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伦理剧叙事特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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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伦理剧叙事特征
中国家庭伦理剧的叙事特征
叙事结构特征
叙事结构是构架整部电视剧作品的骨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在中国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中尤为重视到叙事结构的意义，“结构之所以为结构，就在于它给人物故事以特定形式的时间和空间的安排，使各种叙事成分在某种秩序中获得恰如其分的编排配置。
”因此，作为以文学作品为基础的电视剧的创作也要从叙事的整体结构入手，引领着作品中的线索的贯穿、矛盾冲突的起承转合、叙事顺序的安排等环节，充分地体现于创作者的思维形式、创作意图以及人生体悟。
1顺时序的主体叙事
在中国家庭伦理剧的创作中大多采用了顺时序的叙述方式，并且呈现出大跨度的时间纬度的叙述。
家庭伦理剧所反映内容的关注于对家庭中人物性格、人物关系、命运的变化，以及由此引伸出的各种柴米油盐的悲欢离合、喜怒哀愁，着重体现于特定历史进程、特定人生境遇中家庭问题的产生和消解，这就决定了中国家庭伦理剧的主要叙事方式是一种娓娓道来的讲述。
但是这种方式并不是一种流水帐式的简单记录，而是在生活流中贯穿社会生活、伦理变迁所造成的各种矛盾冲突，具有明确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
《亲情树》、《金婚》、《孽债》、《中国式离婚》……这些作品均运用了这种生活流的时间顺序。
顺时序的突出体现是“编年体”的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不仅表现为特定历史阶段的生活特征、人们对家庭伦理的态度和观念，还作用到不同年龄阶段所导致的伦理观念的微妙变化。
《金婚》中就采用了这一“编年体”的顺时序，主人公文佟志与文丽历经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新世纪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五十年，在大的历史环境下，从这对夫妻的年轻相识、婚姻生活的开始、人到中年的危机直至两人携手走进金婚礼堂，讲述了他们之间的婚姻史，同时也是成长史。
《一年又一年》中把故事的时间定位在了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他们伴随着社会的变化带来的是物质生活和精神追求上的巨大转变，每一集所标注的具体年代和视听元素所营造的时代气氛相结合，讲述了人物的情感纠葛。
倒叙的采用突破了单一的顺时序的叙述方式，这种方式在家庭伦理剧的创作中还比较罕见。
这种叙述顺序从一开始就交待了故事的主旨内涵，之后再从头叙述事情的发展、人物命运的缘由。
这种叙事手法同样遵循这顺时序的叙事主体。
另一方面，由于人物命运过早的公之于众，削弱了观众对电视剧作品中人物命运关注的程度，这会直接导致观众收视热情的降低。
《妻子》中，身为妻子的陈灵宝用一句旁白引出了整个故事，“结婚二十多年就像一场噩梦，而这场噩梦却从第一天去谢家酒开始了”。
之后就对这二十多年的婚姻悲剧进行了顺叙的表述。
插叙的蒙太奇手法是作为电视媒介的本体特征，同时也是对于顺叙结构下完成联结、对比的结构要素的手段，在层次感鲜明的顺叙脉络中使故事更加波澜曲折，增加其生命感。
这种手段在家庭伦理剧的叙事中表现为闪回，对过去的事情的回忆叙述，增加了电视剧的叙事空间、补充和促进了情节内容、直观展现人物心理活动等作用。
2以对比共构的人物关系展开的多重叙事线索
“家庭”是家庭伦理剧中的表现基础，故事内容的中心均围绕着这一基本定位展开，因此，家庭中人的发展、人伦关系的独特性、人物命运的曲折前行就成为了贯穿整部作品的线索。
这种以家庭中人物关系为核心展开的多重叙事线索是家庭伦理剧的显著特征，常常表现为“核心——卫星式”的主体模式，呈现线性叙事模式，核心线索担当着叙事的重要功能贯穿始终，“是联系事件之间前因后果的纽带”。
例如《北风那个吹》中帅子和牛鲜花、《金婚》中的文丽和佟志、《错爱》中的周佳丽……这些核心人物的情感纠葛、命运波折提领了整部作品，人物间的冲突也由他们延伸开来。
生活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构成体，人们不仅要担当家庭角色还要兼顾许多的社会角色，因此，家庭伦理剧中的人物设置和构成就不能排除其他的人物关系，家族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等等所交织而成的生活网会延伸出许多电视剧作品中的子线索，形成“卫星式”的人物线索的结构，但是这种结构不是单纯的以放射状的形态展现，而是，围绕着核心人物线索和卫星线索以及卫星线索内部冗繁的捆绑、纠缠，以网络状态出现。
《金婚》中文丽与佟志的婚姻生活作为主线，在日子的延续中，方卓娅和钟老师的出现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小小的波折；文丽和庄嫂尽管是邻居，但是三年都没有来往，却因为怀孕两个人开始有了交往，但是私下里相互都看不惯；大庄是佟志的好朋友，两个人的夫妻关系都是不冷不热，于是两个人背着老婆来往；后来，文丽生下了女儿燕妮，庄嫂因为自己生的是儿子因此趾高气昂，文丽十分恼火；佟志的母亲来到北京，而文丽没有去车站接婆婆，婆媳之间产生了积怨……这些人物都是围绕着同一个家庭核心展开的。
卫星人物的出现和核心人物之间会形成对比共构的关系，把人物和生活状态多层面、多角度饱满的展示出来。
《金婚》中文丽一心想要儿子、庄嫂逼着大庄生闺女；高干子女李天骄的年轻漂亮，文丽的俗气傲慢；三个孩子迥异的性格让文丽操碎了心……人物的个性特征，别样的情感关系在千丝万缕中表现淋漓尽致。
《浪漫的事》中，尽管对宋妈妈的情感表现处于隐形的状态，但是这条暗线却是整部作品中的题旨，三个女儿各自的情感、婚姻的失败经历，与宋妈妈和老许头最后的幸福婚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亲兄热弟》中的兄弟四人的手足之情是核心线索，老大的窝囊经常好心办错事，老二小气虚伪，老三自私幼稚，老四率直仗义，这样四个截然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人物性格、生活态度的交织对比，呈现出家庭中兄弟间情谊的核心力量。
“双峰并置”的叙事模式为“核心——卫星式”的主体模式增添了诸多情趣，丰富了家庭伦理剧中对人物的“两极共构”，遵循了中国文学叙事中“两极中和”的原则，这是将中国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反应，从富有层次的对比参照中，展现不同的家庭伦理观念、个人道德、命运归宿等的不同。
在人物关系横向的对比中，中国家庭伦理剧中以同代关系为代表，如《姐妹》、《幸福像花儿一样》、《空镜子》、《蜗居》、《双面胶》等。
这其中，姊妹关系在中国家庭伦理剧中体现的较为明显，两者的出场是相伴相随的，创作者对二者的观点意图有所迥异，但是他们在剧中所担任的分量是不相上下的。
《空镜子》中的孙燕和孙丽是一对典型的对照关系，大学毕业的姐姐孙丽漂亮、聪慧，受到许多人的喜欢和爱慕，在情感方面她侧重于对利益、欲望的满足，因此对待婚姻的态度体现了一种随意的行为；妹妹孙燕文化水平不高，在与姐姐的对照下她显得很自卑，但是，她对爱情是真挚的，对自己的婚姻是认真、负责的，最终和潘树林走到了一起。
两个同在一个屋檐下成长的姐妹，在对家庭的态度、伦理的认知却截然不同，作品的叙事也是围绕着这个家中两个人的情感生活展开了平行的叙述，从家的层面出发，两条线索彼此冲突、彼此交织。
家庭伦理剧中在横向对比的同时，也兼顾到了对于纵向层面上两代人不同的情感生活、伦理观念的对比，这种垂直参照建构了家庭结构中立体的人物特征，刻画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人们多样的伦理价值取向。
《浪漫的事》中，三个女儿最终失败的婚姻生活的主线与宋妈妈对已故老伴的美好记忆和深深思念以及对晚年的幸福生活的追求形成了对比，两代人的命运发展阐述了“浪漫”生活的真谛。
3生活事件为基础的矛盾冲突
家庭伦理剧中讲述的是具有现实意义的生活内容，因此对戏剧冲突设置体现于对同时代生活矛盾的关注，符合了家庭伦理剧自身的叙事特点。
在这种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中，对于戏剧冲突的设置一般会遵循平衡——打破平衡——恢复平衡的过程。
这在黑格尔的美学观点中有充分的论述，“冲突时人物性格在某种具体情境中所遭受到的两种普遍力量（人生理想）的分裂和对立。
……人物性格的高度和深度也要借冲突来衡量，冲突是对本来和谐的情况的一种破坏，但‘这种破坏不能始终是破坏，而是要被否定掉’，使冲突消除，又回到和谐”。
现代叙事学家托多罗夫在叙事的角度出发提出“一篇理想的叙事文总是以一种稳定的状态为开端，然后这个状态受到某种破坏，出现平衡失调的局面，最后另一种来自相反方向的力量重新恢复了平衡”。
这两种观点对冲突的设置方式达到了不谋而合。
在家庭伦理剧中，线索贯穿了整部电视剧作品引领了情节的发展，那么矛盾冲突的组织和安排则影响着叙事的发展节奏，对每集和几集的线索的发展、转折、过渡与结局都起着决定性的意义，这是此类型电视剧作品叙事结构构建中的重要层面。
在家庭伦理剧的冲突设置上大致分为以下两种情形。
第一，由生活中柴米油盐的琐事所搭建的生活流冲突。
家庭伦理剧的魅力在于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伦关系展开叙事，进而存在于人伦关系中琐碎的矛盾就成为了这类电视剧作品中冲突的创设，也就是“生活流冲突”。
这类冲突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日常进程中自然发生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发展、高潮直至消解的过程合情合理、开合自如，不会产生突兀感。
这种冲突不是简单的对生活琐事的再复制，而是在情理之中去表达深层的家庭问题和生活态度。
同时，它也不是单纯的平铺直叙，而是为核心人物关系设置多条线索，运用蒙太奇手法错落有致的安排线索间的过渡和转换。
第二，突发事件来推动叙事冲突的进展。
以上两点所谈到的生活常态中的矛盾和节奏起伏中设置的矛盾，突发性事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生活当中难免会有偶然的、不为人预知的情形出现，尤其是误会、悬念、过失等因素的产生，会极大地推动叙事冲突的产生和发展，这是家庭伦理剧中常用的组织冲突的方法。
当然这种方法，如果运用的不恰当或表现的不充分，就会出现“矫揉造作”、“过于虚假”的问题，失去其真实感和可信度。
当然，家庭伦理剧的叙事冲突一般都结合着以上形式来安排叙事结构，形成一种“复合型的戏剧冲突”。
充分体现出创作者的叙事技巧的水平和功力。
时空特征
叙事时空的设置紧密联系着叙事的节奏安排与空间转换等问题，是叙事结构中的有机整体。
家庭伦理剧的叙事时空具有其与电影、其他类型电视剧不同的表现特征，在其自然时空存在的同时，还有心理时空的存在，两者间或为同步或为分离，形成了对比共构的关系，体现出人物在特定的时空状态对人们内心情感和价值取向的影响与形成。
1历史时间的阶段性选择
家庭伦理剧中的历史时间一般较长，这在家庭伦理剧的作品中所占的比例较大，故事一般会持续几年、几十年，甚至半个多世纪。
例如：
《金婚》、《母亲》、《北风那个吹》等。
也有时间跨度相对较短的，故事发生在一两年的时间，例如：
《走过幸福》、《让爱做主》等。
叙事时间越长，在电视剧作品中所容纳的故事容量就愈加丰富，人物命运的曲折前行在社会变迁的历史环境下展现的更为饱满，在这种具有跨度性的时间距离下，用回溯的方式全面的展现人物的人生历程，并用当下的视角进行再审视，用现在进行时的方式进行呈现，把曾经的故事娓娓道来。
当然，这种叙事时间的安排，并不是对历史时间的原样复制，也不是创作者要对逝去的历史与人生的“远距离”感悟，而是在经过了有意图、有意识的筛选之后所提炼出来的，它是一种阶段性的历史时间进程，这种进程的体现是结合人的记忆模式来决定的。
家庭伦理剧中对历史时长中人的关注，也就相应着表现出人在成长经历中对事物的记忆过程。
但是，这种记忆不是全方位的，许多故事会深深地埋藏在内心深处，同时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有许多事情会逐渐淡忘。
在认知心理学中，自传体记忆理论完全契合家庭伦理剧中的“怀旧”心理。
“自传体记忆是指与个人的过去有关的记忆……个人——你，你的朋友或者其他人——是自传体记忆的焦点”、“个人记忆的内容不是各种感觉印象的简单积累。
我们长时记忆在记录信息时不是呆板的，相反，它在挑选其内容时往往具有很大的选择性”。
因此，这种怀旧心理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怀旧是依托着记忆的片断性存在对一个个特定的心理时刻所组成的，那些被遗弃的、淡化的时段正是在心理上所留下的“记忆空白”。
“怀旧”的心理时间依照电影理论家伊芙特·皮洛的观点，就是那些“凝聚和强化的时间”的“多内涵时刻”。
那么，家庭伦理剧中的“多内涵时刻”也就是指这些在生活中凝聚的心理时间随之强化的心理积淀，这正是怀旧意味的存在基础。
那么，家庭伦理剧的时间选择不是对生活原态的如实铺排，而是有创作者对故事时间的删除、压缩和提取，客观上要求着家庭伦理剧反映的历史时间要具有代表性和特殊性，在特定的日常生活流中去刻画人物的生活，正是对这种特殊时段和特殊时刻中人生历程的展现，突出了人物性格特征，为人物命运的发展赋予了特定的历史意义。
这表现在家庭伦理剧的叙事元始一般定开始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所谓元始，意味着它不仅是带整体性和超越性的叙事时间的开始，而且是时间的整体性和超越性所带来的文化意蕴的本原”。
例如以新中国成立后的时间点为元始的《金婚》，把这个主人公的生活完全安排在中国历史发展变革最大的几个历史时期，文革、改革开放、新世纪无不体现于社会给普通家庭所带来的影响。
另外，许多家庭伦理剧都摘取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举世瞩目的历史时刻，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影响着整部作品自然地与社会发展相结合，个体家庭的人伦生活、情感生活也就烙上了宏伟博大的历史印记。
《人活一张脸》、《美丽人生2》均选择了这个重要的时间阶段。
《一年又一年》中则选取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次考试，展现了历史与个体的不可分离，这样的起始奠定了作品中万物复苏、生机盎然的基调，在变化中让人们感受到命运的未知性。
这些典型的历史记忆是通过个体的生存经历和家庭的发展历程所体现出来的。
因此，家庭伦理剧顺其自然地贯穿了人物成长过程中所留下的特殊记忆。
在表现内容上均围绕着人物成长所程中所面临的各种体验，这种体验是与历史进程相同步的，在表现形式上，有的对历史时期表意的较为明确，有的则淡化历史时刻，在自然生活流程中表现特殊的历史阶段。
择取生活中典型的时间段和时刻来体现叙事时间，这不仅把握于对叙事元始的定位上，还贯穿于整部家庭伦理剧的线索中。
这类作品会选择特定的生活记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往往能够形成一种刻骨铭心，这就为家庭伦理剧提供了诸多的生活素材，如新年、生日、结婚、事故、买房、下岗等，为家庭伦理剧中人物的生活赋予了更多的意义。
在叙事时长的把握上，家庭伦理剧更多的参照于人们的情感心理时间，中国叙述作品常提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因此，叙事情节的疏密要求着创作者对主人公生活命运的把握。
一方面要对“家庭伦理”这一核心内容之外的枝节要砍掉，另一方面，与特定时间中人物情感表达、流露毫不相干，内涵较低的事件则被压缩到最小或彻底删除，以便于集中的选取具有深刻含义的重头戏，达成松紧结合，张弛有度。
2现实生活空间与心灵情感空间
家庭伦理剧的叙事空间同样围绕着“家庭”这一核心，对于空间的表现更着力于对写实风格的追求，由于空间是“成为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情感很独特的视觉语言”，因此对于家庭伦理剧的叙事空间的探讨具有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此基础上形成、发展的人物心灵情感空间与之相对应，这两重空间在家庭伦理剧的表现中十分复杂和丰富，时而同步、时而分离，但总会在“显”、“隐”两者间交替存在着。
家庭伦理剧的焦点选择在小人物的平民生活空间中，如城市空间中的平房、筒子楼这些老房子，还有面积较小的的单元房等就成为了独具特色的现实生活叙事空间。
由于家庭伦理剧大多在展现改革开放前后和社会转型期中人们生活的急剧变化，因此，这些旧房子、小屋子便成为了城市化进程中具有代表性的生活模板。
“老屋子”存在于拥挤、破旧的大杂院里，它是社会发展中特定历史时期贫困、落后的产物，随着城市的飞速发展，这种落后的居住环境必然会被高楼大厦所取代。
这种陈旧的老房子在家庭伦理剧中多有体现，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家有九凤》、《空镜子》、《亲兄热弟》等，表现了城市平民的艰辛生活。
同时，这里是人情味最浓重的地方，充满了朴实、真挚情感的居住空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最近的地方，这里承载着都市人的情感记忆。
旧房子里生活着主人公的父母、兄弟姐妹，与人物血脉相连，童年的记忆、美好的往昔都离不开这些特定的生活环境。
在这里，人们的生活充满了艰辛，但是他们却乐观、坚强，散发出对幸福生活的极大渴望，那些真善美的人性、人与人之间的朴实与真诚是“老屋子”的组成部分。
小屋子同样也是小人物居住的场所，它存在于简陋的旧式筒子楼或楼阁中，这里居住着在城市里奔波劳碌的年轻的知识分子。
旧房子寄托了主要人物的生活情感，因此也就构成了家庭伦理剧中人物的心灵情感空间。
家庭伦理剧以其独道的方式表现出社会的现代化、信息化的飞速发展中，对人们传统伦理观念的冲击，甚至淡漠了传统伦理道德中美好的东西。
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于生活条件的追求，首先反映在了居住环境的变化。
这种直线向前的变化是社会前行的产物，商品化、市场化让人们的物质欲空前的膨胀。
但是，人们的心灵情感空间并不是一味的追求与现实空间变化的同步，它满载着更为深沉、厚重的人文内涵。
人们总会去回忆已经逝去的青春，总会留恋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因此，人们的心灵情感时空呈现出一种反向的趋势，形成一种怀旧的情绪。
当然，家庭伦理剧中也表现出现实时空与心灵时空的矛盾冲突。
人们无法挽留住已经溜走的时光，无法去拯救已经改变的情感。
这些陈旧的生活空间即便保留，也会发出物是人非的感叹。
尤其是爱情，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都会让它消失殆尽，这种困惑与迷茫正是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人们的真实写照。
人物塑造与语言特征
塑造鲜活、典型的人物形象是电视剧的创作核心，家庭伦理剧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力求对比共构的原则，在多重叙事线索的贯穿下，利用相形对写的中国传统叙事手法来展现人物，同时，通过生活中日常化的语言风格凸现人物性格，创作出一个个鲜明、独特的银幕形象，焕发出家庭伦理剧中人物外表与内在的精神魅力。
1人物形象的相形对写
刘再复在其专著《性格组合论》中提出了“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并划分了四种人物类型，即“单一型性格、向心型性格、层递型性格和对立型性格”。
“单一型性格表述为性格结构只有一级，它表现出来的只有单一的性格特征”、“对立型性格则是性格正反两极的对立统一，这种性格模式能最大程度地反映人的性格真实，揭示人的性格运动的内在矛盾性。
因此，能表现得最动人心魄”。
这种性格特征与圆形人物具有一定相似性。
那么，家庭伦理剧中的人物类型依照此种分类主要包括单一型性格、层递型性格、圆形性格者三种。
单一型性格的人物，也就是福斯特所提到的扁平人物，性格特征简洁明确，为主人要人物起到了陪衬的作用，这类典型人物在家庭伦理剧的叙事中广泛存在。
《亲兄热弟》中的老三，自私胆小，平时爱斤斤计较，拖着患病的身体还不忘自己的营养问题。
《蜗居》中的小贝，善良细心、温情浪漫，对爱情执着肯定，但是胸无大志，直至发现海藻和别人出轨才彻底放弃。
这类人物还如《渴望》中的田大夫、《结婚十年》中的赵姨、《浪漫的事》中的主管经理等等。
另外，扁平的人物形象能够成为叙事的催化剂，推动情节的发展。
这类人物性格“执着”，体现出一根筋的思维方式。
例如《蜗居》中的海萍一心要留在大城市，并渴望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
她和爱人苏淳节衣缩食，把孩子放到老家看管，就连贺女儿通电话的时间都要严格控制，她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让生活欣欣向荣起来。
这类扁平的主人公形象能引发观众与之情感共鸣，他们的精神品质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容易迷失自我、虚无渺茫的心理状态下所欠缺的，这类人物的纯粹、坚持是人们审美过程中所扣人心扉的。
“层递型人物形象即性格从纵的方面逐渐发展，有一个逐步演变推移的过程”。
这种类型的人物形象个格外丰富，主要表现于转型社会中，人们的性格品质与情感历程的渐变过程。
因此，“变”是这一类型人物的特征。
一部分人改变后温柔善良、坚强乐观、成熟大方，一部分人愈加自私堕落、放浪形骸，对于这两种不同的变化，创作者会在叙事中给予前者以审美肯定和对后者以严厉的道德批判。
《金婚》中的文丽娇气任性、我行我素，新婚之后的生活充满了许多生活习惯上的争执，但总会很快地和好如初。
文丽与婆婆在第一次见面就产生了矛盾。
她得知佟志在单位与高干子弟李天骄关系亲近，来到工厂大闹。
渐渐地，两人的感情出现了危机，文丽通过深刻的反思之后，担负起了作为妻子、母亲的责任，开始默默的照顾这个家，最终危机得以化解。
《蜗居》中的海藻在刚进入公司的时候，她单纯矜持，但由于秘书长宋思明的一步步接近，又因为为姐姐筹集房款而陷入了和宋思明的暧昧关系。
在对奢侈生活的无法自拔中开始选择了对小贝的抛弃，享受起宋思明所提供的安逸生活。
最后，宋思明的老谋深算、运筹帷幄在一场车祸中得到了了解，海藻也在这种贪婪欲望的支配下成为了单身母亲，《媳妇的美好时代》中的卫锋是一个生活态度随意没有责任心的男人，对爱情、婚姻、家庭更是随心所欲，但后来通过美好对他的宽容和帮助，终于懂得了家庭中情份的意义，与美好一起去发展自己的魔术事业。
圆形人物以其复杂化、多层面的性格特征展现了人的多面性，这类人物在家庭伦理剧中存在的数量相对较少，但成功的塑造却能彰显其独特的魅力。
《一棵棵眼泪都是爱》中的柳如烟，她朴实无华，在生活中敏感、脆弱，在万树林的威胁下她想尽办法能怀孕。
但是她并不委曲求全，她自立坚韧在生活的的坎坷中她没有逃避，在无法忍受万树林对母女二人的弃之不顾后，选择了离开。
她对自己的女儿细心的呵护，并将其培养成人。
但在她的内心里却一直深埋着一个不为人知的阴影——女儿家妮是她在医院里偷偷抱出来的。
真相大白之后，家妮也见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柳如烟此时即悔恨当时的错误行为又担心女儿的亲生父母不能原谅她，即希望家妮能回到她父母的身边又不舍得自己培养多年的亲人离开身边。
对于以上所提到的各种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家庭伦理剧中均采用了相形对写的表现手法，即以正衬、反衬的手法来刻画人物性格。
“文有正衬反衬，写鲁肃老实，以衬孔明之乖巧，是反衬也。
写周瑜乖巧，以衬孔明之加倍乖巧，是正衬也”。
反衬是用完全对立的人物性格在对比中衬托；正衬则是用相似或相近的性格特征来比较更为突出的典型人物。
这在家庭伦理剧的人物塑造中运用的极为普遍和突出。
《蜗居》里海萍和海藻不同命运的发展、《媳妇的美好时代》中李若秋与余味不同的金钱观等等。
反衬的运用体现了一种二元对立，家庭伦理剧中的人物比较不是单纯的白描，而是在多个角度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把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在反衬中同时展现出他们的性格特征。
同时，正衬在衬托中能凸现被衬托的人物形象。
《女人心事》中，朱西子和罗想是一对母女，朱西子性格倔强、争强好胜，她与罗想的父亲已经离婚多年。
罗想的性格特征与母亲有诸多相似，尤其在丈夫严立达面前表现出一种强势，甚至有时让严立达在外人面前下不来台。
但是，在面对严立达有了外遇导致婚姻出现危机的这件事情上，朱西子强烈要求女儿与女婿离婚，但女儿罗想的倔强远不及母亲，最后她体悟到对婚姻生活新的认识，展现出宽容才能营造和谐的审美主旨。
在特定的生活环境和矛盾冲突中去塑造和表现人物是另一种表现手段。
家庭伦理剧中的表现内容的独特性，把环境、场景赋予一定的象征意义，借此来达到塑造人物的目的。
另外，利用人物情绪的对比，如悲喜、刚柔等情调表现人物的性格、心情和心理状态。
2闲聊式的语言特色
人物性格的塑造重要的一方面来自于语言，各种类型的电视剧作品都具有其各自的语言特点。
家庭伦理剧中的语言以一种“闲聊式”展开，这是一种口语化、家常化的语言方式，但有是通过创作者的选取、提炼、揣摩和艺术加工后所涵盖某些信息、哲理等的语言，它不仅起到了传递信息、表达情感、反映人物性格的特征和心理变化，而且在闲聊中表现一定的人生意义的精神内涵，甚至对叙事情节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生活常态中人物的对话大多是一种聊天的形式，夫妻间、兄弟姐妹间、父母与子女间、朋友间都依靠聊天来表达情感、阐述想法，甚至诉说一种人生哲理。
这也是家庭伦理剧中语言形式区别于其他类型电视剧的叙事特征。
这种“闲聊体”形式的出现，是由于家庭伦理剧中的人物关系以家庭成员中的人伦关系为表现主体的，这与家庭伦理剧叙事中的整体艺术风格相联系。
细以分析作品中的语言内容不难看出其体现出来的叙事功能和艺术价值。
首先，闲聊只存在于私人之间，不论在家庭空间还是在公共场合，这种语言的表现都自然、生动、坦诚，能够体现真实的心理活动，就像在客厅、卧室、茶馆、咖啡厅从各种神态动作的综合表达中来沟通交流。
家庭里的成员，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的闲聊更加随意，但也正是这种随意更能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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