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的区别.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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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的区别
浅析《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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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本纪”的基本叙述方法是，以帝王事迹编年，以一代兴废的历史为叙述点，在此基础上揭示社会运动和变化的规律。
按此做法，十二本纪中明显不合体例的有《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等两篇。
《秦本纪》叙述了秦人发展壮大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再到秦二世亡国的历史，这一体例与《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的叙事方式完全一致，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既然《秦本纪》已包含了秦始皇活动的事迹，为什么还要单列《秦始皇本纪》，更为详细地叙述秦始皇的事迹呢?
这样做显然有悖于“本纪”撰写原则，进而言之，《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两篇应加以合并才对。
笔者认为，司马迁对这一不合体例要求的做法是十分清楚的，并且是有意为之的。
《史记》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体构成。
司马迁叙述五体书写的范围时指出:
“罔（网）罗天下放失（佚）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
既科条之矣。
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
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
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
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
”五体既有不同的分工，又有相互间的联系。
具体地讲，一是“本纪”编年，与“表”相辅相成，以时间为线索，叙述历史进程中的大事;二是《史记》以“本纪”、“表”为经，以“世家”、“列传”为纬，在经纬交错中互相发明人物的事迹和活动;三是“书”从专门史的角度记叙了文明进程中的成果，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丰富了其他四体的思想和文化内涵。
既然如此，司马迁为何一反记叙夏商周三代的体例，将叙述秦王朝的历史分列为《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
司马迁为何要违背自己确定的撰写原则，用两篇本纪来分别描述秦王朝的历史?
这里面隐含了什么样的文史思想?
鉴于前人对这一问题多有忽略，本文打算作一些必要的探讨，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如前所述，本纪和世家分属不同的叙述系统。
前者叙述帝王政迹，以时间上的延展叙述改朝换代的历史;后者记载诸侯及贵族的事迹，按照本纪交待代时间，建立诸侯或贵族与帝王之间的叙述关系。
因此，《秦本纪》书写的对象是诸侯，将其列入本纪，有明显的不妥之处。
对于《秦本纪》具有世家叙述结构的倾向，司马迁是有充分的认识的。
如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交代《秦本纪》的书写对象时说:
“维秦之先，伯翳佐禹。
穆公思义，悼豪之旅。
以人为殉，诗歌《黄鸟》。
昭襄业帝。
作《秦本纪》第五。
”在《史记·秦本经》中又说:
“秦之先为嬴姓。
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脩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
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
”这两段文字，前者叙述了秦人兴起的经过以及昭公、襄公励精图治奠定秦建立帝王大业的情况;后者叙述了秦接受周天子的分封成为诸侯的情况。
这里无论是“昭襄业帝”，还是接受周天子的“分封”，都是讲述秦作为诸侯国的历史。
换言之，尽管秦昭公、秦襄公为开创秦国的帝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的活动只能属于世家的范围。
关于《秦本纪》应纳入世家，还可以从时间的角度加以探讨。
司马迁以本纪书写帝王及帝王政迹时，建立了以时间叙述为主线的坐标，借助于这一坐标，世家、列传叙述的时间均在共时的横截面上丰富着本纪编年的时间。
《史记》追溯中华民族的历史时从传说中的五帝及夏商周开始，其中，撰写三代的篇目有《夏本纪》、《殷本纪》和《周本纪》。
在叙述时间上，《周本纪》上承《殷本纪》，《殷本纪》上承《夏本纪》，在这一过程中，叙述时间上的衔接实际上是以王年的形式叙述帝王传承、改朝换代的历史。
紧随三代本纪的篇目是《秦本纪》。
《秦本纪》的叙述时间虽然可以上溯到夏禹以前，但重点是在秦接受周天子的分封以后，即《秦本纪》主要强调了秦作为诸侯与周天子的联系，其叙述时间以周王年为经。
具体地讲，秦建立诸侯国与接受周天子的册封有直接的关系，此后在很长时间内秦国一直是周王朝的附庸国，接受着周天子的领导。
世家书写的对象是诸侯及贵族，其活动围绕着王年这一时间主线。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交代《吴太伯世家》叙述对象时写道:
“太伯避历，江蛮是适;文武攸兴，古公王迹。
阖庐弑僚，宾服荆楚;夫差克齐，子胥鸱夷;信嚭亲越，吴国既灭。
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
”太伯为什么要逃往吴地，是因为太伯为了周王朝的兴旺发达，需要用奔吴这一行为将王位让给季历、昌父子。
太伯奔吴后，季历立，又传位于昌。
昌立，是为周文王。
与此同时，太伯建吴。
周武王伐纣克商后，封太伯的后人周章为诸侯。
此后，吴国君主的所有活动遂与周王年及周王政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同样，司马迁交待《齐太公世家》的书写对象时写道:
“申、吕肖矣，尚父侧微，卒归西伯，文武是师;功冠群公，缪权于幽;番番黄发，爰飨营丘。
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诸侯，霸功显彰。
田阚争宠，姜姓解亡。
嘉父之谋，作《齐太公世家》第二。
”姜太公是帝王师，弃殷奔周后辅佐周文王、周武王，武王平定殷商后，将姜太公封往齐地。
因此，齐国的历史活动也是在周王年这一时间线索下进行的。
按照司马迁划分五体的原则，《秦本纪》、《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应处于同一叙述层面，将《秦本纪》归入世家应更符合体例规范。
事实上，司马迁叙述《秦本纪》的书写原则、叙述结构时也表达了同样的价值取向。
因此，司马迁将《秦本纪》纳入本纪既违背了既定的书写原则，同时也给《史记》的叙述结构带来了不必要的混乱。
从另一个层面看，如果按照《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的结构方式和叙述模式进行史述的话，司马迁只要把《秦始皇本纪》并入《秦本纪》便可以达到体例上的统一。
秦统一六国前与统一六国后的历史是一个连续体，司马迁叙述秦国的历史时没有必要把秦发生、发展、壮大的历史拆分为《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两篇。
事实上，司马迁叙述夏、商、周三代事迹时，采取的做法就是将三代成为诸侯共主前后的历史活动合为一体，分别写成《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三篇的。
考察撰写过程，司马迁采取的主要做法是:
其一，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活动追溯到神话传说时代，即从传说中的三代始祖写起。
如写夏时，将其先祖的事迹追溯到五帝之一的颛顼，由此上溯到黄帝，随后重点突出大禹的政绩;写殷商时，首先写女祖有娀氏二女的事迹，在此基础上突出契为商民族兴起做出的贡献;写周时，先叙述女祖姜原的事迹，随后突出后稷在周民族兴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其二，集中笔墨叙述三代兴盛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即将叙述对象和重点集中到三代开国君主、中兴之主的活动方面，其余部分则以王年的形式记录其传承的时间。
其三，将笔墨集中到一代衰亡与新朝兴起的关系上。
如在叙述中，注意解构夏桀亡国与商汤兴起之间的历史事件，注意解构商纣亡国与周文王、周武王之间的关系。
按照这一史述思想和写作路线，司马迁应该把《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合为一篇才符合体例上的要求。
因为两者在时间上是一个连续体，按照三代本纪的叙述结构，一是《秦始皇本纪》的叙述时间包含在《秦本纪》中，反过来说，《秦始皇本纪》的叙述时间存在于《秦本纪》之中。
具体地讲，《秦本纪》具有国别史的品格，叙述时间包括秦兴盛、发展、灭六国建立大一统帝国及秦王朝灭亡的全过程。
在叙述中，《秦本纪》必须叙述秦始皇及秦始皇以后的事。
这里带来的问题是，司马迁将《秦始皇本纪》从《秦本纪》中拉出单独成篇后，因秦始皇灭六国后建立大一统的秦王朝是一个特定的时间段，故需要以《秦始皇本纪》承担叙述秦始皇、秦二世胡亥、子婴及秦亡的全过程。
一般来说，《秦始皇本纪》叙述的对象应该是秦始皇本人，但在实际的操作中，《秦始皇本纪》又用了很大的篇幅叙述秦二世及秦亡的内容，从而使《秦始皇本纪》的叙述时间和内容与《秦本纪》处于交叉的状态。
尽管司马迁采用了一繁一简、遥相呼应、互为补充的方法，但在客观上却破坏了自定的撰写三代本纪的史述原则。
进而言之，如果秦史可以分列为《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的话，那么，叙述夏商周三代历史的《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也应该拆分为两篇。
三代本纪的拆分，必然要使体例发生重大的变化，势必动摇和破坏已确立的书写原则。
司马迁为了表明将秦这一诸侯国的活动纳入本纪的正当性，弥补单列《秦本纪》带来的结构缺陷，除了在《太史公自序》中强调“昭襄业帝”外，又在《秦本纪》的结尾处加上了这样的一段话:
庄襄王卒，子政立，是为秦始皇帝。
秦王政立二十六，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
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为二世皇帝。
三年，诸侯并起叛秦，赵高杀二世，立子婴。
子婴立月馀，诸侯诛之，遂灭秦。
其语在《始皇本纪》中。
补入这段文字是有深意的，它对于全面了解司马迁为什么要用《秦本纪》来自坏书写原则，解构司马迁单列《秦本纪》的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是司马迁已充分地意识到将《秦本纪》归入本纪有诸多的不妥，试图通过文字上的补救来表明将《秦本纪》纳入本纪的道理;二是这段文字强调了司马迁将《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视为连续体的思想意图，即在《秦本纪》的结尾处用简语概括秦始皇扫平六国、建立大一统的秦王朝以及秦亡天下的事迹，然后在《秦始皇本纪》中详细叙述秦始皇及秦亡天下的事迹，以强化两者是一连续体的意向;三是司马迁将秦国的历史拆分为两篇本纪是为了贯彻历史通变的观点，是以生动形象的笔法突出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变革意义，是希望通过探究这一全部的过程发现社会运动的规律。
鉴于这样的原因，我们需要结合司马迁的历史通变观来专门谈一谈拆分《秦本纪》、《秦始皇本纪》的文化意义。
其一，将《秦本纪》列入本纪与司马迁关注社会变革的过程息息相关。
社会变革有剧变和渐变两种形式。
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把握了“详今略古，详变略渐的原则”。
所谓详变，是指司马迁关注社会大变革中的具体细节;所谓略渐，是指简略地叙述或省去历史进程中无关紧要的人和事。
从哲学的角度看，剧变是在渐变的过程中实现的，因为剧变本身是一个渐变积累的过程。
在历史进程中，无论是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似乎都有统一中国的可能，那么，为什么经历了春秋战国之变后，统一中国的重任会落到秦国的身上呢?
这是司马迁不得不思考的大问题。
为了准确地揭示这一错综复杂的历史面貌，司马迁需要用较大的篇幅来专门记载“昭襄业帝”的历史，需要通过叙述秦这一诸侯国如何走向强大的过程来探讨秦始皇扫平六国的原因，同时也需要用《秦始皇本纪》专门担当探讨其兴也勃、其亡也速的原因。
徐复观先生指出:
“史公作史的目的，是要在古今之变中找出人类前进的大方向，人类行为的大准则。
”司马迁以《秦本纪》详细地记录渐进的过程是为全面反映秦兼并六国的剧变作必要的铺垫，是为通过挖掘秦走向强盛的原因来探讨社会运动的规律。
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司马迁以独到的眼光挖掘社会运动历史的底蕴，以变化的观点研究古今社会运动的规律。
在这中间，尽管司马迁将研究社会运动的重点放在了剧变方面，但剧变本身又是一个渐变的积累过程。
这或许是司马迁将秦作为诸侯国的历史独立成《秦本纪》的重要因素。
其二，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制定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原则。
在这里，追究天道与人道的关系是考察社会变革的前提，关心古今人事变化是为了寻找社会运动的依据，发表个人的见解是为了透过历史与现实的表象发现社会运动的规律。
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指出: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
此其大数也。
为国者必贵三五。
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
此五者，天之感动。
为天数者，必通三五。
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
”司马迁关注天人之间的关系，是为了通过叙述人事活动的历史和现状，找出变化的原因和规律。
在这一过程中，司马迁追究天人之间的关系是受其天命思想制约的。
从大的方面讲，司马迁的天人思想具有两元性。
一方面司马迁具有服膺天命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对天命提出质疑。
如司马迁在探讨秦扫平六国、建立大一统帝国的原因时写道:
“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
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
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
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史记·六国年表序》）“盖若天所助焉”的语气虽不十分肯定，但表达了司马迁赞成天命的态度。
又如针对项羽“天亡我，非用兵之罪”，司马迁用“岂不谬哉”（《史记·项羽本纪》）四字进行了批判，似乎又表明了司马迁反对服膺天命的态度。
那么，如何在二元论的天人观的基础上表达“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呢?
司马迁的解决方案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
换言之，要全面深入地探讨秦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帝国即走向强盛的原因，需要用“原始察终”的方法关注秦人兴起的过程。
或许是担心别人忽略了这一意图，司马迁希望用单列《秦本纪》的方式来强化这一思想。
其三，用《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分写秦统一六国前后的历史，是为了通过叙述渐变的过程为突出巨变作铺垫，是为了通过关注渐变和巨变这一历史运动的两端发现社会运动中的周期。
在这一基础上，认真地考察渐变和巨变这一周期性的过程，借助于历史运动中的个案提出为现实服务的大目标。
客观地讲，秦统一六国前后的时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紧要关头。
如司马迁在“十表”中专门撰写了《秦楚之际月表》。
《秦楚之际月表》列“十表”第四，它的前面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三表;后面的均为“年表”。
为三代作“世表”，是因为“五帝、三代之记，尚矣。
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但是，“周以来乃颇可著”（《史记·三代世表序》），在这样的条件下，为什么司马迁只为秦楚之间的历史作“月表”?
历史线索更为清楚的汉代只作“年表”?
其实道理很简单，在把握“详今略古，详变略渐”的过程中，“变”是司马迁研究历史时关注的重点。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项羽自立“西楚霸王”，再到刘邦建立汉王朝，这一时段无疑是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
这一时期风云际会，一个偶然的因素都会改变人物的命运和社会历史的进程。
换言之，当司马迁以《史记》为思想载体，将历史叙述放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方面时，秦汉之间激荡的风云自然会成为关注的焦点。
此外，汉人在追述自身兴起的历史时，通常要从陈涉大泽乡起义说起，这样一来，“秦楚之际”亦属于“今”的范围。
由于“今”与“变”是司马迁史述时关注的两个重点，在关注“变”时又重点关注巨变，又由于这一时段同时具有“今”和“变”的两个特点，因此，这两者交织在一起遂成为司马迁史述时重点的重点。
其四，将秦史分列为《秦本纪》、《秦始皇本纪》，表明司马迁关心秦史的程度远远地超过关心三代。
如果以平王东迁为进入春秋的标志，那么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大约有五百多年。
在这五百多年中，“诸侯坐大，王室衰微”，天下失去共主，司马迁似乎不愿单纯地用周王年来记录，更希望作一些拓展来重新关注这一社会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
司马迁作《史记》时表达了“成一家之言”的思想。
如何才能“成一家之言”呢?
司马迁最为关注的问题是用历史循环的思想寻找社会运动和变化的依据，是在“原始察终”的基础上强调“见盛观衰”的思想，发掘历史运动中寓含的变化规律。
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天下的时间十分短暂，从历时的角度看，这一短暂的时段恰好是一个周期的历史循环，当历史由起点到终点画上一个句号时，历史依旧在继续向前发展，关注历史循环的具体环节实际上是为了引出经验教训，避免重复历史进程中的弯路。
为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并为现实政治服务，司马迁需要用分列《秦本纪》、《秦始皇本纪》的方法来提醒世人深入思考秦得天下与失天下的深层原因，来表达历史变革是有规律可循的思想。
在《秦本纪》的结尾处，司马迁写下“其语在《始皇本纪》中”一语，这句话看似普通和寻常，但对于《秦始皇本纪》从《秦本纪》中析出，单独成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语在XXXX中”，是《史记》“互见法”中经常使用的术语。
所谓“互见法”，是指为了行文结构上的紧凑，史述时有意识地把一些与传主相关的事件分散到其他的篇目中，在此基础上形成参错互见、互为补充的结构。
在《史记》中，某一时代的人物事迹与其他人物或事件多有关联，在这中间，如果过多地交代其他人物的事迹或阐述事件的原委，则有可能淹没传主的主要事迹。
为了弥补一事屡出给行文结构带来的缺陷，司马迁创造了“互见法”，试图消解史述中有可能出现的重复。
唐代刘知几指出: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
此其所以为长也。
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
”借助于“互见法”，司马迁避免了叙述传主事迹时要反复交代前因后果的缺陷，避免了不断地重复叙述的情况。
因此，“互见法”提高了《史记》史述过程中的质量，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司马迁要以《秦始皇本纪》单独成篇延续《秦本纪》的史学意志。
在这中间，司马迁有意识地在《秦始皇本纪》中详写秦始皇死后的秦王朝的历史，即通过秦二世胡亥及子婴等事迹来写秦亡天下的过程，以此补充《秦本纪》略写的内容，实际上是以《秦始皇本纪》来担当新的历史表达即“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通变思想。
《秦始皇本纪》由三个部分组成。
其一叙述秦始皇的身世和秦并关东六国时的情况;其二叙述秦始皇并六国后的集权措施、秦始皇为满足个人的私欲巡行天下及病死沙丘平台的情况;其三叙述秦二世胡亥即位后，赵高专权、天下叛秦和亡秦的情况（按，不含“太史公曰”）。
第二、三部分是司马迁叙述的重点，而第三部分的叙述内容显然与秦始皇本人无关，甚至已超出了《秦始皇本纪》的范围。
然而，正是这样的顺势而下，既补足了《秦本纪》记载简略的内容，同时也传达了司马迁“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的思想，进而传达了司马迁以史述承担“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意绪。
在第二部分中，司马迁先写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次写秦始皇焚书坑儒;再写秦始皇为满足个人的私欲，大兴土木建造宫殿、修建陵墓及为求仙而巡行天下等事件。
对此，如果说司马迁叙述秦始皇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时是用客观冷静的笔法的话，那么叙写其他事件则突出了秦始皇严刑峻法、刚愎自用、私欲膨胀、不以天下苍生为重的思想内容。
第三部分叙述了赵高与李斯拥立胡亥的阴谋，胡亥昏庸残暴，赵高弄权，人人自危及秦王朝在各路诸侯的打击下迅速瓦解的内容。
与这一叙述内容相对应，《秦始皇本纪》的叙述时间亦有三段，第一段从十三岁的嬴政立为秦王开始到嬴政灭东关六国建立大一统的秦王朝为止。
第二段从秦始皇加强中央集权开始到其病死为止。
第三段从秦二世胡亥即帝位到被杀，中经子婴即位诛赵高，再到秦王朝灭亡，“项羽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诸侯”为止。
后两段虽只涉及十五年的时间，但篇幅远远超过第一段。
很显然，后两段是司马迁重点叙述的内容。
在《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用很大的篇幅来叙述秦二世和秦王朝灭亡的事迹，似与该篇的命名存在着某种冲突。
如果调整一下，将秦二世、子婴的事迹以及秦王朝灭亡之事放到《秦本纪》之中，似乎更合理些。
如《秦本纪》的结尾有“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为二世皇帝。
三年，诸侯并起叛秦，赵高杀二世，立子婴。
子婴立月馀，诸侯诛之，遂灭秦”数语，在此基础上叙述秦二世及秦亡的历史，似乎更符合《史记》体例。
然而，司马迁却写道:
“始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鐻，维偃干革，尊号称帝，矜武任力。
二世受运，子婴降虏。
作《始皇本纪》。
”从这样的角度看，把秦二世胡亥及秦亡的事迹放到《秦始皇本纪》中，是司马迁刻意为之的。
关于这点，可以从《史记》的“论赞”中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一般来说，“论赞”（包括“太史公曰”等）较为简短，通常是司马迁直接发表史述评论的载体。
在“论赞”中，司马迁或直抒己见，或交代史料的来源，或在批驳他人观点的过程中表达不同凡响的见解。
然而，《秦始皇本纪》的“太史公曰”却十分地特别:
司马迁没有对秦灭六国以及走向灭亡的事件直接发表评论，而是在引用贾谊的《过秦论》的过程中探讨秦亡天下的原因。
客观地讲，引用他人的文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史记》中是极为罕见的。
然而，正是有了这样的特例，才有可能深入地了解司马迁将《秦始皇本纪》从《秦本纪》中拉出的原因，才有可能解开为什么要在《秦始皇本纪》中叙述秦二世及秦亡事迹的谜团。
贾谊的《过秦论》有上、中、下三篇，今本《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先录下篇，后录上篇和中篇。
前人认为，将《过秦论》上篇和中篇录入，当为后人补入。
这一论断甚为精当。
从内容上看，《过秦论》下篇写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写子婴没有救亡秦王朝及扶倾的才能。
贾谊认为:
“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
”其二，贾谊认为，“暴虐以重祸”和“孤立无亲”是秦亡天下的根本原因。
贾谊写道:
“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
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
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
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
”其三，贾谊通过总结秦亡天下的原因，明确地提出总结秦亡的原因，是为了“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的观点。
这段话极为关键，表明了贾谊“察盛衰之理”，是为汉王朝作长久打算即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思想。
贾谊的思想得到司马迁的高度赞赏。
司马迁在引用《过秦论》时专门用“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一语来赞赏贾谊。
此后，又别开生面地引用《过秦论》，借贾谊的观点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司马迁之所以引贾谊为同调，是因为贾谊“察盛衰之理”的思想引起司马迁的共鸣，是因为司马迁以《史记》承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报任少卿书》）的文化使命，同样具有“观之上古，验之当世”的文化品质。
以此为逻辑起点，司马迁给《史记》制定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标尺，以《史记》承担了考察和总结社会运动规律的责任。
就是说，司马迁一反撰写三代本纪的做法，写了《秦本纪》还要写《秦始皇本纪》，是通过秦王朝短命的历史重点探讨兴盛与衰败的道理。
从这样的角度看，《秦始皇本纪》单列成篇，是司马迁的通变观在起作用。
在“十二本纪”中，叙述时间与《秦始皇本纪》相当的篇目有《项羽本纪》。
如果以《项羽本纪》为参照坐标，可以更好地揭开司马迁为什么要单列《秦始皇本纪》的原因。
从叙述时间上看，《秦始皇本纪》与《项羽本纪》有部分重合。
这一重合时间主要集中在陈涉大泽乡首义后的反秦活动。
这一时间虽十分短暂，却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较量和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年代。
从这样的角度看，如果将秦并六国、秦始皇新政视为秦末天下大乱的原因，那么，《秦始皇本纪》的史述时间正是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两端。
前一个时间主要叙述秦始皇峻法、不知以仁治天下的政绩，后一个时间重点叙述天下叛秦及秦亡的过程。
由于这两个时间囊括了社会从酝酿大乱到秦王朝覆灭的历史，对现实政治有启迪作用，因此成为司马迁关注的焦点。
进而言之，司马迁集中笔墨叙述秦王朝的灭亡之路，旨在以“变”来研究兴衰之理，即通过考察社会历史的变化关心社会运动的大势、揭示社会运动的规律。
可以说，正是有了这一重点，司马迁才会将《秦始皇本纪》单列成篇，才会将秦亡的历史写入《秦始皇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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