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之儒生与文吏北京大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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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之儒生与文吏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之儒生与文吏_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阎步克北京大学

第一讲儒生与文吏

本讲目的：

了解第一具有学者和官僚双重身份的中国士大夫，在帝制的初期是如何形成的；第二，通过儒生和文吏，了解社会中的某个阶层的兴起与政治思想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第三，认识中国古代的学术源流与中国早期政治体制的关系。

士大夫政治：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历朝历代把士人作为官僚的主要来源。

士人阶层起源与战国，战国士阶层的百家争鸣是中国文化之源。

秦始皇对士有过打压，但汉武帝之后，士阶层又重新崛起，两千多年一直是帝国官僚的主要来源。

选官制度得到了科举制度的支持。

宋神宗与文彦博的对话表明，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

帝王是“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还没有做官居位的学子可以称为士，读了书做了官的可以称为士大夫。

据研究，清朝在19世纪中期获得秀才举人以上功名的人大概有110万，加上官僚，家属等，他们的人数有550万，占总人口的1.3%。

士大夫阶层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层。

同时他们的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所以士大夫阶层也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分割者。

所以，士大夫的阶层的主要特点就是既是读书人又是帝国官僚。

士大夫的英语译法：

scholar-official学者-官吏

Scholar-bureaucrat学者-官僚

Literati-officialdom文人-官僚

英语世界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阶层，能够同时扮演官僚的社会角色、政治角色和文化角色。

美国的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序言中，以amateur形容中国官僚。

他认为，中国官僚在政务上是业余的，因为他们修习的是艺术，包括一些人文知识，会吟诗作画，注释经典，但是这些与帝国的兵刑钱谷行政没有直接的关系，同时，他们在艺术上的爱好也是业余的，因为他们是帝国官僚。

马克斯韦伯认为官僚政治应该是一种理性行政，或者是合理化行政，首要特征就是专家行政，中国士大夫丝毫没有受过行政训练，根本不懂法律，拥有这样一群官吏的国度，必定是有什么特殊性的。

文人学者兼为官僚，这种政治形态具有十分的特色。

其他国家并没有这样政治形态。

古希腊的思想家并不把做官作为个人追求，古印度的婆罗门阶层掌管宗教文化和世俗刹帝利阶层是两个阶层。

欧洲中世纪也存在教会阶层，和世俗政权相分离，所谓上帝的事情上帝管，凯撒的事情凯撒管。

士大夫政治还得到隋唐以来的科举制的保障，唐代以诗赋取士，大大促进的中国诗歌的繁荣，这就是一个中国特色。

从唐以后，适应科举制度与士大夫阶层的才子佳人小说、戏剧在中国文学史上流行开了。

情节一般分为三个部分，一见钟情——小人捣乱——科举及第圆满成婚。

涉及人物一般有五类，才子、佳人、家人、小人、红娘一类的丫鬟。

欧洲中世纪有骑士阶层，经常与欧洲贵妇人发展处浪漫的骑士之爱，然而欧洲骑士阶层是以武见长的。

日本士阶层，但是他们的士是武士。

这种跨文化的对比，几个社会之间的文士与武士之别，对社会是具有重要意义。

文人管理这种政治形态并非自初就是如此，比如帝国的开端秦王朝就是用文法吏/刀笔吏。

马克斯韦伯并没有注意这一点，他只看到典型形态，并没有看到在帝国的初期，反而是一批受过专门训练，包括文书、法律、会计训练的的官吏来承担行政，恰好符合马克斯韦伯的专家政治的理念。

秦以文法吏任国政，以焚书坑儒待士人。

但这样一种政治形态并没有长久下去，秦尊刀笔吏，轻儒士，被认为是它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

汉尊儒之后，士阶层重新登上历史舞台，但帝国实际又是儒生文吏兼收并用的。

王充在《论衡中》比较儒生与文吏之间的区别，“取儒生者，必轨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优事理乱者也。

”儒生能伸张道德，教化百姓，文吏有高超的行政能力，能够称职地处理各种行政纠葛。

汉帝国的选官制度也体现这样一种区别，汉帝国的选官是以儒生和文吏为两大来源。

汉有举孝廉，这个科目是标榜以孝治天下，实际是儒生文吏兼收并用。

东汉孝廉的察举建立考试制度，考试是以儒生和文吏分科的，考察的内容是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

问题：

秦为什么用刀笔吏行政，汉代儒生文吏双峰并立是如何形成的，文吏政治是如何向士大夫政治演进的？

本讲参考书：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阎步克著

一、士阶层的来源与形成

1、历史早期的士

士最原始最基本的意义就是成年男子，士的古文字是斧的形状。

在最原始的时候，石斧是成年男子最基本的工具和兵器，所以石斧就成为成年男子的象征物，男子的墓葬中出图石斧，首领的墓葬中出土大斧、大钺甚至玉钺。

（女子的象征物是纺轮）

随着社会的分层化，士的概念开始演进。

比如本氏族本部落的成年男子称为士，本部落的男子成年后，他就要承担起本部落本氏族的义务，比如干活、打仗等，拿起武器打仗，那他就成了甲士。

同时，他也有了本氏族的所有权利。

本氏族的成年男子成为士，而被征服部落的则称为野人。

周代有国野之分，国中居住的是统治阶级。

士的含义开始缩小。

人类社会的称为有一个普遍规律，成年男子之称会成为男子的尊称，进而成为首领贵族之称。

比如古巴比伦的阿维鲁，既是全权公民之称，又是王室权贵之称；古波斯的卡沙拉，既是战士之称，但后来就变成了国王之称。

古印度的刹帝利，和卡沙拉是同源词。

美洲印第安人的首领叫大战士。

中国古代的士和王字，形状都来自斧，这也是一

孔子的文化主要来自乐师，书数这两种只是不是儒家所教，而是史官所教。

汉代郑玄认为：

“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

”很多学者往往不加深思就予以承袭。

六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礼乐射御书数，还有一种是儒家六种经典：

《诗》、《书》、《礼》、《乐》、《易》、《春秋》。

书数并不是孔子所教，更不是儒家所传，因为在古代的概念中，礼乐是大学的学习内容，书数属于小学的学习内容，孔子所教的基本上是大学的内容，即礼乐。

书是史官所传，中国早期最重要的字书之一《史籀》十五篇，是周宣王的太史所作，主要是大篆；另外一本字书《博学》，是太史令胡母敬所作；《汉书·艺文志》：

“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

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

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

”培训年轻的吏员，由太史考试，一是能背诵九千字以上，一是考察六体书法，考试合格的就担任史官、令史。

因此书写是史官所传。

算数也是史官所传。

《汉书·艺文志》：

“术数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

”占卜中八卦之理，八卦中又含有数理，此乃术数，此外史官要制作各种文书，如户籍文书、人口文书等，也需要数学；《汉书·律历志》：

“其法在算数；宜于天下，小学是则，职在太史，羲和掌之。

”算术作为小学，是由太史来教授的；《唐六典》：

“算学博士‘魏晋以来，多在史官’。

”教授诗书的经学博士则归另外一个系统的太常负责，由此显示书和数是史官的责任。

章太炎也看到这一点：

周之衰……史籀之书，商高之算，蜂门之射，范氏之御，皆不自儒者传。

也有一种看法认为孔子传新六艺，即传授《诗》、《书》、《礼》、《乐》、《易》、《春秋》，对此亦可作一辨析。

《易经》为占卜之书，占卜是由史来承担的。

据说孔子老而好易，读易经至韦编三绝，马王堆帛书《要》中记载：

子赣曰：

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

“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蘩。

”赐以此为然矣。

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

……夫子亦信其筮乎？

子曰：

《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

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者而义行之耳。

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为之史。

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

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

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

孔子从道德角度看周易，并不从预测占卜角度看周易。

正如廖名春先生所言，孔子治《易》，“即使像子赣这样亲近的弟子也不理解，时人往往以《诗》、《书》、《礼》、《乐》并列而不急《易》，《易》在‘六经’中地位不显。

”《诗》和《乐》确是乐师所传，《书》则是“师诵其事，史传其书”，《礼》则是“师行其礼，史掌其书”，《春秋》虽是历史著作，但是“史记其事，师诵其事”，中国早期史学很大程度上是口述史学。

《春秋》是纲目式的史书，非常之简单，《左传》就相对丰富多，就是史官记录纲目，乐师记诵其事，左丘明以盲人之身著《左传》即可佐证这点。

三、儒、吏分化与冲突

1、战国秦汉的儒、吏分途

战国秦汉，中国社会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

文明的发展，使文化事业专门化了，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兴的文化角色，即士人，他们主要承担文化；同时，国家行政组织的进化使国家行政也专门化了，由此出现了专门的行政人员——新式吏员群体。

由此，战国秦汉之际，出现了儒、离分途这样的历史性事件。

儒生和文吏的关系是战国秦汉以来政治文化上一条主要的矛盾线索。

如秦以刀笔吏治天下，专任文法狱吏，而以焚书坑儒待士人。

其实秦始皇最初仍然想用儒生，统一六国之后，把齐鲁一带的士人接到咸阳，想和他们一起兴太平。

可是这些士人不改战国士人之习，入则心诽，出则巷议，议论朝政，批评政治。

秦国的历史传统中，并没有这种批评朝政的人。

有一句诗：

“孔子西行不到秦”，秦国对自由的文化活动，从商鞅变法以来就持排斥、禁止和管制的态度。

秦还有一种游士律，对于像孔子那样周游列国的人，予以禁止和管制。

秦始皇面对他所从未接触过也无法忍受的士人，就出现了焚书坑儒事件。

焚书坑儒事件，起自两个方士，一个叫侯生，一个叫卢生。

他们是方士，或者叫术士，所以他们属于战国的四大士人集体，他们虽然不是儒生，但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和儒生很接近，和关东士人很相近。

他们认为秦始皇专任刑法，不信儒生，用法律统治天下，在政治上表示不合作的态度，以不替秦始皇求仙药（可能也求不来）为表现。

秦始皇得知之后，命令御史彻查，查出犯禁之人达460多人。

有人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坑的是术士，这有两点不对，其一是术士的政治观点和儒生很接近，其二在查处方士的过程中，牵连出很多儒生。

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遭到严厉谴责的事情，除了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的时候。

比如唐代的章碣的《焚书坑诗》：

竹帛烟销帝业虚，

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

刘项原来不读书。

由此，秦政治的特点就是，儒生在政治上遭到了焚书坑儒的打击，而刀笔吏在政治上居于高位。

刀笔吏是战国崛起的职业文官群体，拥有法律文书和会计的训练，依靠能力、业绩和年资而被任免、被迁黜，这一点完全符合马克斯韦伯对职业行政文官的定义。

对于文法吏的图景式认识，文吏俑的腰上挂有书刀和条形袋囊，所装应为砥石。

书刀用为修改竹简上写错的文字，而砥石则用来磨书刀。

战国秦汉时，腰上挂有书刀和砥石的人，即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一个社会精英的外在标志。

2、汉代儒、吏的冲突

秦代的文吏政治，在汉代就遭到了儒生严厉的抨击。

为什么在马克思韦伯认为合理化程度高的，使用专门的行政人员的文吏政治，被缺乏合理性的，使用业余的学者担任行政人员的士大夫政治所取代，这值得我们思考什么是合理化。

这说明，仅仅依靠行政能力高的文吏，未必能够有效控制社会，士人、儒生在中国历史、中国政治的发挥的作用。

因为这恰好就是士大夫政治的政治根据和文化根据。

从汉代儒生抨击文吏之辞加以体察。

汉初思考秦速亡的历史教训的汉儒，总结原因其中一条就是秦的文吏政治。

贾谊说：

“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

”筐箧用于收税，收取纺织品、谷物、钱等，他们不知道国家应该如何统治，如何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董仲舒：

“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毋乃任刑之意欤？

”他认为汉初的政治形态仍然是秦式的文吏政治，儒生的政治地位仍然不高；路温舒说：

“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

”；还有给各种政治形态分等级，如“上主以师为佐，下主以吏为佐。

”；《盐铁论》源于一次政治会议，讨论盐铁是否官营的问题，“儒法斗争短兵相接”，法家文吏认为儒生干不了实事，而儒生回答：

“能言而不能行者，国之宝也；能行而不能言者，国之用也。

”

儒家思想在调节中国政治上发挥着特殊的作用，这是刀笔吏所无法替代的。

汉代的政治形态是儒法兼综，儒表法里，儒生和文吏兼收并用。

汉武帝“独尊儒术”，同时又人用法家人物桑弘羊和酷吏张汤、赵禹、杜周等。

汉代的何武“然疾朋党，问文吏必于儒者，问儒者必于文吏，以相参验。

”。

这说明，西汉的后期，朝廷上的政治斗争，以儒生和文吏作为重要的分野。

儒生和文吏的政治冲突，长达几百年之久。

西汉后期的朱博：

尤不爱诸生，所至郡辄罢去议曹，曰“岂可复置谋邪？

”文学儒吏时有奏记称说云云，博见谓曰：

“汝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亡奈生所言圣人道何也！

且持此道归，尧舜君出，为陈说之。

”

到了王莽变法时，王莽是一位贵族，自幼学习诗书礼乐，据说师长称贤，乡里称孝，他的理想就是彻底贯彻儒家思想，自己作为一个圣人，模仿周公制礼作乐。

王莽改新的举措，都是儒者长期复古改制的呼吁的产物，同时在变法时充分使用儒生的影响。

他为了笼络儒生，扩大太学。

汉武帝太学只有五十人，汉代后期一度增加到三千，为比孔子三千弟子，而王莽一下扩招到一万多人，同时为太学筑设万区，每人一间，设有回廊，校园设施非常齐备，兼有市场。

原来汉代太学的十四博士体制，王莽改为六经设三十博士。

从坚守法治，纯用霸道，专倚文吏的秦政，经儒生文吏并用，“霸王道杂之”的汉政，直到充分贯彻儒家王道理想，而文吏只是陪衬的王莽新政，历史仿佛经历一个奇妙的两极转向。

四、儒生与文吏的合流

1、东汉初“类多办职俗吏”

王莽的制度浪漫主义和乌托邦式的政治改革，由于不符合实际，最终失败。

东汉的统治者恢复的政治理性，反思王莽独尊儒家的政治变革，重新采取儒法兼综方式，文吏的地位重新上升。

如光武“颇以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化。

郡国所举（孝廉），类多办职俗吏。

”；王充的《论衡》记载：

“将（地方官）以官课材，材以官为验，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贱下儒生。

……古经废而不修，旧学暗而不明，儒者寂于空室，文吏哗于朝堂。

”；东汉前期的尚敏在给皇帝的奏章中：

“自顷以来，五经颇废：

后进之士，趋于文俗，宿儒旧学，无与传业；由是俗吏繁炽，儒生寡少。

”

2、儒生、文吏的合流

儒生和文吏冲突的最终解决以儒生和文吏的互相靠近来实现的。

一部分儒生实际化、官僚化，通过学习文书律令提高行政能力。

如西汉的公孙弘：

习《春秋》，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僚化了的儒生，也是第一个掌握文吏技能的儒生；郑弘、郑昌兄弟：

皆明经，通法律政事；翟方进：

以《春秋》教授，为丞相，兼通文法吏事；何比干：

经明行修，兼通法律。

到了东汉，随着文吏集团的重新崛起，儒生的文吏化以更大的广度深度速度开展，东汉典籍中兼通儒家经典和文书律令的记载大量出现。

如陈球：

少涉儒学，善律令；王涣：

习《尚书》，读律令；郭旻：

体明道术，律小杜。

西汉酷吏杜周给律作注，成为大杜律，其子杜延年也给汉律作注，成为小杜律。

《论衡》：

“是以世俗学问者，不肯竟经明学，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章句。

义理略具，同趋学史书，读律讽令，治作请奏，习对向，滑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辄能。

”滑：

学习。

儒学已经成为帝国的正统意识形态，不学儒学不能入仕，但没有行政能力，在仕途上也不会通达。

由此产生专门既教授儒家经典，又教授法律行政的学校，如钟皓：

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

很多经学家为《汉律》作注，“（汉律）后人生意，各为章句。

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

”《晋书·刑法志》。

这反映汉儒在社会政治背景下，对法律的兴趣日益上升。

在儒生文吏化的同时，文吏也在儒生化。

如路温舒本为狱小史、习律令，后受《春秋》；于定国为文法世家，任廷尉后迎师习《春秋》；丙吉治律令，为鲁御史，后学《诗》、《礼》；黄霸少学律令，后从夏侯胜习《尚书》；汉代著名的颍川郭氏和沛国陈氏都是法律世家，到了东汉都兼修儒学。

儒生和文吏的差距越来越小，亦儒亦吏，非儒非吏的学者兼为官僚在中国政治的演进过程中固定下来。

这样的变化，亦表现在选官制度的变化。

汉丞相选官四科：

德行、明经、明法、治剧；汉顺帝孝廉察举：

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魏文帝黄初三年：

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魏明帝太和二年：

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

这具有双重意义，第一儒生战胜了文吏，士人政治奠基，第二此时儒生远非先秦汉初的儒生，而是兼通儒学律令的新式官僚化的儒生。

汉代四百年，儒生与文吏漫长的冲突最终以两大群体的融合而告终。

建安七子之一王粲也看到儒生与文吏之间发生的历史性融合，他在《儒吏论》中写到：

“执法之吏，不窥先王之典；缙绅之儒，不通律令之要。

……先王见其如此也，是以博陈其教，辅和民性，达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训雅，儒通文法，故能宽猛相济，刚柔相克也！

”对儒生文吏数百年冲突的历史性总结。

总结：

周代贵族士大夫既承担文化又承担行政，战国士人和文吏分化，秦只用文吏，汉儒生和文吏逐渐融合，到了东汉学者兼为官僚的士大夫政治基本奠基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