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案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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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案例
OPEC和石油价格
20世纪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成员决定提高世界石油价格，以增加它们的收入。
这些国家通过共同减少它们提供的石油产量而实现了这个目标。
从1973年到1974年，石油价格上升了50%以上。
几年之后欧佩克又一次合作，1979年石油价格上升了14%，随后1980年上升了34%，1981年又上升了34%。
但是欧佩克发现维持高价格是困难的。
从1982年到1985年，石油价格连续每年下降10%左右。
1986年欧佩克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完全破裂了，石油价格猛跌了45%。
这个事件表明，供给和需求在短期与长期中的状况是不同的。
在短期中，石油的供给和需求都是较为缺乏弹性的。
供给缺乏弹性是因为购买石油贮藏量和石油开采能力不能迅速改变。
需求缺乏弹性是因为购买习惯不会立即对价格变动作出反应。
例如，许多老式耗油车的驾驶员只有支付高价格的油钱。
在长期中，欧佩克以外的石油生产者对高价格的反应是增加石油勘探并建立新的开采能力。
消费者的反应是更为节俭，例如用新型节油车代替老式耗油的汽车。
这种分析表明，为什么欧佩克只在短期中成功地保持了石油高价格。
当欧佩克各国一致同意减少他们的石油生产时，它们使供给曲线向左移动。
尽管每个欧佩克成员国销售的石油少了，但短期内价格上升如此之高，以至于欧佩克的收入增加了，与此相比，在长期中，当供给和需求较为富有弹性时，用供给曲线水平移动来衡量的同样供给减少只引起价格小幅度上升。
因此，这证明了欧佩克共同减少供给在长期中并无利可图。
对投机的评价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常用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表示。
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有两种方法，一是将最终产品的价值相加，也就是用于消费、基建、出口的产品（其中也包括服务）的总价值，而不包括中间产品的价值。
二是将要素所得的价值相加，也就是将工资（以及各种资金、补贴）、利息、利润、租金相加。
附带说一句，用钱表示的价值如果存在着价格扭曲，算出来的国民生产总值也跟着可能被扭曲。
可见价格的重要性。
按此计算方法，只要投机活动赚了钱，它就创造出价值，因为这属于利润的一种。
我们通常认为只有生产活动，或顶多再加上服务活动可以创造出价值，为什么投机活动也能创造价值？
要问答这个问题，先要对投机活动下一个定义。
可以认为，不为从事生产和消费，只是为了赚钱而进行买卖的活动，都属于投机。
这包括贩运、屯积、买卖期货商品、房地产和股票外刘贵金属等。
可以肯定，仅当存在着价格差别时，投机买卖才有可能赚钱。
例如商贩从价格低的地方贩运商品到价格高的地方；股票投机商在价格低时购进价格高时卖出。
同样一种商品，由于地点不同和时间不同而有不同的评价，具有不同的价格，这是投机赚钱存在的前提。
否则作为一个集团而言，投机商是不可能赚钱的。
如果市场的条件没有变化，价格是稳定的。
仅仅由于投机集体制造出价格的波动，那么投机集团内部赚的钱将等于赔的钱。
他们不可能赚到集团之外的人的钱。
但如果由于投机造成价格混乱而且集团之外的人受价格混乱的影响而在高价时参与抢购，则投机分子将能赚到集团之外的人的钱。
然而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正常集团乘价格暴跌的机会超额购进，则投机集团将因之而赔钱。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认为贩运是应当禁止的投机活动，到80年代初还认为长途贩运属于非法，使得地区之间不能货畅其流，各地的生产优势不能发挥。
实际上，国际贸易正是一种跨国的长途贩运，它非但不应禁止，反而是应该大加鼓励的。
懂得在空间上调剂余缺，能真正地节约生产成本，从而创造出价值，也就不难了解在时间上调剂余缺同样能节约生产成本并创造价值。
一个例子是农产品收割季节价格偏低，不利于生产者；青黄不接时价格偏高，不利于消费者。
如果有人在价格低时购进，防止价格进一步降低；在价格高时售出，防止价格进一步上升，就对社会作出了贡献。
再一个例子就是电力在白天时供不应求，到了半夜供过于求。
于是就有抽水蓄能电站，在半夜时收购电力，用提高水的位能的方法蓄存电力，到白天高峰负荷时出售电力，利用不同时间电价差别来赚钱。
从长远来讲，投机要能赚钱，非但必须存在时间上的价格差，还必须在低价时购进高价时售出。
因此它必然能缓和价格的波动。
因为低价时多了一个投机需求，可以防止价格进一步下跌；高价时多了一个投机供应，防止价格进一步上升。
如果投机集团赔钱，必定是高价时购进，低价时售出，加剧了价格波动。
从这方面看，投机活动和其他经济活动并无本质差别，只要赚钱，都是对经济有利的。
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都允许投机活动合法存在，过去美国政府对于短期股票买卖赚的钱要征较高比例的所得税，其隐含的依据是只有长期股票买卖才算是投资，才算是有利的。
但这规定现在已经取消。
意思是承认投机活动也有利于经济，应当一视同仁，当然投机买卖必须是公平自由的，不允许有欺诈存在，这和其他买卖也是一样的。
股票和房地产买卖赚了钱，究竟他们对经济作出了什么贡献呢？
这种活动的贡献在于提供了准确的价格信号，使得其他有关的经济活动，可以准确计算出其盈亏结果。
举例说，如果没有房地产投机市场，许多土地的价格将偏低，结果可能造成一些占地很大的生产活动占据了将来变为繁华商业地段的地面。
由于土地投机，揭示了未来土地的价格，可以防止当初的错误决策。
但如果房地产价格过高，则将阻碍当地经济的发展，投机商最后自己也会蚀本，这一点是房地产不同于其他行业的。
房地产的过度投机，会形成泡沫经济。
日本已大大地吃了亏。
因为土地是各行业都要使用的，土地价过高，使一切成本上升。
使得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降低。
票贩子为什么屡禁不止？
春节前夕，坐火车回家的人可能都有切身体会。
火车票总是那么紧张，要提前排队购买，如果实在买不到，也可以想办法从票贩子手中高价购买。
每年的这个时候，各地公安部门都会出动警力进行打击，但票贩子们总是屡禁不止。
其原因实际不是公安部门打击不力，而是限制价格的作法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
均衡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
如果铁路部门确定的火车票低于均衡价格，坐火车的需求量就大于供给量，这时存在价格上升的压力。
随着价格上升，需求量（想坐火车回家的人）减少，供给量不变，价格就会上升到供求相等的均衡水平。
反之，如果铁路部门确定的价格高于均衡价格，需求量小于供给量，价格下降，直至供求相等。
当价格达到均衡时，想坐火车回家的人得到了满足，这就是实现了经济学家所说的资源配置最优化。
但是，如果受到外力的干预，价格就无法起到这种调节作用。
比如，假定坐火车的均衡价格应该是60元，但物价部门规定的限制价格是30元。
由于价格低于均衡价格，且不能上升，必然存在超额需求或供给短缺。
火车票为30元时许多人买不到回家的票正是这种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解决供小于求的方法有三种：
配给（由铁路部门决定给谁）、排队（按先来后到的原则）和黑市。
票贩子和买票人之间的交易是黑市交易。
票贩子或者拉帮结伙装作乘客排队买票，或者与铁路有关人员勾结把紧缺的车票弄到。
然后以供给不增加情况下黑市的均衡价格（比如100元）卖给真正需要火车票的人。
只要存在限制价格，票贩子倒票有利可图，无论怎样“严打”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钻价格政策的空子是票贩子的理性行为。
显然，票贩子的存在既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又损害了生产者（铁路部门）的利益。
购票者不得不付出高价，这种高价又不由铁路所得。
在我们的例子中，限制价格为30元，买票却付出了100元，其间差额70元就归票贩子及其同伙（例如，提火车票的人）所得到。
有关部门制定限制价格的意图也许是在于维护消费者利益，但实际却损害了消费者利益。
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就在于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人为地破坏了价格自发地调节供求的作用。
第四个鸡蛋的故事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表明，每增加一单位商品的消费，该商品对消费者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但是，有人争辩说，假如用四个鸡蛋才能烤制出一个蛋糕，那么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鸡蛋的边际效用肯定没有第四个鸡蛋的边际效用大，因为有了第四个鸡蛋，才能做成蛋糕的；如果没有第四个鸡蛋，蛋糕就不能做好。
在这一事例中，关键的问题在于，有四个鸡蛋的蛋糕和有一个、两个或三个鸡蛋的蛋糕不是同一商品，其效用也不同，因而不具有相互替代性。
在这种情况下，要使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成立的唯一办法就是将每组四个鸡蛋的蛋糕当作同一商品。
幸亏我们生活在一个边际效用递减的世界里
我们设想，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连续消费某种商品的边际效用，将随其消费量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即边际效用是递增的。
简单的例子是，一个人肚子饿了，吃一个馒头得不到很高的享受，可是吃得多了，这种享受的感觉越来越强烈，那么结果会是什么呢？
这个人吃馒头将是个无底洞，永远都无法满足了。
吸毒就接近于边际效用递增。
正因为边际效用递增，吸毒的人才会越吸越上瘾，甚至卖掉家产，抛妻弃子，宁可食不充饥，衣不蔽体，毒却不可不吸。
如果人们对大多数商品的边际效用是递增的，这个世界将是一个疯狂的世界。
相反，正因为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人们在一种商品的边际效用递减后，就会想方设法生产和消费另一种商品以实现最大化的总效用。
事实上，商品的创新和丰富多彩皆源于人们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所以说，幸亏我们生活在一个边际效用递减的世界里。
水和钻石的悖论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第一卷第四章中提出了著名的价值悖论：
“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有用，但它几乎不能购买任何东西……相反，一块钻石有很小的使用价值，但是通过交换可以得到大量的其他商品。
”
令人遗憾的是，斯密没有准备回答这个悖论，他仅仅创造了一个奇特的二分法，水有使用价值，而钻石有交换价值。
然而，斯密以前的教授海彻森和其他学院的老师已经在几年之前就解决了这个悖论。
商品的价值或价格首先由消费者的主观需求决定，然后再由商品的相对稀缺性或丰富程度决定。
简而言之，由需求和供给决定。
较丰富的商品，价格较低；较稀缺的商品，价格较高。
甚至让人吃惊的是，亚当•斯密在他写作经典的《国富论》前十年发表的一篇讲演中就解决了水和钻石的悖论。
钻石和水的价格的不同在于它们的稀缺性不同。
斯密说：
“仅仅想一下，水是如此充足便宜以至于提一下就能得到；再想一想钻石的稀有……它是那么珍贵。
”斯考特思教授补充说，当供给条件变化时，产品的价值也变化，斯密注意到一个迷失在阿拉伯沙漠里的富裕商人会以很高的价格来评价水。
如果工业能成倍地生产出大量的钻石，钻石的价格将大幅度下跌。
19世纪70年代，三位经济学家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分别说明价格（交换价值）由它们的边际效用来决定，而不是由它们的全部效用（使用价值）决定。
因为水是丰富的，增加一单位水所得到的边际效用很小，因而水的价格很便宜；而钻石是极端稀缺的，获得一单位钻石的边际效用很高，因而钻石的价格是昂贵的。
饥饿的驴：
无差异的幽默
“一头饥饿的驴子面对着两堆有同样诱惑力的干草，简直不能决定去吃哪一堆，结果它只有忍饥挨饿，直到死亡”。
这个驴的故事最先由巴黎大学的布里丹（JeanBuridan）提出，被用来验证无差异曲线在经济分析上的用途。
这头不幸的驴子之所以忍饥挨饿直到死，首先，它是“完全理性的”，因为这两堆干草对它来说确实是无差异的，它吃其中任何一堆得到的效用将是完全相等的；其次，因为这两堆干草对于它来说是无差异的，这使得它无法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用来选择其中一堆干草的理由对另一堆同样适用，无差异导致了这头驴子的无法选择，最后在选择的左右为难中饿死。
从逻辑的角度看，的确存在第三种选择—饿死；但就价值标准而言，第三种选择在驴子显示的偏好顺序中显然要比另外两种选择（即选择其中任何一堆干草）排在后面。
布里丹的结论是荒廖的，但并不是因为他的论证存在任何逻辑性错误，而在于他忽略了驴子会借助其它手段来打破僵局，作出选择，甚至这种选择是瞬间决定的。
比如，现实中，人们碰到类似难题，所谓“鱼和能掌不能兼得”之时，就会向别人咨询、占卜、或者抛硬币随机选择。
恩格尔系数
联合国根据恩格尔系数的大小，对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有一个划分标准，即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20％-30%为富裕；20％以下为极其富裕。
按此划分标准，20世纪90年代，恩格尔系数在20％以下的只有美国，达到16％；欧洲、日本、加拿大，一般在20-30％之间，是富裕状态。
东欧国家，一般在30-40％之间，相对富裕，剩下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分布在小康。
1978年我国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约68％，城镇家庭约59％，平均计算超过60％，我国是贫困国家，温饱还没有解决。
当时中国没有解决温饱的人口两亿四千八百万人。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农村家庭、城镇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都不断下降。
到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到46%，城镇居民家庭约37％，加权平均约40％，就是说已经达到小康状态。
可以预测，我国农村、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还将不断下降。
恩格尔系数在我国是否适用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持否定意见的认为我国居民生活状况并不符合恩格尔定律，如1997年福建省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在全国各省中最高，达到62%，海南省为59%；而生活水平较低的陕西省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7%，宁夏为46%。
尽管有争议，但总体看，我国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还是符合恩格尔规律的。
首先恩格尔系数是一种长期的趋势，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恩格尔系数逐渐下降已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构成变化资料所证实。
20世纪80年以前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一直在55%以上；1982-1993年间，尽管各年恩格尔系数有波动，但这十年间恩格尔系数一直在50-55%间；1994年以来后，恩格尔系数一直在50%以下。
其次，统一年份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也符合恩格尔规律，如1997年按可支配收入排队五等分，他们的恩格尔系数依次为：
55.7%、51.1%、47.9%、43.6%和39.5%。
在使用恩格尔系数时应注意，一是恩格尔系数是一种长期趋势，时间越长趋势越明显，某一年份恩格尔系数波动是正常的；二是在进行国际比较时应注意可比口径，在我国城市，由于住房、医疗、交通等方面存在大量补贴，因此进行国际比较时应调整到相同口径；三是地区间消费习惯不同，恩格尔系数略有不同。
边际收益递减与城市化
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表明，生产中只要有一种投入不足，其他要素就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
以农业为例，在土地面积固定的情况下，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收益都会递减。
一方面，固定土地上的劳动力不断增加，需要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另一方面，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下，固定土地上的边际产出越来越少。
两方面共同作用导致人均产出减少，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
这往往被用于解释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贫困的原因。
我国是世界上人与地关系最紧张、农业劳动集约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务农人数多，农业的产出很低，是我国穷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随着人口增加土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仍然发生作用，另一方面经济建设的发展使耕地面积减少，因而有限土地上的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加。
如果把固定土地上增加一个劳动力所增加的收益接近于零的那些劳动力称之为剩余劳动力，那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极大地提高农业效率的同时，也释放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如何解决土地上释放出来的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呢？
主要通过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来实现的。
在20世纪80年代，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以发展乡镇企业为载体，采取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内部就地转移方式。
据统计，1978～1992年期间，乡镇企业共吸收7,500多万农村劳动力。
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由于技术进步加快，资本密集程度迅速提高，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明显下降。
在农村內部就业潜力有限的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力必然会离开土地，告別家乡，加入流动大军的行列。
可以说，90年代以来“农民工”向城市的大流动，不过是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內，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序曲。
有人估计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要到2050年才能最终完成。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城市人口不断增加。
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表示城市化水平，那么城市化水平将不断提高。
然而，过去20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缓慢，200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6%，低于发展中国家45%的平均水平。
目前64%的人还在农村住着。
未来的20年中至少有5亿人口要进城，此间我国的城市人口要翻番。
而城市化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又不要求很大空间和传统要素投入。
因此，加快城市化进程是伴随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马尔萨斯预言及其破灭
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66-1834）曾经预言：
随着人口的膨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耕种土地，地球上有限的土地最终将无法提供足够的食物。
这是因为，一方面劳动的边际产出与平均产出下降，另一方面，更多的人口需要更多的食物，因此，最终人口增长比例会超过食物供给增加比例，必然会产生大的饥荒。
幸运的是，人类的历史并有按马氏的预言发展。
因为马氏的预言暗含了两个假设条件：
农业技术不变和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下降。
在马氏生活的时代，工业化进步尚未提供成熟的可以替代耕地的农业技术，来大幅度提高单位耕地面积的产量，克服人多地少和边际收益递减带来的困难。
如果没有现代耕地的农业技术的出现和推广，没有从外部输入食物或向外部输出人口，英国和欧洲一些工业化国家确实会面临马尔萨斯所预言的问题。
事实上，时至今日，一些没有任何农业技术改进的非洲国家仍然是高出生率和收入停滞并存，陷入马氏的预言而无力自拨。
在我国几千年传统农业历史时期，农业技术不断改进，但没有突破性进展。
在没有战乱和大范围饥荒的正常时期，人口增长率远高于耕地面积增加速度。
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口不得不在越来越小的人均耕地面积上劳作，劳动生产率和人均粮食产量难免下降。
这被认为是我国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周期振荡的可能的重要原因。
然而，马尔萨斯没有想到的是，技术的飞速进步，如高产搞病的良种、高效的化肥、先进的收割机械、电力和其它能源、生物技术等，改变了许多国家的食物生产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农业和食品的增长率显著超过人口增长。
另外，由于战争、疾病、自然灾害、观念变化及政策（如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等方面的原因，人口也并没有按照马氏所预言的，爆炸式增长。
对于中国来说，由于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13亿人口的到来整整推迟了4年；而欧洲的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人口增长率为负的现象。
因此，从历史事实来看，马氏理论建立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基础之上，对于观察工业化特定阶段的经济运行矛盾具有历史认识价值，但限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的条件，及马氏预言成立的假设条件，必然使得马氏预言最终破灭。
中国企业规模经济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主要产业的集中度（见第十章第一节的概念解释）上升，规模经济状况有所改观，但从总体上说，我国产业的企业规模仍然偏小，产业集中度过低，缺乏规模经济。
世界500家最大企业的排名显示，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与其拥有的大企业的数目正相关。
1999年500家大企业中，按国家排序：
美国179家，日本107家，英国38家，德国37家，法国37家。
2000年进入500强的企业数目略有变化，但整体看排序没有改变。
2000年我国经济总量排在世界第六位，但是我国进入500强的大企业只有11家，而且这11家中没有一家制造业企业。
我国大企业的规模与世界500强中的企业规模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2000年我国516家重点企业的总销售额约为4120亿美元，仅相当于世界500强中的前两位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和沃尔马特百货公司的销售额；516家重点企业的总资产和平均销售额相当于世界500强平均值的1%和2%左右。
我国122家试点企业集团2000年的产品销售额约为2500亿美元，仅相当于世界500强第一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销售额2104亿美元的119%；相当于世界500强第二的沃尔马特百货公司销售额1933亿美元的129%。
在世界500强中我国排名最前面的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的销售额仅为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21.6%。
我国最大的汽车工业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2000年的销售额还不到50亿美元，仅为当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销售额1846亿美元的3.7%。
2002年我国汽车产量32512225辆，排名世界第五位，而这些产量来自全国122家汽车制造企业，这个数是世界主要汽车制造大国的企业数量的总和。
目前，国外一般单个汽车企业的最小生产规模是年产40－60万辆，而2001年我国汽车企业中，年产量20万辆以上的企业才4家，总产量134.83万辆，占行业总产量的57.76%；年产量10万辆以上的企业才7家，总产量174.27万辆，占行业产量的74.64%，其余的都是年产10万辆以下的小企业。
沉没成本与决策
机会成本是决策相关成本，需要在决策时予以考虑，而沉没成本是决策非相关成本，应该排除在决策之外。
现实经济中，骑虎难下的投资项目比比皆是，到底是继续投资还是决然退出，总是令投资决策者左右为难，其原因就在于巨大的沉没成本。
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与美国麦道公司于1992年签订合同，合作生产MD90干线飞机。
1997年项目全面展开，1999年双方合作制造的首架飞机成功试飞，2000年第二架飞机再次成功试飞，并且两架飞机很快取得美国联邦航空局颁发的单机适航证。
这显示中国在干线飞机制造和总装技术方面已达到90年代的国际水平，并具备了小批量生产能力。
然而就在2000年8月该公司决定今后民用飞机不再发展干线飞机，而转向发展支线飞机，MD90项目也下马了。
这一决策立时引起广泛争议和反对。
在就该项目展开的大讨论中，许多人反对干线飞机项目下马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该项目已经投入数十亿元巨资，上万人倾力奉献，耗时六载，在终尝胜果之际下马造成的损失实在太大了。
反对者的惋惜与痛苦心情都可以理解，但这丝毫不构成该项目应该上马的理由，因为不管该项目已经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对于上下马的决策而言，其实都是无法挽回的沉没成本。
事实上，干线项目下马完全是“前景堪忧”使然。
从销路看，原打算生产150架飞机，到1992年首次签约时定为40架，后又于1994年降至20架，并约定由中方认购。
但民航只同意购买5架，其余15架没有着落。
因此，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下马是果断而理性的最佳选择。
如果从机会成本角度考虑，那么终止干线飞机项目的机会成本就是继续进行该项目未来可能获得的净收益（扣除新增投资后）。
如果不能产生正的净收益，下马就是最好的出路。
即使有了正的净收益，也还必须看其投资回报率（净收益/新增投资）是否高于厂商的平均回报。
倘若低于平均回报，也应当忍痛下马。
市场及技术发展瞬息万变，投资决策失误在所难免，尽可能减少沉没成本的支出无疑是所有厂商都希望的。
可是，如何避免决策失误导致的沉没成本呢?
这就要求厂商有一套科学的投资决策体系，要求决策者从技术、财务、市场前景和产业发展方向等方面对项目做出准确判断。
更为关键的是，在投资失误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如何避免将错就错。
信息产品的成本结构特征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软件、CD、电影、书籍等信息产品市场上盗版盛行，为什么这类产品很容易被盗版，而且正版和盗版的价格相差很大？
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消费者就算依据价格信息知道哪是正版哪是盗版，却还要知假买假？
这与这类产品的成本结构的特征密切相关。
对于绝大多数信息产品来说，生产第一单位的成本很高，然而，一旦第一单位产品被生产出来，复制更多的同一产品的成本相对而言会很小。
如组织人员编辑一套全新的高质量的百科全书，聘请权威专家撰稿也许就要支付上千万元的前期投入，然而印刷一本百科全书的成本相对而就很小；如果以CD盘复制一份已经编排完毕的百科全书，复制成本可能仅占卖价的零头；而通过互联网提供给另一位订户，几乎不增加任何新的成本。
同样，拍摄一部电影可能花上几百万元、几千万元或甚至上亿元，然而拷贝一部电影的成本几乎为零。
用经济学的语言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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