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文化和反文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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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文化和反文化
企业家文化和反文化
威廉.杰克.鲍莫尔
人们对“历史通常是由活跃的企业家推动向前的”这一说法颇有争议。
企业家的一般意思是指，在众多同类企业已存在的条件下，某个新企业的缔造者。
这里，我不用它的一般意义，我更倾向于使用它的内涵意思，既有狭义，又有广义，把企业家看做创新的推动者，就如同首位企业家精神编年史学者约瑟夫·熊彼特通常使用的意思。
如果以这种方式进行定义，那么甚至可以在绝大多数记载于史册的重要经济活动中发现企业家：
例如侵略战争。
毕竟，在许多早期的社会，在军事技术和工艺上的创新是通向个人成功的最有效途径，随之而来的还有权力和财富。
但是，那些早期具有创造力的勇士并非今天我们通常认为的企业家，也不是新企业、新产品和新生产工序的发明者和推动者。
相比之下，我们所熟悉的那类企业家只有随着资本的增长，他们才能取得显著地位，所以从历史角度来讲他们就是后期的产物。
这些企业家不仅是后期的产物，并且有人认为他们也将会早早的离开历史——他们的时代将会终结.在熊彼特的后期的著作中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他推测增长和创新在未来将会具有非常高的常态性，因此企业家将面临被淘汰的威胁。
在美国，由于行政干预，研发费用的一半以上是由大企业花费掉了，是不是那些与政府没有关联的小企业，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恰恰相反，我认为企业家和小企业的作用并不会被边缘化，他们会比之前更重要，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时期内，他们的重要性不会消失。
然而，我将会指出，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对企业家作用价值的高估，事实上，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这个社会拥有其它的经济组织形式，尤其是以前的形式，不仅诋毁生产企业家，而且还具有阻碍高效率的创业活动的机构。
不过，这些以前和未来的经济形式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组织结构对政策的制定是十分重要的。
当我们向后看时，会从以前的经济结构中了解到发展中的经济会如何帮助开启和提升增长过程。
我们向前展望时，会从未来的经济形式中想象我们希望哪类角色被委以重任，以便在未来中继续发挥作用，其实，这个角色就是具有争议的、且日益重要的企业家。
序言：
企业家精神和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奇迹
尽管资本主义经济有缺陷和不完美之处，但是，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着重指出的那样，它至少拥有一个突出的方面，就是难以置信的成就：
生产了丰富的产品，出现了创新以及经济增长。
他们写道：
没有生产工具的不断的革新，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存在的。
相反，所有早期的工业阶级存在的首要条件，就是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保护，使之以不变的形式存在。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古往今来，没有其它的经济形式能够达到与此相接近的成就了。
没有一个确切的方法来充分描述这一成就，但是通过一些观察我们可以说明它的规模。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一千五百年内，我们估算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近乎为零，从十世纪左右开始，才有了一些确切的增长，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当时的增长速度是缓慢的。
但是在18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在英格兰的出现，人均GDP有了20%—30%的增长。
在19世纪，这一数字变大，大约扩大了10倍，达到200%。
在20世纪，美国的增长率已经保守估计为700%左右，但是，通过一些可靠的观察者的讨论和强有力数据的支持，最后得出这一数字被大大低估。
图一描述了这些记载，展现了安格斯·麦迪森（2001）对16世纪以来人均收入的估算。
从图表中，可以很明显发现，前三个世纪的增长率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从那之后，出现了显而易见的爆炸性的增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细致的观察相比，上升轨迹出现得更早——早于1848年的箭头标注的地方。
图一1500年至1998年英国实际人均GDP
数据来源：
由麦迪森数据库修改得来，2001
在工业革命之前，即使是最富有的消费者也不可能拥有那些在古罗马买不到到的商品。
钟表，猎枪，窗户玻璃和纸张不在这些商品列表之内。
另外，富裕的罗马人还拥有很多的选择——例如热水浴缸，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很长时间就已经消失了。
从那以后，创新的步伐已经明显地像洪水一般迅速。
有人说，18世纪是创新的第一次起飞时间，只有到了19世纪，这种变化才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并且在以后的技术进步中坚持了创新理念；到了20世纪，新产品和新的生产工序如此频繁地出现，并且变得十分平常，以至于我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接受的，也很少有人会注意这些了。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许多共产主义政权出现瓦解，中国甚至开始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有人认为是民众希望参加到资本主义经济奇迹般的增长才导致这一切，这种说法肯定是值得商榷的。
像人均GDP一样，研究和发明的支出费用也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
图二描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约半个世纪内，美国私人企业在研发活动上的实际支出。
在这幅图上，我们再次可以立即观察到近似于指数增长的线条。
还值得注意，战后的经济衰退对呈增加趋势的实际研发费用的阻碍是微不足道的。
与研发费用近乎不变的上升路径相比，研发费用的偶然下降无伤大雅。
图二1953年至1998年美国私营企业实际研发费用支出图
数据来源：
2002年国家科学委员会数据（修改）；2002年度总统经济报告数据；费用额是剔除了通货膨胀的GDP平减指数
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中的创新与单纯的发明的比较
自由市场是如何带来无与伦比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就像一个谜，我们必须寻找解释这个谜的答案，那就是是创新，而不仅仅是发明带来这一切。
在这里，我再次用到了熊彼特所解释的创新含义，它是指整个过程，从新思想的产生到把新产品或者生产过程带入到市场中这个完整的过程。
早期社会有一个壮观的发明记录——中国是杰出的例子。
在哥伦布的若干个世纪之前，他们就已经发明了印刷术，指南针，复杂的（水）钟表机械装置，火药，纺纱机，轧棉机，瓷器，火柴，牙刷，纸牌等等。
并且历史上其它国家也拥有大量的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发明记录。
然而，不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新产品，这些发明从未推动经济增长。
就像在前苏联，发明创造通常是引人注目的甚至是壮观的。
但是，令人惊奇的却是，这些发明中仅及其有限的一部分被投入使用——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得不到关注。
创造性的企业家在非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微弱作用
通过对所讨论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我们知道，不仅仅是在我们经济中，而是在所有的经济中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要素，那就是生产性企业家，他们在激励机制下进行创新，这些激励机制是从强有力的市场竞争机制中衍生出来的。
当然，竞争性的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经济中，并且自史以来一直存在。
现代市场的差异又是如何使企业家成为普遍存在的、并且是活跃的？
可能没有简单的答案：
事实上，任何建议性的回答都一定脱离了关键特征，这些特征涉及到政治变化，制度发展，宗教信仰的变化甚至包括历史性事件。
自由市场经济发生的一个变化就是，企业家这一职业不仅第一次受到了尊重，而且被想象上了英雄的特点，就像所有小说中描述的英雄形象那样，虽然正义，但是是一个非完全正义的复杂角色。
在关于迪克惠廷顿经典的虚构故事中，对这个后来成为伦敦市长的非常富有的主人公，也很少描述他的缺点。
但是现实中伟大的企业家的成功，例如亨利福特和比尔盖茨的，都是受到赞美、敬畏和怀疑的共同作用，在一次次引人注目的丑闻的反复发生下，这种怀疑的观点进一步增强。
然而，虽然有很多的限制，但是，在工业社会中，企业家充当了榜样的角色，并且成了诸如政府事务、大学运作以及甚至文化活动这些事情中的当权者。
并不总是如此。
也有完全相反的情况：
在某些情况下，进行企业创建或者对生产性创新起到推动作用的人有可能并非正义。
就如我曾经写过的那样：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企业家这一行业，从来没有如此有效的进行生产活动并且具有声望，使它成为获得财富、权力和威望的一种途径。
很显然，这三个目标是绝大多数企业家的首要目标，历史表明，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许多企业家对他们利用的方法并不是特别在意。
就像任何从事其它行业的人一样，他们会跨越道德和奉献精神的界限。
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将会有许多企业家为了达到那些目标，选择那些最易成功的方法，不论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道德标准确实会随当前的机会和行为而发生改变，以至于现在的被认为超出了道德伦理范围的行为，但是在以前可能认为是正常的，甚至是值得称赞的（反之亦然）。
古罗马和中世纪的中国都拥有丰富的军事和非军事发明，对财富和权利的追求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应当的，甚至认为是值得拥有的，就如同在大多数被贪欲驱使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
在当时的社会中，财富的积累方法包括武力入侵、赎金、受贿和放高利贷，并且它们都是被人们提倡的。
例如，在罗马历史中的一些伟大人物，他们就是通过这些手段获得大量财富，并且受人尊敬。
古代中国的一些被任命高职位的官员，会通过受贿来补偿他们为准备困难的殿试所花费的开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就是通过殿试才得到官职的。
对这些财富积累的方法，没有丝毫流言蜚语或者是反对声。
但是，当时认为是恰当的方法，放到现在来看，人们的观点发生了变化。
在罗马和中国当时的社会，都存在两种让人感觉不光彩的活动：
从事商业和从事生产活动（一些高级的农业活动可能排除在外）。
例如，在罗马，所谓的“不光彩”的事情是留给自由人去做——这些自由人解放奴隶及他们的儿子。
并且这些人也在努力积累丰富的财富以至于他们能够摆脱所从事的不受尊敬的行业，或者至少让他们家族中的后代有可能得到尊敬。
然而，让人疑问的是，在这些社会中没有很多生产性的企业家。
即使是在中国，虽然有数量惊人的发明，但是，很少有创新，就是广泛使用和传播的发明。
很少有发明投入到生产性的使用中，并且很快就消失，被人们完全忘记。
（鲍莫尔，2002：
:
63）
对企业家的这种态度在法国也渗透着，并且对那些偏离此的人进行严厉惩罚，直到法国大革命才结束。
在18世纪，如果贵族从事了任何手工工艺行业或者是涉及到了被认为是“肮脏的收益”——零售商品行业，那么他将会失去贵族身份，他所有的后代也不能成为贵族（中世纪的法律认为被污染的血统也包括小孩在内），（Ford,1953,25—26）。
并且，今天许多的发展中国家，就如同中世纪欧洲的经济，把拥有土地看做是最受尊敬和最可取的财富投资方式，而非发展工业。
当然，这种投资方式虽然可以带来土地使用权获得和保留方法的创新，但是，绝对不能刺激或者是助长生产性的企业家的诞生。
对企业家的态度改变
对企业家态度开始改变，是首先在英格兰发生的，然后是法国，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与经济无关的历史发展，财政压力逐渐增大。
首要的开支源头是军事装备花费的增加，当每一个潜在侵略国试图在军事力量上超过对手以便掌控战争，那么本国就不可避免地会增加军事开支。
因为当每一个君主或者一意孤行的贵族朝那个方向前进一步，他的对手为了和对方平起平坐，便会被迫着增加开支，甚至希望能超过他。
但是这种连续性的军事开支的增加并不是财政压力变大的唯一原因。
这些沉重的开支有一部分也由皇宫消费构成，巨额消费是诸如太阳王、路易十四时期皇室成员彰显地位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凡尔赛宫的建设就是典型的炫耀消费和铺张浪费的比拼，这些铺张浪费思想已经占据了整个空闲的皇室阶级。
这些日益增长的财政负担应该如何解决成了一个头疼的问题，最终这迫使贵族甚至是国王开始投资于商业，并且后来直接投资于生产活动。
当然，他们当中越多的人这样做，这个行业就开始受到尊敬。
这种情况早期是发生在英格兰，在那里对贵族实行了免税待遇，然后慢慢地在法国进行，贵族免去了许多最繁重的税负，这些税负是用来为国王奢侈消费提供资金的（见Ford,1953年）。
在英国，经历了罗斯战争之后，爱德华四世发现大量投资于木材、纺织品和锡的出口，并且增加对进口商品的投资是可取的。
他的很多贵族很快便跟随他的做法（Ross,1974:
351）。
很明显，这是最有效的办法来开启对商业的尊重了，随之而来的，商业创业也产生了。
在非资本主义经济内，除了对生产企业家强烈的诋毁倾向，还通常有更多的直接不利因素和障碍，这些都阻碍了企业活动的开展。
在早期的经济中，最直接阻碍方式是法律征收，这种做法极大的打消了投资于有价资产的积极性，因为有价资产很容易被发现，并且一旦发现马上被没收。
由于在很多社会中，一切财产最终都属于国王，国王还经常在诱导下把这一理论付诸实践，攫取最容易得到的财产所有权，特别是当国王的财政需求急切的时候（他们通常如此）或者是当这些资产特别精美且有利可图的时候。
当然，从生产和创业活动中取得回报具有这样大的风险，那么就大大减弱了人们从事生产性企业的热情了。
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能造成社会上生产性创业的氛围。
只有当法律规则和合同权利被承认并且被执行的时候，这种情况才会得以改变。
变化逐渐地发生了，尤其在英国，落寞的国王一次又一次地被迫同意贵族们以及在他们之下的士兵们曾经被认为是奢侈的要求，要求他们应当得到保护，免于各种形式的暴力征收。
这样，企业家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都逐渐得提高了，因为这个活动带来了很好机会来积累财富，它很大程度上激励了现代企业的出现。
但是，只有在新兴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个过程才能达到相当大的规模。
甚至在那些不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现代经济中，通常都不能产生大量的具有活力的企业家。
当然，首要例子要说前苏联了，尽管它有大量的有能力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值得赞扬的发明，但是，最新研究表明它的创新（被定义为能广泛传播和应用的）进程远远落后于西欧（见Lacopetta,2002）。
在这里，原因很明显，不是由于政府对企业的态度和它们的社会地位的问题，而是企业行为的补偿机制有问题，它大大的阻碍了潜在创新企业从事有活力的市场活动，而这些市场活动恰恰能够推动改良工艺的使用，从而提供更好的产品或者是增加产量。
最核心的问题是缺乏本应有的对成功的生产性企业的奖励机制。
这就使那些成功解决劳动力就业并且承担风险的企业一无所获。
但是还不止于此。
在前苏联，管理者的表现是由定额产量衡量的，这个定额产量是由计划经济部门对工厂和企业设定的目标产量。
如果在某年，管理者负责的企业达到了目标产量，那么一切安好。
但是如果没有达到定额，那么结果便会很糟糕。
这样，在更好的生产工艺可以使用的情况下，就很难激励管理者来暂停生产活动进行设备更新，或者是冒风险让企业工人按新的程序生产、操作新的机器，因为这会产生短时期的低产。
更糟的是，如果在某些年份产量超过了定额，那么，管理者除了有奖励外，还会面临更艰巨的挑战——来年会有更高的定额——理由就是已经证明了他有完成更大产量的能力。
同样，改进了的企业和装备也会导致定额的增加，很明显，这只会使管理者压力更大、风险更大。
在这样的制度下，也就不必惊讶前苏联对改良技术的使用是那么的少了。
然而，我们再来看看资本主义的规则和制度，不论它们有多少缺点以及能够产生什么样不确定性的后果，但是很显然是能够刺激生产性的企业和高效率的企业的发展的。
这就使得企业行为把经济和创新推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而这也正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能够做到。
很显然，在工业化国家的和发达国家很值得对这种管理方式进行研究，对前者，帮助他们在追赶过程中更好的表现，对后者，能够帮助他们保持经济增长。
提高先进大型企业在技术进步中的角色
从本质上讲，企业家是与小的、新兴企业联系在一起，正如我们所知，长时间以来，对企业家的普遍定义是某个新企业的缔造者。
这与他们在经济创新过程中的角色有关，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创新所需要的资源供应的任务分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至少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创新资金被大的寡头企业提供——这类企业中，几乎没有一个是与企业家相联系的。
熊彼特说，这种情况自然导致这样的猜想，经济分配给企业家的职业责任就很有限了，并且注定会变得更有限。
如今，美国70%的研发支出是在私人企业中进行，有人会坚定地认为这些费用绝大部分是由大企业提供的。
在这些从事创新研究的企业中，小心翼翼地安排创新活动，以防止出现令人失望的结果，并且把风险降至最低。
结果就是，创新过程缺少了企业家的特征——自由、富有想象力和冒险精神。
然而，大企业的高管通常对公司实验室的科研活动紧紧约束。
它的预算是由企业内部上层管理部门决定的，上层管理部门也可以决定雇用多少人及哪种类型的专家来开展科研。
即使是没经过实验室训练或者没有实验室经验的人，也可以决定实验室下一步应当研究什么新产品或者新工艺。
有时，大企业会尝试组织一个附属部门，这个附属部门充满了创业精神，鼓励他们的员工参与到创新活动中去，但是，通常没有太大成功。
在以官僚主义管理为主要管理方式的企业中，他们的研发活动通常是按照官僚规则和程序来开展的。
人们可以轻易的猜测是什么促使熊彼特预测企业家的未来是有限的，这些企业家所在的企业通常都具有创新特点。
然而，在接下来我将会讨论这基本上是一个错误的描述，这个重要角色继续由私企来承担。
小企业创新的特点：
革命性的突破
为了方便，在这里，我们把发明分为两个极端类型：
革命性的突破型和渐进的改进型。
当然，许多新产品和新的生产工序并非这两个极端类型，而是居于两者中间。
然而，这种区别仍然有效。
再者，可以列举许多例子，它们都很明显地符合这两个分类中的一个。
例如，电灯，交流电，内燃机，以及其它一大堆研究成果都能确切地认为是具有革命性突破的，然而洗衣机和冰箱的连续的改进——每一次改进都使得它们在市场上生存时间更长，变得更难被突破，并且也更方便使用——可以说构成了一个序列式的渐进改进。
在大型商业公司中，从研发工作和研发部门可以看出，这两种分类之间的联系应当是显而易见的。
研发过程中，保守主义者自然会希望企业专注于渐进性的技术改进的研究，并且避免革命性突破带来的未知的风险。
后者，大多数通常是留给小规模的和新建立起来的企业来研究，这些企业通常是由有进取心的企业家来领导的。
虽然这是可以预料的，但是现实中在大公司和小公司之间的这种专业活动分工的不对称程度显得更加惊人。
针对20世纪在小企业中发生的革命性技术创新，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已经制作出了图表（见表一），我们可以看出，发明单上实际涵盖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从飞机到拉链。
表一美国中小企业在20世纪做出的重要创新
数据来源:
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
这份表格包括了20世纪很大部分的技术突破。
除了飞机，它还列出了调频收音机，直升机，个人电脑和心脏起搏器，还有其它很多产品，它们中许多都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
最近，同样由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发起的一项研究，研究结果为类似的影响提供了更系统、更有力的证据。
这个报告通过专利来衡量技术变化，并且把小企业定义为“少于500个员工的企业”。
或许最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发现，与一个大企业的专利相比，小企业更能够进入“最常使用专利行列”的前百分之一，研究还发现，在拥有15个或者15个以上美国专利的公司中，在专利最丰富的公司名单中，小企业占据了三分之一的数额。
这份报告还有以下重要发现。
平均而言，小企业的创新与科学研究的紧密联系程度是大企业的两倍，所以小企业的创新中涉及到更多的高技术和前沿知识。
在生产高附加值创新产品方面，小企业显得更高效——小企业专利的使用指数平均为1.53，大企业平均为1.19.
小的专利公司每名员工的创新指数大体上是大企业的的13倍。
在前百分之一最具影响力的专利中，小企业出现的概率至少是大企业的两倍（P.2）。
还有就是，这项调查得出了这样一个合理的推论，那就是，过去两个世纪内绝大多数革命性的新的思想，更多的是由独立自主的发明者提供的，这些发明者本身还都经营着小企业，并且，这种情形在未来还会继续下去。
渐进式改进带来的革命性后果
正如我们所见，在创新的类型中，大企业主要倾向于产品的改进，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和增强使用方便性，以及发现产品新用途。
这种创新方法通常是保守的——它的支持者寻找的是明确的适用性和投机性不高的市场。
在大企业中，典型的官僚主义控制下的创新可以确保创新结果是温和的、可预见的和向前发展的。
这些企业并不喜欢那些灵光一现的离奇的想法，这些想法会使企业家的信念发生改变，并且使企业跳进一个未知的领域，最后往往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但是，也正是这种想法才会开启一个新世界。
然而，当我们意识到了小企业的重要作用时，我们就不能走另一个极端，低估常规创新对社会的贡献，至少有时候这些常规创新比那些革命性的创新对社会的贡献更大。
尽管每一个单独的小改进或许不能形成意义重大的结果，但是，把他们聚集起来，就会产生重大意义。
想想第一代笨重且昂贵的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是多么低下，随后经过连续多次的改进，现在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已经多么强大。
表1展现了一系列小规模、初创企业创新贡献的例子。
但是，类似于大型企业，同样有很多在创新上产生惊人影响的例子，他们向前发展的贡献叠加起来就能产生意义重大的结果。
纽约时报（2003年4月9号商业部分）提供的数据产生了如下一个证明结果。
文章描述了英特尔公司制造的计算机芯片的发展过程，它已经成了成了该产品领域的领导制造商，为市场提供了数代计算机芯片和晶体管，并且它们都是计算机运行极其依赖的零部件。
根据这份报告，在1971年至2003年间，英特尔微处理器芯片的执行速度——及每秒每单位电脑芯片执行的指令数，已经增加了百分之三百万，达到了现在的每秒钟三十亿次的计算速度。
在1968年至2003年间，每个计算机芯片中嵌入的晶体管数量已经增加了百分之一千万以上，并且一美元所能购买的晶体管数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亿。
这些都已经不是微不足道的贡献了。
把他们叠加起来，计算能力得到极大的提升，不可否认，比最初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带来的革命性的突破贡献更大。
当然，最初的发明是以后所有改进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但是，简简单单地把两者结合起来，就可以使我们今天轻松地使用功能强大的且廉价的机器。
政府和大学在创新中的作用
尽管在我的理论中它们并非重点，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已经严重的忽略了这两个重要的因素，必须在此阐明以弥补这两个要素。
毕竟，这两个机构——大学和相关政府机构，也为技术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里，需要重新提及电子计算机及英特尔。
大学和政府机构的贡献通常也是专业性的，并且和我们以上的讨论有所不同。
为了研究他们，我们首先要把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区分开来，并且认识基础研究所带来的成果。
这样，也可以帮助我们轻松理解私人企业劳动分工的原因，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无需多讲。
但是，首先我们也要观察到，一些重大的基础研究的突破也是由私人企业贡献的。
在这方面，最有名的莫过于贝尔实验室了，初期时候，它不单单研究晶体管，还在纯理论的经济分析上有贡献，包括对约翰逊定理和可竞争市场理论做的基础工作。
提到后面两个理论，并非他们与我的研究有联系，而是想证明由大型私有企业资助的研究所产生的当前可用产品和他们追求的收入之间尚有差距。
然而，只有在特定环境下，才能预见这个差距。
这类研究在贝尔实验室进行的时候，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是贝尔实验室所有权的唯一拥有者，该公司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公司。
此外，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还是一个受政府监管的公司，它拥有政府授予的垄断权。
这意味着，监管机构而非市场力量对它进行价格影响，防止出现导致过高利润的价格。
因此，并不是由市场力量阻碍它调整价格和收入以弥补成本的增加，而是监管部门不允许它这样做。
因此，虽然公司的盈利能力未知且花费巨大，但是，它从未遭受过利润的重大减少。
它仅需说服监管机构，让他们相信成本是合理的，就可以获得相应的提价权限。
但是从市场机制的角度思考，在基础研究上的支出是一个“浪费性”的支出，因为这些花费没有能够增加企业的利润。
从本质上讲，基础研究是否能产生经济利益是不可预测的，如果能够预测，那么它最终将会使谁收益呢？
当然，它也未必需要企业来开展研究。
出于那个原因，任何一个不受管制的企业都不能希望收回花在基础研究上的投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恰好受政府管制，它就可以这样做。
还可以预见的是，当法庭剥夺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垄断权时，贝尔实验室就失去了基础研究者的角色了。
那就是为什么当有任何程度的基础研究开展时，肯定有政府和大学的参与。
正如我们所知，从长远角度来讲，基础研究对经济增长是很重要的，因为有很多实用的创新是从基础研究中产生出来的，或者至少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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