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城参考资料暴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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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城参考资料暴动

梅城暴动

1927年12月7日，潜山县城梅城爆发农民武装暴动。

梅城暴动是在安徽省境内贯彻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时间最早，规模较大的一次武装暴动。

1927年夏秋之交，潜山发生特大水灾，潜河圩堤被洪水冲破，禾苗淹没。

12月初的一天晚上，农会会员捉到偷窃潜河大堤修堤木料的商人何太祥，扭送到县商会要求严肃处理，商会只得罚何太祥200块大洋。

县农会要求商会将此款作为水灾后的修堤费用划给农会，商会置之不理。

12月5日，农会代表范笑山到县政府要求判决，在县政府账房拍桌质问，将台灯击倒。

县长储乙燃以“匪劫账房”之罪名将范笑山逮捕入狱。

12月6日，储乙燃假借请余大化（中共潜山特别支部书记）到县政府协商调解农会与商会之间矛盾的名义，将其扣押收监。

王步文得悉范笑山、余大化被捕的消息后，星夜从安庆赶至梅城，当晚在城外翠云庵主持召开中共潜山特支扩大会议，决定于次日攻城劫狱营救余大化、范笑山，杀死贪官污吏。

12月7日上午，数百名农民群众各持刀、枪、扁担、羊叉等武器，在农会主席柳文杰指挥下，向梅城进发，当暴动队伍前锋刚到县政府附近时，县长储乙燃下令县自卫队向暴动队伍开枪射击。

暴动队伍与敌人英勇激战了两个多小时，终因武器弹药缺乏，不得不撤退出城，暴动失败，柳文杰等5人牺牲。

12月8日凌晨，储乙燃下令封闭四面城门，将余大化、、范笑山分别杀害于梅城东、西辕门，制造了潜山县革命斗争史上著名的“一二·八”惨案。

请水寨暴动

1930年2月，潜山县前北乡（今属岳西县响肠镇）爆发了请水寨暴动。

这是鄂豫皖根据地继黄麻、商南、六霍农民暴动之后的第四大农民暴动。

1929年的潜山，旱虫灾害严重，稻米减产，粮食奇缺，贫苦农民无法生存。

一些土豪劣绅囤积粮食，肆意抬高粮价，尤其是响肠区大地主方廷献最为嚣张。

1930年1月3日，中共潜山县委领导的响肠、无愁两支“摸瓜队”，在响肠惜字亭旁，将方廷献击毙，打响武装起义的第一枪。

1月31日至2月2日，数千名农会会员相继隐蔽进入请水寨。

2月4日，王效亭、陈履谦等赶至请水寨，宣布举行武装暴动。

原先处于秘密状态的游击队和一部分农会会员被组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潜山独立师，推选王效亭（化名洪朗光）为师长，陈履谦为党代表、严宽（即凌霄）为参谋长。

独立师下辖3个大队。

其后，独立师又分别更名为潜山工农革命军、红34师、中央独立师2师。

全师有红军战士700余人，长短枪190余支，土枪500余条。

在红军领导下的游击队及赤卫队约2000人。

1930年5月，中共潜山县委在晾袈裟召开会议，决定在天堂镇成立苏维埃政府——潜山县革命委员会，建立了以天堂为中心，面积约1500平方公里，拥有15万人口的红色革命根据地。

7月22日，省政府调国民政府独立15旅罗士奇团、省保安队和潜太宿望桐怀6县联防队计6000余人，分三路围剿天堂苏区。

新生的红色苏维埃政权被扼杀在摇篮中。

五庙八斗起义

1930年2月，请水寨暴动爆发后，共产党员胡绍瑗、程之风、储全章等联系筹划起义，以响应和配合请水寨暴动。

商议以五庙八斗储全章家做为起义指挥部。

3月初，储全章家门口插起了一面红旗。

起义骨干开始四处张贴“打倒土豪劣绅！

”等标语，收缴猎户及地主豪绅家中的枪支弹药。

3月7日利用五庙做大王会（一种佛事活动）人比较多的时机，储全章率领十几个农会会员身背长枪、大刀在五庙集镇上游行示威。

3月8日，农会抄了大地主程玉衡的家，还先后向当地土豪劣绅程景文、王广发、吴庭超、罗章力等“下票”，令其限期交出粮食和罚款。

3月23日，起义骨干20余人携带枪支到储全章家集中，准备于次日上灵山寨（古代山寨）驻扎。

不料，县长崔树龙得悉密报，急令驻水吼岭之第二区队队长肖祯祥率领几十人的队伍，假扮余姓做清明，把枪支放在竹篮中抬着，星夜向五庙八斗进发，于24日拂晓窜至八斗包围了储全章家。

储全章等16人被捕，只有少数人幸免于难。

五庙八斗起义终被扼杀。

3月27日，被捕的16人中除2人，“情节较轻，押候侦查外”外，储全章、储茂高、储茂有、储祥林、储德初、王培银、罗先乐、王长盛、程庆桃、储道胜、王三来、储道政、秦义才、胡同春等14名起义队员被敌人残杀于梅城天宁寨上。

史称“天宁寨惨案”。

梅寨暴动

1930年5月初，共产党员梅竹松受县革委会指派回梅寨（今水吼）组建农会。

中旬，梅竹松在大栗树徐家享堂主持召开有1000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布成立石河乡农会，由梅竹松任乡农会主席，从此拉开梅寨暴动的序幕。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石河乡农会发展会员150余人。

乡农会选择其中100名身体较好的会员组成石河乡农会赤卫队。

1930年7月，潜山县革命委员会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将石河乡农会升格为石河区农会，下辖黄龛、九山、佛太、上新、程冲、吴桥等6个乡农会，区农会领导成员除做少数调整外，大部分以石河乡农会的原职升任，在赤卫队的基础上成立了游击队第一营，有游击队员300余人，梅竹松兼任营长，梅魁北任副营长。

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得梅寨的土豪劣绅们惊恐万状，慌忙携带家财，逃到王家牌楼躲避。

为了打击敌人，抢回粮食，梅竹松、梅魁北于7月17日率游击队第一营300余人，在五庙和雾下赤卫队配合下分三路向王家牌楼进发。

由于敌人事先得到了消息，已在王家牌楼集镇四周的山顶上架起了机枪。

7月18日清晨，攻打王家牌楼的队伍发起总攻时，即遭到敌人密集火力阻击。

游击队伤亡较大，梅魁北等多人不幸牺牲，梅竹松只得率队撤回。

8月初，由于敌人向天堂苏区发动全面进攻，石河区农会未能幸免，梅寨暴动随之结束。

黄柏暴动

1929年，黄柏地区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积极领导黄柏地区人民开展抗租抗税革命斗争。

1930年5月初，潜山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立即派人到黄柏地区，协同当地党组织，建立区、乡政权——农民协会组织。

数日之内，成立了逆水、黄柏、槎水3个区农会、13个乡农会，各农会均组建赤卫队，先后共有560余名农会会员参加了赤卫队。

5月30日，区乡农会和赤卫队1000多人举行集会，宣布武装革命。

农会没收地主豪绅及族姓公堂的稻谷、财产，一部分分给农民，一部分留存农会自用及上交县革委会；同时通过“下票”命令地主豪绅限期交出罚款，否则关押，罪大恶极的则予以镇压。

如逆水区农会罚了10个劣绅的款子，杀死了劣绅仰天文及其狗腿子储复元；槎水区农会将18个地主豪绅捉到区农会关押，处死其中1人。

农会的土地委员负责登记土地，统计人口，调查土地占有情况，只等县革委会一声令下，就开始分田分地。

如逆水区农会就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全区田地丈量登记造册，并在田头地塝插上小红旗，准备将田地连同青苗一起分给农民。

7月下旬，为了扑灭革命烈火，国民政府军独立15旅张营，联合官庄团练，前后冲大练等反动武装分途进攻黄柏区乡农会，农会转入地下斗争，轰轰烈烈的黄柏农民暴动随之结束。

东乡先生闹革命

1929年冬，县委派共产党员徐勋秘密来到求志小学组织武装力量，待机举行暴动。

求志小学党组织随即在当地农民中组织了一支30多人的武装游击队，徐郊任队长。

1930年春，县委又派操球携带3支步枪到岭头帮助策划起义。

同年5月间，岭头地区党员、群众正式举行起义，在岭头街召开近千人的群众大会，宣布建立苏维埃政权——老岭头区农会。

农会到土豪劣绅家中打粮、要款，进行土地登记，为土地改革做好准备，并在群众中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组织赤卫队，维持地方治安。

岭头地处安庆至潜山县城的交通要道上，民国初年的行政区划为潜山县东乡，由求志小学教书先生发起的农民武装暴动，被称为东乡先生闹革命。

东乡先生革命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恐慌，潜山县长崔树龙急忙派兵围剿。

徐勋、操球等率领区农会干部和赤卫队员撤退至长冲驻扎，由于敌人再度进攻，遂又退驻古山寨——白岩寨（今龙潭乡白寨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独立游击大队。

6月间的一个深夜，县政府自卫队包围了独立游击大队驻地，天亮时分，发起突然袭击。

汪旭升、程姚等人在战斗中光荣牺牲、徐郊、徐勋等人受伤，独立游击大队突围至槎水。

几天后，独立2师通知大队全部人员到天堂根据地进行整编，师长王效亭带人亲自到离衙前几里路外的地方迎接，见面就说：

“我是来欢迎东乡闹革命的先生的”。

黄干筑城记

黄干，字直卿，福州闽县人。

父黄禹曾为监察御史，以笃行直道著闻。

黄干受业朱熹，夜不设榻，不解带，少倦则微坐一倚，或至达曙。

朱熹语人曰：

“直卿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

”遂以子妻干。

熹病革以深，将衣及所著书授干，手书与诀曰：

“吾道之託在此，吾无憾矣。

”

时宋金战事频起，嘉定十年（公元一二一七年）四月，黄干知安庆府。

至则金人破光山，而沿边多警。

安庆去光山不远，民情震恐。

黄干奏请朝廷，筑城以备战守，不等批复即着手筑建。

城分十二段，黄干先自筑城一段，计算工费若干。

然后委任官吏、寓公、士人分段主之。

役筑城民兵五千，每人服役九十日。

又按户籍、田产征用人夫二万，每十日更番。

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时，至秋凉减半。

黄干每日五鼓坐堂，濠砦官进入听命，以每日成算授之，役某乡民兵若干，某乡人夫若干，分配给某某负责之段。

或搬运某处土木，应付某段使用。

各段民兵人夫合理调配，并发散几日钱米。

一切安排停当，再治府事。

审理民讼，接待宾客，检阅士卒，会晤僚佐，磋商防务事宜，视察筑城进度。

至晚去书院讲述经史。

筑城所用铁杵，借用钱监未铸之铁，事毕还之。

曾立修城题名碑一块，记载各级建城官吏姓名，计有提领一人，提督四人，监督九人，及负责烧砖、伐木提督、监督和濠砦官等。

城成，逢上元旦，全城张灯结彩，百姓扶老携幼，往来不绝。

有百岁老妪，二子及诸孙相从，去府衙拜谢。

黄干以礼待之，款以酒菜，赠以金帛。

妪曰：

『老妇之来是为一郡生灵致谢，太守之赐非所冀也。

』不受而去。

后二年，金人破黄州、沙窝诸关，淮东淮西皆震，独安庆安堵如故。

继而淋潦余月，洪水浸之城下，而城屹然无虞。

舒人（安庆古属舒州）相谓曰：

『不残于寇，不陷于水，生汝者黄父也。

』

黄干多处为官，勤于政事。

晚年致仕，承朱熹之业，讲学以终。

赠朝奉郎，谥文肃。

有《黄勉斋先生文集》四册八卷行于世。

（黄义士篆刻）

宜城防洪工程建设记

天下之事，利害相生，而避害趋利则为得造化之妙者。

万物有道，循道而行则无往而不利。

然由实利而擢升情境，则又是一难得之绩效。

此为由象入意，今人胜似古人也。

安庆城史有年，自南宋嘉定十年（公元一二一七）始建，迄今已近八百载。

一城系连吴楚，舟歌唱彻皖江。

云天灵佑，有水逶迤流畅；城之依江，犹如人之合群。

江涛浩淼东流，又皖河踞西，众湖襟北，因之三水环城，皖山浮岸，诗书人伦，源远流长。

古来由人而城垒，而依水，而唱和生计。

遂之，水患亦来。

警年循复，民象垂危。

大水漫患，如夜之恶梦，城居尽陷灾魇，市民聆汛惊心。

每逢夏洪，必扶老挈幼，登高望水，祈愿平安。

此为汛城一景。

国事万端，民生为本，大禹铭志青史人寰，治水向为当政者最紧要事。

历届政府兴建堤防，修葺河道，水治甚勤，鲜有懈怠。

人欲困水，官民多有热血壮歌，情境感天动地。

然毕竟时为水患掣肘，不能一举而竟全功。

戊寅年（公元一九九八年）长江巨洪席天而来，安庆汛急。

幸众志成城，搏击汹涌洪峰，得以平安度汛。

是年，中央决策，拨款固修长江防洪体系。

时任政府虑思久远，提出卓显防汛御洪，造就人与自然和谐之城建多元功能。

千秋大业，上下一心，筹谋者深，设计者精，工役者勇；沙石土建，挖掘垒砌，昼夜苦战，堪比移山填海。

诚为展现力之舞，造就心之城。

越五载寒暑，搏诸般险难，工程如期告竣，共完成国债水利建设投资逾亿元。

并自筹资金数千万元，相继建成观江平台、亭榭楼阁、外滩公园等景观。

诸般景胜临水蜿蜒，一脉贯通，彰显水城特色，提升人文品位。

如线串珠，尽显风流。

缓步观江平台之上，穷目千里，水天无尽。

人在景中，神乎其外。

由此更可感城市气韵精魂。

皖江之水浩荡不息，龙山之巅绵亘入云。

长风鸣翼，古塔灵踪，四面山水画境，满目秀润满目诗；流云醉岸，皖城瑞色，八方燕柳芳菲，半江月色半江霞。

风生鸟鸣，烟雨遮覆，亭阁朗朗，楼阙比比。

更有虹桥寄梦江南。

历来文人学士多憾旧之镇皖楼、大观亭诸形胜凋敝衰灭，不复江上风光，今可释怀矣。

古人云：

奇境山水为天地之文采。

诚如斯言！

造化可心，安庆好运。

为纪念此一工程胜事，特勒石以志之，是为记。

（甲乙撰文）

前言

张恨水（1895—1967），现代小说家，著名新闻工作者。

在近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创作了100多部中、长篇小说以及大量的散文、诗词、剧本等作品，总字数在3000万言以上。

这些作品，广泛而真实地反映了当代社会不同阶层的生活面貌，在题材、主题、人物形象和文字形式、创作技巧等方面颇具特色。

其写作的大方向，是日益自觉地为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要求服务。

“九一八”事变后，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爱国意识和民主精神，最后终于完成从趣味主义旧文学向现实主义新文学的转变。

张恨水的作品在国内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在海外文坛也颇有影响。

其作品数量之多，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在中外文学史上尤为罕见，人称“章回小说大家”、“通俗文学大师”。

从1911年试作无名武侠小说起，到1924年止，是张恨水的习作期，基本上是模仿“鸳鸯蝴蝶派”（即礼拜六派），但在手法上，在社会言情和社会讽刺两条路子上，都迈出了比较坚实的步子。

《南国相思谱》、《小说迷魂游地府记》和《皖江潮》，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

从1924年至1930年，是张恨水的成名期。

这期间发表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是轰动南北的三部成名作，作品既受“鸳鸯蝴蝶派”的影响，又不完全被老套子束缚，有一些新的探索、新的建树。

新闻骆驼

从1931年至1938年是张恨水文学思想的转变期。

这一时期发表的《弯弓集》、《太平花》、《东北四连长》、《燕归来》、《小西天》、《现代青年》、《夜深沉》等，是其重要的标志。

他从爱国心和正义感出发，一步步走向社会生活的底层，开始注意反映阶级剥削、压迫的现实，日益摆脱趣味主义而接近现实主义的主潮。

爱国志士

从1939年起，张恨水文学创作进入成熟期。

这一时期发表的《冲锋》、《八十一梦》、《上下古今谈》、《山窗小品》、《茅屋诗存》、《水浒新传》、《牛马走》、《纸醉金迷》、《巴山夜雨》、《五子登科》、《北返杂诗》、《写作生涯回忆》等，是其代表作，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激情，使他达到毕生创作的高峰期。

艺术上的创新也进入到得心应手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