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象制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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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象制器

“尚象制器”：

发明创造的哲理与实践

【标题注释】易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B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日期】收稿日期：

2000-10-04

【作者简介】刘明武（1952—），河南新郑人，珠海经济特区斯达公司总工程师，从事科学与文化研究。

【内容提要】早期中华大地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发明创造？

早期的中华民族为什么那么善于发明创造？

有其事必有其理：

一、早期的中华民族特别尊敬善于发明创造的人；二、早期的中华民族特别重视研究发明创造的哲理。

尚象制器，就是《周易》中指导发明创造的系统哲理。

尚者效仿也，象者形象之象与抽象之象也；尚象制器，就是仿照象所表现、所揭示出的原理与意境去创造先进的生产工具、生活器具以及自卫的先进武器。

形象之象在自然界万物万象之中，抽象之象在阴阳两爻、八卦、六十四卦的符号之中。

发明创造的理论，先有“尚象制器”而后有“仿生学”。

“尚象制器”相较于“仿生学”，内容上更广博，方法上更灵活。

在发明创造领域内，一要学习洋人，二要学习先人。

学习先人，不仅仅是学习某一件事、某一句话，更重要是学会祖先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尚象制器/形象之象/抽象之象/伏羲氏

一、两部经典、两种主张

西方有一部重要经典——《圣经》，东方也有一部重要经典——《周易》。

《圣经》崇拜上帝，《周易》崇尚自然，这是两者之间的原则性差别。

崇拜上帝是宗教，崇尚自然是文化，关于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差别，本文不做展开讨论。

本文的讨论，只限于有关发明创造的事和理上。

《圣经·旧约》里记载了这样两件事：

一、夏娃与亚当试图创造出最原始的衣裳——用树叶遮体，马上受到了严厉的处罚，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

二、洪水伐世后，挪亚繁衍出来的子孙，准备在一个平原上建造一座“通天塔”，上帝知道以后马上对人们实施惩罚——变乱了他们的语言。

从此，人们彼此语言不通，意见无法交流，“通天塔”的计划就此流产。

从这两件事上可以看出，《圣经》中的上帝对人们的发明创造是持反对态度的。

东方的《周易》里记载了五位圣贤人物——包牺氏（即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五大圣贤的名下记载了十大发明创造。

这些发明创造分布在三大领域：

一是理论研究领域，二是生产生活领域，三是自卫防范领域。

《周易》里的发明创造没有受到任何神灵的干涉，而是受到高度的赞扬。

凡是有发明创造的人，《周易》里都称之为“圣人”；凡是利于人民的发明创造，《周易》里都主张在天下推广。

东方的上帝从来不曾干涉过人的发明创造，尽管《周易》里也有“上帝”一词。

重视人的智慧而不依赖神的恩赐，这是《周易》与《圣经》之间的又一原则性差别。

东方的伏羲氏等圣人们，一可以在实际层面上发明创造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先进工具和器具，二可以在形而上层面上研究发明创造的哲理。

早期的中华大地上，中华民族的祖先似乎比上帝的子孙更为自由。

二、发明创造的楷模

关于五位圣人发明创造的事迹，《周易·系辞下》用了大量的篇幅进行了记述：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耨耒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

西方的大地上，曾经有一个美好的伊甸园。

美好的伊甸园是上帝为亚当和夏娃创造的。

东方没有《圣经》中那样的上帝，所以也没有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的“伊甸园”。

为了生存与发展，东方人必须自觉努力：

一自觉努力研究自然，二自觉努力发展生产，三自觉努力进行发明创造。

对《周易·系辞下》中的发明创造稍加梳理，就会有这样一个发现：

每一项发明创造，都与一个“新”字有关——新的领域，新的用途；新的工具，新的形式。

1.伏羲氏创立八卦，是理论领域内的重大创造；伏羲氏发明网罟，则是渔业生产和狩猎等生产领域内的重大进步。

2.神农氏发明耒耜，是农业生产领域内的重大进步；神农氏创建交易市场，则是在商品流通领域内的重大进步。

3.黄帝、尧、舜的事迹是放在一起介绍的，他们为文明天下而发明了衣裳，他们为方便交通而发明了舟楫和车马，他们为稻谷变米而发明了臼杵，他们为威慑敌人而发明了弧矢，他们为防避风雨而创造了宫室，他们为结束结绳记事而发明了书契……

实际上《周易》记载的发明不止十件，为了便于记忆文中写做十大发明。

四大发明，众所周知。

四大发明，被子孙处处引以为骄傲。

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远在四大发明之前《周易》里已经记载有十大发明？

一般人不知道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一些学者与理工科教授一听说《周易》里有发明创造的记载连连摇头说“牵强”、一些著作等身的作家一听说《周易》里有发明创造的记载微微一笑说是“故事”，这不能不说是民族的悲哀！

——“数典忘祖”，对不起祖先。

那么，既“忘祖”又不“数典”，是不是更对不起祖先？

人造“通天塔”而受到了上帝的严厉惩罚，这件事清楚而明白地记载在《圣经》里，但这并不影响现代西方人对《圣经》的敬重；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建造“通天塔”之前的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就有了一系列的发明创造，一系列的发明创造就记载在《周易》里，但这并没有影响中华民族子孙对《周易》的遗忘和曲解。

早期的中华民族，推崇善于发明创造的智者、贤者与能者，把他们奉为楷模，在称呼上称他们为“圣人”，在元首选举时选择他们为君王。

——“钻木取火”的燧人氏被天下人民推选为君王，“构木为巢”的有巢氏被天下人民推选为君王。

燧人氏、有巢氏的事迹，在《韩非子·五蠹》中有记载。

《周易》中所记载的五位圣人都是伟大的发明家，五位圣人每人都有自己的发明创造，他们以自己的智慧赢得了人民的爱戴，由人民的拥护承担起了治理天下的重任。

三、发明创造的哲理

1.哲理指导下的发明创造。

如果把时间标定在公元前2000—前500年这一区间，那么就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

世界民族之林中最善于发明创造的首推我中华民族。

早期的中华民族为什么那么善于发明创造？

原因有二：

一是早期的中华民族尊敬发明创造的人，二是早期的中华民族特别重视研究发明创造的哲理——“尚象制器”。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周易·系辞上》）圣人之道有四项内容：

立言者崇尚《易》理中的文辞，行动者崇尚《易》理中所讲的变化，发明创造者崇尚《易》理中所讲的象，彰往察来者崇尚《易》理中所讲的规律。

“圣人四道”告诉后人这样两条道理：

一、圣人之道不是坐而论道之道而是行而论道之道；二、圣人不但要创造出教育人的道理，更应该创造出利于人民在生产生活中使用的器具。

发明创造，用今天的眼光看一是起于经验的积累，二是源于理论的指导。

靠经验积累的发明创造往往要经过曲折而漫长的过程，而系统理论指导下的发明创造则可以省略那些曲折漫长的过程。

通过“圣人四道”的论述，可以了解到《周易》所记载的发明创造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经验积累。

何谓“尚象制器”？

“尚象制器”，就是按照形象之象与抽象之象所揭示出的道理去创造出人们在生产与生活中所需要的工具与器具。

“尚象制器”与现代科学中“仿生学”相仿佛，但比“仿生学”涵盖范围要大的多。

“仿生学”仿的只是形象之象，不包括抽象之象。

而“尚象制器”中的象：

一是自然界的形象之象，二是书契上的抽象之象。

2.认识“象”。

发明创造的哲理源于“象”。

由此可见，发明创造首要的任务是认识“象”。

何谓“象”？

《周易·系辞上》有这样一个概念：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谓之象。

”这段话在前后重复了两遍，《周易》惜字如金是众所周知的，之所以重复，足见其重要之程度。

《周易·系辞下》曰：

“易者，象也。

”《易》之道，实际上就是“象”之道。

“象”所包含的内容，实际上也是《周易》所包含的内容。

“象”源于何处？

源于自然！

天地、日月、山泽、水火、风雷以及鸟兽鱼虾、花草叶藤，包括人类自身都在“天下之赜”的范围之内。

“天下之赜”如此庞大与纷乱复杂，能不能用一种简洁而明了的办法来表达呢？

中华民族的祖先进行了苦苦的思索与研究：

一思索天地、万物、鸟兽以及人类的起源，二研究其相互关系，三思索其发展规律；这么庞大而又复杂的万象之象用语言的确难以表达，于是有了“圣人立象尽意”——画出一些简单的抽象符号来表达用语言难以表达的思想。

换言之，就是把宇宙之间的错综复杂的万物万象浓缩在让人一目了然的简单图象里，由此而诞生了抽象之象的八卦。

抽象之象源于自然界的形象之象，八卦源于自然！

在此，是否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结论：

“象”的研究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圣人立象”是用简单的符号——卦体——把宇宙间众多而复杂的形象之象归纳为抽象之象，升华为哲学。

抽象之象的产生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一、人——伏羲氏等圣人们对天文地理、万物与人的观察；二、人对现实存在的思考以及追根溯源的思考；三、归纳出形成天地万物的两种原动力，并且把两种原动力取名为一阴一阳，然后刻画为抽象符号的阴爻与阳爻；四、用阴爻与阳爻做规律性重叠，重叠出蕴涵有天地人三大道理——起源的道理，相互关系的道理以及规律性变化的道理的八卦；五、八卦衍生出六十四卦，至此，中华民族祖先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完成了一幅“宇宙与人”发生与演化的抽象图。

《圣经》用形象之神所解答的问题，在中华大地上的《周易》之中则完全用抽象符号解答了。

——中华文化在源头之处所表现出的是智慧和科学，而没有一丝一毫的迷信和愚昧。

《周易》对“象”划分为这样四种类型：

一、先天之象，二、后天之象，三、形象之象，四、抽象之象。

先天之象为无形之象，用《周易·系辞上》的话说是“易无体”，用《道德经》上的话说是“大象无形”。

无形之象为生生之源，由无形之象诞生出后天之象——天地、万物、男女、鸟兽鱼虫。

如果把数学中的等量代换用在此处，那么，就可以发现先天之象在《周易》之中有几个可以相互替代的名字：

易、太极、道。

关于后天之象，《周易·系辞上》是这样说的：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天上一切看得见的东西称之为“象”，地上一切摸得着的东西称之为“形”。

后天之象亦是形象之象。

抽象之象就是由阴阳两爻组成的卦体。

伏羲氏把形成天地万物的动力以及天地万物的属性归结在一阴一阳上，如此庞大而复杂的问题到了伏羲氏手下变为非常简单而抽象的两个的线段——阴爻和阳爻，这就是最初的抽象之象！

由此演化出的八卦与六十四卦均为抽象之象。

从阴阳两爻的诞生到繁衍出六十四卦，众多而复杂的万象之象——自然、社会、人文——转化为简单的抽象之象。

用简单的符号来反映天地万物的起源与进化规律，用简单的符号来反映天地人之间的合和关系，用简单的符号来反映人际之间的“礼仪”关系，显然，这一巨大的创造是史无前例的。

至此，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结论：

《周易》论形象之象，论在自然天地之间。

《周易》论抽象之象，论在八卦、六十四卦的符号里。

抽象之象源于形象之象。

八卦、六十四卦源于自然，反映于自然！

在这里，有必要利用“抽象之象”说明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

西方的一些哲学家以没有抽象与逻辑为由，信口说中国没有哲学。

阴爻和阳爻，不但是抽象之象，而且是抽象的鼻祖。

六十四卦的依次排列与整体排列则是严密的逻辑。

《周易·序卦》利用“抽象之象”——六十四卦的排列——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中的逻辑总结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式：

“有A，必然有B”，或者是“有AB，然后有CD”。

前因连着后果，后果又成为新因，新因又产生后果，异常严密的逻辑就表达在抽象符号与文字里：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

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有男女，然后有夫妇。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

有父子，然后有君臣。

有君臣，然后有上下。

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

”（《周易·序卦》）这里的“有AB，然后有CD”，是一个自然演化中的必然逻辑。

“有泰必然有否，有革故必然有鼎新。

”这里的“有A，必然有B”、“有AB，然后有CD”，是社会演化中的必然逻辑。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周易·坤文言》）这里的“有A必有B”，则是人生历程中的必然逻辑。

西方学者以为看了几首唐诗宋词、读了几句老子与孔子就认识了中华文化，这是一个极大的谬误！

文化有一个源与流的问题！

中华文化以儒道两家为主干，儒道两家均推崇《周易》——儒家推《周易》为六经之首，道家崇《周易》为三玄之冠。

而《周易》中的所有文字，都是对抽象之象——卦体的注释。

所以，研究中华文化，首先应该从《周易》开始，而研究《周易》则应该从抽象之象开始。

——中国不但有哲学，而且在中华文化源头的抽象符号里就有了精美的哲学。

中国哲学源于自然，源于自然的哲学是常青的哲学。

3.效法“象”。

《圣经》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服从神，上帝指示怎么办，不能有任何的违背。

《周易》要求人们效法自然之“象”。

“象”中有理性做人的道理，“象”中也有智慧做事的道理。

——“象”里有人生哲理，象征自然之天的乾卦卦象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文哲理。

象征自然之地的坤卦卦象中，有“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人文哲理。

象征事业成功的既济卦卦象中，有“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的人文哲理。

——忧患忧在成功之时，这就是智慧而理性的中华文化。

在中华民族祖先眼里，日月、水火、山泽、雷电各种自然现象之中，既有其本身的道理又有相互作用的道理，同时也有值得人效仿的道理。

所以《周易》六十四卦，每个卦象里面都有一条人文哲理的格言。

——“象”里有自然与社会进化哲理，“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所表达是自然进化；“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所表达是人类社会在进化。

《周易》中的进化论远远早于达尔文的进化论！

同样是进化论，东西方进化论的落脚点是不同的：

《周易》中的进化论进化出“礼仪”两个字，而西方的进化论则进化出“弱肉强食”四个字。

——“象”里有发明创造哲理，这是本文关注的核心所在。

在《周易·系辞下》记载的发明成果后面，都有一个规律性的注释——“盖取诸X”。

例如，舟楫的发明后面，有“盖取诸涣”的注释，例如，臼杵的发明后面，有“盖取诸小过”的注释。

这两个注释说明舟楫与臼杵的发明是取法了涣卦与小过两卦的卦象。

那么，涣卦与小过卦的卦象里面怎么会隐藏有制造舟楫与臼杵的哲理呢？

涣卦由坎、巽两卦组成，下坎上巽，坎象征水，巽象征木，木可以行于水上；造船道理上的奥秘，就在于这个“木行水上”。

小过卦由震、艮两卦组成，震象征震动的雷，艮象征稳定的山，下面稳定而上面震动，制造臼杵道理上的奥秘，就在于这个“上震动”与“下稳定”的结合中。

实际上，臼杵——水磨——电力磨，无论外表形式怎么变化，无论在动力上有人力、水力、机械力、电力的变化，但仍然是在“震动”与“稳定”的结合范围之内。

“震动”的力量来源可以随着时代的进步而革新，将来完全可以发现新的动力，但是“震动”与“稳定”结合的原理却是恒定的。

众所周知，鲁班发明木工用的锯是取法一种带刺的草，这种发明在尚形象之象的范围之内。

莱布尼兹发现并认同了六十四卦卦体中所隐藏的二进制，这种发明在尚抽象之象的范围之内。

现代发明的机器人、机器猫、机器狗，只是具体技术上的进步，在哲理上并没有超越“尚象制器”的范围。

效法形象之象与抽象之象去进行发明创造，是中华民族祖先对人类的独特贡献。

天地之间的形象之象有三个特征：

一是种类繁多；二是日日更新；三是物种之间可以交叉。

形象之象的这些特征可以给人以无穷无尽的启迪。

知道了这一点，就知道了中华民族祖先善于发明创造的奥秘。

抽象之象的阴阳太极、八卦、六十四卦有五个特征：

一是简洁性；二是严密性；三是变化性；四是外延性；五是包容性。

形象之象的这些特征同样可以给人以无穷无尽的启迪。

天文学家利用其制定历法，医学家利用其创造出《黄帝内经》，建筑学家利用其构筑大都市以及宏大雄伟的宫殿；哲学家利用其规范出了伦理关系；物理学家可以在其中发现量子互补原理，数学家则可以在其中发现二进制……，总之，不同水平、不同学科、不同年代的人都可以站在自己学科的立场上从抽象之象——卦体——中发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抽象之象所隐含的内容博大而深邃。

知道了这一点，同样可以了解中华民族祖先善于发明创造的奥秘。

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街头巷尾的算卦先生可以利用八卦、六十四卦给人算命。

算卦先生利用八卦、六十四卦实际上是对易理的反动。

关于这一点，不能在此展开讨论。

笔者只想提醒人们记住《周易》中的第一条人文哲理是“自强不息”。

“洁净精微，《易》教也。

”“《易》之失，贼。

”这是孔子在《礼记·经解》中对研究《周易》两种立场两种结果的评价。

从正面去学习研究《周易》，其研究成果可以用四个字来评价——“洁净精微”，以旁门左道的态度去研究《周易》，其研究成果可以用一个字来评价——“贼”。

孔夫子所做出的这两种评价，是《周易》研究者应该牢记的。

4.“道”与“器”的结合谓之“事业”。

“事业”一词源于《周易》。

关于“事业”的概念，《周易·系辞上》是这样说的：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西方哲学把“形而上”与“形而下”对立而论，在东方的《周易》里“形而上”与“形而下”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关系而是一个可以转化的关系。

“道”与“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是后者的道理，后者是前者的表现形式。

所以，“道”与“器”不能分割开而论，而应该并列并重而论。

“道”与“器”两者可以转化、可以变通。

把“形而上”的道理转化为先进的器具；“道”理用于做人，器具用于生产与生活，这是《周易》对“事业”的界定。

什么是事业？

把“道”转化为“器”，道理与器具一并在普天下推广，让天下人民受益，这就是事业！

道与器不能分割而论，也就是说，科学不能异化于文化，器不能危害于道。

道者，生生之源也。

道者，人生之价值也。

早期中华大地上出现过一系列让世界至今还惊叹不已的发明创造，这些发明创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利用自然而不危害自然亦即顺应道而不违背道。

现代西方哲学有两个致命的弱点：

一是将天人主客两分，二是科学与人文两分。

站在中国哲学角度上看，现代西方哲学的弱点在两个层面上都形成了重大危害：

一是在形而上层面上形成了征服自然的理论；二是在形而下层面上演化出了危害自然的器与技。

仅仅200多年征服自然的实践，把养育人类的地球折腾得千疮百漏，同时也极大地危害了人类本身。

在全世界认同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今天，重新认识道器不可分离的哲学对于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道与器不可分离的哲学亦即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

人不可肆意妄为，人们在科学领域中的探索、器具的发明创造必须以合和自然为基本点，否则就会遭受到大自然的严厉惩罚。

四、文化的失传

中华民族祖先在《周易》中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两条重要的道理：

一是理性地做人，二是智慧地做事。

做人做在“自强不息”上，做事做在创新与发明创造上。

做人的道理集中在一个“道”字上，做事的道理集中在一个“器”字上：

“道”中有人和谐自然、崇尚天地的理智，有合和人际与惩恶扬善的义理，同时也有选择能者为王的道理；“器”中有发展生产的智慧，有改善生活的智慧，有发明创造的智慧。

在《周易》里，“道”与“器”是不能分割分离的。

遗憾的是，到了老子和孔子这里，“道”与“器”这两个字不但被分割而且失传了一半：

老子只研究自然之“道”，反对发明“器”；孔夫子只研究做人之道，根本没有研究“器”。

老子反对发明创造的主张集中在《道德经·八十章》里：

“小国寡民。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周易》里把所有发明创造之事都视为是“以利天下”的事，老子把一切发明创造之事都视为“以害天下”的事。

老子一是反对发明任何器具，二是主张连现有器具都不要用，例如，有舟舆，不要去乘；有武器，不要去用；什伯之器统统不要用。

发明书契以告别“接绳而治”的时代，这是《周易》的主张；反对发明任何器，最终的目标是回到结绳记事时代去，这是老子的主张。

历史的发展，证明了《周易》主张符合历史潮流，而老子的主张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周易》把做人之道定位在“仁义”二字上：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孔夫子对做人的“仁义”之道做了全面的继承和发扬，然而，《周易》里把务农、务商、务渔的研究都视为是圣人之事，但是到了孔夫子这里统统成了“小人”之事。

孔夫子自己不研究发展生产，也反对学生研究发展生产。

——樊迟请教种庄稼种菜，当面受到了孔夫子的冷遇，一出门就被孔夫子骂为“小人”。

“觚不觚，觚哉？

觚哉？

”（《论语·雍也篇》）反对“觚”的形状有所改变，可能是夫子的借题发挥。

但生产生活器具的革新，孔夫子却丝毫没有涉及过。

老子与孔子，重“道”而轻“器”，对后期中华民族的影响极大。

秦汉以后，无论是信奉儒家的学者还是信奉道家的学者，都是留下了一大堆重复来又重复去的说教而没有创造出一件先进的器具。

脑子里与文字里已经完全忘记了一个与“道”同等重要的“器”字。

老子与孔子都为中华文化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哲学上的重“道”轻“器”而造成“道”与“器”的分离，的确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后果。

尽管老子反对“器”，孔子不研究“器”，但道家与儒家文化都没有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儒家弟子甚至把批评孔夫子不重视生产的言论也收入进了《论语》。

文化是可以讨论的，文化是可以批评的。

如果在自由的文化环境中，中华民族祖先所重视的、被老子和孔子所丢失的一个“器”字，是可以找回来的。

严重的问题在于西汉董仲舒创造出了一个“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三纲”的要害在于变质了一个“道”字。

这个问题展开讨论需要很大的篇幅，在此笔者只能针对根本问题谈三点看法：

一、“三纲”的立论变质了“道”的概念：

《周易》论“道”，论在“一阴一阳”上——“一阴一阳之谓道”；董仲舒论“道”，论在“阳为阴纲”上——“阳为阴纲之谓道”。

二、“三纲”错乱了阴阳之间的关系：

《周易》论阴阳关系，论在“合和”二字上；董仲舒论阴阳关系，论在“纲目”二字上。

“合和”者，平衡合作也；“纲目”者，统领与服从也。

三、“三纲”改变了整个民族的崇尚对象：

《周易》教育人们崇尚天地、效法自然，所以有“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

“三纲”教育人们崇尚“君、父、夫”，所以有了“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所以有了“父叫子死，子不死为不孝”，所以有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变质了一个“道”字，错乱了阴阳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崇尚对象，致使中华文化从根本上发生了质变。

在变质文化即“皇帝为纲”的专制环境中，文化是不允许自由讨论、不允许自由批评的，因此中华民族祖先所重视的一个“器”字，在专制的文化环境中是根本找不回来的。

——皇帝所需要的不是整个民族的聪明才智而是迷信和愚忠。

五、结束语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次又一次地挨打，一次又一次地割地赔款。

“为什么会挨打？

”朝野上下、武人与文人都开始了反思。

反思的主要结论有两个：

1.“器”不如人！

这是一个仅仅从现象上总结出的结论。

2.文化不如人！

这是从深层次上反思出的结论。

两个结论都是不正确的。

前一种结论，只看到了枝叶而忘了根，看到了流而忘了源；后一种结论，混淆了“龙种”与“跳蚤”，混淆了清源与浊流。

“器”的落后，是文化的失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