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西方物理学交流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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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中西方物理学交流史
明清时期中西方物理学交流史
目录
绪论1
1 中国和欧洲在明清时期的现状1
1.1中国的现状1
1.2欧洲的现状3
2西方物理学知识的传递4
2.1传教士在传教活动中引进西方物理学知识4
2.2物理学书籍的翻译及物理学名词的翻译和审定6
2.3西方物理学知识在中国传播的影响及障碍7
3西方人士对中国传统物理知识的介绍和研究8
3.1莱布尼茨对中国古代科技的高度评价9
3.2关于磁性的认识与应用9
3.3物理学其他方面的知识在西方的传播9
3.4中国物理学知识在西方传播的影响10
4结论10
5致谢11
6参考文献13
绪论
本论文主要研究明清时期中西方的物理学知识的交流史，搞清彼此在对方的科技史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虽然自古就有学者研究物理学史方面的东西，但是都比较零散。
在此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要数编写《中国物理学史大系》—《中外物理交流史》的王冰先生，中外学者中对此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
本论文将通过阅读前人的著作及相关的书籍了解并研究明清时期中西物理学知识的交流状况。
１ 中国和欧洲在明清时期的现状
1.1中国的现状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了内容丰富且特色鲜明的科学技术体系。
我们有悠久的天象观测历史，在历法和天文仪器制作方面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中国的古代历法虽然为人类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但是中国在宇宙结构研究方面一直没有什么大的进展。
例如“盖天说”、“浑天说”、“昼夜说”这些学说都没有形成关于宇宙结构严格而系统的理论，这就使得中国在预测日食、月食时有可能产生极大的误差。
为什么曾经辉煌的文明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呢？
这就要从中国的社会根源说起了，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统治长达数千年的国家，封建专制制度给我们带来的恶果有很多：
其一，封建专制制度使中国不可能产生精密科学所需要的逻辑学；其二，
封建专制制度不可能造就现代科学发展的外部需求条件；其三，封建专制制度从理论认识上形成鄙视科学技术的传统。
[1]这样，我国古代辉煌的科学就不能得到实质性的发展，以致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国家。
作为自然科学一个重要部门的物理学，无论在东方或西方、中国或外国，其知识的起源都相当久远。
中国很早就把包括自然界在内的一切事物之理称为“物理”。
欧洲古代则是将“物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总称。
16世纪末的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晚期。
虽然此时的明王朝朝廷内歌舞升平，但整个国家衰败没落，充满了内忧外患，政治和经济都出现了深刻的危机。
嘉靖皇帝（1507—1566，1521—1566年在位）、万历皇帝（1563—1620，1572—1620年在位）长年不视朝政，朝政由内阁首辅主持、甚至被宦官专擅，贪官污吏当道，政治极为黑暗。
由于土地极为集中，赋役繁重，阶级矛盾尖锐，加上自然灾害严重，致使各地不断发生农民起义。
军事上也时常告急，东南有倭寇侵扰，北方有鞑靼共袭，边防紧张。
另外，封建统治者为镇压异己，屡兴大狱。
为了加强对人民思想的控制，规定科举考试专以四书五经命题，切必须用“八股”文体应试，这种八股取士的做法严重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
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
随着朝代的更替，清王朝的建立并未改变这种落后制度，基本上实行了明代的各种制度，又通过残酷镇压反清势力，强化中央集权，巩固以满族上层贵族为核心的封建统治。
清初虽然采取了重视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经济的一些政策，使得生产和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整个说来恢复和发展的速度很缓慢。
另外，严行海禁、闭关锁国的政策，极为严重地影响了商品经济的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从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西方先进科技的传入。
而且清代继续推行明代的八股取士制度，把大部分知识分子束缚在科举考试之中。
更为严重的是，清王朝在康熙（1654—1722，1622—1722年在位）、雍正（1678—1735，1723—1735年在位）、乾隆（1711—1799，1736—1796年在位）年间曾多次大兴文字狱，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残酷的镇压政策，以达到加强思想统治的目的。
此举抑制了我国科学自身的发展。
明末清初时期的中国在冶金、纺织、制瓷、园林建筑等方面处于领先的地位；在建筑技术、水利工程、商业数学、医学和药物学方面也有新的发展。
然而，相对一些科学技术普遍发展的情况，基础科学则多半停滞不前，甚至连中国古代成就辉煌的传统天文学和数学，在这一时期也处于停顿状态。
这种状况的形成，确实与封建统治者的政策极其有关，因为在明代朝廷不但一直不加修改地沿用大统历，而且还严禁民间研习历法。
明代晚期，特别是整个清代，保守落后的文化教育政策、以文献考证为主要内容的学术风气，导致学术研究严重脱离实际，也使得自然科学的发展严重受阻。
在明末清初时期，上层统治者推行较为开明的政策，允许天主教传教士入华。
这样中国就有可能接触到西方的近代科技知识，传教士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把西方的知识带到了中国。
可是中国传统的宗教文化与天主教的教义教理是相悖的，这样两者之间就不得不产生矛盾，以致造成摩擦冲突。
18世纪初罗马教皇颁布的传教方针，更使康熙帝愤怒不已，所以清政府为了巩固政治，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刚刚开放的海禁于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严行了，海禁政策不仅阻碍了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而且严重限制了作为文化的交流。
清政府不仅禁海还实行了禁教，这些都沉重地打击了西方科技的传入。
清政府顽固的闭关自守的落后政策，以及愚昧无知的思想，致使在18世纪2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的一百多年间，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几乎中断。
1.2欧洲的现状
欧洲在经历了长达数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纪之后，14至16世纪出现了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
它发端于工商业发达的意大利，不久又扩大到德、法、英、荷等欧洲其他国家。
文艺复兴的实质是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
其直接后果是打碎了封建主义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对思想的禁锢，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16世纪下半叶和17世纪，近代科学在欧洲产生和兴起。
所谓近代科学，虽然是在古代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两者却又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古代的科学主要以观察现象，总结经验以及对某些现象进行猜测；而近代科学则以理性思考为主，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分析及归纳演绎，从而形成完整的系统的知识体系科学定律。
因此，近代科学较古代科学更为理性、更科学、更可靠。
在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和文艺复兴运动的意大利，最先兴起了近代科学，代表人物是伽利略（GalileoGalilei，1564—1642）。
17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在英国已有相当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科学家，牛顿（I.Newton，1642—1727）则是近代科学的代表人物。
这一时期，在欧洲建立了一批研究自然科学的团体：
如罗马的“猞猁学院”（AccademiadelLincei，1603—1630），佛罗伦萨的“实验学社”（AccademiadelCimento，1657—1667），再后来的英国皇家学会（1662年）、法国科学院（1666年）等相继成立并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人才，促进科学的研究、应用、交流和普及。
总之，明末清初时期的欧洲正处在伟大的科学革命时代，物理学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辉煌的发展，伽利略首先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
发现自由落体运道规律、物体运动的惯性定律、抛射体运动定律、运动的相对性原理，发明了温度计并制作出最早的空气温度计，发现摆振动的等时性，最早利用望远镜观测天体并得到一系列的新发现；在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儿等人工作的基础上，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总结出物体运动的三个基本定律，发现白光的色散现象，建立了光的微粒说，发明了反射望远镜；斯涅尔（W.vanR.Snell，1591—1626）从实验中发现了光的折射定律（1621年）；笛卡儿则最先以正弦形式表示了折射定律（1637年）；胡克（R.Hooke，1635—1703）和惠更斯（C.Huygens，1629—1695）提出和建立了光的波动说，惠更斯通过对摆的运动规律的研究发明了摆钟，胡克最早制成了格雷戈里（J.Gregory，1638—1675）式反射望远镜，发明复式显微镜并用于观察，发明轮式气压计，制成真空泵，他还根据弹簧实验发现了弹性定律。
２ 西方物理学知识的传递
西方物理学知识的传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西两方都存在着一定的阻碍因素，一些当时先进的物理学知识不能及时地传入。
如哥白尼的“地动日心说”，这个理论于1543年由哥白尼提出，直到1687年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后，哥白尼学说才在欧洲得到人们普遍的支持，又直到1757年罗马教廷解除了宣扬哥白尼学说的禁令，哥白尼的“地动日心说”才开始真正传入中国，此间，耽误了两百多年。
[2]由于封建专制制度以及国人的盲目自大与排外，从上层到民间有许多人都看不起西方科学，导致西方物理学的传入非常的艰难。
在明清时期，帮助西方物理学知识传入中国的人群主要是传教士。
2.1传教士在传教活动中引进西方物理学知识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基督教的传入与佛教、伊斯兰教不同，主要不是靠边界居民相互流动而传播的，而是由传教士直接传来的。
基督教在唐代就已经开始传入我国了，随朝代的更新及流传，来华的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明清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时期。
在16、17、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耶稣会士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明末清初时期来华的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修士，耶稣会是欧洲天主教最有影响的修会，它不只向华派遣传教士最多，影响也是最大的，中华基督教史的一些柱石人物多为耶稣会士。
16世纪末期即明末以后，有许多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使得包括物理学在内的近代科学开始在我国传播。
在古代，人们主要通过器物的交流来进行物理学知识的传播，即传播古代物理学；16世纪末期到18世纪中期即明末清初时期，物理学知识的传播才有了本质上的进步，即传播近代物理学。
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Ricci，1815—1610）于1582年来华标志着近代科学开始在中国的传播，在众多的西洋传教士中，比利时人南怀仁可以说是最灵巧的一个，他在传播西方机械力学方面的贡献最大，成就也是辉煌的，他于1641年入耶稣会，青年是曾在一个教会的学校学习天文和数学，1658年7月，南怀仁与匡卫国等人一起来华，首先在陕西传教，后被招进钦天监作为汤若望的助手，因其在天文方面的杰出才华得到了汤若望的赏识：
“他不仅掌握了这方面的科学，而且谦虚、坦诚，当他对这门科学从头至尾作了简明扼要的陈述后，我觉得无需再作任何补充。
”
2.1.1南怀仁引进西方机械力学
南怀仁凭借自己优秀的才华赢得了康熙的赏识，在康熙八年（1669）受命制造新仪器，后来又编写了一部关于仪器的原理、使用说明的书，康熙对此书的内容十分满意，南怀仁因此被加太常寺少卿职衔；在康熙十六年（1677）被任命为治理历法；康熙十七年（1688）元月二十八日，南怀仁因从马背上摔下致死，其一生结束在中国。
康熙帝因其在华的重要贡献厚葬了他，于一年后谴官加祭，谥号勤敏，并还撰文对他进行哀悼。
这样写道：
“尔南怀仁，远来海表，久掌星官，学擅观天，克验四时之序，识通治历，能符七政之占；非惟推步无差。
”
（2）康熙九年（1670年）夏，为修筑顺治帝陵墓所需，需要将四块巨石（两块为碑石，每块重七万斤，另两块为基石，每块重十二万斤）运过卢沟桥。
卢沟桥年久失修，能不能承受如此重压，成了工部官员和技术人员关注的首要问题。
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孝陵工程施工，还影响到京师与外地的交通。
有关人员提出两个方案：
一是用特制的车辆运石过桥，将石块放在十六个轮子的特大车上，用三百匹马牵引，为之需对桥体进行加固；二是在河床上筑路，从桥下过河。
这两种方案都耗资巨大，且成功与否都难以把握。
康熙帝命工部向南怀仁等传教士征求良策。
南怀仁亲赴现场考察，查看桥体、河两岸土质、河水质量、深浅等情况，认为不宜从桥下过河，因为河床为流水，土质松软不足以承载巨石重压。
最后认定可以从桥上运巨石，且不必加固桥墩。
但他提出绝不可用马牵引车辆，因为数百匹马的剧烈有规律的震动，比巨石对桥的破坏力更大。
他建议用绞盘牵引，使巨石缓慢平稳地在桥上移动。
经过一番论证，清廷接受了南怀仁的意见。
随后，在他的指导下，制作了足够的绞盘和滑轮。
事先用三百匹马将巨石牵引至桥边，桥这边设十二个绞盘，对边设八个，每个绞盘用人力推动。
桥两端的绞盘用粗大的绳索相连并和载巨石的十轮车连接。
起动绞盘，绳索就将石车缓缓拉上桥面，最后安全通过了卢沟桥。
南怀仁的饿方法获得了成功，在于他采用了滑轮组。
使用滑轮组不仅能省力，还可以改变力的方向，这样做牵引动力的人或牲畜可不必站立在桥面，从而避免了人或牲畜的有规则震动对桥体的破坏。
另外，使用滑轮组，牵动重物所用的力与连通滑轮的绳索段数成反比。
南怀仁设计的牵引系统用了十二个动滑轮，总重量就由二十四段绳索承担，因而起动绞盘时，只要用巨石、牵引车、滑轮总重的二十四分之一的力就可把巨石拉过桥面。
[3]
首先，这个例子中包含了一些物理知识：
共振、滑轮、滑轮组。
南怀仁否定第一个方案时，考虑到了三百匹马在桥面上同时行走极易产生共振，因为当马由于行走而产生的震动的频率与桥的固有频率相当时，马的有规律的震动比巨石对桥的破坏力更大。
这样不仅不能把巨石拉到对岸，还会破坏了桥自身。
而南怀仁提出的方案中运用了滑轮组省力、能改变力的方向的特点，避免了共振的产生，降低了桥面的承重，提高了桥面的安全系数，采用十二个绞盘使得绳索承担的重量大大地减轻了，不再需要三百匹马来拉，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物力的损耗，这件史事折射出了共振，滑轮组的物理知识。
2.1.2传教士引进书籍和器具
明末传教士来华,带来了许多书籍,包括相当数量的各类科技著作。
其中,“有格物穷里之书,备论物理事理”,很明显,这是与物理学知识有关的书籍,这些书籍传到中国后,立即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重视。
西方书籍传入中国,意义最大的是在17世纪初,金尼阁（N.Trigault,1577—1628）被派遣回罗马向教皇汇报在中国的情况,后来,他带领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传教士来到中国，于1619年抵达澳门，他们的此行带来了七千多部图书。
与传教士相识的王鰴（1571-1644）极其重视这批书籍,称“阅其图绘,精工无比”,其中“专属奇器之图之说者,不下千百余种”。
虽然他只谈到了与机械有关的图书的数量，但这已很可观了。
可以推测，其中肯定包含了许多与物理学知识相关的图书。
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器物也有许多种，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奇珍异物,有望远镜、温度计、气压计等。
而且很多得到了应用。
通过这些书籍和器物我们从一定程度上了解了西方的科学技术。
2.2物理学书籍的翻译及物理学名词的翻译和审定
2.2.1书籍的翻译
19世纪50年代初，包含物理学知识的科学普及读物开始在中国翻译出版，最早的一本很有可能是《博物通书》（PhilosophicalAlmanac）,此书由美国医师传教士玛高温译述，1851年在宁波出版，该书主要部分为《电气通标》译本（因此该书又名《电气通标》），介绍有关电磁学和电报的基础知识。
50年代上海墨海书馆翻译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批科学译著，其中物理学书籍有《光论》、《声论》、《重学浅说》和《重学》。
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中，翻译出版物理学书籍是传播物理学知识最主要的途径。
在此期间,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管翻译出版了十多种物理学书籍:
《声学》、《光学》、《电学》、《格致启蒙格物学》、《电学纲目》、《格致小引》、《电学测算》、《无线电报》、《物体遇热改易记》、《通物电光》、《物理学》等。
这些书籍大都是英国当时著名科学家的著作,且相当重要及有影响。
[4]
2.2.2物理学名词的翻译和审定
在翻译书籍的过程种，名词术语的翻译极为重要,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读者理解知识的准确性。
在19世纪末以前，科技书籍的翻译以西方人士口授和国人笔述的合作方式为主要方式。
就算到了后来,相当程度上还在倚靠西方人士的帮助。
19世纪中期以前，来华耶稣会士并未给出明确的标准，此后，来华新教传教士及西方人士开始重视这一问题,著名的科技书籍翻译者傅兰雅指出，“译西书第一要事为名目”，当时在上海还举行过专门讨论名词术语问题的大会，当时最可行的方法是用两三个字解释新概念新事物并给予正确定义而成为新译名。
实际上各学科绝大部分中文术语正是依此方法翻译定名的。
1908年，由中国官方机构编译\审定和发行的唯一的一本物理学名词集《物理学语汇》，此书一册，共90页，收集词汇近1000个，但是此书并没有将所有的名词都包括在内。
由于当时的中国没有物理学专业方面的大学生，只有极个别的留学生在国外的大学学习过物理学，所以此书的翻译者为非物理学专业的人士，这样书中涉及到的名词大多是最基本最普通的，而比较专业的术语就没有翻译到。
如：
Collision——碰撞、momentofinertia——转动惯量、frequency——频率、grating——光栅等等。
2.3西方物理学知识在中国传播的影响及障碍
2.3.1影响
总的来说，西方力学和机械学知识在明末清初的中国传播，其影响的范围是有限的。
然而中国在光学器具的研究和应用以及光学理论的研究方面比较有成就，这种状况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西方光学知识的传入。
随着近代物理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明末清初出现了一批新的物理概念，如：
物理学、力学、重力、重量、重心、平衡、浮力、比重、反射、折射、色散等等；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器物，如：
各种简单机械、摆、温度计、眼镜、望远镜等等。
虽然这些概念和器物有些在中国的古代就已经有了，但是这时却被赋予了新的科学含义。
西方近代物理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的最直接的影响，是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自然现象和自然界本质的认识，开阔了人民的眼界，启迪了民智，从而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2.3.2障碍
中国人是十分注重实用性的，这就使得从西方传入的知识更偏向于实用性较强的知识。
晚清时期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物理知识是很有限的，事实上，到19世纪末，研究宏观现象的经典理论在物理学的各个部门都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
但是，无论分析力学、热力学、还是分子运动论、经典电磁理论，在中国几乎没有得到介绍。
引进的物理学知识明显偏重于应用，从关于蒸汽机、电话、电报等的知识，直到关于X光方面的知识等等，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这种情形，与中国历来讲究的实用性的传统是一致的。
这就使得西方最先进的物理学知识难以传播到中国，更不用说得到进一步的研究和发展了。
而且清政府的闭关锁国的错误思想也严重阻碍了知识的传入。
3 西方人士对中国传统物理知识的介绍和研究
基督教的东传，揭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后来以耶稣会士为主的西方人士在中国传播宗教和科学知识的同时，也积极将中国的古代文明和科学知识介绍到欧洲。
由于中国古代的有关物理方面的知识大都是以观察获得的，没有形成一种科学的、完整的知识体系，而是零零闪闪地记录在古代的书籍中。
来华的传教士们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籍，并向欧洲带去了他们在中国传教活动的记述以及中国古籍的翻译版本，这些书籍在欧洲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掀起了一股“汉学”（Sinology，又称“中国学”）风，促进了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
19世纪末之前，一些没到过中国的西方学者通过传教士的著述和书信来了解中国及中国的科学。
3.1莱布尼茨对中国古代科技的高度评价
德国的著名科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对中国的文化非常感兴趣，在年轻时就中国的文化有所了解，1689年，他多次会见在中国进行传教后返回欧洲的意大利人闵明我，当闵明我回到中国后，两人经常通信，莱布尼茨对中国古代科学的高度评价以及中国古代科学对欧洲科技发展的帮助从他与闵明我的书信中可以看出来。
1689年7月19日，他曾在信中这样写道：
欧洲应当感谢您开始了这方面的交流。
您把我们的数学传授给中国人，反过来，中国人通过您将他们经过长期观察而获得的自然界的奥秘传授给我们。
物理学更多地以实际观察为基础，而数学恰恰相反，则以理智的沉思为根基。
后者乃我们欧洲之特长，但在实践经验方面，我们实不如中国。
1692年3月21日，他在信中又写道：
您为他们带去了我们的技艺，在我眼中，您和那些与您同行的众多仁人志士仿佛凝聚着全部的欧洲知识。
反过来说，从中国这个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帝国那里首先带回由他们的传统保持并且发扬光大的物理学奥秘，也是你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唯有如此相互交流才是合情合理的。
他们善于观察，而我们长于思考。
3.2关于磁性的认识与应用
中国可能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了,利用这一特点,大约在秦汉时期就制成了磁性指向器,到宋代,人们就已经发现了条形磁体或磁针在静止时,方向只是大致指向南北。
来华耶稣会士向西方介绍中国对于磁偏角的认识，最早大约是韩国英摘译《康熙几暇格物编》。
虽然中国对磁性的认识早有记载，但是仍然有一些人持有怀疑的态度，甚至到上世纪末时，仍对中国人的智慧和能力怀有偏见。
但无论如何，研究中国学术的西方人士和汉学家在逐渐增多，使得中国古代在磁学方面的成就日益为世人所认可。
19世纪，在来华的西方人士中，伟烈亚力和艾约瑟曾研究中国的指南针及其应用，并努力介绍到西方。
伟烈亚力的“中国的磁罗盘”（1859年）一文，主要引述中国某些著作中与磁偏角有关的记载。
3.3物理学其他方面的知识在西方的传播
中国很早就对冷光源有了一些认识,古人还利用含有磷光物质和荧光物质的颜料作画。
1883年，美国浸礼会来华传教医师玛高温致信《北华捷报》（NorthChinaHerald），谈到了这个事情。
不久，伦敦出版的《科学》（Science）杂志就转载了此文。
中国远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关于幻灯的记载，走马灯也是中国的一项发明，来华耶稣会士安文思对此很感兴趣，在17世纪对它作了生动的描述。
中国古代有一种奇特的“铜镜”——“透光镜”，外表与普通镜面没有什么区别。
奇妙的是，当镜的正面反射日光时，可以在墙壁或屏幕上获得与背面的图案文字相同的投影，这种奇特的现象使得中外人士对此都怀有浓厚的兴趣。
3.4中国物理学知识在西方传播的影响
中国传入西方的有关物理学的知识虽然比较零散且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但是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或验证了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一点是不可忽略的,也是不可遗忘的。
西方人士在把中国传统的物理学知识介绍给世界的时候，做出过很多贡献，这些仍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
4 结论
中西方物理学知识的交流在明清时期是最密切的，各地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不仅传教还带来了丰富的科学技术，虽然他们在中国传教与传递知识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他们还是向中国传递了许多的物理学方面的知识。
传教士在与祖国的朋友或是其他人通信时经常谈到中国的古代物理学知识，而且他们回国时也会带走一些器物和书籍。
这样，中国的古代物理学知识也传到了西方。
研究明清时期中西方物理学交流的历程，可以让我们认清我国明清时期科学的落后，激励后人专心研究物理知识，多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参考文献
[1][2]近代物理学在中国的传播
[3]曹曾友 著．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133—134
[4]王冰 著．中国物理学史大系——中外物理交流史．湖南：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113—117
[5]段治文著．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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