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琴丝路上的唐大曲直达《胡歌》时空的前庭后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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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琴丝路上的唐大曲直达《胡歌》时空的前庭后院

丝绸之路上的唐大曲——直达《胡歌》时空的前庭后院

引子散序

唐大曲的辉煌，十三朝古都长安盛世，丝绸之路漫漫、星转斗移，乾坤挪移，瞬间已缭绕千年。

关铭先生——中国当代杰出的民族音乐艺术家之一，是笔者甚为敬重的。

与他心仪神往的音乐文化渊薮，可追遡到上世纪70年代：

成都至昆明铁路线上，那时笔者怀着胡琴少年对音乐的无限憧憬，作西双版纳中缅边境音乐奇妙探寻。

这是一次“南方丝绸之路”的艰难行走，在长夜漫漫的列车飞奔途中，从列车硬座广播里听见了由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二胡齐奏《丰收秧歌》，这首由关铭先生谱写的二胡曲，仿锣鼓、拟人声，旋律动听，有着清新别致的三秦风味。

于是笔者忙掏出红色铅笔头，记录在小作文本上。

那个冬天清冷潇色的黒夜，是《丰收秧歌》带来了终身不褪的温馨记忆。

《丰收锣鼓》起始，秦岭山高水长。

关铭老师以其旷世灵赋，广泛涉猎舞剧音乐、歌舞音乐、电影音乐、戏曲音乐、器乐音乐、声乐音乐等多项创作门类，并屡见成就。

但其胡琴音乐创作，最为举国钟爱。

“长安乐派”的耸立，并在“秦派二胡”掌舵者鲁日融先生奠定的坚实基础上迅速崛起。

关铭以其儒化、雄阔的文人气度，以深邃的中华文化为根本，琚足高瓴十三朝古都西安，以表达其千年胡琴音乐人文内涵为核心圆点，将二胡中国气派质论大旗高举。

他集古今儒释道音乐思想精萃，并有30年的演奏和作曲沉淀，在欧美作曲四大件技术的支撑上，坚实定位。

西学从古典至浪漫各乐派哲理方式，无不成竹在胸，运用娴熟，完美了“秦派二胡”的伟大！

他的作品一步一台阶，一曲一梯次，获得了民族器乐无尚辉煌，二胡系列作品更是以壮丽民族气派，在21世纪的今天，以当代专业作曲家身份，同刘文金、王建民一道，并步三驾马车之列，牵引着中华胡琴的历史走向。

当之无塊地弄潮华夏，琴声四海。

其所创作的二胡协奏曲《蓝花花》等乐曲，开启了“二胡独奏作品创造叙述手法之先河，突破了被认为以地方风格强烈浓郁的民间音乐素材，来进行二胡音乐作品多层次转调的创作禁区。

”①该曲自1981年问世以来，迅速红遍中国大地，深入人心，并延伸20和21世纪30余年。

在世界各地，“蓝花花”成为全球五大洲鸣响最为广泛的二胡作品之一，成为中国音乐在当今人类继《二泉映月》《光明行》《豫北叙事曲》《秦腔主题随想曲》《长城随想曲》后最为炫丽的一支文化符号，成为跨世纪长盛不衰的中国国粹传统音乐的扛鼎之作。

而《胡歌》的成功，追遡渊源，则是关铭创作思想升华，厚积而薄发的人文底蕴，创作手法出神入化等要素综合一体的集中爆发。

是大唐盛景高远绝异的万趣会文，是再现二千年的恢弘华乐，缭绕中国文明的冲浪路标，为探索中国戏曲程式、地域民谣的发生、唐大舞曲的结构、世界三大乐系之间内涵关系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中华乐派的作曲论提出了历史的笵畴模本。

“映阶碧树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唐盛世十三朝古都文化孕育出的关铭。

笔者那次“南方丝绸之路”行走，40年后，今天再闻关铭，《丰收秧歌》已震响了丰收硕果的喜悦。

“长安乐派”中不可或缺的关铭，豪迈登场进入，他以“声乐曲《请你看看咱家乡》、二胡齐奏《丰收秧歌》《送肥路上》《小羚羊》、笛子协奏曲《春》、阮族四重奏《玉关引》《西口情韵》、民族管乐组曲《王宝钏》（合作）、二胡与乐队《蓝花花》、电视片音乐《香溪洞》《腾飞的南郑》、电影音乐《初三初四看太阳》等。

还有学术论文《秦派二胡与燕乐音阶》《二胡音乐创作中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二胡音乐创作乱弹》《从<小花鼓>说起》等。

专业作曲家身份涉足遍及民族音乐各类乐种，将声乐、笛子、二胡、古筝、吹打乐各种体裁，民族管乐组曲、乐诗舞剧、电视剧、电影音乐创作载于一身，这多部音乐作品都登堂入室，以鲜明民族气派，彰显出卓尔不群，俨然已成为当代大家风范。

关铭先生——关中之铭！

“不尽丝道震弦琴”,他以民歌，戏曲，民间歌舞作为创作原发元素，集中华文化千百年精彩，他的音乐艺术横贯六合，掠得华夏辉泽。

作为曾跨越世纪，承上启下的第二、三届中国二胡学会副会长推动了中国胡琴艺术、胡琴文化体系的全面构筑。

今天他又以作曲家身份，“《胡歌》一曲动天下”，为中国民乐范示匮赠了一份沉甸甸的饱蕴不尽历史文化的大礼。

回眸溯远：

近百年前，自学堂乐歌后，新文化运动兴起。

“西学东渐”氛围甚浓，20世纪，氲氤出民族音乐的奠基人，刘天华开启了将二胡——胡琴（泛含琵琶等中华远古意义上的“胡”类乐器）列为排头兵，筑建中国音乐的创作、表演、理论研究、教育体系，并以此确立其在中国音乐器乐文化的骨干载体地位，成为中国民族音乐和民族器乐主要践行的主打器乐形态。

关铭，中原人氏生就的深邃才情和禀赋的睿智灵气，气定神闲于国学渊源，傲引万物彴中国风神，吸吮精髓筑西学功底，完成了他对历史盛唐文化的深刻理喻。

胡琴创作上的凝炼髓神，铸就了西域琴曲《胡歌》，并传递出了唐大曲的久远历史，镌刻出了他在民族文化基石上的衶器智识和民族音乐艺术中其视野眼阈的清晰印迹，以及民族音乐创作播传途径中的累累珠玑。

他以全部身心铸民族音乐妙品，追求一曲一修为境域，而如民初大国学家王国维论述：

“戏曲就是用歌舞演故事”。

这些积淀，为饱受中原深厚传统文化所淘怡的关铭通贯古今，穿越汉唐至今的时空邃道，将歌舞大曲，燕乐音阶、唐代梨园、中国乐系、波斯亚刺伯乐系链接梳理，雄才大略，埋下了胡歌成熟、成系、成功的动机元素。

深层意义在于成就了胡琴音乐立身处世于本位的创作风格，同时亦不缺翻天覆地和开凿新境的创新精神。

这是他立足于西安万里苍原让《胡歌》终极高唱的内在成因。

时空辗转荟萃，2011年二胡曲《胡歌》问世，它的诞生，成为标识：

以汉唐盛世底蕴，刻划唐长安“十部乐”的文明璀璨，交织着亚欧大通道西域乐舞的辉煌，成就了丝绸之路古道的传奇。

乐曲《胡歌》，它的葱绿郁郁，长吟当舞曲风，瑰旎奇异面貌，新鲜而朝气蓬勃。

在中国民乐学会新作品音乐会上，中央音乐学院孙凰副教授展示这首乐曲，光芒闪烁。

尔后她又以《胡歌》为题出版了CD专辑，被评论家誉为：

“以独特的视角为听众展现了盛唐时期我国曾经历过的一段往事。

”《胡歌》继承了唐宋以来古诗中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创作特点，用音乐的语言讲述了一段往事，作者以形象思维的模式为胡姬、胡人、胡舞、丝路搭建了一个生动的音响模式。

”③其风韵清新脱俗，自成一体，律体上蹊径独辟，另有品格。

胡琴器识神奇，更新境域，乃智者之睿。

从亚细亚霞光万丈里走出了新丝绸的万里征途，“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关铭。

公元2012年初，一个初春的缕缕晨曦，划破了位于芙蓉城南棠湖溪畔的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琴房，笔者正兴味盎然地读奏从关铭先生处求索而来的《胡歌》。

黒白跳跃着附有钢琴伴奏三排谱的字里行间，飞弓走指，瞬时，旖旎歌舞迴迥响起，乐声中急切旋长。

弓急二胡，那瑰丽旋律，跃然荡漾在音乐系大楼。

曲音缭绕，意犹未尽，窗门内外骤然响起热烈掌声：

闻《胡歌》声围拢了琴房门前艺术学院的一群学子，他们来自天山南北、蒙古草原、西南边陲、中原大地的汉、藏、苗、彝、蒙、哈萨、维吾尔的胡琴专业学生，热情的掌声表达了对《胡歌》的认同和挚爱。

乐曲径直传播，热潮风靡巴蜀大地。

在当年西南民族大学、四川音乐学院、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大学等高校该学期的考试评比中，竟有20余位二胡专业学生选择此曲。

《胡歌》其影响遍撒中国西南、东南亚地区诸域。

2012年8月，西南民族大学大三学生张广伟将《胡歌》移植“胡兀尔”独奏曲（蒙古阿尓泰四胡）演奏，并携此曲闯入到中国音协贵州“全国金芦笙民族器乐”大赛专业组第三轮决赛，获得“中国民族器乐优秀表演奖”：

同年8月，四胡版《胡歌》又由“七彩西南”《谭勇师生胡琴系列音乐会》唱吟到金佛旷喃的泰王国度。

在泰国曼谷举行的第三届亚洲传统音乐文化季上，著名珠拉隆功大学皇家艺术学院“泰学”民族乐队与笔者率领西南民族大学“七彩西南”“华乐”胡琴乐团联合音乐会上，张广伟又将《胡歌》再度奏响。

喧叙似的悠远歌唱，急弓炫动，使异域的听众抚掌击节，欢呼不已。

这力作光鲜而新异，熟悉又陌生。

笔者此时浮想联翩。

黄钟大吕之声轰然响起，极目远眺，远古长安，巍峨东方中国雄姿，婆娑起舞身影似凸凹眼前。

这就是解读与探索。

关铭站立在丝路古道起始点，遥望长安，高山流水。

他以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自我认知，成为当代专业作曲家对二胡音乐主动介入成就最为蜚然一位！

更是他寻根胜境，琴瑟调和，精彩迭出之所在。

遵循传统，另辟蹊径觅回归

翻开世界文化史，中华唐代的文明壮丽辉煌、烁耀人类，盛唐诗歌及稍后的宋词更是光泽文坛，达到了华夏文学艺术史的巅峰。

而这座极盛峰巅的重要构成部分“唐朝音乐”所焕发的金辉碧色，则与唐舞、唐诗一道，普照人世、异彩纷呈。

而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有着“学院派”西式音乐背景专业作曲家强势进入民族音乐创作领域，而为我国的民族音乐创作跻身世界奠定了基础。

这些对“文艺复兴”以来欧美音乐创作体系化入中国语境和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古典、浪漫乐派的学习，甚至以现代音乐各种技法来描写中国音乐的现象，某种程度上成为流向式的集体话语。

探索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及胡琴艺术特征，思考它的文化定位，是艺术家首要考虑的命题。

著名作曲家吴祖强先生曾提出：

“就世界范围而言，音乐作为专业艺术门类获得辉煌进展并且产生全球影响，欧洲的音乐家为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在这个领域一直走在前列。

19世纪音乐艺术已达到了几乎是难以逾越的高峰，另辟蹊径以开展新局面便成为又一代音乐家，特别是兼具勇气才华的作曲家们的奋斗目标。

”④吴祖强先生还强调“在法国印象派大作曲家德彪西之后，也即是自本世纪初以来，被称作现代音乐的诸多流派新作陆续出现，连同其创新技法，在世界乐坛上逐渐产生影响，同时引起争议，这并不奇怪。

”因此，现代音乐，甚至在以摒弃和反动欧洲传统作曲学理上的“千异百怪”之“新技法”及衍生的传导方式，在中国传统乐器领域和二胡表演创作中，也迥然成为中国音乐的文化达意，和主导方向。

于是，一大批泛胡琴并热衷于“新技法”的新音乐家所创作的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犹如神马般炫乎的作品大量充斥于艺术市场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2012年北京首届胡琴节板胡专场作品音乐会上，同道友人，南京师大岳峰教授中途退场，发来的短信摘奉如下：

“谭勇：

音乐基准是先悦耳，后悦心。

然此种‘音乐’，无调、无序、无乐，我已经昏天黑地，头晕目眩，实在听不下去这些‘转基因’板胡作品，就先退席了。

关铭、乔建中等老师都在音乐会上，可找他们聊聊。

”

宛如作曲大家们刘文金、关铭先生等先后对民族音乐现代音乐现象（主要指现代音乐手法创作的民族器乐曲）所总结：

“这类（二胡）作品无章无序，言之无物。

指挥家不愿指、演奏家不愿演、听众们不愿听，”尽管中国文化对它们采取了包容的态度，但胡琴瑟瑟、繁弦嘈嘈，无调性和新技法所做就的后工业时代之胡琴曲，仍属于诟病似的自我梦呓，音乐已到达了自我挣扎的小众文化之悬崖口尖上。

关铭的创作，史远通幽、血脉华夏，以乐、舞、诗、曲思维并重，一反当今泛滥时髦和趋之若鹜的十二音技法之音响集合、倒影式数列、层层叠加等程式创作的新潮套路。

焦点集中在地方元素及少数民族音调上，充分发掘胡琴新的音色并融会西域元素，如新彊式切分音型就直奔主题并附予“在音乐语言的选择中，坚守以传统文化优秀音乐母语符号成为写作基础。

”⑤展示了中国艺术家维护民族艺术传统的操守。

该曲的文化时空融汇贯通千年华夏，虽手法平实，但语言新颖，体现出文化人坚守精神家园，不随波逐流的创作品格。

关铭之幽古辨今大文化视角，有鲜明指向，在2012年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胡琴节上，其学术会论文宣读中谈到：

“论及胡琴创作，从二胡曲《病中吟》到《长城随想》无一不以旋律美而著称，旋律美指它不同凡响、入情入理、一气呵成。

”并借助文学思维比喻音乐线条审美，他认为“好的旋律既新鲜又独特，作品应语言流畅、优美动听，这才是作曲家卓越的艺术创作！

……”。

结合关铭的力作《胡歌》，其音调的组合和风格的捏拿，并以其历史唯物的音乐文化来全面观照可发现：

其作品焕然新阕、承前启后，音乐结构、乐汇修辞并不囿于古典欧洲体系作曲慨念范畴，其观念高远绝异，有百乐之趣味，突破了单向的或民间原生、或欧派法则、或现代技术创作界限模式，从中国唐大曲出发，思维万象，引路学理，顺延出了丝绸古道的辽阔域空。

纷华靡丽的音乐多向对位论定出来的时空语境，胡琴音乐却是全面一体，而非按步入位的关系。

这与提倡“国乐思想”“国乐产生三步骤”的中国近现代比较音乐学之父王光祈以及与其提出的世界三大乐系论阐如出一辙。

“非欧美音乐文化中心”主义传统思路，即比较民族音乐学构成的方方面面，是王光祈论定的。

他在以反对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为旨的“中国、希腊、波斯亚刺伯世界三大乐系”时提出：

“在亚洲方面，则为中国乐系及波刺亚伯音乐体系所占有。

并指出三大乐系的分类标准：

中国乐系为五声音阶，希腊乐系为七声音阶，波斯亚刺伯乐系有中立三度和中立六度音……而且都是用调子音阶组织来作分类的标准。

”⑥这本书中还谈到王光祈提出创制国乐的方法：

“一面先行整理吾国古代音乐，一面辛勤采集民间流行谣乐，然后再利用西洋音乐科学方法，把他制成一种国乐。

”⑦世界三种乐系观创见影响了此后整个世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的整个格局。

至此，感觉关铭先生在思索音乐文明日新月异，胡琴艺术归属的时空隧道中，与日本20世纪音乐家岸边成雄称：

“东方音乐第一人”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阐释的论断暗合。

关铭拥有相同的恢弘视野及音乐世界性的大局观。

他是当代“院团派”作曲技术体系孕育的艺术家中，最为自觉、主动向中华文化：

盛唐乐舞、中华戏曲、民谣母体汲取、依靠、并独辟天地闯入西域、中亚、西亚、东欧、北非漫漫古道的创新践行者。

他是开创时代风尚音乐语境，化西融东的作曲家。

穷经晧首地为胡琴中国，胡琴世界，梳理华夏风貌及乐舞胡琴创作学理，不懈地索问探求作出了毕生的贡献。

燕乐梨园，唐大曲撞击黄钟大吕

关铭《胡歌》的问世，是他以士大夫文人情怀，对中国诗意、道意、儒学三意飘拂飞扬的历史旅程崭新的诠释。

创作上赖以依托的是高雅飘逸的儒佛精神和厚积薄发的人文才情。

其隽美感人的生动旋律，更有着通晓中国文化学理的审美意念。

他是作曲大家，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格律家、戏曲词牌家。

他在与笔者一次谈话中明确提出：

“胡琴文化是根本，是与胡琴艺术并列的两大支点”。

作品出新，创作体例、格律、结构陈述在哪里？

不是对位的欧洲作曲体系，不是简单一言蔽之的奏鸣曲体，复三部、单三部，十二平均律的西方概念轮回，而是从深邃千秋的中国文化中寻找底蕴，乐器源起是与中国乐舞结构自成一体的，不是许多学者泛泛认为中国传统音乐更多是思想，而实践上无应用理论体系的观念。

历代诗词典籍中唐代与丝绸之路的相关资料繁多，与中国古典诗词格律，有必然的联系，即可信手掂来。

唐代大曲的文本记载，与当代戏曲中曲牌、板式、行腔、格律十分契合，它们的结构大气已成，已经在中国三百多种戏曲运用并且为亿万民众喜爱了几百年，这就铺成为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元场景，元体例。

”⑧

他以文化起点为大背景，思维上恣意驰骋、纵横阖捭，立足音乐文本实证。

在结构及语汇逻辑可上溯秦汉隋唐，明确了唐大舞曲、中国戏曲程式、燕乐音阶交叠的波斯亚伯体系的错位交织。

他以文化包容的十部胡乐“康国乐”为其厚重主干线条，在彩绫长袖索轮舞穿越的时空里，振荡着中华文明的跳动脉搏。

以此展示千年轮回唐文化、荡气回肠的胡乐，正是大盛唐文明的时尚风情。

站立在21世纪雄关漫道的关铭，以世界中华胡琴音乐为创作的主干。

一方面立足汉唐风情，在中华文明展衍五千年的历史时空中，撷截的唐代大曲、梨园乐府、戏曲程式，以盛唐乐府“七部、八部、九部、十部”乐舞为素材，混融辐射、贯穿链接。

对始自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

中亚、西亚、东欧、北非音乐文化进行全面浸润、吸取、承变；一方面将18世纪以来西方传统，尤其是浪漫主义音乐家，及俄罗斯民族乐派的作曲技术进行中国化的借鉴和汇融；同时对后现代音乐的繁杂文化事象充分了解，是真正意义上新世纪的“化西融东”。

世界的视野、民族的语言是其音乐艺术创作的必备条件，也是其中国气派创作实践不竭的源泉。

《胡歌》是其浩如烟海的艺术理想中一次寻根究底之旅行。

更是其厚积而薄发的历史文化价值观一次回归的哲学梳理。

先谈关铭《胡歌》的营造底蕴“唐大曲”。

“唐大曲”的结构较为复杂，据较早的《碧鸡漫志》（宋代•王灼）描绘：

“凡大曲有散序、靸、排遍、撷、入破、虚催、实催、衮遍、歇拍、杀衮、始成一曲，谓之大遍”。

这就成为盛唐经典歌舞大曲的运动呈式，其结构大致为三部分：

1.序——无拍散无歌，节奏自由，由器乐演奏，长乐句，乐音连缀，拽延不断；2.中序——入拍歌唱，多为抒情慢板，长吟当歌，由丝弦、吹管器乐伴奏；破——以舞蹈为主，节奏逐渐加快，音乐情绪动感强烈。

在热烈气氛中结束。

对唐大曲的考证是立体的，也有采取板式，拍式等戏曲术语或古文学等方式来进行描述的。

近现代对大曲的构成，术语甄别，乐种组合研究，已深入到各类学术论著中：

如赵复泉的《唐大曲结构辨》，叶栋的《唐大曲曲式结构》，王安潮的《古今唐大曲研究得失谈》和《唐大曲音乐结构分析》，席玲玲的《论唐代民族政策对中国民族乐器衍变的影响》，张红梅的《唐大曲结构的美学特征》，高倩的《试析大曲结构的演变》等等，这些文论，幽古发今，激扬文字，均是以思辩、哲理的文本考论来阐释大曲结构。

其形林林总总、其态千变万化。

如对唐大曲结构板词释名就有：

散序（白居易始用语）。

后人据其“散序六遍无拍，故不舞”语，妄揣其为大曲第一部分，且谬断为散板，……；序：

白居易始用，且有“中序”“拍序”等名，但考序、拍、中序的区别与关系，则其说难圆。

后沈括、王灼、扬荫浏等于此亦皆支吾曼延，未得主见。

……”⑨

关铭则运用史学、诗学、音韵学、比较音乐学的方法在解读“唐大曲”本体时，直截了当放置唐乐舞大曲活态文本于今天传世的中国戏曲剧种曲牌程式之中。

他研究几百年古老中国古典秦腔、昆曲、豫剧、京剧等，列出了戏曲体系中，板腔体、梆子系统构成模式。

他将古老西域中木卡姆系统的哈萨克说唱“达斯坦”，及“跳乐”程式结合，逐一分析，融合变异，从音阶形态、音列形式、旋律、旋法多方比较中获得灵感。

2012年底，在北京与笔者一次谈话中：

他信手拈来京剧《红灯记》“听罢奶奶说红灯”唱段（西皮传统唱腔）的结构段落为例举，指出“其结构已呈唐大曲段落感。

”他最终得以二胡曲《胡歌》来呈现，“完全是精缩唐大曲结构，撷摘还原了千年丝绸古道，那段驼铃乐舞之声”。

“那苍鹰金趐，翱翔大漠的《胡歌》，载乐载舞，是再现唐大曲璀璨的风彩”。

一语中的，一言概之了其傲然不羁的历史观，骨髓神气的大中华情结。

曲还原为关铭心目中的西域当年“胡歌长袖善舞”场面。

关铭版的《胡歌》（唐大曲）结构：

“序奏——慢板——快板——小快板——华彩——终曲。

”共六段。

结构分析图示如下：

一、

散：

（一）、散序：

[1—2]小节，无板眼，慢速，自由拍，D角调。

（器乐性，无拍无舞）　

（二）、慢板：

[3—27]小节，一板一眼，2/4拍，稍慢。

[3—5]+[6—13]+[14—27]

二、中3个小节8个小节14小节

（歌曲性）节奏型间奏；主题A，F徵调；主题B，bB宫调。

（三）、中板：

[28—38]小节，一板一眼，稍慢，2/4拍。

[28—31]+[32—38]

4个小节7个小节

主题变奏A1（缩减）主题A2（移调）渐慢。

F徵调；bB宫调，

（四）、快板：

[39—68]小节，一板一眼（流水板），2/4拍，快速。

[39—53]+[54—68]

三、破15个小节15个小节

（舞曲性）主题C，A角调；主题变奏C1，D角调

（五）、急板：

[69—140]小节，变化拍，2/4,3/4，急速，紧促、繁碎。

[69—76]+[77—82]+[83—86]+[87—94]+[95—106]+[107—116]+[117—140]

8个小节6个小节4个小节8个小节12个小节10个小节24个小节

主题变奏C2；主题变奏C3；一板二眼；渐慢、稍停；回原速；旋律舒缓；主题变奏C3再现。

D角调；G羽调；D角调；

关铭无疑还是一位探微索观的音乐形态学家，我们对他心中的《胡歌》，唐大曲的背景结构进行微观探究，立时可见发散在唐代大曲与当代西域、亚欧非、丝道古绸之路的乐舞脉络。

它们以內在关连聚齐中国。

这使得《胡歌》显呈大音无形的勃勃生机，也是他植根燕乐音阶体系，从唐大曲中吸引养份，使其成果光彩绽放。

燕乐的辉煌在天宝元年，更以宫庭梨园，繁衍渗透。

帝王金殿万世繁华，中央王朝的强悍聚射，使当世《胡歌》异彩纷呈，处处透溢时尙气息，闪烁着灵通机锋。

远望自隋兴盛唐大乐，清商乐等音阶组织形态，唯有燕乐大曲吸收了由西域传来乐舞而组合成为段落及变体。

关铭先生对与唐大曲组织结构，和一脉相承的燕乐音阶，《胡歌》所依赖波斯亚伯乐系（阿拉伯音阶）的横向关系的研究，九九归一，早已作出了时间、空间、纵横节奏的三线一点定义。

他撰文道：

“长安自古帝王都”“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声”这两句唐诗对秦地音乐文化的影响作了概括和总结：

“我认为秦风秦韵是指秦地音乐外貌（风格）……在我国汉族调式中有三种音阶：

雅乐、清乐、燕乐。

前两种音阶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随处可见，而燕乐音阶的变体（苦音音阶）只有在陝西中部及新彊哈萨克族地区才能觅见它的踪影。

”⑩于是，他以深厚的中国戏曲功底，潜心比照研究中囯戏曲程式，运用唐大曲的结构规律创作出了这首作品。

关铭2007年论文题目《语不惊人死不休》是向“秦派二胡”音乐语言发岀的天际激荡的诘问。

关铭所苦苦寻觅的中国胡琴文化寻根，是开拓性的。

“唐大舞曲”“西皮原板”“燕乐音阶”再链接更有十二木卡姆的融会贯通，既是一种胡琴文化理论，更是一种创作理念。

自刘天华发出了“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吾国音乐并驾世界之林”百年以来，“众里寻她千XX，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胡琴世界无不苦苦思索，追求艰苦卓越。

是关铭将这丰富宝藏呈献给国人，拉出了大吕铮铮，撞响了世纪黄钟！

其伟大即便毋言其绝后，但其行绝对是空前的。

其对历史胡琴文化丰功伟绩，时空当予验论。

更将成为他的“风云历史是民族的兴衰所在，那么民族的文化渊源就是民族强盛的魂魄。

”关铭在中国文化制高点上，以万象更新的唐代文学艺术鼎盛发展时期，以收取各民族精华的燕乐唐大曲为支撑，再现了丝绸之道上各路乐系均可汇入华乐的胆略，撞击响彻了新世纪黄钟大吕之声，这是中国的风骨。

丝路花雨，历史链接“胡旋舞”

哈萨克斯坦作为西域古道的跨界民族，乐舞诗吟并重。

并有着结构上散、慢、中、散、快、自由、喧叙、诗咏、歌唱、跃舞似的类唐大曲歌舞文化形态。

亊实上，唐十部乐的烙印到处淸晰可见。

对隋唐早期“燕乐音阶”研究中，有音乐学家指出的“哈萨克和柯尔克孜族的传统音乐中确实存在着这种音阶。

”

隨唐十部乐中的康国乐、龟兹乐属于哈萨克斯坦、克尓克孜的游牧部落范围。

其音列、音程、音阶、调式、节拍、结构、旋法等，有着浓郁的“燕乐音阶”形态、段落、逻辑特征。

胡旋舞的中华根脉渊薮，是浩瀚乐舞舞台之必然呈现。

自秦汉隋唐溯今千年以来，以“胡琴”为支撑点来叙述音乐故事，关铭堪称华族胡琴音乐笫一人。

他在《胡歌》跳跃出的“胡旋舞”“唐大曲”的承袭关系，视觉链接方式，正应对一段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威斯勒“人与文化”的定论：

“在理想状态下，他们是一组同心圆的环状区域。

当然在现实的具体文化区域中，会为地形地理状况所扭曲……，它不仅是特质综合体向四处连续传播出来的扩散点，而且也是通常意义上的发源地。

”

关铭怀揣还原、上溯、寻觅隋末大作曲家李延年集张骞漫道西方之成的28支胡部名曲的梦想。

运用唐大舞曲，以结构对置理念，以古长安为中心，找准“丝路文化”民族音乐本位。

长期蜇沉精养，吟乐苍海，并直挂云帆，30年，终成大果。

以胡歌、胡腾、胡乐、胡旋，并将剑器、拓枝、阿辽、大渭州、大摩支、北朝各民族，西域艺人的“胡夷之舞曲”互相融合，形成中国民族形式的大型乐舞诗剧《唐•长安乐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