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契诃夫短篇小说讽刺艺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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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契诃夫短篇小说讽刺艺术
谈契诃夫短篇小说讽刺艺术
安东?
巴甫洛维奇?
契诃夫是一位杰出的中、短篇小说家和剧作家。
列夫?
托尔斯泰说:
契诃夫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
?
托马斯?
曼断言:
“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欧洲文学中属于最有力、最优秀的一类”。
?
契诃夫来自下层社会,他热爱祖国,同情人民,始终坚持民主主义立场,揭露、嘲讽俄国社会的丑恶现象,对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19世纪俄国文学的最后一位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本文着重研究和探讨契诃夫短篇小说独特的创作风格和艺术特色。
一、创作的基调——哀伤和苦恼19世纪80年代,民主党人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亚历山大三世即位,就借机疯狂地残害革命者,压制人民革命运动,八十年代的俄国社会呈现出停滞状态。
在文艺界,进步作家处境艰难,进步刊物被查封,唯美主义思潮复兴,幽默刊物风行一时。
契诃夫正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登上文坛的。
由于他脱离人民革命运动,没有深刻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使得他的思想始终没能超出民主主义的范畴。
19世纪80年代契诃夫创作的数百篇作品题材多样,涉及俄国社会,反映了从俄国城市到乡村的诸如贵族、商官吏、知识分子等各个阶层的生活。
俄罗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创作的小说具有独特的讽刺艺术，他继承了果戈理，谢德林等大家的幽默传统，将政治讽刺与幽默合成为讽刺幽默，对俄国社会现实的灰色生活用温和的幽默来进行批判，以唤起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其冷静的讽刺风格往往表现为不重情节，性格的描述，却重事件的情趣的幽默特色，因此，契诃夫不仅继承和发扬的由普希金开创，果戈理奠定基础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而且也使与之同步发展的讽刺文学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契科夫作品赏析:
《变色龙》
变色龙是契诃夫早期创作的一篇讽刺小说。
在这篇著名的小说里，他以精湛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一个专横跋扈、欺下媚上、看风使舵的沙皇专制制度走狗的典型形象，把讽刺的利刃对准沙皇专制制度，有力地揭露了反动政权爪牙们的无耻和丑恶。
小说的内容富有喜剧性。
一只小狗咬了金银匠的手指，巡官便来断案。
最突出的是奥楚蔑洛夫这一人物，从他对下属、对百姓的语言中表现他的专横跋扈、作威作福;从他与达官贵人有关的人，甚至狗的语言中暴露他的阿谀奉承、卑劣无耻;从他污秽的谩骂随口喷出来揭开他貌若威严公正里面的粗俗无聊。
同时，作者故意很少写他的外貌神态，令人可以想象:
此人在说出这一连串令人难以启齿的语言时，竟然是脸不变色心不跳的常态，由此更突出了这一人物丑恶的嘴脸、卑劣的灵魂。
奥楚蔑洛夫在短短的几分钟内，经历了五次变化。
善变是奥楚蔑洛夫的性格特征。
作品以善于适应周围物体的颜色，很快地改变肤色的“变色龙”作比喻，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如果狗主是普通百姓，那么他严惩小狗，株连狗主，中饱私囊;如果狗主是将军或将军哥哥，那么他奉承拍马，邀赏请功，威吓百姓。
他的谄媚权贵、欺压百姓的反动本性是永远不变的。
因此，当他不断的自我否定时，他都那么自然而迅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变色龙”——奥楚蔑洛夫已经成为一个代名词。
人们经常用“变色龙”这个代名词，来讽刺那些常常在相互对立的观点间变来变去的反动阶级代表人物。
对他们说来，毫无信义原则可言。
万物皆备于我，一切为我所用。
他们这一伙不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变色龙——奥楚蔑洛夫吗,
《变色龙》是契诃夫早期创作的一篇讽刺小说。
它没有风花雪月的景物描写，也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安排，作家在描述一个警官偶然审理一件人被狗咬的案情中，只用寥寥几笔，就极其简练、锋利地为我们勾勒出一个灵魂丑恶，面目可憎，看风使舵的沙皇走狗——警官奥楚蔑洛夫的形象，寄寓着一个发人深思的主题。
《变色龙》使我了解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沙皇封建专制独裁统治的黑暗。
理解以奥楚蔑洛夫为代表“变色龙”似的政府官员正是这种黑暗统治的产物。
人物形象分析
评论:
变色龙是契诃夫早期创作的一篇讽刺小说。
《一个文官的死》
《一个文官的死》是通过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的切尔维亚科夫这样的小人物，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上小人物的奴性心理。
契诃夫的创作目光又不仅仅停留在小人物被侮辱、被损害的一面，还揭露了造成这种心理的是沙皇专制制度，对这种制度进行了嘲讽和鞭挞。
《胖子和瘦子》
这个小说的情节很简单:
一对小时候的朋友——胖子和瘦子在火车站偶遇，久别重逢，两人都很高兴。
但当瘦子得知胖子的官职远远高于自己之后，瘦子条件反射地变得卑躬屈膝起来，于是一场朋友兴高采烈的相聚，以胖子“恶心”，瘦子“又惊又喜”收尾。
契科夫用笔精炼，寥寥几句就刻画出了胖子和瘦子不同的地位和生活处境。
胖子“两片油亮亮的嘴唇像熟透的樱桃，浑身散发着白葡萄酒和香橙花的气息”，显得雍容富贵;瘦子“肩背手提着几只箱子、大包小包和一些纸盒”，却是一副辛劳、窘迫之态，加之其身上所散发出的“火腿和咖啡渣”这种普通市民特有的气味，更表明他和胖子不处在同一阶层。
这个小说最精彩之处在于对瘦子心理的刻画。
在未得知胖子的官阶之前，瘦子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绘声绘色，胖子几乎插不进嘴;但之后，瘦子的话就变得干瘪、结巴起来，甚至还有点紧张，将之前说过两遍的话又说了一遍——“大人，这是我的儿子纳发纳伊尔……妻子露意丝，算是路德派教徒”。
瘦子说到儿子和妻子，前两遍反映了他的激动和欣喜，最后那一遍，则表明他除了对胖子说奉承话，别的方面已经语尽词穷了。
告别的时候，胖子和瘦子握手，瘦子只握了握胖子的三根手指，再一次形象地表现了瘦子自觉低人一等的心理。
瘦子心理前后截然不同的变化，使得这个小说极具戏剧性。
19世纪的俄国等级制度森严，等级观念深入每一个公民的骨髓。
就是这样一种观念，支配着人们在比自己阶层高的人面前弯下腰来。
小说中，不仅仅是瘦子，他的妻子和儿子，也都对胖子（或者说他的官阶）有一种本能的恭敬和谄媚心态。
也就是说，无论大人还是小孩，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存在一种因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畸形心理。
《胖子和瘦子》这个小说，可以说是当时大多数俄罗斯公民心态的一个缩影，尽管情节充满喜剧色彩，读来却让人感到心酸和沉重。
《苦恼》赏析
《苦恼》是契诃夫短篇小说中的代表作之一，曾被托尔斯泰列为作者的“第一流作品”。
当时，俄国正处于沙皇统治下的黑暗时代。
由于七十年代兴起的“民
粹派”采取暗杀手段成功地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却未能推翻专制制度，亚历山大三世即位后，变本加厉地镇压革命人民。
革命者成批地被绞死和流放，知识分子中普遍出现绝望情绪。
窒息的政治空气使许多人变得麻木、冷漠，充满庸俗习气。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更是贫苦不堪。
契诃夫目睹当时社会的黑暗和群众思想的麻木，以深广的忧愤投入创作。
他除了用讽刺的批判的笔触写下了大量揭露社会丑恶的作品外，还写了不少同情受侮辱受损害的小人物形象，用以控诉造成小人物不幸命运的社会黑暗。
作品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即第一自然段，用一个街头即景画面，写车夫姚纳和他的小母马。
姚纳被失去儿子的痛苦折磨得麻木了，小母马也在默默地想心事，他们可怜地伫立在风雪之中，与周围喧哗、熙攘的世界格格不入。
第二部分从“姚纳和他的小马”到“就会呜呜地哭起来”。
这部分是小说的主干，主要写姚纳向人倾吐内心苦恼时的种种遭遇，它包括四个层次:
第一层，他拉军人到维堡区去，写军人对他的冷漠;第二层，他拉三个寻欢作乐的青年上巡警去，写青年人根本不听他的苦诉;第三层，他遇到看门人，想跟他攀谈，可看门人指责了他;第四层，他和住处的小伙子诉说，小伙子却蒙头睡着了，写他遇到那么多人，竟没有一个人同情他。
于是他向马诉说他的心里话。
第三部分从“出去看看马吧”到全文结束，描写姚纳只能向马倾诉苦恼，马成了他唯一可以得宽慰的动物。
全篇作品以题记“我拿我的烦恼向谁去诉说”为情节线索，依次写出了姚纳与马各怀苦恼与心事，姚纳向人诉说苦恼的连续失败，向马倾吐内心感情的成功。
所有的情节内容都紧紧围绕着姚纳深怀苦恼倾诉苦恼的动机和行为展开。
首尾互相呼应并形成对照，首尾人与马的关系又与中间部分人与人的关系构成对比，因此全文结构紧密、中心突出，又如行云流水，浑然一体。
这篇描写小人物悲剧命运的忧愤深广之作，读来令人震颤而又耐人寻味。
它的思想内含，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作品表现了黑暗现实中的小人物悲惨无援的处境和苦恼。
车夫姚纳身处社会的下层，军人可以向他发脾气，青年们随意取笑漫骂他，扬言“给他一个脖儿拐”边看门人和他的同行都对他的痛苦无动于衷、缺乏同情心。
他的生计也
很艰难。
午饭前出来到“黄昏的暗影笼罩金城”，他还没拉到一趟生意;奔波到晚上十点钟，竟然“连买燕麦的钱还没挣到”。
他的遭遇又极其不幸，老婆早已去世，唯一可寄托希望的儿子又新近病逝。
作者真实地刻画了一个地位低下、苦苦挣扎、命运悲惨的小人物形象。
他的不幸，正是当社会压迫的结果。
然而，对姚纳来说，最苦恼的还不是他的现实境遇，而是他的痛苦无处诉说，无人理解和同情，心灵的孤寂和折磨比现实生活的不幸更难以承受。
作者写出了他在浩大无边的苦恼摧残下的内心麻木;他一动不动地任凭风雪的袭击，他无心拒绝不公道的车价，他相信一切都是“上帝的意旨”。
但作为一个活人，他毕竟还有向人倾吐苦恼、与人交流情感的渴望。
然而在偌大的社会中，他却找不到一个关心同情、能分担他的苦恼的人，他只能在马身上实现他那小小的可怜的心愿。
一个小人物孤单寂寞，压抑滞重的心态由此得到了深刻的揭示。
他的麻木、忍受和不觉悟，既是生活的赐予，也是他无法通过斗争改变自己命运的心灵桎梏。
作者哀其不幸之余，也不无怒其不争的意味。
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昏聩和人与人关系中的自私、冷漠。
作者通过马车夫姚纳一心想倾诉他的苦恼而结果却处处碰壁的情节，写出了现实生活和社会心态的一个缩影。
人们自私自利、麻木不仁、缺乏同情心，人际关系被市侩意识支配，难以沟通感情、互相理解，从而显示出整个社会的黑暗和冷酷无情。
军人与追求享乐的青年对小人物的不幸漠不关心，这里有社会地位的隔膜。
然而，与穷车夫处于同一阶层的看门人和青年车夫也无动于衷，这就更深刻地提示了当时社会人与人关系中的冷漠无情已到了何等地步。
令人窒息的社会氛围终于把姚纳推向小母马，他在对马的倾诉中得到了人间得不到的安慰和同情。
作品凸现了人不如马的昏聩现实。
作者以深沉的感伤和强烈的愤慨，对此加以无情的揭露和否定。
三、抒写了作者自己的无处言说的苦恼心境。
当时，契诃夫正为探求真理不得而苦恼。
他的这种心境，反映在《没意思的故事》的情节之中，也寄寓和流露在姚纳这个形象的塑造上。
在叙述马车夫不幸遭遇和内心苦恼的过程中，尤其在姚纳只得对小母马倾吐悲苦的描写中，作者本人的那种苦闷、悲哀和默默之情是
溢于言表的。
题记:
“我拿我的烦恼向谁去诉说”,更具有一种自我表白的意味。
小说写道:
“那苦恼是浩大的、无边无际的。
要是姚纳的胸裂开，苦恼滚滚地流出来的话，那苦恼仿佛会淹没全世界似的，可是话虽如此，那苦恼偏偏没人看见。
那份苦恼竟包藏在这么渺小的躯壳里，哪怕在大白天举着火把去找也找不到„„”这既是客观写实，也是主观移情。
作者在同情小人物命运、抨击社会黑暗的描绘中，又表现出自己的那种看不到前途和光明的无可奈何的态度，那种还在黑暗中摸索而苦无出路的心境。
在艺术上，这篇小说有三个特点值得品味:
一是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
作者在作品中，将“人与人”的关系与“人与马”的关系相对比。
用人的冷漠、自私和不耐烦和小母马“听着，闻闻主人的手”形成强烈的反差，用人的悲苦和小母马的凄苦相对双，形成相互间的一种比衬，更显示出人马相同的悲苦命运。
最后姚纳与马相依为命，更加比照出姚纳牛马般的社会地位和现实处境，具有强烈的震憾人心的力量和催人泪下的艺术效果。
二是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心态。
契诃夫与其他一些俄国作家不同，他笔下的人物对话精当简练，毫无见长罗嗦之感。
人物对话不仅符合特定环境和场合下人物的性格逻辑，而且能恰当地映射出人物此时此景的内心活动。
三个青年的对显示他们寻欢作乐、玩世不恭的性格，姚纳挨了他们一巴掌还说:
“嘻嘻～„„好有兴致的几位老爷„„”。
内心正转着这样的念头:
他们有兴趣和他打玩，大概也有兴趣听他谈谈儿子。
同时，姚纳的对话也反映了他老实巴结、逆来顺受的性格和急于倾诉愁苦的心情。
这对刻画马车夫的性格特征和深层心理状态起了很大作用。
三是富有深刻内涵的细节描写。
俄国著名的现实主义画家列宾曾就契诃夫小说赞叹道:
“简直无法理解，从一篇如此简单、平淡、甚至可以说是贫乏的小说中，怎么弄到最后竟会浮现这样不可抗拒的深刻庞大的具有人类意义的思想„„我深受震惊，无限神往„„您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大力士”。
（《契诃夫作品、书信全集》第8卷第92页）这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以小见大，平淡中
见深刻的出色的细节描写。
《苦恼》中没有巨大的场面和引人入胜的曲折情节。
它的整个故事都建立在马车夫想找人倾诉儿子死了这一细节描写上。
但这件日常小事和小人物小小的可怜的心愿却折射出整个社会遭遇和悲剧命运。
小说结尾姚纳对马倾诉衷肠的细节描写，更是强烈地突出和深化了主题，给读者以巨大的震惊和长久的回味。
此外，以二十个戈比坐一趟车既写出了三个青年的耍懒，又刻画出姚纳为苦恼压倒而无心讲价钱;关于“娘儿们”的评价，写出了姚纳轻视妇女的传统思想弱点，以及当时小人物虽孤苦无援，但地位还在妇女之上的社会现实;这些都是内涵深刻而丰富的细节刻画。
《套中人》
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的代表作。
小说主人公别里科夫是一所中学的希腊语教师，他性格怪僻，思想守旧，行为可卑又可笑。
他惧怕生活中哪怕是极微小的变动，凡是他认为脱离常规、违反法令的事，都使他闷闷不乐。
他还盯梢、告密，全城的人都怕他，十多年来人们一直战战兢兢地过日子。
当有人好心成全他与活泼开朗、爱唱爱笑的瓦连卡的婚事时，他竟忧心忡忡，彻夜难眠，生怕闹出什么乱子来，迟迟不敢求婚。
"自行车事件"后，他被吓得生了大病，不久便一命呜呼。
全城人都松了口气，可不久，生活又像从前一样沉闷、无聊。
小说成功塑造了一个极端保守、害怕一切新事物、极力维护现存制度的卫道士的典型形象。
别里科夫的形象很琐可笑，"身材矮小，背脊拱起"。
即使在晴朗的天气也经常带雨伞，穿雨鞋，而且总是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永远让自己的脸孔藏在竖起的衣领里，让眼睛蒙上黑眼镜，让耳朵塞上棉花;甚至他的雨伞、挂表和小折刀也是装在套子里，总是千方百计无微不至地维护自己的一切，害怕发生任何万一的变化。
他只要一有机会，就把自己"套起来"，坐马车要让车篷支起来，回到家就要钻到帐子里，用被子蒙住脑袋。
他的"思想也极力藏在一个套子里。
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写着禁止什么事情，他才觉得一清二楚"。
他的口头禅就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
别里科夫不仅把自己装进套子里，而且要把别人也装进他的套子里。
同事到教堂祈祷迟到、女教师晚上陪军官玩迟了，他要干涉，甚至连同事穿绣花衬衫、骑自
行车他都要出面劝阻。
结果教师怕他，校长怕他，"整个中学都在他手心里，足足十五年"，甚至"全城都抓在他的手心里～"，人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整个小城都仿佛被他装在套子里了。
别里科夫的形象不仅可笑，而且是一种极可怕的力量，他千方百计地扼杀一切新生事物和自由思想，自觉自愿地为专制政权效劳，代表了社会上一股强大的保守势力，体现着沙皇专制制度的本质特征。
小说还深刻地揭示出别里科夫的性格是在沙皇俄国专制社会这个典型环境中形成的。
小说中写到，在别里科夫的阴影下，人们变得什么都害怕。
全城的人，包括那些思想正派的人，居然也忍气吞声，听从别里科夫的摆布，像蜗牛一样缩进自己的壳里，过着浑浑噩噩、苟且偷安的生活，不敢起来与顽固保守势力进行斗争。
这种窒闷、停滞、死气沉沉的套子式的生活，正是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特征，也是产生别里科夫式人物的社会土壤，如果不改变这种社会土壤，一个别里科夫死了，还会出现另一些别里科夫。
作者通过猎人之口大声疾呼:
不能再照这样生活下去啦～"从而揭示了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表现了契诃夫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否定和对新生活的渴望，激励人们为推翻套子式的旧生活而斗争。
"套中人"也因其蕴含的深广的社会意义，而成为顽固保守，反对变革者的代名词。
在艺术创作上，契诃夫是严格的现实主义者。
他的作品往往是取材于平凡的日常生活，在表层生活中蕴含深刻思想底蕴。
《套中人》也是写一个胆小怕事的教员日常生活的普通故事，但却深刻地揭露出沙皇专制统治下整个社会的停滞和窒息，说明变革的必要，激励人们追求美好未来。
这是契诃夫创作的显著特点。
在艺术结构上采用了故事套故事的形式，别具匠心。
小说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展开故事情节，将叙述人的叙述背景放置在月夜乡村的堆房内，营造了一个特殊的抒情氛围，自然而生动。
而且作者还通过叙述人对故事中的事件、人物进行评论，从而加强了作品的思想容量，加深了对作品主题的开掘。
在形象塑造上，契诃夫认为"最好还是避免描写人物的精神状态;应当尽力使得人物的精神状态能够从他的行动中看明白"。
作家精心运用肖像细节、行为细节、语言细节等来揭示人物的精神状态及性格特征。
如别里科夫的口头禅:
"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充满了对一切新生事物的恐惧，活画出他的顽固、保守。
另外，为突出人物性格，契诃夫还运用了对照手法。
村长的老婆玛芙拉与别里科夫形成对照，"她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过她家乡的村子，从没见过城市或者铁路，近十年来一直守着炉子坐着，只有到了晚上才上街走一走"。
同样是"套中人"，性情孤僻，玛芙拉却绝不干涉他人生活，与别里科夫给人们生活及社会带来的危害形成对照;别里科夫与柯瓦连科兄妹又形成对照:
别里科夫身材矮小，背脊拱起，看上去好像刚用钳子把他从家里夹来的一样。
柯瓦连科兄妹生得又高又壮，身材匀称，瓦连卡更是"黑眉毛，红脸蛋"，像是"蜜饯水果";别里科夫总是无精打采，缩头缩脑，战战兢兢，而瓦连卡却又是笑又是唱，跳跳蹦蹦，满脸放光。
兄妹俩的思想方法更是让别里科夫感到古怪而害怕，成为别里科夫结束人间生活的直接原因。
强烈的对照之中"套中人"的性格特点更加鲜明、突出。
契诃夫还善于把自己的思想情感倾注于对景物的描写之中，巧妙地借景抒情。
在小说结尾，作家描写了农村的月夜景色，突出了自然界的辽阔广大，强化了对别里科夫式"套中人"生活的厌恶，也借此抒发了对生活中一切套子的谴责，为读者留下了思考生活与人生的空间。
多余人形象的现实思考
“多余人”形象最初诞生于19世纪前半期的沙皇俄国，自该形象诞生以来，备受各国学者的关注。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分析法，论述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系列“多余人”形象的发展历程、各自的性格特征、形成原因及其社会意义。
由于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多余人”形象系列都具有各自的特性，20年代的奥涅金充满激情和骚动不安的反抗情绪;30年代毕巧林在黑暗现实面前，表现出的是忧郁、悲观、孤愤;40年代的罗亭则充满了时代热情，为民主革命摇旗呐喊，却无力实现美好愿望;到了末代的奥勃洛莫夫，已经成了平卧不起的废物。
“多余人”形象最初诞生于19世纪前半期的沙皇俄国，自该形象诞生以来，备受各国学者的关注。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分析法，论述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系列“多余人”形象的发展历程、各自的性格特征、形成原因及其社会意义。
由于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多余人”形象系列都具有各自的特性，20年代的奥涅金充满激情和骚动不安的反抗情绪;30年代毕巧林在黑暗现实面前，表现出的
是忧郁、悲观、孤愤;40年代的罗亭则充满了时代热情，为民主革命摇旗呐喊，却无力实现美好愿望;到了末代的奥勃洛莫夫，已经成了平卧不起的废物。
文中对“多余人”形象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客观分析:
家庭出身和个人理想的矛盾与冲突;优越的环境、舒适的生活培养了他们无所事事的性格;个人性格的分裂，极大的精神痛苦;再加上他们自身脱离广大劳动群众，既没有得到广大劳动群众的理解，更没有得到劳动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这些都导致了他们的悲剧人生。
然而，“多余人”的悲剧固然有其自身弱点的症结所在，但究其根源:
社会因素和客观社会历史条件才是他们“多余”的最主要原因。
“多余人”是一种人物类型，他们产生的背景有些相似，在新旧文化撞击下，人们思考自己的命运，寻找出路而不得。
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是“对异质文化或完全认同，或是完全抗衡，或是认同后复归，完成两种文化的融合，而多余人就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找不到位置的人物的形象表达。
”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既不满足于社会现实，渴望有所作为又找不到方向，缺乏行动的勇气，长期生活在苦闷忧郁中，成为社会的“多余人”。
他们出身于贵族，厌恶上流社会又无力反抗，意识到周围的空虚无聊。
他们带着怀疑眼光看社会，但又无法摆脱自身困境。
他们对现实也有抗议，但只局限于尖刻的议论和交谈，很少有实际行动。
“多余人”渴望自由又茫无目标。
感到自由受环境压抑，寻求新的出路，但又缺乏理想。
个人愿望不能满足就陷入苦闷彷徨之中。
他们幻想作为又脱离人民，渴望有所作为，实行过某些改良和变革，但是单枪匹马，遇到困难就像泄了气的皮球。
他们与人民疏远，软弱无力，一事无成。
奥涅金是“多余人”形象的第一人，他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奥涅金接受了新思想，有希望有梦想，能说会道，阐述起问题来头头是道，从这一层面来说他的确是思想上的“巨人”。
然而现实社会让他变得“心灰意懒”，他找不到诸多问题的缘由，又缺乏用行动改变现实的实际能力，他的理想都无法付诸实践，他郁闷、孤单，故而成为了行动上的“矮子”。
其实，“多余人”这个形象，他们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被大家所接受，是因为它确实是符合现实情况的，所以，从它的出现到现今，一直有着不可磨灭的现实意义。
只要有社会，就有游荡在其中的“多余人”。
这种“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在现今社会比比皆是，我们也可以称他们为“多余人”。
先说说在学习中的学生，这一类人，无休止的懒惰。
他们也想好好学习，但往往只是想，在脑海中构思无数个学习的计划，幻想着自己的成功;但是，如果真要他们实践起来，永远不可能坚持下去，他们总喜欢拖，把今天的事情推到明天、后天等等。
他们就像是来学校打酱油的，过一天是一天，得过且过，凡事顺其自然，等待毕业那天的到来。
他们永远是在渴望自由，渴望放假，但是在学习的时候也没有认真，还是觉得受到束缚。
这样的人，想要成功太难。
再来谈谈工作中的“多余人”，他们往往会不停的控诉抱怨现实的不公，社会的黑暗。
他们有着雄心抱负，虽然可能自己有过努力，但都受到了打击，他们就
变得心灰意懒，永远处于困境中。
工作不如意，生活也难如意。
他们渴望贵人相助，渴望机遇，渴望成功，但是当前途渺茫时，他们都会选择放弃，放弃与命运的抗争。
他们进不了成功人的行列，又不愿意被别人当做失败者。
“多余人”是贬义词，大家应该都不愿意被称作是多余的人，不做多余的人，就需要有实际行动，让自己变成有用的人。
不要盲目的清高，盲目的与世隔绝，成功是不会青睐于无准备，无努力的“多余人”。
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形象是令人惋惜的。
这些典型形象虽然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环境，却有其相同的特征，他们大都出身贵族家庭，接受了欧式的良好教育，都心怀对民族和国家的伟大抱负，对俄国社会现状极端不满，但因自己的认识能力和活动能力所限，无法摆脱身份上、心理上和行动上的困境，怀有急于寻找出路又不得其法的矛盾心理[3]71。
尽管他们头脑清晰，精力充沛，有一定的理想和追求，但是他们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在现实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而感到郁闷、孤独、压抑，既无法实现伟大理想，又无法融入当下社会，因而就不自觉地变成了俄国社会的“多余人”[3]71。
通过这个典型形象我们也看到专制农奴制对人性的压制与迫害。
人的本性是追求自由与平等，压迫只能导致反抗。
“多余人”产生于统治阶级内部，统治阶级对本阶级的道德准则和生活理想采取了怀疑态度而另有所求，这一现象本身也说明了专制农奴制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规律。
“多余人”并不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特有的现象，中国古典文学《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符合“多余人”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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