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万事莫贵于义清风文萃3.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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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万事莫贵于义清风文萃3
2016年8月16日,我国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以“墨子”来命名体现了中国的文化自信和对古圣先贤崇高人格的仰慕。
在传统文化中,墨子“义”的思想对后人的道德观念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无论身处何时何地,我们都应坚守心中的“义”,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
在利益面前,要想到道义;在国家危亡关头,不惜付出生命。
作为积淀了两千年的传统美德,我们要更好地把它发扬光大,做一个对国家、社会、人民有益的人。
墨子:
万事莫贵于义
中国历史名人梁启超曾在《新民丛报》上感叹“今欲救亡,厥唯学墨”,并说:
“只可惜我们做子孙的没出息,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地窖里两千年。
”春秋末战国初期,墨子以一身黑衣黑衫、黑脸黑脚的农民身份装扮,作为一位质地纯朴、模样可亲的下层人士,毅然扛起了大爱的真义,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广泛关注。
墨子(公元前468-公元前390年),名翟,宋国(今河南商丘)人,生前担任宋国大夫。
墨子在诸子百家中的身份最奇特,既不出身豪门,也不出身书香门第,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也是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节用”等观点,在战国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
墨学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在当时的百家争鸣中,有“非儒即墨”之称。
墨子去世后,其弟子根据他的生平事迹,收集其语录,完成了《墨子》一书传世。
墨子与孔子都出生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针对周王室衰败带来的战争频繁、民不聊生,两位先哲各开出了一剂药方,孔子的药方上写着“仁”,墨子的则写着“义”。
与孔子不同,有“平民圣人”之称的墨子代表了小生产者及广大百姓的利益,体察下层民情的墨家思想也成为春秋之际最著名的派别之一,并用独特方式承担起治国安邦的重任。
墨子在一次旅途中,巧遇多年不见的朋友,朋友对他说:
现在天下没有人行义,你何必独自苦行呢?
还是放弃吧!
墨子不假思索地反问道:
正因为如今没有人行义,你作为朋友更应该支持我,为什么要制止呢?
在朋友看来,墨子是孤独的,但这并不妨碍“万事莫贵于义”成为他一以贯之的行动宗旨。
“义”的内涵丰富而又深厚,一切有利于天地万物和黎民百姓的言论与行动都可视为“义”,为民请命、济苦救贫、仗剑行侠、维护和平、勤俭节用均是“义”。
“兼爱”是墨子行义中的重要内容,是一种无差别的博爱胸怀。
《兼爱》讲:
“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由天下治。
”墨子认为先秦社会之所以失范,在于人与人之间不能相爱,所以应倡导以爱自己的心对待他人,像爱自己家人一样去对待别人的家人,爱自然、爱万物,以求达到家庭与社会和谐。
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每个学派都直抒胸臆,表达自己的理念和责任。
而墨子的表达更纯粹,就是黑色。
作为底层劳动者,“黑”是自身颜色的体现——黑衣黑衫,但他还不满足,还有那些身处奴役的人,应该代表他们表达立场。
“墨”比“黑”更干脆,因为当时“墨”是刑罚,于是“墨家”应声而落了,“兼爱”思想也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兼爱”在现实中比较理想,难于执行,怎么可能对一个作恶的人表现出爱呢?
但是生活不能因为有险恶的人就抛弃他们,要用法律来约束,用道德来引导,用一丝一缕的行动,用真诚和人性来帮助这些人。
儒家提倡仁爱,就是从亲情出发,从身边做起,由此及彼,推己及人,是一种有差别的爱。
墨子提倡“兼爱”,就是要“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儒家仁爱思想是从自己的身边人延伸到其他人,而“兼爱”是要同等地爱天下所有人。
仁爱容易践行,“兼爱”比较困难。
孟子描述墨子说:
“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只要有利于天下百姓,就算磨光头顶、走破脚跟也在所不惜。
“兼爱”是彻底的大公无私,当时许多人认为难以实现。
墨子便举出楚灵王和大禹的故事:
楚灵王喜欢细腰的人,所以他的臣下每天只吃一顿饭,一年后都饿得面黄肌瘦,宫中更是出现饿死人现象。
大禹治理洪水时候,凿开龙门以利于北方的人民,在东边分九条河泄洪以利于冀州的人民,在南边疏通长江、淮河、汉水等河流以利于荆楚和吴越的人民。
楚灵王只顾一己喜好而没能兼爱臣民,最终失去民心、丢掉王位被迫自缢身亡。
大禹则兼爱天下,充分考虑了居住在不同地区百姓的需要,最后被推举至天下共主之位,成为古时贤明的圣王。
“兼爱”可视为全社会共同的出发点和归宿。
君主兼爱就会仁惠,臣下兼爱就会忠诚,父母兼爱就会慈蔼,子女兼爱就会孝敬,兄弟兼爱就会友善。
在这种环境中,不容许统治阶层剥削人民而养尊处优,墨子据此又引出了崇尚节俭、降低用度、反对奢华礼乐等主张。
“兼爱”是墨子心中美好的向往,“非攻”则是他的切实义举。
春秋战国时期,诸国纷争,群雄争霸,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不顾人民死活,屡屡攻伐无罪之国。
墨子坚决反对“夺民之用,废民之利”,他提出“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的思想。
《墨子·公输》记载:
公元前440年,楚国请鲁国著名工匠公输般(鲁班)制造了一种攻城器械——云梯,准备用来攻打宋国。
29岁的墨子正在家乡讲学,听到消息后非常着急。
他一面安排大弟子禽滑厘带领三百名精壮弟子,帮助宋国守城;一面亲自出马劝阻楚王,日夜兼程走了十天十夜,到达郢都(今湖北荆州)见到了鲁班。
鲁班说:
“先生有什么见教呢?
”
墨子说:
“北方有一个欺侮我的人,我希望借助您的力量去杀了他。
”
鲁班很不高兴。
墨子说:
“请让我奉送(给您)千金(当作杀人的报酬)。
”
鲁班说:
“我崇尚仁义,坚决不杀人。
”
墨子起身再次行了礼,说:
“我在北方听说你制造云梯,将要用它来攻打宋国。
宋国有什么罪呢?
楚国在土地方面有富余却在人口方面不够,牺牲不足的人口而争夺多余的土地,不能说是明智的;宋国没有罪,楚国却攻打它,不能说是仁义的;知道这道理而不向楚王进言,不能说是忠君的;劝阻却没有成功,这不能称作坚持;你崇尚仁义不肯帮我杀死欺负我的一个人,却要帮助楚国攻打宋国而杀死很多人,不能叫做明白事理。
”
鲁班被说服了。
墨子问:
“为什么不取消进攻宋国这件事呢?
”
鲁班说:
“不能。
我已经对楚王说了。
”
墨子说:
“为什么不向楚王引见我呢?
”
鲁班说:
“行。
”
第二天墨子见了楚王,说:
“现在这里有一个人,扔掉自己华美的轿车,却想去偷邻居的一辆破车;舍弃自己华丽的丝织品,却打算去偷邻居的一件粗布短衣;舍弃自己的美食佳肴,却打算去偷邻居的糟糠。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
楚王回答:
“这人一定患了偷窃病。
”
墨子说:
“楚国方圆五千里,宋国五百里,这就像彩车与破车相比;楚国有云梦大泽,犀、兕、麋鹿充满其中,长江、汉水中的鱼、鳖、鼋、鼍多得天下无比,宋国却连野鸡、兔子、鲋鱼都没有,这就像美食佳肴与糟糠相比;楚国有巨松、梓树、楠、樟等名贵木材,宋国连棵大树都没有,这就像华丽的丝织品与粗布短衣相比。
从这三方面看,我认为楚国进攻宋国,与有偷窃病的人同一种类型。
大王如果这样做,一定会伤害了道义,却不能占据宋国。
”
楚王说:
“即使如此,鲁班已经给我造了云梯,所以一定要攻取宋国。
”
墨子解下腰带,围作一座城的样子,用小木片作为守备的器械。
鲁班多次模拟使用攻城的器械,墨子多次抵拒了他的进攻。
最后,鲁班攻城的器械用尽了,墨子的守御战术还有余。
鲁班受挫后说:
“我知道用什么办法对付你了,但我不说。
”
墨子说:
“我知道你用什么办法对付我了,但我也不说。
”
楚王问其原因。
墨子回答:
“鲁班的意思不过是杀了我,宋国没人能防守了,便可以进攻。
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手持防守兵器在宋国都城上等待楚国侵略。
即使杀了我,防守的人却是杀不尽的。
”
楚王说:
“好啊!
我不攻打宋国了。
”
最终,墨子用“非攻”策略化解了一场如箭在弦的战争,被后世传为佳话。
墨子从楚国归来,经过宋国时天下着雨,他到闾门去避雨,守闾门的人却不接纳他。
因此“运用神机的人,众人不知道他的功劳;而于明处争辩不休的人,众人却知道他。
”
墨子所处的时代,一些诸侯国频频发动掠夺性战争,严重破坏生产,甚至使下层人民被迫“折骨为炊,易子而食”。
墨子希望解除劳苦大众的苦难,这是他提出“兼爱”“非攻”的思想基础。
墨子说:
大国如果有不义的举动,大家就一起阻止它;如果大国攻伐小国,大家就一起救援小国。
后来,墨子又制止了鲁国进攻郑国、齐国征伐鲁国的行为。
他的弟子们也不畏强权,救困扶危,不惜用生命践行“非攻”思想。
面对赵国入侵,墨家弟子革离曾孤身一人救援梁城,最终使十万赵军停下了脚步,避免了赵燕两个大国之间发生更大的战争。
在墨子看来,仅仅凭借自己的理想和劝说还不足以铲除天下的“不义”,把“义”作为治理国家纲领才是从根本上实现“兼爱”和“非攻”的大义。
因此,墨子主张“尚贤”并在《亲士》中指出:
没有比尊重和任用人才更加急迫的事情,一旦君主没有了贤士,便没有了可以商讨国事的人。
“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以“义”作为执政的标准,任用贤士治理国家是贤明的“义政”。
有一次,墨子的得意门生耕柱不堪苛责,心中不平,便问墨子:
“老师,您那么多的学生,难道只有我就差劲得要时常被你苛责吗?
”
墨子反问:
“如果我要上太行山,你说我应该用良马拉车还是老牛呢?
”
耕柱回答:
“当然是良马了,因为良马可以担当重任啊!
”
墨子说:
“正因为你如同良马,我才会一再地从严教导对你苛刻。
”
墨子责徒的故事流传千古,从中可以看出他作为老师的尽责和严厉,为了天下“义旗”的流传而付出心血。
墨子是先秦思想家中著名的务实派,反对繁文缛节。
对比《墨子》与《论语》《老子》《韩非子》等作品,可以看出《墨子》语言质朴,并创造性地提出“言必有三表”:
“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于何本之?
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
于何原之?
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于何用之?
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它将古圣先贤的历史经验、实践效果及当下百姓的实际利益作为立言的标准依据。
写文章要考察历史渊源,观察人民群众生活,对当下百姓有利,为老百姓说话。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
楚王曾问墨家后学田鸠,墨子的学问是当下的显学,为什么墨子文章的文采不是特别出众呢?
田鸠回答:
“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
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
”墨子之所以不那么重视文采,是担心人们过多关注文采修辞而忽视了文章要传达的大道。
他重内容、轻形式,以实用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
我们应该学习墨子的务实态度,“文章不写半句空”,要“言之有物”,“文以载道”。
墨子出身于下层社会,生活于“农与工肆之人”中间,深知人民群众的艰苦。
他提倡清廉节俭,并不是天生不喜欢安逸舒适的生活,而是认为铺张浪费上对不起古圣先贤,下对不起黎民百姓。
《墨子·非乐上》中说:
不是大钟、鸣鼓、琴瑟等乐器的声音不好听,不是雕刻华美的装饰不好看,不是烹调的飞禽走兽不美味,不是高台楼榭住着不舒服。
这样奢华的生活不能去过,是因为“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
受儒家思想影响,古今明义利之辨者代不乏人。
一些人在利益诱惑面前,坚持以义为重,名德俱彰,给后世留下许多佳话。
昔日助越王勾践灭吴的范蠡,在功成名就之后化身陶朱公游历四方,足迹遍布天下,成为一代富豪,却并未做“独乐乐”的土豪,而是选择了能使“众乐乐”的慈善事业,舍弃万贯家财,扶危济困,终成一代豪侠,为世人敬仰。
公仪休在鲁国为相,谨遵“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的原则,做出“拔葵去织”之举。
南北朝时甄彬,在向当铺赎回抵押品时,发现内藏五两黄金,当即送还当铺,以至皇帝都对他的声望德行大加赞赏。
《战国策·齐策》记载:
田文是齐国有名的贵族,担任国相,封地在薛(今山东滕县附近),“孟尝君”是其封号。
他有一万户佃农,光田租税款就享用不完,可是他还不满足,又在佃农中放债。
孟尝君家中经常养着大批门客,最多时有三千多人,他们按自己的等级享受待遇。
其中有一个叫冯驩,被孟尝君派到薛地去讨债。
临走时,冯驩问孟尝君:
“收回债来,还买些什么不?
”孟尝君说:
“你自己看着办吧,看咱们缺什么就买点什么。
”
冯驩到了薛地,叫地方吏卒把债户们召集过来,当场宣布:
“孟尝君把大家的债全部免了。
”说完当场把债据一火了之。
债户们喜出望外,感恩不尽,欢呼雀跃。
冯驩回府后,孟尝君见他办事神速,诧异地问:
“债收得顺利吗?
”
冯驩回答:
“非常顺利,全都收完了。
”
孟尝君问:
“你买了些什么宝贝?
”
冯驩回答:
“您嘱咐我买府上缺的东西。
我觉得珍珠、马匹、美女,您都有的是。
唯独缺一个‘义’字,所以我给您买了个‘义’回来。
”他如实汇报了债据一火了之的过程。
孟尝君气得差点晕倒,但又不好发火,只得忍了。
过了大约一年,孟尝君被摘掉了国相的乌纱,只得回薛地赋闲。
却看到百姓们扶老携幼,夹道欢迎。
孟尝君感动万分,对冯驩说:
“你给我买的‘义’,今天我真的看见了。
”
“买义”实际上就是老百姓说的“积德”。
不论富人或高官,有钱有势时对百姓慈善宽厚一些,多关爱百姓的辛劳疾苦,既是对社会尽了一份责任,也是为自己积下了恩德。
人的一生有诸多难以预料的遭遇,不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只要你平素给百姓留下的印象是善是廉,就一定会有人记着你、支持你、帮助你。
即便“山重水复疑无路”,也会有人引领你走向“柳暗花明又一村”。
经过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民生凋敝之后,最终秦灭六国实现统一。
但秦国依靠法家立国,并不推崇儒家,甚至鄙夷和废弃仁义道德思想。
《商君书·靳令》讲:
“六虱:
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
”商鞅以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为“六虱”,又细分为十二种弊病。
认为国家有此弊病,将会变得贫弱以致国土削减。
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秦朝统一全国,秦王嬴政又采用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的治国理念,抛仁弃义,一断于法,横征暴敛,仅仅两世便亡国了。
贾谊是汉初著名政治家,他对秦朝之短暂二世而亡有着很深刻的体会和总结: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秦王“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这已经为秦亡埋下了祸根。
秦王兼并六国固然可以凭借欺诈和军力,而安定天下却需要顺应形势而为,即取天下与守天下应采取不同方法,如《汉书·陆贾传》所言:
“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但秦王不懂得这一点,仍然采用之前残酷暴虐之法,不改易其道其政,一意孤行,其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如果秦王能够虑及前世之事,以及商周的历史和为政策略并用来治理国家,那么即便有骄奢淫逸之君主,也不会顷刻间土崩瓦解。
所以,秦王嬴政不如夏商周三王声名显赫、功业长久。
人类历史说到底,就是一部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历史。
凡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岂有不得人心的道理。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历史的铁律,已被无数次证明且将继续证明下去。
东汉人荀巨伯千里迢迢去探望生病的好友,正遇上匈奴人来攻城。
朋友对他说:
“我今天看来是必死无疑了,您不必管我,赶快逃命去吧!
”荀巨伯说:
“我大老远来看望您,是因为我们是义同手足的好朋友。
现在危难来了,而您让我独自远走高飞,这种为了苟活而违背道义的事情,哪是我荀巨伯会做的呢?
”匈奴人进城后,很快抓住荀巨伯,看到他从容镇定,就疑惑地问:
“我们大军一到,整个郡的人都逃光了,你是谁?
竟敢留下来!
”荀巨伯坦然地说:
“朋友生病,我不忍心丢下他独活。
我情愿以我的性命来换他的性命!
”匈奴人深受触动,说:
“我们不守道义的人,冒犯了讲道义的地方。
”随即,匈奴撤军而去,城池因此得以保全。
荀巨伯只是一个普通人,并非才能出众之士,在刀丛剑阵面前简直就是待宰的羔羊。
但就是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者,以柔弱之身代友赴难,寥寥数语竟令凶悍的胡兵心悦诚服,撤围而去,不啻一个千古奇迹。
荀巨伯的法宝就是两个字:
道义。
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志士仁人把“唯义是从”奉为自己人生的最高准则。
孟子讲: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比生命更为宝贵的东西,就是“义”;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就是“不义”。
春秋时晋国上卿赵朔受人诬陷,全族被杀,只有一个不到半岁的婴儿被门客程婴救出。
为保护这个孤儿,程婴用自己的儿子替换赵氏孤儿,交给门客公孙杵臼,然后再由程婴假装告密,而真孤儿则由程婴藏到深山里。
结果,公孙杵臼和假孤儿双双被杀。
程婴在“不仁不义”的唾骂声中忍辱含垢地活着。
二十年后,赵氏孤儿长大成人,程婴将事情的原委相告,郑重地对他说:
“当年公孙杵臼把生的希望留给我,他自己选择了死,就是认为我能把你养育成人。
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赵家也复位了,我有脸去见赵朔和公孙杵臼了,我也该履行我之前的承诺了。
”说完,程婴就自杀了。
为了弘扬程婴、公孙杵臼的大仁大义,宋代皇帝为他们二人追封尊号,建庙祭祀,以世代纪念。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被俘后,面对高官厚禄和断头刑场的抉择,毅然选择了后者,并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成为“舍生取义”的又一典范。
人的内心在受到名利引诱时,就会经受考验,如果不够坚定,甚至灭绝上天赋予人的良知良能,而去极力追求无穷的物质或感官欲望的满足,就会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
高天梅(1877-1925年),近代诗人,与柳亚子同为辛亥革命时期进步文学团体南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早期思想进步,加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后成为众议院议员,在当时社会上很有名望。
1923年北洋直系军阀曹锟打败奉系军阀,于6月发动“逼宫”政变,驱逐总统黎元洪。
在时局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孙中山在广东提出欢迎国会议员南下,参加非常国会选举。
野心急剧膨胀的曹锟看到有机可乘,急于上台当总统,遂以5000至1万银元的价格收买国会议员590人。
选举结果揭晓,总票数590张,曹锟竟然得票480张,以四分之三的优势“当选”总统,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名的“贿选总统”。
而高天梅作为众议院议员也接受了曹锟的贿银。
其实,高天梅原本不愿意接受这笔不义之财,但在家人一再怂恿下,他看到不少人都收了,再加上白花花的银子实在令人动心,于是就收下了这笔巨额贿银。
贿选事件发生后,不少团体纷纷通电声讨曹锟,拒绝承认“国会”,很多城市举行反对曹锟的示威大游行。
10月9日,孙中山大元帅府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
高天梅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结果,心灵受到了强烈震撼。
在国人一片声讨浪潮中,高天梅简直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
他白天不敢出门,常闭门纵酒痛哭;夜间难以成眠,终日不思食欲,悲愤难耐。
特别是他的亲密战友柳亚子,公开发电与他绝交:
“骇闻被卖,请从此割绝。
二十载旧交,哭君无泪,可奈何!
”这更使他羞愧难当,愧对天、地、师、友、弟子和国人。
他在极度恐慌、忧愤中度过了两年时间,于49岁时命归黄泉。
惜乎!
一代名流,一生名节,毁于一念之差!
利,不仅为人之生存所必须,也有着巨大的危险性,不可因利而失掉做人的底线和气节,以致走上不归之路。
四书之首的《大学》讲:
“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通过不正当路径得到的财富,也会以各种方式丧失掉。
如今对不少贪官的判决书说“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就是最好的注脚。
人的生存,离不开物质利益的保障。
对于利,问题不是该不该追求,而是该怎样追求——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也正在于此。
“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
当一个人在名利面前经受住了考验,做到从义出发、不贪便宜、不图小利,就能成为受人敬仰、推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