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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风汉韵流海内

儒风汉韵流海内

摘要:

刘扬忠先生著的《儒风汉韵流海内:

两宋辽

金西夏时期的中国意识与民族观念》上下两编,分别从两宋

辽金西夏时期的华夏国家观念与民族忧患意识、宋金精英人

识”进行了梳理,这对研究彼时“分裂”态势下多民族政权树立“正统”观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虽为多民族政权并存,中华民族的精神有凝聚力,由此便形成了“中华多元一体

的历史大格局。

2018)06-0008-04

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扬忠先生著,河北教育出版社

的特殊时期为个案,来论证古代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以及对

现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启示。

主要阐述了两宋时期的汉民族

华夏正统观念,以及西夏文学与西夏人的华儒情怀,并深入且详细地探究了范仲淹、苏轼、陆游、辛弃疾等宋、金精英

人物对华夏民族精神的长远影响。

虽然两宋辽金西夏这一时期是分裂的,但中华民族的精神是凝聚的,由此形成了“中华多元一体”的大格局。

书的一个亮点是:

每个王朝的兴衰和本民族的忧患意识

如何区分,如何认同;汉民族与彼时其他非汉民族在精神上的关系表现如何;在辽、金以及后代之元、明、清时期,对宋代杰出人物,譬如,苏轼、范仲淹、辛弃疾、元好问、陆游、岳飞等,如何看待;这些人(民族英雄)对同时期不同政权以及后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忧患意识,对华夏民族精神的长远影响到底怎样;作者打破传统历史学家站在历史专业的角度去诠释“中国意识与民族观”,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一一文学诗词,来书写中国历史民族精神的演变。

中国观和民族忧患意识

两宋辽金西夏时期的华夏国家观念与民族忧患意识。

代的文学分为北宋、南宋两大时段,北宋文学中所表现出的即宋高祖、太宗和真宗时期(960-1022),为时63年。

是宋代汉民族忧患意识产生的阶段。

北宋建国伊始,面对燕云未复和契丹侵凌,北宋士大夫便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生存受到北方强敌的威胁,这是民族生存的焦虑之感。

北宋与契丹的交战中,除澶渊之战的小胜外,其他战争基本是失败的。

这也为北宋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奠定了基调,从王禹和路振二人的事例便得到了说明,路振出使过契丹,也曾率军抗击过契丹,从他的作品中表现出的民族忧患意识非常强烈。

而王禹,虽然没有像路振那样参与过边关之事,但他一书生身份经常过问政事,也参与过朝中军国大事的讨论。

两者不同的情况更加反映出北宋前期士大夫的民族忧患意识。

北宋中期,即宋仁宗、英宗和神宗时期(1023-1085),为时63年。

宋辽“澶渊之盟”后,国内出现了比较缓和的态势。

但在此时,位于西北的西夏政权又开始崛起,西夏党项羌族在兴起的过程中,不断侵扰中原王朝,最为明显的是在宋仁宗时期,西北地区陷入西夏之手。

汉民族的存亡危急更加严重。

此时的“中

国意识”凸显,古文学家石介就是典型,他的《中国论》和

华夏正统观,论证了大宋王朝的政治合法性以及作为华夏正统的历史地位。

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的这种意识,是被“敌国外患”逼出来的。

同时,在文学领域内,以刘敞、范仲淹、邵雍、苏轼等为主体。

这一时期的士大夫群体忧患意识有三个特征:

其一,具

有理论心态的中国观开始形成;其二,用各种文学形式表达希望杀敌立功的意愿;其三,借古讽今,尤其是王昭君的书写。

北宋晚期,即宋哲宗、徽宗和钦宗时期(1086-1126),

为时41年。

这是北宋王朝由于内部党争、朝政腐败、社会动乱以及外敌趁机侵入等多种矛盾综合作用而走向灭亡的时期。

文学主题也由忧患天下转向人生,但也有一些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表达民族忧患意识,如张耒、贺铸、苏过等。

总而言之,北宋时期由于西北地区契丹、西夏两个政权

的崛起和威胁,对宋人产生了明确的“中国观”和汉民族的忧患意识,并在文学创作中有较为鲜明的呈现。

站在历史长河中,反观北宋,虽然受到西、北边患的威?

{,但这种“边患”也只是局部的威胁,所以民族忧患意识只是在一部分文人士大夫中产生和发展,并未成为全民族的主流意识,也未形成文学创作的基调。

而对于南宋来说,这种忧患成为其后150余年的悲愤之

声和全民族意识的主调。

“靖康之变”,山河分裂,屈辱条约――“绍兴和议”“隆兴和议”等等,这些都激发了南宋人炽热的爱国情感与民族忧患意识。

尤其是开禧北伐之后,宋廷再也没有北伐中原、收复故土的勇气和决心了,国家渐

渐衰落下去。

这样,也把南宋分为三个阶段:

前期,主要是

到宋宁宗

中期(1165-1207),后期主要是宋宁宗后期到宋朝

灭亡(1208-1279)。

前期代表人物主要有陈与义、李纲、叶

朱熹等,后期主要是陈人杰、文天祥、刘辰翁等人。

于辽,首先是“汉化”问题,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辽代前期(辽太祖到景宗),对“华风”的向慕和初步的接受;中期(圣宗、兴宗时期)是,从高度认同中原汉文化到以华夏正统自居;后期(道宗、天祚帝时期)是,华夏正统观与

中国”意识的持续发展。

前期的慕华主要表现在于,辽建国伊始的建制以及皇太子耶律倍的汉化学习。

辽朝的汉化主

要是学习唐代,包括服饰和礼仪,兴建孔庙等。

到宋、辽双

为“南朝”与自己“北朝”对立,视为平等后,这种接受汉

化和汉化程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文化的高度认同以至华夏

称“天朝”。

道宗时,夷夏观更进一步,如《契丹国志》卷九《道宗天福皇帝》载述:

端严若神,观书通其大略,神领心解。

尝有汉人讲《论语》至“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帝曰:

“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耶?

”又讲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

又曰:

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

彬彬不异中华”者,则谓之“夏”。

宋代文?

W家、史学家欧阳修在撰写《新五代史》时,

把契丹作为“四夷”之一,并附录于全书的末尾。

辽太子洗马刘辉便上道宗云:

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

且宋人

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

今反令臣下妄意作

这得到了辽道宗的赞赏,于是命其将赵宋王朝起初的事

迹也当成“藩属”国来详附于辽朝的“国史”之后。

此时期,辽对高丽,称为“岛夷小国”。

辽以“中国”自居,而附属辽的周边各部族,包括女真和西夏等等,都被视为“夷”

在南宋的爱国主义文人中,视金为“夷狄”、“胡虏”。

熙宗、海陵王时期,是金朝华夏正统意识觉醒的时候,金熙宗推动女真族的汉化、中原化,尊儒。

如《金史》卷四《熙宗本纪》载:

上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

退谓侍臣曰:

“朕幼年游佚,

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

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

大凡为善,不可不勉。

”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3]。

金世宗、章宗时期,是金朝汉化完成,文治成功,华夏

正统意识高涨时期。

他们分别被赞曰:

世宗久典外郡,明祸乱之故,知吏治之得失。

即位五载,

而南北讲好,与民休息。

于是躬节俭,崇孝弟,信赏罚,重农桑,慎守令之选,严廉察之责……夜以继日,可谓得为君之道矣……号称‘小尧舜'[3]。

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

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

又数问群臣汉宣综核名实、唐代考课之法,盖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亦可谓有志于治者矣!

然婢宠擅朝,冢嗣未立,疏忌宗室而传授非人。

向之所谓维持巩固于久远者,徒为文具,而

不得为后世子孙一日之用,金源氏从此衰矣[3]!

12世纪初,随着蒙古军的南侵,国家危急使得华夏正统

意识空前强化,这正是金卫绍王、宣宗、哀宗统治时期。

周昂和元好问便是代表。

在对西夏政权时,作者打破狭隘的民族观,认为在11

世纪到13世纪里,享国190年的西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万里羌人尽汉歌。

首先,认为西夏王朝统治区域本来就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这里积淀着汉末以来的河西和陇右汉文化的储蓄,成为西夏文化的直接源头。

西夏境内的各民族包括党项在内的华儒情怀比较浓厚,元昊时,兴建学校,纳入汉学经典。

谅祚、秉常、乾顺时期,儒学进发展,甚至着手了一系列汉化改革。

到仁孝、纯?

v时期,儒学兴盛,还实行科举制。

西夏的汉文学包括汉文俗文学和汉

文文人文学,前者发生也是“外源性”的,只是其传播、流行的载体更加丰富多元,往往是伴随着民间音乐、歌舞和各种市井技艺的交流而传播开来,这点在黑水城出土文书和碑刻文献里面皆有反映。

至于后者,在黑城出土文学体裁的著书《西夏诗集》、《新集锦合辞》以及谚语集等等。

西夏的汉文文学,是典型的以儒学为根基的汉学文学,而西夏文学诗歌、谚语里蕴含着丰富的儒家文化因子。

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明一点:

西夏王朝,不管它的统治者是否已经意识到,它实际上是11-13世纪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一份子,其境内各部族优秀作家和文化人,包括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都不同程度地参与过华夏民族精神的建构。

二、精英人物的民族情怀

宋、金时期的精英人物对华夏民族精神建构的长远影

国有万死”的爱国诗人陆游,以及辛弃疾和元好问。

范仲淹是宋代士大夫忧患意识的首倡者,他也是一个有

担当有抱负的士大夫,正如他在《岳阳楼记》中所说,

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他的思想对宋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

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改革家王安石评论他,“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朱熹认为他是,“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

苏轼作词以言志为宗,以抒写士大夫壮烈情怀为美。

宋高宗、孝宗对其评价极高,赵构公开宣布自己“最爱元?

v”,

发表《苏文忠公赠太师制》,“人传元?

v之学,家有眉山之书。

之外,南宋四大名臣:

李纲、赵鼎、李光、胡铨,都对他很崇敬,尤其是与苏轼类似的经历,深有感触。

明代的高启、方孝孺、王直、杨慎、李贽,甚至是清代的顾炎武、翁方纲、林则徐等人都对他有极高的推崇。

岳飞的影响不言而喻,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他,其功绩

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完全可以从元人视角去观察,元政府曾

度为岳飞封号,添增谥文,以示褒奖。

《元典章》有,“至

年四月,钦奉诏条内一款,五岳四渎,遣使诣祠致

祭;其名山大川、圣帝明王、烈士载在祀典者,所在长吏,政策,在岳飞身上也用到。

元人修《宋史》,《岳飞传》的篇章之长,也是对他的一种尊重和敬佩。

岳飞的爱国思想,在明清以及民国、建国初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陆游和辛弃疾是南宋爱国文人的代表,尤其在抗战岁

月,他们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

元好问是金末的文学集大成

者。

他们不仅牵动着彼时爱国民众的神经,同时,也对明清

以来,以至近现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无论在近代中国,还是在抗战岁月,无数仁人志士都仿效了他们的民族气节,发扬了他们的民族爱国热情,也无疑树立了一个人生坐标。

本书的另一条主线便是,正确诠释古代文学中的爱国主

义。

如何看待中古古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这也是改革开放初提出的重要问题。

兄弟之间的“打架”,能否构成爱国主义?

是否有民族英雄?

本书以宋辽金西夏文学的爱国主义书写为例,试想说明这几点:

重释古代爱国主义,重要的一点就是褒扬古代作家反对

分裂,追求国家统一和复兴的思想和抱负;还要高度肯定和充分估价古代仁人志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宽广胸怀和关怀国家前途命运的“进亦忧,退亦忧”的民族忧患意识;

重释爱国,也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之进行全面认识和并非是汉民族所独创的,而是由各民族共同建构的。

参考文献:

1〕(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95.

1455-1456.

203,285-286.

4〕(宋)祝穆撰,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M].

5〕陈高华、张帆、刘晓等点校.元典章[M].北京:

华书局,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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