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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度

 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近日编制完成“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这个公众颇为生疏的东西,据说是一项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旨在综合度量公众对于环保问题的关注度、认知度、参与能力及评价能力的量化指数;这个指数显示,“中国公众对环保关注度很高,但参与度不强。

”(见12月27日《第一财经日报》)

  那么公众何以环保的“参与度不强”?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看先得回答另一个问题:

公众的环保参与度,究竟决定于哪些因素?

以我之见,公众环保参与度的强弱,从社会环境的角度看,至少决定于三个因素:

一是政府政策的牵引和导向;二是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对人的行为怎么规范;三是为公众参与环保的平台搭建和提供。

这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无疑当是政府。

而从公民素质看,环保知识的掌握,对环保意义的认知和环保文化的认同,都决定着公民的环保参与热情。

而公众环保知识的掌握,对环保意义的认知和环保文化的认同,显然不是仅靠说教就可得来的,更需要法律的强制、政策的牵引、公众在适宜平台上参与的实践。

这其中,谁该起、能起主导作用?

还是政府。

而一些地方政府在环保上的作为如何?

坦率地说,难以乐观。

我们看得太多的是一些地方重GDP而轻环保生态,重眼下政绩而轻长远的可持续发展,为吸引和鼓励投资可以放弃环境测评,为经济发展可以牺牲环境生态,政策导向出偏差,监控管理不严格,执法惩处太手软,公众参与少平台,社会环保文化少气候。

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期待缺少信息、处于弱势,甚至还要为吃饭问题而忧心的老百姓有很强的环保参与度呢?

  关注,是公民的权利;参与,则需要一定条件。

缺少必要条件,公众关注度高于参与度毫不奇怪。

在环保上的政府缺位,政策缺位,法律缺位,平台缺位,正是公众环保参与度弱化的根源。

要增强公众的环保参与度吗?

我看首先就当测一测各地政府官员对环保重视度指数!

前提

  厘清“深度参与”的概念

  马樵(四川职员)

  有些人可能认为:

所谓“公众深度参与”,主要就是让公众参与到绿化环境、治理污染的活动中去。

这岂不是在转移目标?

  现在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主要任务,是遏制破坏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行为。

那么“公众深度参与”的主要内容,就应该是对生产企业及政府实施严格而有效的监督。

如果不把“公众深度参与”的重点确定在实施监督上,即便公众栽种再多的树,即便公众不做污染和破坏自然环境的事,则再好的自然环境和再丰富的自然资源,也经不起监管失控之下的集体性破坏!

  只要确定“公众深度参与”的重点是监督,就必然要以制度的形式赋予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公众也就才能理直气壮地对破坏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等不法行为,对政府在环境资源监管上的失职渎职行为使出强硬手段。

  公众参与的三个前提

  一是建立畅通的环保申诉渠道,这是保障公民深度参与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

实际上的问题不是没有公众的参与,也不是公众参与的深度不够,而是缺乏一个有效的环保申诉渠道。

  二是必须有奖罚严格的措施,否则有再多的投诉,恐怕也只能是扬汤止沸。

制度再多也无济于事。

  三是必须破除部分官员心目中存在着的致力于环保有碍于经济发展的畸型政绩观。

如果某些官员的环保影响经济发展的怪异思路不得以根本性扭转,那么公众的参与恐怕只能是一句空话。

  需要政府“零度忍耐”

  公众对环保有两个“现实”的认识,一个是切身的环保问题的现实认识,这个认识会促使他参与其中;而另一个则是对参与后的效果如何的现实认识,这个认识会影响到他是否继续参与以及参与到何种程度。

  因此,政府及其主管工作部门要想让公众深度参与各类环境保护公共事务,就必须解决好公众对“两个现实”的认识问题,特别是解决好公众对参与效果的现实认识问题。

这就要求政府及其主管工作部门对相关的环保问题必须“零度忍耐”,只要出现环保问题,无论大小都绝不忍耐,而是积极地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及时处置。

如果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公众自然对参与的结果有信心,当然愿意进行更具深度的参与。

  这一点,也许正是当今中国最不可忽略的一个“环境问题”。

作为国家环保总局,正可在这一点上大下功夫,让“零度忍耐”成为吸引公众“深度参与”的一个国家“品牌”。

  保障  需要制度保障

  公共社会对于环保事务的关注度很高,但参与度却不强。

在我看来,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解决公共环保信息闭塞的问题。

还需要强有力的“配套制度体系”的保障——要对环保信息公开的范围、信息公开后的激励与问责、公共参与的方法与形式……进行明确界定,用制度来保持公共力量介入行政监督的渠道畅通,以此来确保环保信息公开益举所引伸的公共监督权落到实处。

  私权利在环保事务中的介入,能为公权力的行使提供广泛的民意支持、信息依据,进行全方位的权力规范和制约,两者必将由此形成良性的互动,彻底改变单一行政管理环保事务的格局。

从这个角度看,通过制度建设赋予公众深度参与环保事务的力量,让公众参与环保事务的法定权利切实平稳着陆,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给一个制度出口

   政府之于环保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把其当作一个唯一和首要的主体则大可值得商榷,尤其是在某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而罔顾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时候,政府主导环保的制度现状就更加值得推敲。

而一旦政府的监管责任付之阙如,环保伦理本就很脆弱的企业必然敢于踏破公益底线,置环境于万劫不复之地而在所不惜。

  很简单,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对于环境恶化都很难有切肤之痛。

在公众为他们的饮鸩止渴承受代价的时候,他们或许正沉浸于政绩投机和资本投机取得胜利的巨大欢欣之中。

当务之急便是改良制度,把公众引入到环保的制度框架中,使其获得知情、参与、表达、监督、更重要的是问责和纠错的权力和能力,从而确立“自然主体”(当地居民)环保权制度。

  唯其如此,才能结束公众与环境的有机联系被人为撕裂、完全处于缺位和失语的尴尬状态;也才能通过公众力量制衡并归置行政主体(政府)和开发主体(企业)的环保伦理和社会责任,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措施  学学“抱树运动”

   1973年,印度喜马拉雅山区的妇女为了保护原始森林,以抱住大树的方式来阻拦砍伐行为,掀起了著名的“抱树运动”。

最近,印度拉贾斯坦邦居民为了保护当地环境不被破坏,也重演了当年的一幕。

居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拉贾斯坦邦政府表示,将不会以任何方式改变当地环境。

(《环球时报》)

  “抱树运动”将平静的环保需要弄成了轰轰烈烈,将软弱的环保行为弄得誓死保卫,将环保理念的约束性、强迫性当成自愿自觉,将事不关己的环保责任当作了“铁肩担道义”的责任,将环保承诺融化成公民细节行动。

当这种环保行为形成一种司空见惯的文化社会认同的时候,草根环保就会形成巨大的民间力量,“污染黑手”就会陷入“人民环保”的汪洋大海中,不敢轻易下手。

  先学熄灯1小时

    但如何才能做到“深度参与”?

我认为,首先是要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

所以,我们应该向澳大利亚学习,多搞一些类似于悉尼的“全城熄灯1小时”这样的活动。

澳大利亚悉尼市数万户商家和居民3月31日晚19时30分开始集体断电一小时,以引起人们对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变暖的关注。

大约2000家企业和5.3万户居民报名参加了这一“地球时间”活动,自觉断电一小时。

(4月1日新华网)

  由于严重依赖煤炭发电,澳大利亚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位于世界前列。

严重的干旱导致澳主要城市缺水,迫使政府下决心遏制气候变暖。

活动组织者说,这项活动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通过一些细小努力就可以帮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保护地球环境做出贡献。

这项活动也是悉尼市一项环保计划的前奏,这一计划希望在未来12个月内把悉尼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5%。

  参与  更需专家深度参与

    潘岳顶着滚滚黄沙号召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场景格外引人注目,而这一切不由自主地使人联想起前段时间一些专家言论。

两会期间,有专家说,“沙尘暴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是不可能被消灭的,所谓制止沙尘暴,实际是违反科学规律的……沙尘暴给人类造成损失的同时,也有其正面效应,说到底,没有沙尘暴就没有中国,就没有我们中华民族。

  作为一种灾害性天气现象,沙尘暴或许真的不可能被消灭。

即使如此,专家的言论还是令人感到不那么容易接受。

正是由于自然因素的不可抗拒,因此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才会落在对人为因素的控制之上,强调公众的深度参与。

然而,就在环保公众参与还停留在植树种草层次上的时候,本应更有作为的专家学者却一再给公众参与的热情“泼冷水”,两相对比,这是何等强烈的一种反差?

  环境保护确实离不开普通公众的深度参与,但更离不开专家学者的深度参与。

当然,最基本的前提是,专家学者应该以一种更积极的态度现身其中,给公众带来有益的启示,而不应总是乐于站在高高的讲坛上做一个置之度外的“清谈者”。

  公众参与要多样化

  在以往的环保工作中,公众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进行了一些参与活动,但基本上是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发生之后的参与,即末端参与。

这种参与固然能够起到亡羊补牢式的作用,但环境污染的事实却已经造成。

想要再恢复原来的环境,将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这种参与凸现了公众参与环保途径的狭窄性和局限性,也显现出环保参与,缺乏超前性、系统性和广泛性。

  要想公众深度参与环保,必须尽可能地提供公众参与的途径,即参与途径要多样化。

  公众对环保的参与应该涉及到项目建设的全过程,即预案参与、过程参与、行为参与、末端参与。

只有这四个参与有机结合、同时运作,才能真正实现完整的公众参与,才能达到加强环保监督管理力度和改善环境质量的目的。

全过程的参与势必要提供给公众多样化的参与途径,且与公众形成联动机制。

只要公众愿意深度参与,他们就可以深度参与,当公众参与的热情始终不减,就会让自己一步一步地深入到环保之中。

 

环境保护专家建议从五方面提高环保公众参与力度

新华网北京12月3日电(记者顾瑞珍)公众参与环保,不仅是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要保障,也是形成覆盖城乡的环保网络最有效的途径。

专家建议,应从实现环境信息公开化、加强环境决策民主化、实行环境公益诉讼等五个方面加大努力,提高环保公众参与力度。

    人的生存,一刻也离不开环境。

3日在此间举行的第九届“绿色中国”论坛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和资源综合利用司巡视员翟青给我们提供了两个数据:

我国城市污水处理率以及城市污水综合利用率与1998年相比分别提高36.7%和25.5%。

他说,“这说明生态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我们也应该清醒认识到我国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从根本上加以扭转,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资源、环境的双重压力,要积极创造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条件和社会环境,保证公众参与环保能够逐步规范并进一步深入下去。

    “目前公众的环保参与意识与环保工作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应当积极宣传公众参与环保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大力营造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不断增强公众的参与意识,使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成为公众的自觉行动。

”全国政协人口与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温克刚呼吁。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程度,直接体现着一个国家环境意识、生态文明的发育程度。

专家们指出,应从以下五个方面加强环保公众参与:

政府部门需转换观念,明确认识到国家法律赋予了公众参与环保的权利,政府有义务来回应和保护;积极实现环境信息公开化,维护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和批评权,通过公布相关信息,借用公众舆论和公众监督,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制造者施加压力;加强环境决策民主化,让群众参与决策,让公众监督决策;推动实行环境公益诉讼,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掌握公众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法律武器;政府应加强与民间环保组织的关系,并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完)

公众对环保参与度低深层次上导致生态破坏严重

公众为何要深度参与

公众需要参与环境保护,因为环境问题关乎公众的切身利益。

面对目前日益严峻的环境挑战,靠传统意义上不乱扔垃圾或每年植一次树等参与模式很难应对,它需要公众深度参与,即公众切实地介入到环保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共同探寻解决之道。

多年来环保部门一直在加强环境管理,但在实践中,由于一些地方政府的“短视行为”,使得地方环保部门不能做到执法必严;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怪现象,造成企业纷纷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利润。

虽然中央早已将环境保护列为国策,但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却没有得到遏制,中央大力强调的节能减排目标在十一五开局之年也没有能够实现。

面对严峻环境挑战,我们急需激发环境保护的源动力,来克服机制上的阻碍。

潘岳副局长在讲话中明确提出,解决中国严峻环境问题的最终动力来自于公众。

环境保护关乎公众喝的水、呼吸的空气,关乎孩子们成长的环境,受影响的公众不会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妥协。

一旦将公众吸收到环境决策和管理过程中,他们将成为开发商无法买通的决策者,排污者无法摆平的执法者,成为权力寻租无法突破的障碍。

公众在环境和资源管理中的缺位,是今天中国环境管理体系中的最大缺陷。

中国社会已经出现利益多元化,仅依靠环保局一家机构来充当环境利益的代言人是远远不够的。

公众不能坐视环保部门孤军奋战,应该加入到环保工作中,成为环保部门的坚强后盾。

公众深度参与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需要。

正因为缺乏受影响公众的广泛参与,不少地方政府在决定发展政策、制定发展计划的时候,才会自觉不自觉地偏向发展。

通过让公众深度参与决策过程,有助于更全面地确认环境风险,从而通过程序否决破坏环境的政绩工程。

公众参与将会改变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有利于立足节能降耗的集约型项目和低能耗的服务业的发展,这将极大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最终有助于我们求得发展与保护的平衡。

公众深度参与也是贯彻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要真正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最有效的方式是让他们充分知情并参与到环保工作中,通过和其它利益群体的博弈去实现自己的环境权益。

公众如何深度参与

近年来,中国在推动公众参与环境决策方面付出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相当显著的进展。

2003年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在公共决策中要求有公众参与的法律。

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进一步对政府机关提出了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要求。

虽然只是原则性规定,但《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纲要》依然为推进公众深度参与奠定了基本的法律和政策基础。

下一步的公众参与又该如何开展呢?

两千多年前,哲人墨子在面临“为义孰大”的问题时,曾说过:

“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

为义犹是也。

”今天我们的环保公益事业,也需要各行各业的人们付出自己的努力,齐心协力地推动。

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在2007年3月31日发出的《绿色中国环保公益日倡议书》,对所有有志于环保的人们发出了召唤:

如果你是小区居民,发现附近新的建设项目有可能造成污染时,请向环境主管部门要求环境论证与听证;

* 如果你是消费者,购物时,请拒绝那些政府发布的污染企业的产品;

* 如果你是律师,请为那些污染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

* 如果你是各级人大和政协委员,请上交迫切需要的环保提案;

* 如果你是传媒界人士,请利用好每一次机会,把更多的环境信息让更多的人知道;

* 如果你是企业界人士,请检查你的企业是否做过环境影响评价?

 

* 如果你是影视艺术家,请用你的知名度为全社会树立绿色行为的示范;

* 如果你是政府管理者,请用实际行动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出表率。

这些行动合乎法律和政策的规定,都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尝试的深度参与。

以消费者行动为例, 2007年世界水日,中国21家环保组织向全国消费者发出绿色选择倡议,希望大家在消费过程中考虑企业的环境表现,用自己的购买权力促使企业改进环境行为。

绿色选择倡议发出前后,有20多家中外企业前来沟通,多数提供了书面材料,对当时的情况做出了说明,介绍了自己采取的改正措施(详见)。

其中有6家企业承诺在近期内接受独立的第三方审核,以证明他们确实有能力防止再次发生超标。

近年来环保领域公众参与的实践可以看出,全面的公众参与条件尚有待成熟,但公众参与已经可以并且在多个领域可以深入开展。

在现阶段,环境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中最为优先的领域。

它不仅是公众有效参与的前提条件,而且政策和法规基础相对完善。

不论是环评听证会,还是绿色选择倡议,都是建立在环境信息公开的基础上的。

2007年上半年,《环境信息公开条例》作为中国政府部门第一部信息公开规章将有望出台。

它必将有力地推动更深层次的环保公众参与。

当然,公众参与必须符合当前的社会条件,应力求解决问题,疏解社会矛盾。

中央2006年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从各个层次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深化政务公开,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有序参与,是政府、企业和公众利益的结合点,应该成为各社会阶层加入环保工作的共识。

环评公开听证的初步实践,众多环保团体积极参与环境立法和环境影响评价的有益尝试,以及扩大环境信息公开所激发的绿色消费活动和企业注重承担社会责任的新举措,都表明公众有意愿合法、理性、有序地参加到环境事项的管理中。

我们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公众参与环保必将不断走向深入,中国环保事业的春天终将到来。

公众对环保关注度高参与度低 70%的农村居民担忧垃圾对水和土地的污染

日前我国内地首个环保指数———“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二○○五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民生指数”)由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编制完成,新年伊始正式对外发布。

该“民生指数”显示,中国公众对环保关注度很高,但参与度不强,70%的农村居民担忧垃圾对水和土地的污染以及水和土地资源的浪费。

  由国家环保总局指导的“民生指数”显示,公众对环保的认知和关注度越来越高,其中对环境污染、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宏观环境问题,认知程度均达到85.4%以上。

  “民生指数”显示,目前公众最关注公共空间的环保情况,比如空气、水、噪音等,关注程度达到34%,这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公众对拥有干净整洁无污染的公共环境的期望。

调查还显示,虽然我国公众参与环保的热情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公众环保参与能力差,仅占6.3%,“光说不练”的占了大多数。

更须引起重视的是,绝大多数公众对一旦遇到具体的环境问题却不知道应该如何参与。

  中国民生银行专家分析说,公众关注领域和行为的差异说明公众并没有将公共空间的环境保护和个人责任紧密联系起来,而更多的是当环境问题影响到个人生活的时候才会去采取一定的行动,而这种行动也属于维护“个人利益”的行为,而不是促进公共环保的行为,公众的环保参与期待“责任公民”意识。

因此,当务之急是国家应积极进行环保社会动员教育,建立完善的公众参与体制,将环保纳入社会公共事务全民参与的范畴。

  本次调查显示,城市和城镇之间的差异很小,公众环保指数均在68.8左右,与农村的差异就比较显著。

将近一半的农村公众对街区环境卫生不好最不满意。

 

浙江公众有望借司法力量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公众参与度提升

  由于断面水质长期不合格、大气污染严重等尖锐环保问题,嘉兴环保局的官方微博“嘉兴环境保护”最多的一天被网友“@”了近百次,各种各样的污染现象都会被举报。

截止到今年9月,嘉兴680余人次的市民环保检查团成员参加了对污染企业“摘帽”的听证会,结果有7家(约10%)污染企业被公众评审打了不及格,没能摘下污染企业的帽子。

 

  在今天举行的浙江省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现场推进会上,省环保厅定下了调子:

畅通民众诉求渠道、动员民众力量参与、形成公众参与制度保障。

  今后的浙江环保事业,公众意见分量很重。

  去年受理53587起环保举报支持公益诉讼

  目前,浙江对属实的环境举报实行奖励制度,主要是“12369”环保举报热线和网络举报平台。

2011年,我省各级环保部门共受理了环保信访案件53587起,查处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违法案件,调解或化解了一批环境纠纷。

社会矛盾。

  举报之外,公众也越来越多参与进执法、处罚的过程中。

除了嘉兴首创的“市民环保检查团”模式,台州市民代表可以选择任意企业开展执法突击检查,媒体随时跟进;舟山有82名基层环保协管员,网格化布控全岛;绍兴市民的评审决议,在对企业进行环保处罚时被作为重要参考依据。

  省环保厅负责人在会上介绍,“十一五”以来,浙江制订的26部环保领域地方法规、规章都有公众意见参与,《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都开展了调研,部分召开了听证会。

  目前,通过省环保厅审批的建设项目环评文件,都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公示,公众随时都可以提意见。

  据记者了解,省环保厅正积极寻求司法机关合作,积极探索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捍卫环境公共利益,提高公众参与环保的积极性。

2011年11月以来,嘉兴市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成功提起3起环境公益诉讼,为下一步公众和社会团体作为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公众借助司法力量参与环境保护积累了经验。

  下一步,省环保厅将争取尽早出台浙江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工作的相关政策规章。

  志愿者、民间环保组织将扮演重要角色

  作为浙江最早建立、规模最大的环保社会团体“绿色浙江”团队,这两年来一直以“钱塘江护水者”项目为核心。

其依托钱塘江水地面平台建立的公众协作互动性环保监督模式,实现了公众便捷、准确地举报污染源,便于查处。

  通过这个平台,志愿者、市民可以通过网络、手机进行水环境信息上传。

拥护可以对自己住所范围(1-100公里)进行标注,一旦污染信息审核通过,预警信息就会发送到订阅者邮箱,同时省环境执法稽查总队也能收到举报。

2011年至今,已经有16起污染事件因此被曝光处理。

  目前,省内由高校、知名企业成立的民间环保组织发展态势良好。

  另一块比较重要的环保社会力量就是志愿者,目前仅在杭州6000多名环保志愿者、51个高校环保社团,湖州有66只农村环保志愿服务队,全省各市都有数量可观的环保志愿者协会。

  在今天启动的中欧环境治理公众参与项目中,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社区组织等将有机会获取环境信息、参与环境决策。

省环保厅将携手全球环保基金NGO在全省各设区市召开11场关于环境议题的公众论坛,探索建立一套公众参与指数。

农业生产、畜禽养殖业、乡镇企业以及生活垃圾对农村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

要加强农村环保法律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农村环保机构,加强对农村环境的监管;建立多渠道环保融资机制,加大对农村环保投资力度;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不断推广农村环保新技术;加强农民环保教育,提高农民环保意识。

 浙江永嘉珠岸村创建“首个无塑料袋试点村”,全村9个菜市、商铺统一撤下塑料袋,村民们开始拎着菜篮子买菜。

这一活动的发起人是村民陈飞,从今年3月开始,他就挨家挨户宣传,还和菜市、商铺老板及村集体合资订制了3万多只环保纸袋供商家使用。

保护农村环境,不能忽视农民自身力量。

以前只听说城市禁止使用塑料袋,让人欣喜的是,农民带头倡议禁止塑料袋,这是广大农民环保意识的觉醒,其意义远远超出事件本身。

  虽然农村自然环境较城镇好,但同样存在种种污染问题,不少村庄路畔沟渠中堆着垃圾,烈日暴晒后气味难闻。

这一现象的产生,除了企业污染等因素之外,农民生活方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塑料袋就是一例:

不能降解,污染环境,有时让牛吃进腹里,还会致病甚至死亡。

  农村和城市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农村环境保持不好,也必然会影响城市的环境。

那种“先污染,后治理”的做法使我们付出了极大代价,农村环保决不能走城市老路。

因此,增强农民环保意识,使大家都来爱护自己的家园,是一件非常重要而紧迫的事。

难道城里的人的环保意识就比农民的好吗?

不见得,而且你这问题明显带有歧视的性质。

补充:

你的问题应该这样改“如何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呢?

追问:

当然不是歧视,因为现在的农村很少有计划的合理的处理垃圾,很多采取焚烧或者随便扔,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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