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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效禹
王效禹小传
（抗日战争时期临淄县委书记）
一、不平凡的经历
王效禹（1914.2—1995.3.2），1914年2月生，山东省益都县西北乡段村人（现为青州市高柳镇段村）；曾用名赵尧卿，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3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检查处处长，1954年4月任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1959年5月任山东德州国棉一厂副厂长，1965年6月任山东省青岛市副市长，1995年3月2日在山东省青州市逝世。
系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任中央军委委员。
原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央委员,早年为织布工人，1938年6月任中共益都县七区段村支部书记、七区区委书记。
1938年12月任中共益都县委组织部部长，1939年8月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党校学习，1940年3月任中共渤海区委干部科科长，1940年12月任中共临淄县委书记，1941年12月任清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团政治委员，1943年6月任中共博兴县委书记。
1945年9月任清河军分区十四团政治委员。
1946年8月任中共清河地委章、齐、邹、青中心县委书记兼西线指挥部政治委员和十五团政治委员，1948年2月任中共清河地委副书记，后任书记兼清河军分区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3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检查处处长，1954年4月任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1959年5月任山东德州国棉一厂副厂长，1965年6月任山东省青岛市副市长，1967年5月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兼山东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9年4月至1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9年2月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1995年3月2日在山东省青州市逝世。
系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任中央军委委员。
二、奋起抗日
山东益都县一带，自古民风剽悍。
19世纪20年代末，数千民众参加红枪会，与官军做对。
1938年初，益北特支书记王宗东到段村开展活动，6月发展青年才俊王效禹等人入党。
王效禹入党后，带领家乡100多人参加革命，投身抗日战争。
1940年8月任临淄县委书记，1941年5月兼任临淄独立营政委，1942年任山东军区下属的清河军区第三军分区的团政委，第三军分区也称清中军分区。
1945年春末，王效禹任博兴县委书记。
县委机关驻在陈户。
日本鬼子虽然快完蛋了，但在山东还很猖狂。
5月，鬼子指挥官下川纠集5000多日伪军包围陈户，王效禹指挥机关和部队分头突围。
他这一路约200人向东北方冲去，第一次冲击被优势的日伪军挡了回来。
随后开始第二次突围，反复冲杀，同敌人肉搏三次，王效禹等36人突出重围。
其他各路相继冲出。
此战八路和群众伤亡约500人，100多名群众被抓。
1944年1月，清河军区与冀鲁边合并组建渤海区，辖6个地委和军分区。
王力先后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关锋1944年任渤海区教育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王效禹历任渤海区下属清河地委的中心县委书记兼15团政委，地委副书记、书记兼清河军分区政委等职务。
康生1947年11月到渤海区搞土改，依旧是极左的那套政策，与区党委负责人景晓村等人意见分歧。
王效禹同王力、关锋等人观点一致，支持康生，康生表扬过王效禹。
1954年任山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反右时，其手下关系不错的办公室主任等人被打成右派，他因为不同意而受牵连，成为右倾。
1953年至1959年，王效禹在山东省检察院担任党组副书记、第一副检察长。
《大众日报》曾专门载文表扬王效禹，称他是“艰苦朴素、一尘不染”的干部典型。
王效禹的工作能力和才干，得到好多人的佩服。
那时，王效禹也可以说是敢于坚持真理、敢做敢为的典型。
就像王效禹在任山东革命委员会主任时，给他的心腹干将说得那样，他的“毛病”就是“好捅上”，“胆子特别大”，不畏权贵和强权。
当时山东的主要负责人对他很头疼，但也无可奈何。
他的这种性格在以后表现得也非常明显。
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颁布后，王效禹号召检察干部“认真学习”，要背熟，并自己带头背熟，以示示范。
同时，王效禹还主持抽调地区和县的大批检察干部来省检察院学习组织法。
他对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很重视，搞了“一般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监所劳改监督”，在当时颇有名气。
1959年反右派斗争时，省检察院潘德明、刘新民、米兴运、刘佩侠等在整风运动中因提意见，有些人想把他们划成右派。
正在青岛疗养的王效禹急急忙忙回到济南。
当检察院机关党支部书记姜立新向他汇报反右派斗争情况时，王效禹说：
“我看我们机关没有一个右派分子。
”当党组让他参加反右领导小组时，他公开拒绝说：
“我不参加你们的领导小组。
”还说：
“整风反右是搞思想斗争的，我最怕搞思想斗争，搞了就失眠。
”从此，王效禹拒绝参加反右派斗争。
当他看到《大众日报》上登出了刘新民的名字时，怒火万丈，立即追查：
“刘新民为什么要登报，是谁批准的？
你们这个搞法，以后会被动的！
”刘佩侠1955年到省检察院当办公室主任，在整风反右时是检察院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对那些在鸣放中提意见的人很同情，反右开始后，给潘德明、刘新民、米兴运等出谋划策，通风报信，结果也被揭发为右派。
王效禹对这种做法很不满，就公开说：
“对刘佩侠，你们作为内部问题处理，我就揭发她，作为外部问题，我就不揭发她。
”王效禹对抓住别人的片言只语就无限上纲的做法很反感，在查对材料时，王效禹坚持说；“查对材料不能少数服从多数，你们的证人再多是一个对立面，刘佩侠自己是一个对立面，只要他不承认就不能算数。
”查对材料后，王效禹对所谓的右派言论更清楚了，在检察院全体人员大会上，再也忍不住了，把本子一摔，大发雷霆说：
“今天讲讲刘佩侠的问题。
我不愿讲，党组叫我讲，我不得不讲。
你们揭发了刘佩侠140条，有哪一条是原则问题，有哪一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
我看你们是吃了小米没事干，胡扯皮！
你们没有事，去轧马路不好吗！
”
当右派进入核实定案阶段时，陈雷让王效禹负责查对材料，王效禹借此机会，利用职权，千方百计进行保护。
潘德明1955年肃反时，因与在香港的同学保持书信联系，在肃反时遭到批判，整风开始后就发泄对肃反的不满。
王效禹公开为质辩解说：
“肃反斗了人家，不满是可以理解的。
”坚持潘德明不是右派。
对其他将被划成右派的干部进行了辩解。
之后，在党组会上提出了关于检察院反右的结论性意见：
“”某某是错斗，米兴运有错误言论，潘德明、刘新民都有右派言论，但都不是右派。
”在王效禹的争取下，检察院除刘新民被定为右派外，其他人都得以解脱。
1958年整风补课时，王效禹被加上包庇右派的罪名，给予留党察看二年，撤销省检察院党组副书记、第一副检察长职务，工资级别由十级降为十三级的处分。
他保护的几个人也难逃厄运。
潘德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实行管制；米兴运定为右派分子；刘佩侠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刘新民定为极右派分子，劳动教养。
1959年5月降职到德州国棉一厂任副厂长。
根据中央指示，山东省委决定对一些右派的问题予以甄别，1964年10月王效禹参加省委海阳社教工作团，到大山公社瓦罐窑大队工作组。
海阳工作团长由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众音担任。
当时的省委书记刘秉琳在瓦罐窑组，原省委常委、济南市委第一书记王路宾（1959年被打成右派）也在此，与王效禹同时甄别。
文革中成为王效禹大秘书的王崇训是工作组的笔杆子。
之后，王效禹不断的申诉，1964年对王效禹的处理得到甄别，但还留下一个在反右派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和对抗中央的错误的尾巴。
1965年1月改正了右倾问题，同年6月4日离开海阳到青岛。
三、造反起家
青岛市已于6月1日召开市人大五届五次会议，王效禹到青岛的第二天（5日），在会议上补选为副市长。
10月3日，青岛市委组成崂山县四清工作团，他任副团长。
王效禹出名主要是在1966年初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
青岛市在1966年8月25日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825”事件，国外有的媒体报道了此事。
当时职工和红卫兵出现冲突，职工保青岛市委，红卫兵反青岛市委。
只有青岛市政府副市长王效禹一人公开支持红卫兵，这是王效禹接受了以往反右时的教训，变成了左派人物。
“825”事件发生后，1966年9月7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就“青岛825事件”发出指示，公开支持青岛红卫兵。
毛泽东在指示中直接点明：
那位副市长王效禹的意见是正确的。
从此王效禹成为毛主席钦点的“革命干部”，也成为山东造反派的头头。
10月9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破例通知王效禹列席参加，从此，他初步联系上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
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文革领导小组负责人.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康生的儿子张子石，是青岛市教育局局长。
王效禹造反时紧紧抓住张子石，同康生建立了直接关系。
再加上王效禹以前就认识康生，因此有了政治依靠，王效禹在山东成为响当当的革命造反干部。
四、主政山东
1967年1月19日，康生、王力通过张子石等人向王效禹打招呼，让王效禹在青岛市“抢班夺权”，王效禹于1月22日“夺权”后，得到中央承认。
王力等人又授意王效禹到济南市夺取山东省委的“权”，王带领由22人组成的青岛夺权代表团30日到达济南，在山东夺权成功。
王效禹自从掌了山东大权，自认为有了尚方宝剑，后期他干脆数次调动上万山东枣庄、临沂等地造反组织的武装人员，直接到江苏徐州去武斗夺权，曾一度打跑了支持许世友批准的革委会的组织，占领了徐州。
把个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的鼻子都气歪了。
从此，他同毛泽东的红人许司令结了怨，成为“文革”、“武斗”的幕后策划者！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就不让这些素质不高的造反派当一、二把手了。
1968年11月24日，山东省革委召开第五次全委会，借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之机，王效禹在全省发起“反复旧”运动，鼓动造反派重新夺权。
12月17日，济南“文攻武卫”占领馆驿街派出所，各地陆续开始强占公安部门。
王效禹认为，省革委生产指挥部有问题，12月5日派工宣队进驻，撤销了生产指挥部领导小组。
全省约40%的县市革委会被推翻或改组。
山东省重又陷入混乱之中。
在王效禹“反复旧”运动影响下，一些省市社会秩序出现反复，直接影响生产运输，引起国务院的重视。
在对待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的问题上，王效禹拒绝解放谭启龙，长期拖着不办。
周恩来等人对王效禹极度不满。
这是王效禹倒台的另一条主要原因。
1967年到1968年，这时候毛泽东明白，只有依靠军队才能制约各个无法无天的造反组织，任何人不能再搅乱军队了。
而王效禹却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不仅不听济南军区领导人杨得志和袁升平的，还时常给济南军区出个难题，对军区多名负责人进行批判。
1968年底，王效禹在山东各地继续操纵武斗。
五、最后结局
王效禹倒霉的导火索是在“九大”上，已陷入四面楚歌的王效禹没有一点自知之明，这时候还在那里自我感觉良好。
在“九大”预备会议的小组会上，许世友因为徐州问题质问王效禹。
王效禹不仅不认帐，还当着大家的面顶撞许司令，和老许辩论起来，强词夺理。
本来就一肚子气的许世友立时火冒三丈，他原本就瞧不起这个王效禹，这时当场揪住王效禹的脖领子，指鼻子就骂开了，并要揍他，吓的王效禹立刻闭了嘴，再也不敢吱声。
“九大”一结束，济南军区和济南、青岛的27个人没让返回，就地在北京办学习班，王效禹的政治丧钟敲响了。
1969年5月20日，中央决定，增补军区负责人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等人为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
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26号文件，开始揭发王效禹的问题。
29日，济南军区、山东省革委会召开联席会议，王效禹作了检查，对他进行批判。
他虽然还挂着山东省委的一把手，实际上已经被拿下，靠边站了。
会后，由杨得志、袁升平主持山东的工作。
1971年3月30日，中央正式批准撤销王效禹的职务。
4月14日，他被下放到辽宁盘锦农场监督劳动改造，文革后回到山东，1979年2月被开除党籍，
1985年9月25日，王效禹回到了自己阔别多年的老家卧牛城青州市。
他说，当时自己不太情愿回去。
为什么呢？
他又说，从1938年他带兵参加抗战，当时跟他一道出去当兵的人大多数都牺牲了，自己不忍心看到那些烈士的家属，他觉得自己对不起人家。
“为什么我没有死，偏偏人家死了呢？
”他说。
到青州后，他又请求组织上让他进烈士陵园工作，好照顾和陪伴那些烈士。
当然，他的这个要求也没有能够得到同意。
1995年1月16日上午10时，王效禹住进了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老年病科。
20天前，王效禹感到左侧心前区不适，呈阵发性，每次持续约3分钟左右。
后来不适感越来越明显，并伴有心悸、心慌等症状。
到医院做心电图后，被诊断为“冠心病、不稳定性心绞疼”，收入医院老年病科治疗。
王效禹是第二次到这个科住院了。
第一次是在1990年春天。
那时的王效禹穿一件半新的中山装，说话很随和，很配合医务人员的治疗。
在医务人员闲暇时，他还主动与医务人员聊天，聊到高兴时就放声大笑起来，那爽朗的笑声极富感染力。
那时的老年病科主任姚兰英是山东医科大学65届毕业生，在校读书时正是王效禹担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时候。
当年她曾多次听过王效禹在大会上做报告。
有了这段经历，她在与他聊天时便不免谈起那个年代。
每到这时，王效禹总是不动声色地把话题扯开，不愿意多说什么。
倒是对当时山医学生中几个比较活跃的人，王效禹不但仍旧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而且还能了解他们近几年的行踪，使人不能不佩服他的记忆力和信息之灵通。
第二次住院后，王效禹就象换了一个人一样，情绪显得很烦躁，无论是检查或者是治疗，他都极不愿配合。
因他身体极其虚弱，医生要给他开点营养药，被他断然拒绝。
或许意识到自己大限将临，来日无多吧？
在病情加重的那几天里，他干脆就拒绝服药和打针。
医务人员和亲人们反复劝他，他说来说去总是那几句话：
“反正已经这么大年纪了，没必要再浪费国家的钱财了。
”有一天晚上，为了让他打上针，医生们不得不用车从几里之外把他的妹妹找来劝解，折腾了半夜，仍然未能把针打上。
为了挽救王效禹的生命，院方对他实行了特别护理。
多次召开由医院心内科、消化呼吸内科等专家参加的危重病例讨论。
因为王效禹其时患有心脏、呼吸、泌尿系统等多种老年性疾病，身体已经极度衰弱，再加上本人不配合，在治疗上存在很多困难。
为此，专家们在把他的病情如实告诉其亲属的同时，进一步修定了治疗方案，决心尽一切努力来挽救王效禹的生命。
王效禹虽然在治疗上不配合，但在其它方面倒是很自觉。
他平时睡惯了硬板床，不习惯医院的钢丝床。
医生知道后找来了一张木板，给他铺时，他却又犯上了那股倔劲，坚持先交上钱。
医生不收，他就发脾气，躺在床上使劲摇着手，要人们把床板抬走。
人们拗不过他，只好收下了20元钱。
住院一个月后的一天，王效禹精神突然出奇地好。
他让陪床的小女儿把家里他最喜爱的那盆三色杜鹃花搬来，又把负责他床位的医生谷万军找来，一字一顿地说：
“你和其他大夫们为我操心受累，我很感动，本来是想写几副字给你们做个留念的，看来一时没有这个精力了，就把这盆花送给你们吧！
”一方是执意要送，一方是既不好意思收又不好意思拒绝，那盆花便一直在医生办公室放了好多天。
1995年3月2日，王效禹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3月3日2时40分左右，他突然神志不清，呼吸表浅，心率减慢。
接着出现呼吸、心跳停止，瞳孔散大。
医护人员紧急进行药物抢救、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但均没有奏效。
此时是凌晨2时45分。
三天后，王效禹的遗体在青州市殡仪馆火化。
向遗体告别的有王效禹的亲人、亲属、战友、生前友好及当地政府部门有关领导共３００余人。
随着那一缕轻烟在天空中缓缓飘散，王效禹走完了他八十四年的人生道路。
六、朋友眼中的王效禹
王效禹这个名字，人们似乎并不陌生。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在山东大地上几乎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关于他在那个年代里的事情，历史已经做出了结论，似乎没有在这里追忆的必要了。
从1985年9月25日到1995年逝世，王效禹在他的故乡山东省青州市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10年。
在这期间，笔者曾经与他有过数次接触，得以了解他晚年在青州的一些情况。
第一次见王效禹，是1994年夏天的一个傍晚。
笔者同现在的山东省总工会所属的《职工天地》副总编辛学福先生在六十年代益都县（现已改名为青州市）**局长张文训伯伯的引导下，来到了王效禹的家。
院子大约有二十个平方米，居室是三间座北朝南的平房，每间约十多个平方米。
房子的结构和普通民房一样，中间的一间通往院子，东边的一间是王效禹的书房兼会客室，西边的一间是他和老伴刘崇玉的卧室。
见我们如约而来，王效禹显得很高兴。
他伸出双手和我们握手，他的手很丰厚，并没有干枯的感觉。
与我们握手时他很用力，并使劲摇了摇。
迈进房间，首先映入眼睛的，是墙上那张毛主席接见他和杨得志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毛主席的后面，是面带微笑、高举着小红书的林彪。
已是八十多岁的王效禹，看上去样子比实际年龄似乎要小一些。
灰白的头发，清瘦的面庞，戴一副眼镜，走起路来挺有节奏，一派知识分子的气质和风度。
使我们颇感意外的是，他的精神状态极佳，说起话来很随和、自由、轻松。
在我们的眼里，他已经变成一位慈祥、和蔼的老者，一个地地道道的公民，跟左邻右舍的普通老百姓一样。
刚落座，王效禹的老伴就在隔壁喊了起来，声音很急。
同去的小陈急忙跑过去询问，回来时手里抱上了一个大西瓜：
“看，老太太非让我们吃西瓜不可！
”“她对每一个来作客的都是这样，”王效禹微微笑着说，对老伴的行为显得很是满意和赞赏。
我们很自然地聊起他晚年的家庭和生活情况。
王效禹很满足：
“挺好的，我现在过得挺好，每天都很充实。
”这时，老伴又在隔壁喊人过去拿银瓜。
银瓜是青州特产，她没忘了要客人尝尝。
王效禹又说：
“你看她，躺在床上起不来，就急成这样，来客人总是招这呼那的。
”
话题扯到王效禹的老伴身上。
原来她在1987年1月19日患了半身不遂，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
几年前，老伴发病住院，孩子都不在身边，王效禹便中止了自己的一切活动，跑前跑后地进行照料。
好在医院离居住的地方只有二里多路，一日三餐，王效禹就靠步行来回为老伴送饭。
老伴怕他累出病来，就劝他到街上买点，他笑着说：
“街上的饭不卫生，我回家做饭，既实惠，吃着又放心，还锻炼了身体，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呢！
”一席话，把本来心情很不好的老伴给说笑了。
临床的病友也羡慕地对他老伴说：
“你真是有福气，摊上了这么一个知冷知热的老头子。
”
王效禹本来身体就不太好，他患慢性支气管炎30多年，曾经多次住院治疗。
这次为了照顾住院的老伴，他又打乱了自己的生活规律，加上操心、劳累，患了脑血拴，病倒了。
在益都中心医院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下，两个月后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而老伴却只能躺在床上了。
走进他们的卧室，只见一个靠墙的三抽桌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瓶子，有的上面除了原有的标签外，还有王效禹自己贴上去的使用补充说明，上面的字是王效禹用钢笔写的，一笔一划极认真、工整。
老伴说，我白天靠保姆照应，晚上，老王就成了我的护士。
王效禹有烟酒嗜好，但是量不大。
自从1990年患脑血拴后用得就更少了。
谈起控制吸烟的体会，他说：
“当拿起烟来想抽的时候，想到床上还有一个病人，就放下了。
”这话被他老伴听到后，马上就顶了回来：
“甭说光为我，就是为了你那气管炎，也应当少抽。
”王效禹轻轻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
谈起家庭生活，王效禹说：
“老两口也为点鸡毛蒜皮的事吵几句嘴，但很快就过去了。
”老伴长年卧床，心情忧郁，脾气躁，偶然发点脾气，这时，王效禹总是笑得多，他理解一个病人的心情。
说起王效禹一日三餐后干什么，很有意思，他倒是个兴趣十分广泛的人。
他说，在工作岗位上时，我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打太极拳，赋闲之后，就不算是业余爱好了。
他爱上打太极拳，是从1956年开始的。
几十年来，不论春夏秋冬，严寒酷署，除去老伴住院那段时间之外，一直坚持了30多年。
拳越打瘾越大，不论到哪里，他总是说：
“只要能打拳，我就心满意足了。
”
到青州后，已经是八十多岁高龄的王效禹更是坚持打拳不掇。
夏日的早晨，才四点多钟，他就起了床。
为了不惊醒梦中的妻子，他总是悄悄地下地，轻轻地开门，在自家的小天井里深吸几口新鲜空气，舒展舒展筋骨。
当听到街上有行人动静的时候，就打开大门，步行三里多路，到范公亭公园去打太极拳。
后来，他感到范公亭公园的空气太潮湿，对自己患过关节炎的双腿不利，就改到博物馆门前。
那边是音乐中翩翩起舞的跳舞者，这边他舒展手脚，全神贯注，很快就沉浸到一种意境之中。
刚去打拳时，有许多人好奇地围在旁边看，有的一边看还一边指指划划，唧唧喳喳，后来渐渐的就没有人再围观了。
打完拳，他就到小吃店里买上半斤油条，顺手带回去，作为他和妻子的早饭。
谈起打拳，王效禹还谈了一件事。
原来每当阴天下雨，不能到范公亭和博物馆去，就到住处斜对面的店铺前打拳，后来见店门上挂起了芬兰浴的牌子，他觉得那招牌花哨得实在不成样子，一气之下就不再去了，说是怕玷污了他的鞋.从前，他打的是108式太极拳，上了年纪后，就多打24式了。
他说：
“我身体还算不错，大约与打太极拳有关吧！
青州的一些老熟人听说王效禹要回来却是很高兴。
当又听说他不愿意回来时就急了。
老战友张紫岭一气跑到沾化，非把他拖回来不可。
当时，正赶上去探望王效禹的刘春圃病倒了。
王效禹就提了两个回青州的条件：
一是带上这位病人；二是马上过冬了，希望给床被子。
就这样，他回到了老家。
这次是公开的。
过去，他无论到哪儿都是秘密的，连自己也不知道到哪儿去。
有时还得改姓，有时姓张，有时姓李，有时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了。
在青州这座小城里，人们很快接受了他，认可了他。
中青年人中，一些了解过去那段历史的，心目中曾经有一个王效禹的影子。
现在，当这位老人悠闲地走在街上，经过他们面前的时候，许多人脑海里不由得闪出一丝儿困惑：
“他，就是当年的那个王效禹么？
”
王效禹和他的妻子刘崇玉可谓是一对政治夫妻。
刘崇玉原籍阳谷，在济南长大。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在济南自办稷若小学，并当校长。
济南解放后，刘崇玉先后在济南刘家庄小学和林祥街小学当校长。
1952年“三反”时，因贪污和体罚学生的罪名被撤职。
刘崇玉对此一直心怀不满。
1953年就到山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申诉。
当时王效禹正在纪委当处长，亲自受理了刘崇玉的申诉，给她平了反。
两人由此相识相爱。
后来王效禹就与原来的妻子离了婚，和刘崇玉结婚。
省检察院成为王效禹的大本营
二、三夺权后，王效禹对省检察院格外重视，企图从这里揭开他“受迫害”的盖子。
但当时检察院的造反派组织革命造反总部并不买王效禹的账，1967年3月，王效禹写信给仇永奎说，检察院真正的革命派还没有起来，叫他起来造反。
与此同时，在全省批判所谓旧省委、省人委内走资派大会上，王效禹让王路宾就检察院过去处理王效禹的问题找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华谈话，王路宾对王华说：
“效禹同志对你和检察院都很关心，上次效禹同志在珍珠泉作报告，机关里没让你参加，效禹同志很恼火。
效禹同志让我在这次会议报到时注意一下，如果再不让你参加，我们就直接点名通知。
效禹同志叫你协助它搞好工作。
”王华对王效禹的用意心领神会，但由于中央还没有文件处理当时的整风补课问题，对此也不好表态，就说：
“省检察院的问题，应由有关组织去解决，他应回避。
”王路宾认为说的有道理，就接着说：
“万一被牵连，宁肯把我拖进去，也不能让效禹同志受牵连……”王路宾将与王华的谈话汇报后，王效禹又叫王路宾转告王华说：
“效禹同志同意你的意见，也就不再给你回信了。
”同时，王效禹又亲自打电话向王华表示感谢。
在王效禹的策划下，省检察院出现了“王效禹受迫害”“这次要彻底平反”的大字报。
1967年6月14日，王华在检察院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对检察院造反派提出批评。
他说：
“我对革命造反总部的大方向持保留态度，你们把如何迫害王效禹、刘佩侠、仇永奎等同志的情况公布于众，我更拥护……。
这对拥护王效禹同志这个新的领导核心有好处，对于支持王效禹同志和王效禹同志为核心的省革命委员会，粉碎反革命逆流有好处。
”他对参加大会的人员说：
“过去迫害王效禹的责任不在你们身上”，公开号召“受蒙蔽的群众应该起来大杀回马枪，在新的斗争中建新功、立新劳。
”之后，检察院拥护王效禹的人，特别是以前被错误处理的人，如张坚、米兴运、刘新民、仇永奎等开始反击革命造反总部，他们首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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