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双重文化资源与两维文学空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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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双重文化资源与两维文学空间

双重文化资源与两维文学空间

2016年度湖南长篇小说创作立足于本土资源，既深情回望传统文化资源，又着力状绘当下社会图景，兼及都市与乡村两个场域，呼唤式微的价值立场，反思市场主导下的社会问题，描摹理想的人生状态，对人之存在及意义展开了多维而细致的书写，承继了湘籍作家一贯的问题意识和担当精神，凭借多元的创作立场与资源，推动着湖南文学的发展。

面向优秀传统文化开掘创作空间，并将其作为文学表现主体，无疑是2016年湖南长篇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

少鸿的《百年不孤》、唐朝晖的《折扇》、肖仁福的《幕僚》分别聚焦于影响深远的乡绅文化、神秘而小众的女书文化、湘军统帅曾国藩勾连出的幕僚文化，由人物命运指向深层的文化内蕴，以厚重的文化力量托起人物魅力。

表现现实的长篇小说依然占据2016年湖南文学的主导，一是面向市场经济的大环境，通过现实矛盾冲突拷问人性，揭露社会问题，追问人的存在及意义，出现了廖天锡《非常商道》、吴昕孺《千年之痒》、周晓波《老夫子》等现实之作。

二是面向日新月异的都市人生，杨柳湾《杨柳青青江水平》、余红《从未走远》都能敏锐地捕捉都市热点，内容和形式都体现了当前都市男女爱情、事业的新元素。

三是面向乡间的历史与变迁，莫美的《墨雨》和王天明的《沃土》都不约而同地由纷繁的乡村人事直击人性。

一、文化资源的审美化呈现

湖南作家自觉地履行着诠释本土文化的职责，利用文学创作的形式致力于湖湘文化的传承，这种自觉意识即为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

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

”①而实现文化自觉“第一要自知，第二要自信，第三要自然。

”②作为本土作家，他们既是地域文化的参与者，有着充分的自知之明，又积极地投身文化传播的事业之中，得心应手地运用文字进行再创造，显得自信又自然。

同时，湘籍作家虽以本土文化气质为个性标签，却不囿于此，他们也在中华文化的广袤土地上绽放出了极具湖湘特色的文学之花，以本土经验注释中华传统文明。

所以说，湖南作家对文化资源的呈现是对湖南本土文化的局部展示，更是执着于湖湘经验对整个中华优秀文化的表达。

“文学诚然是一种审美-表现活动，但实际上无法与社会的文化过程分离开来。

”③文化意识与文学表达的结合赋予了小说双重价值意蕴，实现了二者的和谐统一。

少鸿的《百年不孤》注目于乡绅的百年命运，书写了南方乡绅岑励、岑国仁父子乐善好施这一典型的中国故事，再现了民国以来百年的民间社会现实，奏响了一曲积德行善的道德赞歌。

小说以时间的纵向推进为主线，兼及重大历史节点上的人事，于细致的叙述中直击人物内心，既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和人性的嬗变，又诠释着变与不变的深蕴。

作者运用全能全知的叙事视角，讲述了国民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v史时期的社会风云和人事变迁，在叙述中自由地进入各个人物内心，通过个体命运反映了大的社会格局。

国义、国安、佩琪三人的生命之舟随时代浪潮起伏不定，因时而变的现实境遇以及此中包含的命定意味引人深思，对他们内心情感的细致描写让这些人物成为有血有肉的生命实体，避免了符号化。

一辈子坚守乡土的岑国仁与父亲岑励畲则代表了与世无争、恪守仁德的典范，纵使外部环境纷繁复杂、时局动荡不安，也丝毫不会动摇行善的生命准则。

开篇的“归来”耐人寻味，县长秘书的身份逼迫岑国仁不得不为肆意杀戮的“革命”拟定处决名单，表面上是因内心不安和害怕而逃离，实则象征了良知的觉醒与德善的延续，正是家族精神的感召让“真正的人生之门就此正式开启了”。

为了让岑国仁的回归从形式上获得合法性，作者精心安排了开秧门的习俗。

一方面，叩拜祖先、神明的仪式之中满载着敬畏之情、虔诚之意；另一方面也是身为长子的他在集体面前的首次展示。

同时，也为其一生隐忍与承受的退藏态度埋下了伏笔，见出了作者对故事细节的精心设计以及小说结构的严谨。

黑格尔认为：

“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身所对象化成的具体形象，即实际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正式史诗的内容和形式。

”④小说以岑励畲、岑国仁父子乐善好施这一“动作”为轴心，在乡绅文化语境中凸显出这一传统美德的深远意义。

明末清初颜茂猷说过：

“乡绅，国之望也，家居而为善，可以感郡县，可以风州里，可以培后进，其为功化比士人百倍。

”⑤岑家的善行义举并非源自乡绅身份，却因之得到了最集中的展示，除了做中人、设义仓、资助学堂、成立育婴会外，还躬行着不论身份阶级与敌我的友善。

岑国仁作为双龙镇最后一位乡绅，他年岁、功德的双重圆满象征了乡绅文化的完美谢幕。

小说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不以情节的波澜起伏取胜，而是在平静的叙述中传达了历经沧桑的从容与淡然，在乡村普通人事的叙述中展现个体对生命价值观的坚守以及矢志不渝的传承。

“‘平淡简洁’在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中，总是占据着一种优先性的地位，这与现实主义美学占据领导权（hegemony）地位有关。

现实主义是一种可还原的叙事，叙事指向社会历史的实在性存在，它与曾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件相连，在人们的经验和记忆的范围内产生同一性作用。

因此，现实主义的文本以其语言的透明性直接与现实对等，语言越是平淡简洁，文学文本与现实的可等同性就越高。

”⑥小说从乡绅父子积德行善的人生中还原出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现实生命状态，唤起了渐行渐远的时代记忆，这一切都与平淡自然的叙事密不可分，由此也营造了冲淡、静谧的诗意氛围。

地处湘西崇山峻岭之中的双龙镇，即使在战乱之际依然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宁静，诗意画面不单是对自然风貌的临摹，也是岑国仁生命境界的写照――“他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又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在这片亘古绵延的山水里，他自在而安宁。

”第三十七章“囚徒之诗”是岑佩琪狱中十年的内心自白，七首恣意抒怀的诗刻画了一个既保留着基本的良知，又深陷斗争思维而无法自拔的复杂形象，惟其如此，才能在忠于人物性格的同时取得如雷贯耳的艺术效果。

如果说《百年不孤》以人的命运写文化传统，唐朝晖的《折扇》则是以记录文化资源的笔法穿插人生奥义。

作者以寻访的姿态走进江永的女书村落，围绕最后一位女书自然传人何艳新，以非虚构的方式叙写了女书字、女书歌、女学人及与女书相关的建筑、风俗等，客观地展现了隐秘而独具魅力的女书文化。

小说投射的是女性视角下的民间社会，在河渊这个深藏群山的古朴村落中，目之所及的是带着昨日气息的石板路、蹲坐在老房子前的老人、来回走动悠闲自在的狗、迟缓而温和的水牛、走门串户的充满灵性的鸟，还有成为遗迹的关厢门、凉亭、大厅等，静谧、神秘的自然特征暗合了女性的安静和隐忍，暮年的平静往往意味着承受了人世沧桑后的开阔与包容。

“所有人都说，女书是诉苦，凄婉哀怨，女书文化是含悲蓄泪的文化。

”女书道出了民间底层女性的心灵之声，诉说着她们深藏的苦难与艰辛，也宣泄者她们不为人知的痛苦。

与女书关联的女性无一不命运坎坷，她们一生所遭遇的现实苦难都是无法超脱男权挟制的结果。

汉字在当地被称作男书，而女人之间感受心灵、互通情感的女书也只在群山之中的十几个村落中不为外人所知地流传。

“她们在唯有女人的空间里歌唱，她们写字记录，给女人看，让一个女人读懂另一个女人，她们暂时忘记了男人的目光，系住她们灵魂翅膀的，是女性之间的一种默契。

”这些或书写或歌唱的女性，都有各自的悲苦，被不幸打压的她们避开男性公共话语，钻进了专属于女性的天地中寻找着心灵的慰藉，结下了深厚的姊妹之情，创造了神秘的文化样态。

与之相关的风俗也是另类视角下民间文化的反映，哭嫁是女书“抗婚”意图的体现，表达女子离娘家的不舍；随嫁的《三朝书》、结交姊妹互通往来的《结交书》是女性这一群体成员之间互相依靠、彼此安慰的见证。

相较于兄弟间歃血为盟的壮烈，姊妹情谊更多的是一种浅吟低唱式的凄婉。

作者采用通讯实录式的书写方式，用不紧不慢的叙述笔调将一切与女书相关的客观实在物和女书人的生活经历娓娓道来，以非小说的笔法道出了一个个女书人小说式的传奇人生故事。

小说分为五折，由宏观的整体概述和微观的镜头描述完成了对女书文化纵、横两方面的独到把握。

也有借古抒怀者。

肖仁福的《幕僚》通过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师生二人合力平定太平军的故事，着力展现了李鸿章由幕僚至独立组建淮军的人生际遇和心路历程，借幕僚文化揭示恰逢其时的知遇对个人成就一番事业的关键性作用，流露出对中华民族传统家国理想模式的眷恋。

李鸿章入幕曾府与得到曾国藩器重是出于慎重考虑后的双向选择，二者在各取所需中实现了互利双赢。

作者肖仁福长期在党政部门工作，他的创作大多展现机关生活和官场文化，《幕僚》也不例外，同样是官场思维的演绎之作。

第一，大篇幅地描写内心活动，与人物现实行为构成强烈反差，揭示官场人际交往的微妙。

曾、李二人的初次会面是心照不宣的首场表演，刚遭受惨败的曾国藩对于李鸿章的到来满心欢喜，但他还是先不动声色地试探对方，两人的真实想法都在心理活动中。

这些心理活动不但更全面地刻画了人物性格，而且让人物的内心博弈成为了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力地刻画出了复杂而微妙的官场生态。

第二，通过标志性特征塑造人物，展现了深谙此道的老官僚形象。

作者对曾国藩的“三角眼”进行了五次刻画，除了“三角眼里透出复杂的幽光”是对眼神意味的直接描绘之外，其余四次都是对眼睛物理状态的反映，分别是“半眯着犀利的三角眼”“眯着三角眼，盯住李鸿章，没有出声”“三角眼睁得铜铃大”“鼓着三角眼”。

曾国藩出于仕途考虑放弃合围安庆，面对清军全面溃败的结局，他“三角眼里透出驮拥挠墓狻保阂环矫嬲庠ち现中的结果将提升湘军地位，另一方面又导致湘军孤军奋战，解恨之余也后怕不已。

其余则是对李鸿章或欣喜、或惊讶、或佯装嗔怪的瞬时反应，两次“眯着”的内涵截然不同，一是刻意轻视，一是包含认可，但都生动地诠释了曾国藩之于李鸿章的特殊身份，既维持了师道尊严又体现了主帅威严，显得合情合理。

第三，对为人做官之道通俗表达与反复直述，如“人在官场，只有两样东西可以做，一是做官，一是做事”“好事不在忙中取”“以众人之私欲，成全个人之公德”等，曾国藩对李鸿章的临别赠言“沉得住气，耐得住烦”更是浅白至极，却耐人寻味。

小说从真实的历史事件切入，运用当代逻辑塑造了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

作者笔下的曾国藩为国尽忠也为己谋仕进，谨慎多疑、老谋深算也善听意见，颇具威严又长于以情动人；李鸿章志大才高且位低不嬉、虚心向学，有韧性、重情义。

其中，李鸿章使手段将对手逐一劝退的场面较为精彩，利诱曾国荃、离间彭玉麟、唬倒李续宜，表面上为对方分析利弊，实则为了自身利益。

同一模式的再三呈现，就艺术效果而言，增添了作品的喜剧因子。

二、经济时代的截面式剖析

文学始终以世界和人的存在为表现对象，“五四”新文学确立了直面现实的文学要义，至今仍占据当代文学的主流。

“现实主义创作的最基本的特征和创作方向是：

它始终以‘现实’为艺术表现和把握的对象；而不是理想、主观精神或某种观念世界。

它还以现实作为创作素材或题材的来源，而不是幻想与传说。

”⑦文学对现实的关注体现了作家对社会人生的关怀，“现实主义文学具有较大的社会认识价值，更多的人生观照价值，和更具体的实践的审美价值。

由于现实主义创作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的具体性和较为直接的品格，它同时便又表现出了一种可贵的、对于现实人生的关怀。

”⑧商业经济的高速发展对社会生态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紧跟时代步伐创造物质财富是经济社会的主旋律，鼓舞着个体努力奋斗以实现人生价值，另一方面，物质追求往往裹挟着失落感，对价值信仰的剧烈冲击扼住了灵魂的咽喉，由此引发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成为文学反映经济时代社会面貌的聚焦点。

正如卡西尔所言：

“人类世界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或自行其是的存在。

人生活在物理环境之中，这环境不断地影响着他并且把他们的烙印打在人的一切生活形式上。

”⑨

廖天锡的《非常商道》是一部读来别具韵味的长篇小说，地域色彩浓烈，富有时代气息，响动着商业化时代紧张行进的节奏。

小说以一个家庭为背景，讲述了李日亮、李日晖、李鹏飞三兄弟在变废为宝的冶炼路上数起数落的酸甜苦辣。

他们按照各自的创业理念走不同创业道路，演绎出各自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