据中国方面的统计数据，2006年中国对日本存在240.5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日本方面的统计数据则显示日本对中国存在255.9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2007年中国统计对日贸易逆差超过300亿美元，而日本方面的数据则显示日方存在185.6亿美元逆差。
并且日方统计显示日本从1990年开始始终处于逆差地位，且逆差额远远高于中方统计额。
日本国内将对华贸易逆差归因于进口产品的增加，使得其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
1.2.日本贸易保护主义有所增强
近期，中日之间农产品、轻纺工业品贸易冲突加剧，关于海洋资源问题的对立与摩擦日益升温。
由于日本国内经济长期低迷，需求严重不足，致使日本国内出现了一股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企图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实施技术壁垒，阻止中国出口商品的强大攻势。
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在日本市场中的比重从2005年的29.2%下降到26.5%，食品出口比重从30.7%下降到27.8%。
1.3.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论”
90年代以来，中国实际GDP增长率一直保持在7%以上，而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使许多日本人失去了信心。
尤其是经济总量的扩张和三峡工程、西气东输等大型项目建设，使一些日本人高估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中日两国经济增长态势的巨大差异在客观上助长了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论”，特别是“中国经济威胁论”。
不少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是“威胁”,特别对日本的制造业构成严重“威胁”,已经引起日本产业的“空洞化”。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形成了排斥和孤立中国的政策指向，对中国提出的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建议反应冷淡，并试图建立起把中国排斥在外，而以自己为核心的东亚区域一体化组织。
日本的上述态度必然影响双方相互降低或取消贸易壁垒的进展，进而直接制约着中日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1.4.其他因素对中日经贸合作的不利影响
除了上述因素影响中日经贸关系的进展外，还有一些诸如政治、历史等方面的因素同样对中日经贸关系带来了较大的不利。
目前，由于日本在对待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和言行，使中日双边政治关系日趋冷淡。
虽然中日间的经济关系相对于双边政治关系来说，其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平稳的，但不能否认的是，这种“政冷”现象对中日双边经济关系还是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近20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10%左右的增长速度，日本经济产业部于2009年6月中旬发表的《2009年版通商白皮书》显示，日本官方预测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今年可能将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同时流露出日本当局对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烦恼。
日本一些右翼人士不愿看到中国的崛起，片面地怀疑中国一贯坚持的“和平崛起”道路，不断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挑起事端，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日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四、中国在崛起中应向日本学习的方面
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政治经济体制、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与日本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无论所谓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我国都不可照搬，但有选择的借鉴对我国还是非常必要的，至少体现在几个方面。
1.提升产业内涵比变动产业比例关系更有意义
对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而言，提升产业内涵，换言之，增强产业构筑于技术创新基础上的核心竞争力比一味强调提高第三产业的比例更有意义。
特别是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参与国际竞争获取国家竞争优势的主体还是制造业，而且就像日本的核心优势制造业遇到了它所遇到的问题一样，我国制造业也面临寻求超越低成本竞争优势的新优势的关键时期，因此，淡化三次产业的比例概念，注重提升产业内涵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亟需树立的观念。
2.产业结构调整重在突破各类界限，增强互动融合
当前融合与创新已经成为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主题词，跨越技术边界、产业边界、企业边界，甚至是地区与国家边界的融合化发展成为一种潮流。
反观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却越来越带有固步自封的色彩，地区与地区之间囿于各自的GDP压力，产业协调与区域合作等等往往流于表面，产业与产业之间也因捍卫各自的部门利益等原因，对融合发展抱有强烈的排斥，我国的三网融合在技术障碍已经完全扫除的情况下还无法迈出跨越性的一步就是很好的例证。
因此，未来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必须破除横亘在地区与地区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乃至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体制与制度障碍，让各类经济资源实现充分流动与有效配置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
3.变革科技、教育、人才培养体制是重中之重
产业结构调整是产业的交替与变革过程，新产业的产生和既有产业的质的提升，或者说竞争优势的增强是促成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活力。
而高效的技术创新及其前端的知识创新是产生新产业和提升既有产业竞争力的基础，技术创新人才作为创新活动的能动性主体，需要一套教育和人才培养体制来保障。
从日本来看，一套可以造就核心优势制造业强大竞争力的研究开发体制，在创造新产业方面还显力不从心，我国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体制中普遍存在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脱节、应用研究与产业化脱节、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分地区、分产业、分部门的各自为战，缺乏融合与合作、创新投入的绩效低下、教育、科技与经济结合不紧密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