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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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综述
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
（转）
安史之乱的发动者安禄山、史思明起家的营州一带，在开元时就已成为粟特人的新家园。
经过安禄山的经营，河北地区成为粟特商胡的向往之地，加上突厥部落内的胡人南下，在天宝末年以前，河北已成为胡化之区。
安史乱后，一方面，唐朝出现排斥胡人的情绪，许多粟特人蒙受打击，纷纷向河北三镇转移，寻求新的生存之地。
大量粟特胡人迁居河北，加重了河北的胡化倾向，也增加了河北藩镇的力量。
最后，加入到晚唐强劲的北方民族沙陀部的粟特人，又成为五代王朝的中坚，甚至像石敬瑭那样当上了皇帝。
另一方面，安史之乱虽然造成唐人对“胡化”的反感，但并没有影响粟特人在长安的继续存在，他们用改换姓氏、郡望等方法来转胡为汉，如武威安氏改姓李氏，康姓附会出自会稽，何氏自称望在庐江，而且同属伊朗系胡人的波斯人则在长安继续存在，仍然声称自己是“西国波斯人也”，并保持他们原有的宗教信仰，使唐朝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精神一直保持到晚唐[1]。
在本文中，笔者试就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问题，略做申论。
一、安史之乱后唐朝境内对胡化的排斥
安史之乱爆发之前的唐朝，是一个开放的多种民族共存的大国。
不论在安史叛军当中，还是在平定安史叛军的唐朝军队当中，都有大量的外族民众，包括西域胡人。
因此，我们把安史之乱定性为争夺统治权利的斗争，而不把它看作是一场不同民族间的民族斗争。
然而，安史之乱的领导者安禄山父子和史思明父子，在唐朝人眼中是地道的“杂种胡”，即昭武九姓出身的粟特人，他们发动了这场叛乱，给唐朝社会造成了巨大创伤。
因此，在安史之乱的平定过程中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唐朝境内出现了对胡人的攻击和对“胡化”的排斥。
这首先表现在唐朝对安禄山的痛恨上。
《旧唐书》卷一○《肃宗本纪》记：
至德二载（757）十一月，肃宗进入刚刚收复的长安后，“宫省门带‘安’字者改之。
”[2]《唐会要》卷八六《城郭》记载略详：
“至德二（三）载正月二十七日，改丹凤门为明凤门，安化门为达礼门，安上门为先天门，及坊名有‘安’者悉改之，寻并却如故。
”[3]《资治通鉴》卷二二○至德二载年末记：
“更安西曰镇西。
”[4]出于对安禄山的憎恶而把一些地名、坊名和门名中的“安”字改掉，显然是一时的情绪冲动，因为“安”字本身是个具有褒义的字，在人们习惯使用的地名、坊名、门名中大量存在，多不胜改，因此，《唐会要》说很快就又改了回去[5]。
但是，我们从这个事情上不难看出，唐朝极力希望抹掉所有安禄山的痕迹。
其次表现在对胡人的排斥甚至杀戮上。
傅乐成先生在《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一文中，举安史乱后唐朝对异族立功将领李光弼、仆固怀恩、李怀光三人的猜忌为例，来说明夷夏之防的转变[6]。
其中的仆固怀恩，原为铁勒仆骨部人，贞观时就归降唐朝，祖父以来三代任金微都督府都督。
仆固怀恩后效力于朔方军，自安禄山叛乱以来，“所在力战，一门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绝域，说谕回纥，再收两京，平定河南、北，功无与比”[7]，却被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和宦官骆奉仙构陷，而朝廷不辨曲直，代宗听信中使片面之辞，袒护辛云京，最后逼得仆固怀恩走上反叛道路[8]。
从整个事件来看，仆固怀恩之叛，完全是唐朝君臣对于胡人将领的猜忌心理造成的。
这种对胡人厌忌心理的极端做法，就是对胡人的杀戮。
自代宗时，“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
德宗即位，建中元年（780）命回纥使者董突尽率在京师的回纥及粟特胡归国。
这些人到振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后，数月不归，厚求资给，并暴践庄稼。
同年回纥顿莫贺可汗新立，在漠北杀九姓胡二千多人，居于振武的九姓胡密献策于唐振武留后张光晟，请杀回纥。
而张光盛却喜其党自离，勒兵掩袭，将回纥及九姓胡一并杀戮，并聚为京观。
董突为回纥新可汗的叔父，回纥遣使请专杀者复仇，但德宗只是贬张光晟为睦王傅，寻改太仆卿[9]。
张光晟在动手之前，曾上奏朝廷，称：
“回纥本种非多，所辅以强者，群胡也……请杀之。
”[10]朝廷虽未准其奏，但从事后的处理来看，显然对杀胡事件予以默许和庇护。
由此可见，唐朝军将对九姓胡的憎恨较回纥为重，而朝廷对诛杀胡人的做法不予追究，这不能不说是安史之乱后唐朝君臣对胡人的厌恶，特别是对于与安禄山、史思明同种的粟特人，恨不得杀之而后快。
这种由于对安、史以及胡人的厌恶感，逐渐形成了一种对唐朝前期胡化现象的否定，并且把这种胡化看成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
唐人姚汝能著《安禄山事迹》卷下称：
“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衩衣之制度，衿袖窄小。
识者窃怪之，知其（戎）〔兆〕矣。
”[11]这是把天宝初年长安盛行穿胡服的风气，看作是安史之乱的征兆。
五代后晋刘昫等著《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也说：
“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
”[12]这段话应当也是来自唐人的说法，这里已经把胡曲、胡食、胡服都当作安史之乱的远兆。
这种胡化导致安史之乱的说法，由于中唐著名诗人白居易（772-846）和元稹（779-831）赋之于诗，而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
白居易《胡旋女》相关诗句云：
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
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
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
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
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13]。
白居易把天宝末年将要发生的社会巨变，和玄宗爱妃杨玉环与发动叛乱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的胡旋舞技联系起来。
《安禄山事迹》及两唐书《安禄山传》也都特别描述安禄山跳胡旋舞“其疾如风”[14]。
元稹《胡旋女》也云：
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
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
胡旋之义世末知，胡旋之容我能传。
……[15]
也是把胡人所献胡女所舞的胡旋，和妖胡安禄山的叛乱联系起来。
元稹《立部伎》诗夹注也云：
“太常丞宋沇传汉中王旧说云：
玄宗虽雅好度曲，然而未尝使蕃汉杂奏。
天宝十三载（754），始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识者异之。
明年禄山叛。
”[16]更是把胡曲和安禄山之反叛直接说成是因果关系。
这种社会思潮实际上和当时的古文运动以及韩愈等人的反佛行动是一脉相承的。
陈寅恪先生在讨论元稹、白居易《新乐府》时说：
“盖古文运动之初起，由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之倡导与梁肃之发扬。
此诸公者，皆身经天宝之乱离，而流寓于南土，其发思古之情，怀拨乱之言，乃安史变叛刺激之反映也。
唐代当时之人既视安史之变叛，为戎狄之乱华，不仅同于地方藩镇之抗拒中央政府，宜乎尊王必先攘夷之理论，成为古文运动之一要点矣。
昌黎于此认识最确，故主张一贯。
其他古文运动之健者，若元、白二公，则于不自觉之中，见解直接受此潮流之震荡，而具有潜伏意识，遂藏于心者发于言耳。
”[17]可谓至确之论。
然而，中唐文人的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事实。
唐朝前期长安流行的胡服，固然可能与大量粟特胡人的涌入有关[18]。
但是，开元、天宝年间长安的胡化与河北安禄山控制区域的胡化并非一回事，后者与安史之乱的爆发是有一些关联，但前者却未必[19]。
可是，安史乱后唐朝的这种看法流播繁衍，必然对留居唐朝的胡人，特别是九姓粟特胡人产生强烈影响，这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问题。
二、留居中原的粟特胡人如何应对
在唐朝朝野上下排斥胡化的思潮下，留居中原的胡人，特别是与安禄山同种的粟特胡人，必然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之下。
面对这样的形势，想要在中原继续生存的粟特胡人，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呢？
武威安氏，即帮助唐朝消灭凉州李轨势力的安兴贵、安修仁一家，可以说是一直跟从唐室的粟特安国后裔。
安兴贵子安元寿由李世民秦王府右库真起家，参与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政权，以后在唐朝与东西突厥的斗争中屡立战功，并一直在长安、洛阳任诸卫将军，永淳二年（683）卒于洛阳，特令陪葬唐太宗昭陵[20]。
安元寿孙安忠敬历任右威卫翊府右郎将兼新泉军使、赤水军副使兼赤水新泉两军监牧使、会州刺史、松州都督、河西节度副大使、临洮军使、鄯州都督，三十年间，为唐朝抗击突厥、吐蕃而转战西北边疆，以开元十四年（726）终于鄯州，归葬凉州之祖茔[21]。
这一家族虽然早已落籍凉州武威，但其显然是来自粟特的安国，目前最早提到其家族来源的史料即《安元寿墓志》，其中铭词说安氏是“妫水导源，凉土开国”。
妫水即粟特地区的阿姆河，此句表明安氏来自阿姆河旁的安国（布哈拉）。
《元和姓纂》卷四“安姓”条记：
“姑臧凉州。
出自安国，汉代遣子朝，因居凉土。
后魏安难陀至孙盘婆罗，代居凉州，为萨宝。
”[22]即明确说凉州安姓出自安国，而且从北魏以来，一直任凉州萨宝。
萨宝正是从队商首领发展而来的胡人聚落首领的名称，也表明了这一家族的粟特来历。
但随着这个家族在中原长期生活下来，他们的后人也就慢慢把自己的祖系与黄帝或者汉代来华的著名僧人安世高联系起来。
张说所撰《安忠敬碑》说到其家族来源时，云：
“轩辕帝孙，降居弱水，安息王子，以国为姓。
”《新唐书》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更说：
“武威李氏，本安氏，出自姬姓。
黄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自号安息国。
后汉末，遣子世高入朝，因居洛阳。
”其实，这显然是安氏因为久居中国而特别要和中国攀上关系，为与汉人祖先“通谱”而伪造出来的，这是武威安氏逐渐汉化的表现[23]。
安史之乱爆发后，安忠敬子安重璋在李光弼麾下抗击叛军，乾元二年（759）在据守河阳之役中立功，迁泽州刺史。
代宗即位，升任泽潞节度使、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加领陈、郑二州，迁兵部尚书。
《旧唐书》卷一三二《李抱玉传》记：
此时抱玉（即安重璋）“上言：
‘臣贯属凉州，本姓安氏，以禄山构祸，耻与?
?
属京兆府长安县。
’许之，因是举宗并赐国姓。
”虽然在安禄山叛乱后，武威安氏家族成员并没有因为与之同姓而受到唐朝的排斥或猜忌，而且得到太尉李光弼的信任。
但安氏家族成员却乘立功之机请求改姓，并被肃宗赐予与皇家相同的李姓[24]。
值得注意的是，安氏改姓的年份，即是肃宗更换长安宫省门带“安”字的同一年，虽然史料记载改姓在前（五月），改宫省门名在后（十一月），不过我们从两件事的相同点不难推测，正是当时朝野对安禄山的“安”的厌恶情绪，才促使已经在唐朝赫赫有名的武威安氏改姓为李。
到乾元二年，安重璋又借立功之机，要求徙籍京兆，从此脱离凉州，成为地道的长安人了[25]。
武威安氏是唐初以来的大姓，这一家族的改姓李氏和徙籍京兆，在胡人中应当具有表率的作用，虽然其他阶层的胡人不能像李抱玉那样彻底改变安家的标志，从而成为地道的长安人，但这种做法无疑会被其他胡人所模仿，因此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同出武威的安暐提供了改姓的另一个很好的例证。
李休甫撰《李国珍墓志》相关文字如下：
“公将门令族，本姓安氏。
讳暐，字暐，武威郡人也。
天宝中，以忠勇见进，武艺知名。
及燕虏犯阙，二圣蒙尘，公奉肃宗，以爪牙从事。
由是磬其肝胆，稍沐洪恩。
特赐嘉名，改氏皇姓。
出生入死，实为士卒之先；执锐被坚，颇历日月之久。
其改讳曰国珍，则有以见宠渥器重之义矣。
以兴元元年（784）九月四日，薨于长安县光德里。
其年十一月十二日，葬于万年县长安乡而备礼焉。
”[26]这里只说安暐为武威安氏，但不难推知他是迁来河西的粟特安国后裔。
虽然说他出自将门令族，但没有举出任何光荣的祖先，因此与安重璋不是同一家族。
但他也在安禄山叛乱以后，由肃宗赐姓李氏，名国珍，而且从他葬于长安万年县长安乡来看，也已经是京兆人了。
安暐改姓的时间墓志没有明确记载，一种可能是与安重璋一样在至德二年的环境下而请求改姓；但从安暐的地位来看，他更可能是在安重璋请求改姓李氏以后，以同为武威安氏的身份，得到肃宗赐姓的荣耀。
《新唐书》卷一五六《李元谅传》云：
“李元谅，安息人，本安氏，少为宦官骆奉先养息，冒姓骆，名元光。
”贞元五年（789）立于华州的《李元谅颂》碑称：
“公本名元光，姓骆氏，武威姑臧人。
盖黄轩帝孙，降居安息，高阳王□，留宅姑臧。
而弱岁羁孤，感于知己，□□□之族，从骆统之宗党，镇潼关□五年矣。
”[27]这大概是《新传》所本。
新出土的《李元谅墓志》相关文字云：
“公本安姓，讳元光，其先安息王之胄也。
家于凉州，代为著姓。
”文中没有提冒姓骆之事，大概有所回避。
但提到在助唐平定建中时朱泚和李怀光之乱后，被德宗“赐姓李氏，同属籍也；改名元谅，昭诚节也。
”[28]在唐朝，粟特安姓往往说自己是安息王子安世高的后人，所以这里的安息人云云，未必可信。
“安元光”一名确有着地道的粟特祆教徒姓名的色彩。
他冒姓骆的时间不明，但骆奉先就是上一节提到过的逼反仆固怀恩的骆奉仙，在代宗、德宗时“权势炽然”[29]，安元光大概是代宗时为其所养，但在骆奉先这样一个嫉恨胡人将领的宦官那里，安元光大概只能用改变姓氏的方法来躲避灾难。
他的墓志里只字不提这段经历，恐怕是有原因的。
而他通过自己的奋斗，最后被德宗赐予国姓，而且还归入皇族属籍，可谓荣幸之至。
安元光之赐姓李，也可能是因为他同是凉州的安氏粟特人。
另外，《曹惠琳墓志》（779年撰）云：
“本望敦煌康氏也。
未龆龀，舅氏赠绵州刺史元裕见而奇之，毓为后嗣，礼均天属，遂称曹氏焉。
”[30]据天宝八载立《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安禄山很可能出身于瓜州常乐康氏[31]，敦煌康氏很容易让人和安禄山联系起来。
曹惠琳被舅舅曹元裕过继过去，则完全抹掉了胡人的痕迹，因为在墓志中，没有说这个曹氏是中亚的曹国出身，还是中国的大姓，那么也就可以被视同华夏了。
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或许也是当时粟特人采用的一种改姓方法。
能够被皇帝赐姓的粟特胡人毕竟是少数，因此，像武威安氏那样改变籍贯，倒是一个不必非要皇家批准的做法，因此我们看到，安史之乱以后，粟特人墓志中所书的出身和籍贯有了明显的变化。
在安史之乱以前，粟特人是不讳言出身的，有些直接说是某国人，有些已经在中国入籍，但也在墓志中表示自己的本源。
现将我们收集到的材料按墓主葬年顺序列出，并略加解说：
《史射勿墓志》（610年）：
“平凉平高县人，其先出自西国。
”[32]显然是从西方（中亚）粟特史国迁徙而落籍平凉（今固原）的。
其子史诃耽[33]、史道洛[34]、孙史铁棒[35]的墓志也都出土，不俱引。
《康婆墓志》（647年）：
“博陵人也，本康国王之裔也。
高祖罗，以魏孝文世，举国内附，朝于洛阳，因而家焉，故为洛阳人也。
”[36]北魏孝文帝时来自粟特康国，后为洛阳人，又再迁博陵。
从其葬在洛阳看，其祖籍仍在洛阳。
《康阿达墓志》（贞观年间）：
“西域康国人也。
祖拔达，凉州萨保。
父莫量，同葬安乐里。
”[37]此志出土于武威，康莫量父子同葬于此，而尚未称作凉州人，则是从西域康国迁来不久。
《安延墓志》（653年）：
“河西武威人也。
灵源濬沼，浪发昆峰；茂林森蔚，华敷积石。
跃银鞍而得俊，飞白羽而称雄。
故得冠冕酋豪，因家洛俟。
”[38]这里用“昆峰”指其来自西方，可指安延一家出自安国，经武威而落籍洛阳。
《何盛墓志》（653年）：
“洛阳人也，其先出自大夏之后。
”[39]大夏是古代巴克特里亚，后为月氏建立的贵霜王朝取代，唐朝则称其地为吐火罗，与粟特地区毗邻。
因为入华粟特人冒称是从中国河西走廊迁走的月氏人的后裔，所以用“大夏”来暗指月氏，下引六胡州粟特人《何府君墓志》即称“大夏月氏人也”，可以为证。
何盛实为粟特何国后裔，但已著籍为洛阳人。
《安万通墓志》（654年）：
“雍州长安人也。
先祖本生西域安息国。
大魏初王，君高祖但奉使入朝，帝恭其□□□□□□□三品，位至摩诃萨宝。
”[40]萨宝一般是粟特商队首领的称号[41]，因此，这里的“安息国”可能也是安氏攀附安世高的结果，安万通应当是西域安国出身，后著籍为长安人。
《安静墓志》（658年）：
“河南洛阳人也。
昔夏后承天，派隆基于朔北；魏皇统历，胤华胄于周南。
祖嶷，齐河阳镇将。
父远，隋文林郎。
”[42]安静一家大概较早地进入中原，著籍洛阳，因此只是用很笼统的“朔北”来表示遥远的出身。
《史索岩墓志》（659年）：
“建康飞桥人也，其先从宦，因家原州。
”[43]没有直接提到其粟特出身。
但从其夫人为安国出身的安娘和其侄《史道德墓志》（见下）的文字看，应当如罗丰先生所论证的那样，史索岩是中亚史国人后裔[44]。
《安度墓志》（659年）：
“长沙人也。
以显庆四年岁次己未闰十月甲戌朔寝疾，卒于敦厚之第，春秋七十有八。
即以其年十一月癸卯朔七日己酉，葬于洛阳城北邙山之阳礼也。
既而神香遥远，空传西域之名。
”[45]安度虽然汉化较深，祖籍洛阳，而今为长沙人了，但其墓志仍然在他去世后的文辞里，用“空传西域之名”来表示他的安国出身[46]。
《安师墓志》（663年）：
“原夫玉关之右，金城之外，逾狼望而北走，越龙堆而西指，随水引弓之人，著土脾刀之域，俱立君长，并建王侯，控赏罚之权，执杀生之柄。
天孙出降，侍子入朝，日殚隆于汉辰，由余重于秦代，求之往古，备在缣缃。
君讳师，字文则，河南洛阳人也。
十六代祖西华国君，东汉永平中，遣子仰入侍，求为属国，乃以仰为并州刺史，因家洛阳焉。
”[47]文词虽然繁复，而且颇有穿凿附会之处，但明确表明安师祖上很早就来到中国。
从这里也可以得知，所谓“玉关之右”、“金城之外”之类的词句，往往就是表示他们的西国出身。
《史索岩夫人安娘墓志》（664年）：
“岐州岐阳人，安息王之苗裔也。
夫弈弈仙基，分轩台而吐胄；悠悠别派，掩妫水而疏疆。
徙层构于天街，族高西域；系芳蕤于地绪，道映中区。
”[48]这位已是岐州岐阳人的安娘，仍然要特别表示自己“祖高西域”。
《康达墓志》（669年）[49]：
前人已经指出，这篇墓志除了名字之外，文字几乎全同于《安师墓志》[50]，表明两人祖上经历大致相似，于是墓志作者就借用了以前撰写过的文字。
《康敬本墓志》（670年）：
“康居人也。
元封内迁家张掖郡。
酋率望重，播美河西。
”[51]康居为汉代西域古国，唐时往往代指粟特康国，“高宗永徽时，以其地为康居都督府”[52]。
所以康敬本是从康国迁到河西的，所谓元封时（公元前110-105年）迁家张掖的说法，显系伪托。
《康武通墓志》（672年）：
“太原祁人也。
远派洪流，导长澜于汉浦；崇基峻阯，擢远条于邓林。
”铭词曰：
“蒲昌贵族，酒泉华裔。
”[53]蒲昌海（今罗布泊）曾经有一个大的粟特聚落[54]，康武通家族可能来源于蒲昌的粟特移民[55]，经酒泉而著籍太原。
按“邓林”是中国古代神话中夸父逐日所到的遥远地方，则这里借用这个典故表示其来源于更远的西方。
《康元敬墓志》（673年）：
“相州安阳人也。
原夫吹律命氏，其先肇自康居毕万之后，因从孝文，遂居于邺。
祖乐，魏骠骑大将军，又迁徐州诸军事；父仵相，齐九州摩诃大萨宝，寻改授龙骧将军。
”[56]康元敬应是北魏时入华，后为邺城人的粟特康国后裔。
从以上的例证可以看出，入华粟特人或则直接说自己是某国人，或者用古国名或典故表示，还有用“昆山”、“蒲海”、“玉关之右”、“朔北”等词汇来表示其远源在西方。
在安史之乱以前，粟特人的墓志基本都是这样撰写。
限于篇幅，以下只举相关文字，除特别情况外，不做具体论证。
《史氏墓志》（674年）：
“邺人。
”铭词曰：
“岩岩远岫，浩浩长源，昆山玉颖，汉水珠泉。
”[57]
《何氏墓志》（674年）：
“太原人也，远祖因宦，今家洛阳焉。
”铭词曰：
“昆山引闰，汉水源长。
”[58]
《史道德墓志》（678年）：
“其先建康飞桥人?
?
）斗分墟，抗垂天之大昂。
远祖因宦来徙平高，其后子孙家焉，故今为县人也。
”[59]
《康续墓志》（679年）：
“河南人也。
昔西周启祚，康王承累圣之基；东晋失图，康国跨全凉之地。
控弦飞镝，屯万骑于金城；月满尘惊，辟千营于沙塞。
举葱岩而入款，宠驾侯王；受茅土而开封，业传枝胤。
”[60]
《安神俨墓志》（680年）：
“河南新安人也。
原夫吹律命系，肇迹姑臧，因土分枝，建旟强魏。
”[61]
《何摩诃墓志》（680年）：
“其先东海郯人也，因官遂居姑臧太平之乡。
”[62]从他的名字来看，恐怕何摩诃是先居凉州姑臧，后冒东海郯人的。
《康杴墓志》（681年）：
“河南巩县人也，原夫吹律命系，肇迹东周，因土分枝，建旟西魏。
”[63]文字几乎与《安神俨墓志》全同。
《康留买墓志》（682年）：
“本即西州之茂族，后因锡命，遂为河南人焉。
”[64]“西州”即西方、西土的意思。
《康磨伽墓志》（682年）：
“其先发源于西海，因官从邑，遂家于周之河南。
”[65]
《安元寿墓志》（684年）：
“凉州姑臧人也。
”铭词曰：
“妫水导源，凉土开国。
”[66]
《康宜德墓志》（692年）：
“西域康居人也。
”[67]
《安怀及夫人史氏墓志》（693年）：
“河西张掖人也。
祖隋朝因宦洛阳，遂即家焉。
夫人史氏，陇西城纪人也。
”[68]两人之籍贯都直接看不出是粟特人，但两人都是粟特姓氏，且史氏祖父名“盘陀”，是典型的粟特语Vandak（仆人）的音译[69]。
则不难推知也是经河西到洛阳或陇右的粟特人。
《康氏墓志》（697年）：
“夫人康国人首领之女也，以本国为氏。
夫子即安国之首领。
”[70]
《何府君墓志》（700年）：
“大夏月氏人也。
以久视元年九月七日，终于鲁州如鲁县□□里私第。
”[71]鲁州为唐朝设立的六胡州之一，专门安置从突厥而降的粟特胡人。
《史善法墓志》（703年）：
“济北郡人也。
夫人康氏。
”铭词曰：
“猗欤哲人，幼彰令问，托性夷远，忘怀喜愠。
”[72]
《康郎墓志》（703年）：
“魏州贵乡人也。
或葱岭尘惊，唯欣逐鸟；蒲山雾起，情切鹰鸇。
”[73]
《安令节墓志》（705年）：
“先武威姑臧人，出自安息国，王子入侍于汉，因而家焉。
历后魏、周、隋，仕于京洛，故今为豳州宜禄人也。
”[74]
《康哲墓志》（705年）：
“其敦煌郡人也。
昔因仕邺，今卜居焉。
”[75]
《安菩墓志》（709年）：
“其先安国大首领，破匈奴衙帐，百姓归中国。
”[76]
《安思节墓志》（716年）：
“其先长沙人也。
家世西土，后业东周，今为河南人也。
”[77]
以上不厌其烦地把安史之乱以前粟特人墓志中的相关材料列举出来，目的是说明粟特人并不有意回避自己的胡人出身，有的甚至引以为荣。
同时，这些文字也可以作为我们考察安史之乱以后粟特人墓志的对照材料。
我们也应当指出，在安史之乱以前，也有一些我们认为是粟特人的墓志没有特别声明自己的胡人来历，这一般都是汉化较深的胡人，有的则是因为墓志较短，或有缺文，而不得其详。
如《康氏故夫人史氏墓志》（661年），只说是“洛州洛阳人也”[78]；《康君夫人曹氏墓志》（677年）作“沛郡谯人”[79]；可能与他们女性的身份有关。
《康智墓志》（694年）称：
“本炎帝之苗裔，后有康叔，即其先也。
自后枝分叶散，以字因生，厥有斯宗，即公之谓矣。
”[80]从康智五代祖以来的名字来看，这一家族早已汉化，因此从其来源的记录上看不出粟特人的痕迹。
但他的夫人姓支，应是汉化的小月氏后裔。
按照胡人较多内部通婚的惯例，仍应当把康智看作康国后裔。
此外，如康威称作“卫人”[81]，安孝臣称“太原郡人”[82]，康庭兰不著籍贯，应是洛阳人[83]，这几位没有标明为粟特出身的粟特人，应当是汉化的结果，如康庭兰“雅重文艺”，“耽思禅宗”，已彻底汉化。
汉化在安史之乱以前就已经在入华粟特人中潜移默化地发展着，但我们在墓志中看到的现象是，大多数粟特人对于自身的来历并不讳言，也不愿割舍，彻底不提源自西方的反倒是少数。
但安史之乱后，生活在中原的大多数粟特人的墓志有个明显的变化，即讳言出身，他们力图用改变自己的出身和郡望的做法，来与胡人划清界限。
下面把有关墓志相关文字列出，并分类加以分析。
《康府君夫人康氏墓志》（760年）：
“会稽人也。
春秋五十有七，以乾元三年二月廿二日，葬于长安县城西龙首原，礼也。
”[84]
《康氏墓志》称：
“会稽人。
”[85]
《安文光夫人康氏墓志》（782年）：
“其先会稽人也。
御史大夫、深赵等州团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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