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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动态1026
（20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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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对经济增速下降反应过度
尹中卿
我国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马上有两年时间了。
目前正处在一个岔路口，新老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经济走势众说纷纭。
一、辩论重启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整体回升向好的发展势头进一步巩固，经济增速触底反弹强劲。
在2009年GDP增长8.7%的基础上，2010年一季度冲高到11.9%，环比增长1.2%，超过2007年四季度11.7%和2008年一季度10.6%的水平。
有人认为，我国从此步入新一轮高速增长的通道。
但近一个多月来，在国内房地产调控和欧洲债务危机等影响之下，尤其是5月份经济数据出来后，许多人又有点悲观了。
原来还是言之凿凿的“回升向好”、“开局良好”等判断，现在变得有点不那么理直气壮了。
社会上反而出现了“经济下滑”、“二次探底”的声音。
由于2009年经济增长速度是“前低后高”，今年经济增速必然是“前高后低”。
但目前最需要警惕的是，因担心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中断今年开始执行的宏观刺激政策退出，而重新启动甚至加大刺激力度。
这是目前宏观政策最需要担心的。
我们不要对经济增长速度看得太重。
如果二季度经济增长数据不太好看，或者到第三季度还继续下滑，就要警惕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反应过度，因为继续刺激政策会产生更大的问题。
对于中国当前经济形势以及宏观政策判断，首先需要明确，如果是“二次探底”，这个“底”应该如何定义？
现阶段经济潜在增长速度是多少？
经济增长速度怎样回归到“常态”？
二、回归8%不能说成“探底”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基本稳定。
特别是经济领先指标——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已连续15个月在正常水平以上运行，尽管5月与4月相比有1.8个百分点的下降，但仍在50%的正常水平之上，显示未来半年经济将呈现增长之势，只不过发展态势较之前更趋平稳。
因此，使用所谓“经济下滑”、“二次探底”来描述下半年的经济走势，有点反应过度。
实际上，在去年二季度7.9%、三季度8.9%的基础上，去年第四季度10.7%、今年第一季度11.9%的GDP增长率，已是“过高向热”的速度。
若第二季度和下半年还延续这样的增长态势，全年经济增长可能超过10%，与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相比，将会出现“经济偏热”。
今年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出台的放缓公共投资，适当拉紧信贷货币政策，加强房地产价格调控，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压缩高污染、高耗能和过剩产能，重启人民币汇改进程以及其他宏观调控措施，实际上是对过去一年来经济快速增长、半年来“过高向热”态势的主动调整，而不是“经济下滑”、“二次探底”。
即使下滑，也不是像2008年那样从第一季度10.6%“陡”滑到第四季度的6.8%，而是从第一季度的将近12%“平”滑到8%～10%的潜在增长率。
即使探底，所探之底也不是2009年第一季度6.1%以下，而是这么多年一直提倡的8%左右。
因此，今年二季度之后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并且“应该”都低于第一季度。
实际上，2003～2007年GDP10%以上增长并不是“常态”，也不叫“又好、又快”增长。
只要在由环境、资源等因素制约的8%～10%潜在经济增长率之下，符合追求指标，就不是下滑，不存在探底问题，而是回落趋稳，回归“常态”，回归适度增长。
三、应继续淡出经济刺激政策
进入2010年，无论口头上怎样说，宏观经济刺激政策实际上正在逐步淡出。
面对最近一两个月的情况，又重新出现了继续刺激的声音。
目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岔路口，政策抉择左右为难。
笔者认为，后危机阶段宏观调控需要回归中道、中性。
当前应该继续实施宏观经济刺激淡出政策，适时、适度地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作出必要的微调，平稳实现经济刺激政策的调整软着陆和退出衔接。
一要把财政政策从“积极”逐步改变为“稳健扩张”。
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盲目积极，更不是无限扩张，要从保持可持续性的角度，充实和完善，从长计议、量力而行、扩张适度，努力做到财政收入来源有持续保证，财政支出有长远效益，尽力实现收支平衡。
二要把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逐步改变为“从紧偏松”。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是无度宽松，更不是完全放任。
“从紧偏松”介于“适度宽松”和“从紧”之间，该松可松，该紧必紧。
要从抑制通胀预期和防范潜在金融风险的角度，充实和完善当前的货币政策指导思路。
三要警惕出现对经济增速下滑反应过度的情况，再度“祭”出经济刺激政策的大旗。
要知道，目前我国经济存在的两大系统性风险，都和经济刺激政策的过度扩张有关。
这两个系统性风险，一个是银行体系资产质量风险，另一个是地方财政结构性风险。
2009年中长期贷款余额占比急剧上升，其中非金融公司及其他部门中长期贷款新增5万亿元，居民户中长期贷款新增1.7万亿元，分别是2008年的2倍多和4倍多。
2010年以来中长期贷款比例继续恶化，这会给银行体系资产质量和银行业流动性带来风险。
2009年许多地方政府通过投融资平台，把基础建设和其他政府活动产生的债务信贷化。
很多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资本金很少，但杠杆率却很高，一级政府往往设立多个政府融资平台，同一个政府融资平台往往有多家银行贷款进入，给地方留下隐性赤字和债务负担，造成财政结构性风险。
一旦地方财政出现困难，许多项目难免半途而废，地方政府融资链条面临断裂，这会导致当地经济发展停顿，还会导致银行产生大量呆坏账。
四、2008年以来经济下滑内因为主
对当前经济形势和政策展望的观察，还要放到2008年这一轮经济下滑的大背景下，否则说不清楚。
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国际金融危机迅速扩散蔓延，我国经济受到深度冲击。
但事实上，这一轮经济增速下滑是从2007年第三季度就开始的，一直延续到2009年第一季度，时间长达7个季度。
这一轮减速，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增长模式以及政策应对等内部多种因素的叠加，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并不是主要原因。
所谓“内生性因素为主”，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阶段和增长模式问题，虽然多年来一直强调要从外延性增长变成内涵式的增长，但目前经济增长方式还是粗放型的，过分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增长质量。
二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进展缓慢，多年来对调整经济结构强调得不够，政策和措施的力度也不够，更多是在口头上而不是政策措施上。
三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逐步下滑。
所谓“多种因素叠加”：
一是金融危机冲击外需下降。
二是政策因素，特别是2008年，一系列对企业经营影响重大的政策过分集中出台，如提高环保门槛、人民币汇率升值、“两税合一”税法的变化、大规模取消出口退税、增加用工成本等，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当前的经济增速下滑。
这些政策因素过分集中、高密度出台，频率、强度、分寸、节奏没有掌握好。
三是政策应对问题，2008年宏观调控的任务变动过于频繁，有的地方和部门、有的政策和措施，年初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苗头重视不够，年底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又反应过度。
实际上，我国经济自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的这一轮减速，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比如投资与消费的矛盾、内需与外需的矛盾、发展方式结构性矛盾、区域结构性矛盾、城乡二元结构性矛盾、国民收入结构性矛盾。
如果这些结构性矛盾不解决，经济增长速度早晚都会下行。
虽然在强有力刺激政策的作用之下，迅速扭转和遏制住经济增速7个季度持续下滑的态势。
但也要看到，在应对经济危机冲击时，一些政策和措施有点顾此失彼，有的地方和部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头痛医脚、脚痛医头”。
一是过分强调保增长，对调结构、促升级重视不够；二是过分强调政府作用，对发挥市场基础作用重视不够；三是过分强调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重视不够；四是过分强调通过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增加流动性，对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重视不够。
一揽子计划实施中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这一点不应当回避，也回避不了。
（作者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国内财经
正视中国国际收支脆弱性
首要的脆弱性在于，中国贸易顺差绝大多数来自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而不是内资企业的一般贸易，中国从中收获的不过是一点可怜的加工费。
今年1至5月，中国出口5677.4亿美元，增长33.2%，这一增幅被外界某些势力解读为人民币必须大幅度升值的强有力依据，其实，且不提这一貌似可观的增幅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在去年同期危机高潮时低基数上的恢复，其中一般贸易出口增幅也只有32.5%，低于出口增额增幅；导致一般贸易项下出现381.3亿美元逆差，2009年同期则为顺差119.6亿美元。
也正因为一般贸易收支从顺差转为巨额逆差，尽管前5个月加工贸易项下顺差达到1100.8亿美元，增长12.6%，但同期总体顺差仍下降了59.9%。
我们不难理解中国上述贸易收支格局的风险。
相比之下，无论是1985年《广场协议》之前的日本，还是今天的各主要发达国家，都是依靠内资企业通过一般贸易途径出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商品赢得贸易顺差的。
也正是由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主导两大特征，在这个全球供应链的时代，倘若按照增值标准衡量，中国的贸易顺差规模理应比按现行标准统计的数据大大缩小。
这一点，学术界是有共识的，世贸组织近期又对此作出了定量分析。
按照世贸组织的结论，按照增值标准衡量，现行标准统计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被高估了一倍。
中国对外贸易的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主导两大特征，还进一步对资本项目收支构成了潜在风险。
在直接投资项目下，包括汇率升值在内的成本上升压力正在驱使一部分和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努力寻求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外资投资企业上千亿美元的巨额留存收益，更有可能因一起两起突发事件而在短时间内集中外流，进而对中国国际收支和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冲击。
正因为如此，我才称这种资本流动为“类短期资本流动”。
在证券投资项下，组合投资的波动性及其对东道国经济的冲击，世人早已有目共睹，尽管中国金融服务业开放度不高，但投机性资本完全可以假货物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渠道改头换面出入中国市场。
固然这两年来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资本流入是主流，但只要以美元为核心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不彻底更改，发展中国家就时刻面临潜在或现实的国际收支危机风险，中国就随时可能面临投机热钱流动大规模逆转的冲击。
而美元的货币霸权又立足于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霸权，要动摇、彻底更改它绝非易事。
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美元何尝不显得虚弱？
一旦次贷危机从美国国内危机陡然升级成为全球危机，全球投资者们就纷纷“逃向美元”，贸易逆差国也纷纷被列为候补“主权破产”国家。
假如某个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因资产泡沫破灭等原因而暴发货币危机，即使中国经济基本面尚好，金融市场上的“唤醒效应”也将驱使投资者在恐慌之中争先恐后夺路出逃。
假如某个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果真二次探底，母公司危局也将逼迫投机资本纷纷回流。
从前两年韩资企业接二连三半夜出逃，到危机高潮时外资流入锐减，我们都看到了这一点。
中国产业升级不能好高鹜远
中国产业升级并非一步登天，升到以高科技企业为主，而是上升到以标准化、精细化的制造企业为主，在产业链条上向前跨出一小步。
中国的制造业具备从低端发展到中端的能力，通过户籍改革与职工培训，将出现世界最大规模的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产业队伍。
通过标准制订，最大程度地降低中国小农与小作坊经营模式。
与此同时，政府进行行政改革，提高行政效率与公民社会、市场社会匹配，使出口与投资主导转向以内需与投资主导的经济，这不仅是倒逼制造企业，也是在倒逼政府提高行政效率、降低针对企业的各种行政费用，改变恶劣的市场行政分割现状。
目前中国创业板颇具特色，仔细观察这些企业，并非真正的高科技企业，而是沾上高科技色彩的精细化运作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中国的创业板没有真正的高科技企业并不足惧，只要比现有技术略高一筹即可。
应该担心的是，这些企业获得了比真正高科技企业更高的溢价，混淆视听，妨碍了其他有成长性的中小企业上市。
中国产业与其说升级，不如说转变更合适。
升级不等于抛弃制造业，一味发展尖端科技，从资金、技术与人员来说，并不现实，或者倾举国之力，花费成本巨大，对消费型经济反而不利。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倾举国之力发展核工业，虽然是国防必须，但对于我国的经济并未带来收益。
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不发达、市场行政色彩浓厚、投资新品研究的比例仅为发达国家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绝大多数企业不敢也不能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真正花巨资投资高新技术、进行产品设计的企业会尝到被仿冒者一棍子打死的苦果。
在压缩过剩产能、人民币长期升值的背景下，市场型企业在主动进行产业升级、主动扩大内需。
10年来，中国的消费大幅增长，尽管事实上是有30%的收入被用于存款，剩下的大部分被用来买房了。
经济学家们预测，未来五年中，政府将通过继续在某些消费品上提供补贴等刺激措施提振支出。
因此，满足国内消费所需、产品质量提升、品质设计与国际接轨的制造品，会受到城市中产阶层的青睐。
这就是未来中国的产业升级，也是中国式的高科技，不必好高鹜远搞什么尖端创新，而是提高质量标准，加上改良产品的性能、外观，培育出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及了解市场的行政官员，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就会得到提升。
八万亿财政收入，为分配改革再添信号
在国民收入既定的前提下，财政收入过多，则必然意味着企业与民众那头的部分相对过少，对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尤其是在调结构、促转型的关键期，若社会财富不能藏富于民，消费拉动型增长方式就成了无源之水，最终也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八万亿元财政收入、世界第二的财政收入经济体，这些数字的确振奋人心。
然而，比之于GDP保八的增长目标、“22年间劳动报酬占GDP比例下降近20个百分点”等事实，财政收入近乎四倍于GDP增速的增长态势，不说让人心生不爽，起码也是喜忧参半。
理论上说，财政收入多了，国家宏调能力必然增强，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有利于增益民生。
但问题是，如果财政收入过多，也会衍生出一系列的麻烦：
譬如会给财政支出带来压力，进而为经济总量失衡埋下隐患。
更为重要的是，在国民收入既定的前提下，财政收入过多，则必然意味着企业与民众那头的部分相对过少，对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尤其是在调结构、促转型的关键期，若社会财富不能藏富于民，消费拉动型增长方式就成了无源之水，最终也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八万亿元财政收入尽管是个预估，但这个数字与近年来过高的财政收入比是相称的。
事实上，政府财政收入增速高于、甚至远高于国民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常态。
财政收入增长超过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以及高过国民收入增长，可以说是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经济增长模式的必然结果。
那么，眼下而言，我们就需要在看到财政成就的同时，及时扭转过高的局面，为过热的财政增速降温——就此而言，收入分配改革成为破题的不二之选。
每每谈及财政收入过高的增速，相关部门的说法无非是“加强征管”、“累进税率制”、“价格因素”等，但实际上，我们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逻辑：
财政收入过快增长显然是资本所得过高的“副产品”。
因为财政的大头是税收，投资与产出形成的税收，成了垒高财政收入的主体。
财政增速如此之快，而且是在居民薪资痛感明显、贫富分化呈现加剧趋势的语境下，它所隐喻的分配困境一目了然：
一是劳动所得仍显得过于单薄，初次分配中的公平导向有待纠偏；二是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比率有待优化，这也是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的必备功课；三是市场化收入空间狭仄，行政力量对经济的控制力在强化，“被优待”的民营类企业日子并不好过；四是分配政策改革亟待推进，个人收入所得税等具体调整已经有了充足的理由。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政府收入并不仅限于财政收入，还包括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
这些收入与预算内收入差距并不大，当财政收入飞速增长，此类收入必然也是水涨船高——而这些并不是天上掉的馅饼，仍来自于国民收入总蛋糕。
因此，八万亿元财政收入虽是个喜讯，却也为收入分配改革再添切迫的注脚。
汇改对我国经济影响有限
初步预计，汇改的结果就是人民币小幅度升值，对国内经济影响有限。
首先，对制造产业的影响有限。
从国际分工来看，发达国家是以研发和服务业为主，中国是以制造业为主。
过去，我国在国际分工中仍然处在末端生产的附加值偏低，国际竞争力不强，主要靠劳动力成本优势，生产的产品档次不高。
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有的舆论比作中国企业是“国际民工”，赚的只是一点辛苦钱，利润的大头被前面的研发和后面销售拿走了。
但随着主要靠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步丧失，越南、印度、墨西哥等诸多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都明显低于中国，中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相应消弱。
近日，德勤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10年，中国制造行业的知名度获得提升，尤其作为外国外包生产、外国直接投资及联营的区域中心。
报告显示，受访者认为中国在大部分竞争力提升因素方面都具备优势，这些因素包括创新型人才、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及政策等。
由于总体成本较低和拥有充裕的高技术人才，中国的制造业在目前和未来5年内均被视为竞争力最强劲的国家。
由于制造业的国际竞争是制度、生产要素、产业链和国内市场培育能力等诸多因素的综合竞争，人民币小幅升值不会给我国制造业带来明显影响。
其次，对吸引国际游客略有不利影响。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一国的旅游业及其有关部门具有明显影响。
其他条件不变，以人民币所表现的外币价格上涨，而国内物价水平未变，外国货币购买力则相对加强，本国商品和服务项目显得便宜，对外国旅游者来说，对其有一定的“招徕”作用，可促进本国旅游及有关贸易收入的增加。
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形势则正好相反，由于来我国的旅游成本提高，外国旅游者数量有可能减少，尤其是在世界各国正经受经济危机困扰的时期，这种负面作用将更加明显。
外国旅游者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其他的国家，这会使我国的餐饮业、文化娱乐业受到相应的影响。
小心四种体制因素致经济大起大落
德意志银行董事总经理马骏认为，短期来讲，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应对资产泡沫，尤其是在刺破地产泡沫的过程中如何避免两种风险：
一是导致资产价格过大、过猛的下行调整，从而对实体经济和银行资产质量造成过大的冲击。
第二，因为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或者对下行风险的过度担忧甚至是误判，在泡沫尚未得到初步控制时，就提早放松地产调控政策，导致另外新一轮价格上涨，即重复2009年的地产V型反弹。
在这两种风险之中，第二种风险更加值得警惕。
中期来看，宏观政策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改善宏观管理机制，保持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
要提升宏观稳定机制，就要研究到底那些体制因素在历史上导致了人为的波动。
他认为，需要改变如下四个体制弊端：
一要真正改变地方政府过度追求GDP的激励机制；二要真正提高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前瞻性；三要减少宏观调控的行政色彩，更多使用有前瞻性和适于微调的利率、汇率等经济手段；四要加速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在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的体制中，政府就不太会出于对失业的担心而在经济下行阶段出台过大力度的刺激政策，从而可以减少人为的大起大落的风险。
构建“高低搭配”的经济布局
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章玉贵称，只要中国梯度经济转移仍基本存在，只要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只要内地到周边国家的通道保持畅通，即便“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中国仍可在实现沿海核心经济地带产业升级的前提下，保持在低端经济领域的强大竞争优势。
只是在此过程中，中国特别需要警惕国外资本对本土企业的打压。
例如，要警惕外资企业通过吸引行业内的优秀人才进入由其控制的投资企业或研究机构，冲击中国制造行业中多年来形成的科研队伍；以及外资企业通过运用贸易和投资等多种手段遏制中国本土企业技术升级的努力。
中国必须在产业升级中格外重视自主技术的有效供给，在提升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获益程度的同时，切实提高本土制造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主动权，避免产业发展与产业升级受制于人。
另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在本轮经济与金融危机结束后将会加速洗牌。
美欧在巩固既有金融优势的情况下，肯定会更加重视抢占全球制造业供应链高端甚至中端环节的利益。
假如美欧在新能源等关键核心领域的技术研究获得重大突破，势必将结合其依然强大的金融服务优势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重构全球产业分工地图。
因此，从战略层面来说，在“十二五”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既要注意保持在全球制造业供应链既有份额的相对稳定，更应以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引领经济结构向高端产业和服务业倾斜。
力争通过有效的资源配置和提升人力资本，构筑“高低搭配”的经济布局。
中国在拿出一整套促进经济转型的政策框架和操作方案之后，理应着力构筑较为合理的国内经济分工格局。
例如，在分期分批实现沿海地区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同时，有效整合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资源优势，实现资本市场与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有效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一种能使经济获得持续竞争力的发展机制，尽力在金融服务和制造业领域形成与国内其他省市的有效分工。
切实提升项目统筹和运营管理能力，特别是管理全球供应链的能力。
实现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的优化配置。
而在构筑“高低搭配”的经济布局过程中，优化产业配套环境，培育和引进一大批具备国际化视野、全球化运营意识并且熟练驾驭全球性管理工具的高端产业人才，是政府和其他市场主体的“必修课”。
用“产业主导权”指导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
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认为，应抓住“产业主导权”这一创新思想和战略工具来把握未来三十年“中国制造”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从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体系中主导权的角度来思考和运作，以不断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挑战、新矛盾。
“产业主导权”包括“市场主导权”、“技术主导权”和“资本主导权”。
“市场主导权”包括大宗原材料的定价权和消费品的品牌权。
未来三十年，中国企业提升全球市场主导权的重点是：
提高国内大宗商品市场运作能力，并对全球价格形成影响力；在消费品领域建立起“中国制造”的国际品牌，在销售渠道、价格上体现中国的主导能力。
“技术主导权”的提升，需要在提高全社会研发投入、鼓励知识产权经营、组建产业技术联盟、绘制产业技术路线图等多个领域着力。
未来三十年，中国企业获取全球技术主导权的关键，是要在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上下功夫，一是提升前沿技术、核心技术的研发能力；二是要能够引领行业内全球技术发展的方向；三是拥有强大、高效的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能力。
同时，以“技术主导权”思想指导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争取与发达国家在统一起跑线上展开竞争。
资本主导权同时表现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
宏观层面诸如本币的国际化、货币政策的自由度；微观层面如企业的资本运作能力、金融业的发达程度、金融工具的创新等。
资本主导权也是中国获取全球产业主导权的最大弱项。
从宏观层面看，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进程多年来处于停滞状态，利率政策几乎是美联储的翻版。
微观层面，多年来国内企业的境外资本运作以失败居多。
未来三十年，中国必须将全球资本主导权的提升列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在国家及企业两个层面展开运作，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建设全球金融中心和金融市场、稳健地开展金融创新，为企业的国际资本运作提供支撑，为技术主导权和市场主导权的提升创造良好的环境。
研究、破解作为产业发展载体的企业，以及为产业发展创造制度、文化环境的政府，两者如何配合，并获取全球产业主导权，将是确定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具体思路和操作策略的重要基础。
下一个三十年的“中国制造”模式的转型，应将“产业主导权”提升为指导思想，并统领“发展方式转变”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工作的推进。
新生代农民工需要实现同城化待遇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
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的成长经历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这主要是以电视为主的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与城市同龄人一样更迅捷地接受相同的现代文明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的新思维。
而且，他们大部分不具有务农经验，而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入城市打工，甚至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是随进城务工的父母出生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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