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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系列
《我看魏晋》
迷恋魏晋时代由来以久，看完吉川幸次郎写的不痛不痒的《阮籍传》，激发些理清头绪的念头，目的是想弄清楚魏晋迷人的地方到底是什么？
由傅刚的《魏晋风度》开始，逐渐铺开对有关魏晋一系列以前或当前研究成果的收罗和阅读，随着阅读的深入，资料的展开，才发现这工程太过浩大，涉及审美、哲学、文学、史学、政治等诸多领域，尤其是古代史学，以前我所阅读的书籍甚少。
学然后知不足，以我现在的学养和精力根本没法完成对魏晋的全面深入的把握，我只能放下急功近利的思维，慢慢阅读并整理自己的头绪，现在写下的自己的感受，那也仅仅出于“阅尽他宝，终非己分”的考虑，以此来消解魏晋时代给我的强烈而持久的震撼。
于我读书本来只是一种习惯，当我第一次试图去把握一个远古年代的精神，我首先应该感谢所借助的那些学术成果的研究者。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位，他们是：
《世说新语译注》许绍早，王万庄注译
《新序全译》汉刘向著李华年译注
诸子百家丛书两汉魏晋各集：
《孔子家语》王肃，《新语》陆贾，《潜夫论》王符，《申鉴》荀悦，《中论》徐干，《傅子》傅玄，《说苑》刘向
《晋书》房玄龄等编
《晋书故事选》于翠玲编著
《淮南子》汉代刘安等撰
《搜神记》晋干宝著
《魏晋思想论》刘大杰撰
《魏晋玄学论稿》汤用彤撰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唐长孺著
《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刘季高著
《国史探微》杨联升著
《汉魏六朝诗讲录》叶嘉莹著
《魏晋文学史》徐公持编
《魏晋清谈》唐翼明著
《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上下李泽厚刘纲纪著
《中古文学史论》王遥著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刘师培撰
《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著
《东汉士风与文学》蓝旭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
《论魏晋自然观——中国艺术自觉的哲学考察》章启群著
《中国文学史纲要（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袁行霈编著
《二十五史绘画本故事精华》第四卷
《中华的智慧—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精粹》张岱年编
《管锥编》第三，第四册钱钟书
《中国史纲》张荫麟著
《中国经学史》马宗霍著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略》张宝琪主编
《鲁迅杂文》
《陶渊明集》袁行霈，杨贺松编校
《陶渊明集浅注》唐满先注
《三曹诗文全集译注》傅亚庶注译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黄仁宇
《古代的选士任官制度与社会》许树安著
《历代小说选》第一卷吴组缃等选注
《慷慨风骨—汉魏六朝散文卷》薛宝生编著
《六朝悲音—魏晋南北朝诗歌卷》党圣元编著
《两晋南北朝诗选选》王镇远编著
《汉魏六朝诗三百首》姜书阁，姜逸波选注
《魏晋南北朝韬略》何德章，杨洪权，柳春新著
《智慧的欢歌—先秦名辨思潮》周山著
《汉魏六朝诗—走向颠峰之路》张亚新著
《竹林七贤》罗敏中选注
《国语文学史》胡适著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郑振铎著
《法家思想与法家精神》武树臣，李力著
《中国历史文选》周予同主编
以上是私家藏书，其他文章书籍就不一一列出了。
一、我怎么读魏晋
理清历史的脉络，一直是我读书的重要一部分，目的是想更深入的去解析历史本身。
只可惜，在我们这样一个号称文明文化古国的国家里，这事做来却不容易，政治总是或多或少地左右人的思维，成为定势，给本来就支离破碎的史实加进很多隐晦。
我经常怀疑我所学到的东西的真实性，百年来的近现代史记载了多少历史真实的东西？
我想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楚。
成者为王败为寇是历史的一贯准则，既然落寇，慢慢在历史里消失，也是必然的事情，谁去理会公平与否呢？
好在很多人在挖掘，让那些本不该被遗忘的东西浮现出来，这也正体现史学的借鉴精神。
当然，今天的这种挖掘在古代史要相对容易一些，因为远古，所以学术，淡化政治是明哲保身明智选择。
在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上，除了尧舜禹激起的原始民主意识给我一些模糊的神往之外，跨过用智过极的秦统一过程和汉的一统，魏晋时期让我迷恋。
兴趣的关键在于人的个性第一次在历史上得到彰显，个体的审美化生活魅力得到肯定。
我总以为，在魏晋时期，个人行为的标示作用远大于理论建树和文学成就。
人的行为上升到“行为艺术”，附加进精神的因素，即所谓的魏晋风度，这也许是魏晋历史中最为光彩夺目的一面。
从人的个性表现深入，我回到历史本身，把自己置身于那个时代来考量，问题会简化许多。
大家都知道东汉末是大动荡时期，三国（220—264）政治势力割据纷争，到了曹操得天下，又从曹魏政权内部冒出司马氏，接着建立西晋王朝（256—317），旋即起因于分封制的司马八王之乱（300—310），东晋王朝（317—420）向长江以南撤退……所谓乱世莫过于此。
这种时代背景是应该了解的，让人体验到乱世生存的不易。
除了言论自身招惹杀生的危险外，分属的集团或派别不同，人随时都可能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无常和漂泊感肯定构成魏晋人格的一部分。
思想文化的传承有它自身的规律性。
要了解魏晋的文化背景，一是追溯到先秦的百家，二是突显老庄，三是得了解儒家在秦汉的巩固和衰落。
这种理论探讨也许枯燥乏味，而且我前面已经说过，在魏晋时代，理论的建树被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作为历史文化进化本身，作一些梳理，于我还是有意义的，了解魏晋必然得知道那时知识分子圈子里的人想的都是些什么。
佛教的流行，道家思想以玄学的面貌复活，这些新思潮的影响在当时是相当深刻的。
另一方面，政治集团本身为确立其合法性对传统文化的篡改和挪移，也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微妙互动关系。
“礼崩乐坏”在汉末作为一种常态所表现出来的时代巨大空白，表现在人的内心是信仰的虚脱，命运的无常，人的孤独和无能。
当我们以心易心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历史的时候，一种惺惺相惜的心态便产生了。
这是迷恋的基础。
“物极必反”的角度看，我觉得说魏晋文人乖张、反礼教是根植于他们内心神圣的“礼教”是有道理的。
你把它理解成想重新塑造礼教的努力都可以。
从曹丕对乐的理解、阮籍《乐论》、嵇康《广陵散》的产生及《声无哀乐论》、直至成型的陆机的《文赋》，我们看到行为作为精神的产物得以遗传下来的理由，只有从这角度看魏晋风度，我们才能把握其包裹在光怪陆离行为背后的本质，从而把它作为一种精神核心传承下来。
魏晋风度成为时尚归功于群体的功劳。
因此不管私下里感觉和哪个人物，或阮籍或嵇康比较亲近，也得放大到大群体里去考察才具有总体的示范效应。
整个历史时期，相辅相成的是“建安七子”“竹林七贤”，此外还有“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夏侯玄等），“元康名士”（王衍、裴（危页）、郭象、阮修、王敦、张华等）“永和名士”（谢安、许询、王修、王羲之等）等。
了解这些名士，除了诗文，很重要的一面在他们的清谈。
清谈作为思想交流和传播的手段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在掌握大体的魏晋时代的政治和文化以后，我们来看个体的行为或思想魅力就显得轻松的多了。
以下的文字，我就按照上述思路来化解魏晋。
2003．2．28清晨
附：
不得不说的题外话
前面已经说过，魏晋迷我。
我想这应该有因由的。
和蓝旭说起魏晋的时候，亦有同感，还言及鲁迅，在他那散落各处的文字里，总能见他对魏晋的痴迷。
校订《嵇康集》写下《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
偶尔和罗罗提起这事，她把这种情结归因于个人遭遇与那时代的雷同，所谓情同势就。
因为魏晋文人和我们有太多的相识处，所以共鸣迷恋。
那么《我看魏晋》的写作过程，必然带有我们这时代的印记在，解读历史的目的还是了解自身。
倘若不是如此，那文字就仅仅沦为考据的刻板，于我也没多大的价值了。
看林东海导读刘大杰《魏晋思想史》，他把中国文学观念的变革分为两次，一是魏晋时代，把文学从儒家附庸里分离出来，取得相对独立的身份，把诗歌散文推向高峰。
二是五四时期，使文学成为狭义的“纯文学”，把戏剧小说推向未来。
这种对形式内容相识之处的比照，于研究本身是有相当深远意义的。
在经过了百年的启蒙，我们荡尽了古文化的尘埃没？
进入了真正意义的现代文学了没？
我深表怀疑。
传统总象一张网，在不知不觉里网住了人的思维，这是中国文化的坚韧之处，也是现代人无法蜕变，鲁迅深感悲哀的原因。
我们接受了西方的文化思潮，却还是传统的内核，有了西化的形式，却没有真正意义现代的内容。
随着对魏晋阅读的深入，我看到了自身的软弱性。
魏晋时期，应该说给知识分子一个绝好的机会，独立出来的，脱离政治的，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的机会。
看透也看破政治的黑暗以后，自由起来的文人应该能够靠自身的组织力量独立成一个阶层，以此来介入生存介入社会批判，从而对自身完成现代性的改造。
可惜没有。
这一方面说明传统政治制度力量的强大收容，使魏晋文明的自觉没法贯彻后代，也说明“士”这个阶层自身的软弱和依附，自觉还没达到清醒的地步。
历史给知识分子一次看清自己与社会与文化的机会，可一个振兴之后，还又糅合到大一统的意识。
独立批判作为一种可贵品质重新附庸到政治势力集团里。
独立个性里蕴含着骨子里的柔弱与空虚。
嵇康和山淘情谊不错，那篇《与山巨源绝交书》是表明心志，从中看出些知识分子独立的品性来，按理这也是他的理想，有趣的是，在他受刑之时，对儿子嵇绍说：
“有山涛在，汝不孤矣”。
此托孤之意，他是明知山涛会把他儿子带往什么样的人生路的。
阮浑有父风。
少慕通达，不饰小节。
阮籍却对他说“仲容（阮咸）已豫我此流，汝不得复尔”。
从这我们看得出作为在魏晋风度旷达下文人的恻隐。
探讨魏晋及以前的思想是必要的。
之所以必要，是想藉着对原汁原味古文化的理解，来揭示其内核极度的空虚。
文明除了作为技术本身给人类提供方便和进步的手段外，在中国最大的功用便是治邦理国的理想，这是人类作为整体进化往前的基础。
其次便是当下对个体心灵给予抚慰和关怀。
抛却这，文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二、魏晋以前的中国文化
对于中国的古文化，我总有种矛盾的心态。
一是它到底表达了什么？
二是对于一个民族较为完美的未来它到底起什么作用？
前一个问题是属于历史的知识性的，对它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对后一个问题的看法。
我之所以矛盾基于对古文化的强大繁衍力的困惑和它对人性的超强扼杀作用以及它在远古的起源的神秘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八十年代，对于中国古文化的解读是建立在政治需要的基础上的，也即在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色眼镜下的，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和曲解，现在的情形稍好，视野的拓宽得益于时代的进步以及对过去的反省，更关键还在于政治的放松。
从总体的印象看古文化，在各类文字形式下，其内容是伦理的也是泛化的。
因为伦理所以实用为本，因为泛化所以包容。
这么一撮合，我们便很难象西方科学那样条理地梳理，甚至走向对假象的崇拜。
如我当初读《周易》，左思右想不得其解，在很多对易经进行现代神话的书里，更加深了它的神秘性，偏执地以为周文王定设下什么万能的宇宙密码，甚或为计算机的发明奠定了基础云云。
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后来我终于相信，我掌握的东西比周文王要多得多，看得也比周文王透，我不用弄什么玄虚，对世界的看法也不混沌。
《周易》本来就只是一本类似算命的筮书，有它朴素的人文道理在，其他的就什么也不是。
在了解中国古文化的入门读物里，冯友兰1947年在美国宾夕凡尼亚大学讲稿《中国哲学简史》写得相当不错。
他解放后经过洗脑，言论里满是左的毒素那是后来的事情了。
理解古代文化，以孔子为本，是便捷的路数。
几千年的文明也都是在注解孔子《论语》里过来的。
冯友兰说：
中国是大陆“农”的经济，迁徙少，人集中而为家族社会，所谓“家邦”，这区别于希腊海洋文明的“城邦”。
城邦要求的是城市组织的利益均衡与协调，是外向的扩张的，而家邦所讲究的就是孔子的那一套，伦理的内敛的固定的。
《论语》里体现出来的思想：
“正名”——君臣，父子的定义等，是社会秩序的要求，所谓名正则言顺。
“仁义”——讲人的本质，人的德行，人生理想，所谓爱人。
“忠恕”——讲责任，义务，维护“名”，行人道之义。
“知命”——甚或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境地。
这些都是为农业化家族社会的稳定而提出来的，因为人以土地为本，所以亲近自然，演化出老子，庄子一脉，终究老庄也还是伦理的，只是在严谨的整个三纲五常里给人一个喘气的机会，叫人在实际上并没改变地位的前提下做精神的解脱与麻醉。
跟随儒家一起成长起来的是先秦诸子百家，按刘歆（前46—23年）的归类，也就十家，即儒（文士，司徒之官）、墨（武士，清庙之守）、道（隐者，史官）、名（辩者，礼官）、阴阳（方士，羲和之官）、法（法术，理官），纵横、杂、农、小说。
这百家争鸣也就各有倚重的表达对事物的看法，事实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言辞思想多有交差，其中差别不足于达到质变的地步。
到了秦汉，不管是李斯建议下的“焚书坑儒”或董仲舒建议下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法家或儒家也都是并行不悖的。
黄仁宇说“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树立统一帝国的正规思想”，这话一语中的。
整个古文化到了家族似的统一帝国以后，思想就变得开朗许多，维护的也是原来正统的君权思想，百家也就融合成一家。
至于董仲舒把儒家加入天人感应与谶纬符命等鬼气迷信，那也只是一道幌子，假借神性的旗帜树立统治思想。
班固在《艺文志》中说：
“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
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
此学者之大患也。
”这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这些个不成为理论的文化，伴随我们的两千多年政权的兴替，直到新文化运动才第一次彻底的受到清算，这种清算也是借助外来思潮的一种剥离，根本没法清除残留在我们灵魂深处的文化基因。
这也是直到今天，我们的启蒙并没完成，思想并未现代的原因。
话说回去，传统文化对人的禁锢，在人性觉醒的魏晋那几代文人骚客中已经产生自觉不自觉的反抗。
比起新文化运动，魏晋的自觉更多是建立在对自身传统的反叛上的，那时能借助的外来文化就只有佛教，之前能倒戈的是老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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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曹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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