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信访问题调研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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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信访问题调研报告
农村土地信访问题调研报告
农村土地信访问题调研报告
农村土地纠纷是敏感而又复杂的问题，既是土地管理工作中的难点，也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热点。
近年来，在农村村民上访案件中，直接或间接涉及到土地纠纷的已经占到相当的比重。
因此，做好农村土地纠纷的调处工件，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强化耕地保护，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维护正常的土地管理秩序，促进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保障。
在这次实践锻炼中，我接触到的第一起xxxx信访群众，就是反应责任田纠纷问题的。
12月9日上午10点左右，xxxx镇石桥村9名群众集体信访，要求该村调整责任田。
经过询问，是该村在进行土地调整时，部分群众不愿意调整，部分添人口群众强烈要求添人添地。
乡、村组干部多次调解无果，因利益双方各执一词，矛盾僵持不化。
12月13日上午，xxxx镇xxxx村6组群众一行15人市访，强烈要求该组调整土地，当日信访局接访领带市政府党组成员史清秀、xxxx镇包片领导会同群众代表5名协调解决，但此纠纷至今仍无达成一致。
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
土地是农民养家糊口之本，因此土地问题在农村尤为敏感和关键。
参加工作几年来，也不断听到因为土地纠纷引起矛盾的，为此，我特意在市信访局及镇信访办翻阅资料，从我镇信访办资料中看出，xxxx年xxxx镇在汝州市信访局立案71起，因土地纠纷引发信访案件18起，占市立案件的25.3%。
其中因高速路占地和村组人口数量变化引起的村民承包土地调整，使xxxx镇的农村承包经营矛盾纠纷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在确定调研方向时，我经过认真思考，认为如果能把农村土地问题这一难题攻破，对于减少我镇整体信访量将起到举足轻重作用，为此，确定以农村土地问题为调研方向，在这里浅谈一下。
一、农村土地纠纷的成因
1、历史原因。
我国建国以来，土地政策多经变化，一直处于一种多变的不稳定状态。
直到改革开放，施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采取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制度，成为了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实现了"集体公有，农户经营"。
但是因为经营权范围的限制和“政农不分”的中国特色，实施过程中农民的自主经营权受到严重限制，在土地分配上也是多经变化，经常对土地进行调整。
历史的原因造成了我国农村土地现状的混乱局面。
2、法律和政策原因。
xxxx3年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颁布，扩大了农民的土地处分权，土地承包最低30年不变，但是因为历史原因形成的土地现状的混乱，使得法律和现实脱节，使良好的法律政策无法实际良性运行。
我国法律、政策的多变性，与历史原因形成的农村土地现状混乱，以及我们没有根据国家法律、政策的改变对土地政策及时调整产生矛盾，导致农村土地纠纷的大量产生。
3、农民利益分化。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和政府在逐步加大对农业的各项投资建设，涉及农村和农业的政策也逐渐向着农民利益倾斜，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此农村土地的增值成为必然。
然而我国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因此纠纷产生就有其不可避免的结构性因素。
4、地方政府职能错位。
在社会转型期，政府职能错位、行为失范的现象时有发生。
土地使用权流转、农地征用、及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等纠纷，多是由于村基层组织实施的重大决策没有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运作，没有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方式进行民主决议，损害了农民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而引起。
群众的利益一旦受到损害，极易引发上访。
二、农村土地纠纷主要类型
（一）权属纠纷。
由于历史成因，我国的土地权属十分复杂。
随着土地利用的规模不断扩大，土地权属纠纷开始不断凸现出来，呈多样化、复杂化发展趋势。
我国的土地产权具有特殊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两权分离的土地产权制度，即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相分离。
据此，为简化起见，权属纠纷可分为土地所有权纠纷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
从表现形式来看，土地所有权纠纷有村集体与村集体之间、村民小组与村民小组之间、村集体与国家机构之间等三种类型。
（二）承包经营权权属纠纷。
由于承包经营权的分配是一个十分繁琐且难以做到绝对公平公正的细致性工作，且多因政策变迁引起的纠纷也较多。
具体集中在四个方面：
1、土地发包过程中的规范性和公正性。
《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发包程序有明确规定，签订合同时必须遵循民主议定原则，坚持程序合法，保证土地发包过程中的公平、公正。
但发包过程没有召开全体村民会议，未经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同意；村干部利用手中权力，不经过民主议定原则私自发包，或以低价发包。
一旦出现土地价格上涨或土地收益提高甚至改变土地用途，就容易引发群体性的矛盾和纠纷。
2、土地调整过程的合理性和公正性。
现行法律规定赋予村集体一定的调整土地的权利，但一旦这种调整被使用不当乃至滥用，就会产生土地纠纷。
如违法收回已经发包给农户的承包地；强行收回外出务工农民、进入小城镇落户农民及出嫁女等公民的承包地；在承包期内用行政命令的办法硬性规定在全村范围内几年重新调整一次承包地，借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之机重新承包土地；强制收回农民承包地搞土地流转，乡（镇）政府或村级组织出面租赁农户的承包地再进行转租或发包，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
3、违规预留机动地。
现行法律规定村集体可以预留一部分机动地，用于在承包期内本村有新增人口，或者部分农户因自然灾害丧失承包地的，就可以将机动地承包给这些人。
4、集体组织成员权资格问题。
由于承包经营权本质上是一种成员权，因而成员资格问题颇多，多是由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出生、死亡、婚嫁、农转非、参加工作等变更引起的。
这类纠纷尤为突出地表现在妇女土地权益方面。
这主要有四种情况：
（1）妇女土地权益虚置化。
由于农村土地分配以户为单位，农村女性在未出嫁时虽然名义上有土地，但户主绝大多数为父辈男性，实质上其土地权属是虚化的。
（2）因外嫁而丧失土地权益。
一些地区妇女出嫁后土地即被收回或由娘家人耕种，由此失去对娘家村土地的实际使用权和收益权。
而在“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框架下，外嫁女在婆家难以分得土地。
（3）因离婚或丧偶而丧失土地权益。
离婚后男方村强行收回妇女的责任田并将其户口迁往其娘家，抑或丈夫去世，村里便将该妇女的户口取消并收回土地，这种现象仍不鲜见。
（4）因男方入赘而丧失土地。
这是指通常所说的“倒插门”，丈夫到女方家落户。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男方可以到女方家落户分田，但根据农村“从夫居”的习俗，其很难获得同等的土地权利。
从土地纠纷的成因上来看，在我镇表现突出的是法律和政策原因，其中典型案例可以以xxxx村6组为例：
xxxx3年1月1日国家出台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政策30年不变。
xxxx镇xxxx村未按国家政策规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实施土地承包30年，于xxxx3年7月份对本组土地实施了一次调整。
在此次调整中xxxx村六组组长主持召开本组群众会议，形成决议内容如下：
该组群众承包地每十年调整一次，人口截止到7月30日，下年增加和减少人中，按户口先后分地，减一人口地，增加一个人分地。
如剩余增加人口分不到地，每个增加人口可得450斤小麦。
至xxxx年7月该组应群众李永保等要求调整土地时，该组群众刘老黑、张新民等人以国家土地承包政策30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为由拒绝调地，xxxx3年7月之所以在群众大会中同意10年调整一次土地决议，是因为那时不懂国家法规政策，现在既然懂了，就坚决不同意调整土地，而另一方因为添人强烈要求分地，利益双方互不相让，导致该组土地调整未按期进行。
xxxx村村委会及第六组先后四次组织召开群众会，讨论土地调整问题。
由于双方态度坚决僵持不下，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
因国家土地政策在农村基层贯彻执行时的复杂性、多样性，致使农村土地纠纷无法妥善解决，利益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基层党员干部在做调解工作时，也呈现出无奈之状态。
以xxxx村6组为例，12月13日，市政府党组成员史清秀及镇包片领导与群众代表在市信访局解决此事，史清秀特意向市农业局询问相关法律政策，意见是可以召开村民会议，如果本组群众超过三分之二同意调整土地，那么该组可以对土地进行合理调整，但是当场就有群众拿出国家政策的小册子强烈反对，认为任何人不能对抗国家政策。
目前，该村矛盾仍无法解决，处在僵持之中。
从土地纠纷的类型上看，我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土地发包过程的不规范性案件1：
xxxx6年11月，赵庄村二组组长李丰国，在未召村民代表会议的情况下，将本组位于洛界公路赵庄村段的集体耕地以每亩每年500元的价格，承包给赵北村张留安、史丙旺、徐平堂，赵西村董文清，并签订协议承包期为5年，约定xxxx1年10月31日到期，承包期间，张留安、史丙旺、徐平堂、董文清等人分别在集体土地建造砖混结构的门面房。
到期后，赵庄村二组村民强烈要求收回土地，但他们不拆不搬，企图长期侵占，引发村民到市上访。
案例2：
赵庄村三组在洛界公路南侧有耕地11亩，本组负责人李自红、李进朝二人没召开全组群众大会，欲将11亩耕地以40万元的价格卖给外村一开发商，引发多数群众的强烈反对，进而到市上访，在乡村干部及时制止下，协议取消，土地仍由各户耕种。
因村组干部滥用职权，发包过程不透明，承包方私自改变土地用途开发建房等，成为近年来引起群众上访的主流和主因。
保护耕地是国家政策，任何人不能私自改变耕地用途，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各村临近大路耕地相继被破坏，以租用方式违章建房或门面房，这种现象很多，状况复杂，如果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来约束，很难以理服人，息事宁人。
（二）、土地调整过程中的复杂性案例1：
xxxx镇中王村焦庄自然村由于家族、派性矛盾根深蒂固，多年来形不成合力，是个有名的乱村，在土地调整时，乡里指派四名责任心强的村负责人特别制定调整方案及原则，但由于长期以来该自然村缺乏有序管理，部分群众无纪律观念，任性妄为，加上退地人少，添地人多，部分老赖户不退地，其他群众纷纷效仿，在土地未调整到位前抢种小麦，土地调整举步维艰，工作难以开展。
案例2：
陈古同村五组去年秋天土地调整时，该退地的人不退地，该分到地的人却得不到，为此组里多次开会形不成决议，组长张木旺提出不干。
乡下派干部到组里开会，组里群众提出要求澄清组里有多少承包地，谁家该拿钱当场公布，在场村干部让该组选出五名分地代表，但谁也不愿得罪人，无法推选。
在场群众要求村干部出面收承包地款，调整土地，因村情复杂，无法全面顾及，土地调整未顺利进行，故此部分群众上访。
因土地现状的混乱、村情、地理位置、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等多种因素导致在分地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多种状况致使调地举步维艰，工作难以开展。
（三）、集体组织成员权资格问题因出嫁丧失土地权益：
xxxx镇陈古同村2组村民韩清江，10月11日到市信访反映该村强行将已出嫁但户口在村上的女儿的责任田收回。
经调查韩清江大女儿xxxx9年出嫁后，按照本村“炮响退地”的惯例，其大女儿应将她的0.8亩责任田退回组里，但韩清江以女儿出嫁地（xxxx镇南寨村）30年不动地，女儿在婆家分不到地为由，不愿退还女儿在陈古同村的责任田。
陈古同村2组的惯例是每2年将责任田做一次小的调整，今年秋季在新一轮调地时组里强行收回其女儿责任田，引起信访人上访。
此事经乡、村干部极力协调并召开村民大会，韩清江最终同意退回责任田。
出嫁女责任田类似问题有很多，多数不能妥善解决。
按照农村风俗习惯，出嫁女“炮响退地”，但出嫁女到婆家后被当地以“土地政策30年不动地”为由不予分配责任田，有些群众家庭较为富裕，或常年外出打工，也不想麻烦，虽然有怨言但没有引发信访，有些群众全靠种地为生，强烈要求分地，但根据各村土地政策及历史问题，并不都能妥善解决，是以引起信访。
三、解决农村土地信访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1、要充分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向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宣传农村土地承包、税费改革、合同管理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提高全民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认识。
在党校举办农村基层干部培训班对村支部书记进行集中培训，或组织有关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农村土地承包法律法规巡回宣讲活动。
二是循序渐进，彻底整改,全面落实国家土地政策。
严格把握《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河南省《土地管理法》的政策界限，积极稳妥地做好规范和完善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彻底清除矛盾隐患，从根本上理顺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2、切实加强村级组织建设。
群众反映土地问题往往与村财务、村干部作风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增加了问题的处理难度。
乡镇党委政府要把村级班子建设作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根本来抓，健全民主管理制度。
选好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成员。
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把党性强、德才兼备和群众信赖的同志选拔到村领导岗位上，对那些私心重、群众意见大的村干部及时调整和更换。
镇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对村班子的领导和监督，一旦发现干部有问题，该教育的要及时教育，该处理的要严肃处理，决不能姑息迁就。
严格执行村务公开、财务公开政策，确保群众知情权、监督权。
要指导帮助各行政村依法选举产生村民代表，对农村土地承包等村级事务实行村民代表议决制度，履行民主程序，规范土地承包行为。
农村确需进行土地“小调整”的，在做到“五公开”（即上级政策公开、村级土地核实的底子公开、土地承包方案公开、划分地块等级公开、土地归户注册公开）的基础上，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后，履行报批程序后方可实施，对个别村干部不经批准擅自进行土地调整的，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3、严格落实农村合同乡镇监管制度。
加强农村土地承包和流转合同的管理，建立土地流转合同管理台账，做好土地承包及流转合同的签订、登记、鉴证和档案管理工作。
严格审查合同的真实性、可行性和合法性，并监督合同的实施，防止出现虚假合同、侵权合同和暗箱合同，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4、依法确权，妥善处理土地权属争议。
对容易引发权属纠纷的土地，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成立工作组依法予以勘界确权，明确土地权属，完善土地登记确权手续，彻底解决土地权属争议。
5、严格依法行政。
一是要求各部门、单位依法行政，不制造新的问题，留有余患，及时化解矛盾，处理遗留问题。
二是对信访问题依法处理。
应该解决的问题应及时解决。
对一些无取闹，违反法律、法规的事件要严格依法处理，决不姑息养奸，一味纵容。
更不能为求得一时的安定，不讲原则，随意承诺和让步，纵容、包庇违法信访。
附送：
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探讨
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探讨
内容简介：
关键词：
农村土地所有权农民利益联产承包责任制
论文摘要：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人口的膨胀和生产的无限扩展，我国土地资源的相对稀缺性越来越明显，简单的土地所有权已不能满足所有者的个人利益需要，而更难达到土地资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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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村土地所有权农民利益联产承包责任制
论文摘要：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人口的膨胀和生产的无限扩展，我国土地资源的相对稀缺性越来越明显，简单的土地所有权已不能满足所有者的个人利益需要，而更难达到土地资源价值和效益最大化的实现。
特别是农村基本农田的保护问题越来越突出，生产的发展要求多占用土地，而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农民的利益，保住农民的“饭碗”，实行耕地保护制度势在必行。
土地是“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是宝贵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生产资料，但是生产的无限发展造成了土地的大量被占用，以及耕地的大面积流失，使发展与耕地的保护演变成了一对矛盾体。
我国的改革是从解决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问题打开缺口的，但至今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依然是形成诸多矛盾的焦点。
为了解决我国农村土地发展的问题，就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制度的现状、存在的弊端、发展的个人建议进行初步探讨。
一、我国土地所有权制度的现状
我国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是通过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将农民个人所有的土地转为集体所有而产生的。
1979年前，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经历了两次制度安排，这两次制度安排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实现其政治支持最大化和社会产出最大化，但是不同的产权结构导致截然不同的生产效率。
1950年土地改革后，我国开始发展互助组，后从1953年开始实行初级合作社制度，土地、牲畜、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仍归农民私人所有，收益既按劳分配，又按股分红，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这种制度安排是土地的地主所有转为土地的农民所有，实行了土地的私有私营，它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从而促进了农业发展。
1955夏季开始的农村高级合作社运动，把社员私有的土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建立了农村集体经济，使土地的私有私营转为公有公营。
1956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标志着私有土地向集体所有制转变。
在高级社里，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
土地已不再作为一项私有的财产取得分红。
此后又经历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最终将土地私有制改造成为农村集体所有制。
在实行这种土地制度期间，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高度集中，土地不能出租、买卖。
1958年又开始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在极短的时间内更彻底地否定了农民家庭作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的地位，不仅剥夺了农户对土地的所有权、占有权、经营权，而且还严重侵犯了农户的收益权。
“人民公社制度本身的效率低下和对农民利益的损害，是制度内涵规则的必然反馈。
”
79年以后，我国对集体土地的使用制度进行了改革，由公有公营变成集体所有、个人承包经营（使用），集体行使所有权、享有处分权，承包者享有占有权、使用权和部分收益权。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有着还原农业家庭经营最优的经营特征和适应农业的产业特征的本质内在规定。
这种部分产权的经营权回归，扬弃了传统的合作集体生产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经济主体的内在要求，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在近几年的发展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衍生出几种新的承包方式，如山东平度的“两田制”，广东南海的"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陕北、晋西、湘西等地区实施的“四荒地拍卖”等形式，在初期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实行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
这种变革实现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扩大了农民经营自主权。
然而近几年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括几种衍生方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制度障碍，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稀缺的土地资源作为农民的负担这一现象仍未得到根本改观，因土地而产生的弊端越来越明显。
"
二、现今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存在的弊端
首先，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主体就不明确。
尽管《土地管理法》规定：
"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
但是，谁是集体的真正代表？
《土地管理法》中集体被界定为乡（镇）、村和村民小组三级，而《民法通则》中集体被界定为乡（镇）和村二级，并且乡（镇）等属于行政机构，村属于自治组织，本身都不具有法人资格，因而不具有作为产权主体的独立性。
集体土地产权所有者的虚位，使土地所有权实际上由乡（镇）和村干部来代行使。
农民仅有土地的使用权和部分收益权，而所有的土地处置权和相当一部分收益权掌握在乡和村干部手中，农户根本就无权干预。
监督制度的不完善，更使部分地区的土地所有权异化成为乡官和村官所有制。
政府官员直接干预农业生产、农户经营，造成农业生产中政企不分。
不仅如此，对土地处置权的控制还滋生了乡村干部的腐败，以权谋私的行为在数量上和程度上都愈演愈烈。
同时，各种不合理摊派的现象比较严重并有加剧之势，虽经中央三令五申却收效甚微，这主要就是因为土地的处置权掌握在各级乡（镇）和村官手中，农民无力抗交，敢怒而不敢言。
如《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由乡（镇）农民集体经营组织、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经营、管理”。
在这里，谁是土地所有权的主体？
土地的集体所有在我国的涵义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它是农业合作化乃至人民公社制度下逐步确立起来的。
如果劳动群众集体是民法意义上的主体即权利主体，那么劳动群众集体就应享有土地权利的法律资格。
但事实上，《土地管理法》并未明确规定什么样的劳动群众集体就是土地所有权的主体，立法所规定的只是农村基层组织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权。
在集体所有的名义下，谁是土地的实际所有者是不明确的。
不仅如此，就是集体作为土地的经营管理权主体地位也是含糊不清的。
譬如，法律中所指定的集体经济组织经历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组织，乡、村、组等形式；现在乡一级设有乡政府，村一级设有作为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它们是不是集体经济组织？
如果乡政府定位成纯政权机构，它不直接对农地权发挥作用，那么，村民委员显然不能说不对农地权发挥直接作用。
因为村民委员会在农地权上的功能是十分强大的，村民委员会常常作为基层政权在农村的延伸而替代了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法律并没有对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的职能作出明确的界定。
所以，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权主体也是一个模糊的抽象概念。
正是这种农地权主体的不明晰，导致了农民将土地集体所有理解为国家所有。
这一理解主要来源于现时农地收益分配的矛盾，即税收、地租和利润关系的互相交错：
国家税收中包括了包含在价格差价中的交换税，它侵蚀了集体的地租和农户的利润；集体作为土地权利主体应享有的地租却以“费”的形式体现出来，如一度实施的“三提五统”。
农民不仅从分配上感到了土地的国家所有权的存在，而且在土地承包合同的统一版本中所规定的国家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时候占用承包地的条文里强化了对土地国家所有的认识。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是不完整的。
就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来说，它并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所有权的规定。
从处分权能上来看，村集体的处分权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村集体无权直接转让其土地，农村土地只有被国家征收后才能出让和转让，也无法把土地作为抵押标的。
由于土地产权不清晰，土地基本上不能通过市场进行交易，这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也不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王守智曾表示，目前中国还未建立起一套跟市场经济完全接轨的土地管理制度，其中之一就是缺乏明晰的产权制度。
因此我们必须先稳定和完善作为该经营体制基础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农村承包经营权以物权的性质即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财产权。
经过20多年的不断改革和完善，农民在土地占有、使用、收益等方面已享有较多的权利，但土地处分权从来没有真正赋予农民，国家对农民拥有最终处分权。
国家拥有农地最终处分权不仅体现在国家成为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建设用地的惟一合法垄断者，还体现在国家凭借行政力量单方面介入集体所有权的行使，导致农民土地集体所有权残缺。
三、对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发展的建议
一、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所属范围。
国家成立专门的地权登记机构，对每一块土地都必须登记，明确所有权人，在此基础上由政府颁发土地所有权证。
所有权人可以是个人、或农民集体、或地方政府、或企业、或国家代理人等；持有土地所有权证，依法行使土地处置权。
假如农民集体持有土地所有权证，政府征地就没法操作了，农民集体就可以持证并依据宪法告政府违法。
现实是政府违法征地——强占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农民集体没有主体资格和产权证明告政府，以维护所有权人合法权益。
地权登记，给土地所有者发地权证，是防止政府强占土地所有者地权的基础之基础。
首先，把现有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作如下区分：
第一，把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确立为村小组范围内的农民集体所有。
第
二，在村一级的集体层面上也应存在相应的土地，这些土地主要用于公益用途及发展企业或其他集体经济。
土地的种类可以依照各村的具体情况和经济发展需要而定，原则上基本维持现在村集体组织占用的土地，并合理地预留一定面积供后续发展使用。
第
三，在乡镇层面上，存在的土地包括：
政府机关办公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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