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30年文艺理论评估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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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30年文艺理论评估资料

2007年的文艺理论热点问题大都具有反思和探索的特征，而这正是文艺理论能够不断取得进步的常态。

当然，热点是相对的，不同的观察者会有不同的眼光和选择，所以，我想2007年文艺理论的热点问题也决不会只限于下面述及的五个方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举措，甫一提出就在思想理论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文艺理论界也引发了强烈反响，在2007年度成为一个重要的热点话题。

　　学者们主要就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互动关系进行了阐述和讨论，既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引领作用，也论及了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推进与建构功能。

曾繁仁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对于我国文艺学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南与启示作用，也为我国当代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进一步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要人们在当代文艺学建设中照搬这些理论，而是要求人们以其为理论指导，紧密结合文艺学的学科特点进行符合学科规律的科学的建设工作。

（曾繁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文艺学建设》，《人民日报》2007年1月18日）赵慧平认为，文学批评比文学创作更直接地沟通着社会公共意识与人们个体精神世界之间的联系，实现着社会文化思想与艺术活动之间的相互转换与促进，对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弘扬进步文艺以引领文艺创作是文艺批评发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用的首要工作。

（赵慧平：

《发挥文学批评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作用》，《文艺报》2007年11月20日）

赖大仁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命题，是相对于价值多元化的现实而言的；在文艺价值取向多元开放的格局中，要突出应有的主导性价值取向，尤其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支撑和引领。

（赖大仁：

《核心价值观与当前文艺的价值取向》，《文艺报》2007年5月15日）张炯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是我国当代文化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之一，文学艺术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传播文化的最有力的传媒，理当为建设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出自己的贡献，只有体现和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使作家的作品获得深厚的历史内容，从而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巨大作用。

（张炯：

《文学艺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艺报》2007年4月24日）蒋述卓认为，文艺要守护共同理想，弘扬民族与时代精神，引领社会风尚，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他特别指出：

“文艺为打造共同理想而实践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其中最迫切需要重视的是如何解决以正压邪问题、社会公正公平问题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问题。

”

　　新时期30年文艺理论评估

　　2008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文艺理论也将走过它的新时期三十年的途程。

这几乎注定了对新时期三十年以来文艺理论的总结、反思与评估成为2008年前后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个看点和热点。

2007年，《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争鸣》《甘肃社会科学》《江西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都刊发了此类文章，形成了新时期三十年文艺理论总结、反思与评估的初潮。

　　钱中文认为，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在现代性的指引下，大体明确了文学也包括文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使文学理论初步回归自身。

他说，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是近三十年来文论界的热门话题，而“建设具有我国自身特色的文学理论，必须要有坚实的现代性思想为指导，通过对我国社会、文化、文学艺术历史与现状的科学分析，以现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为立足点，面对三种文化资源和传统，在此基础上，综合地吸取各个文化资源、传统的长处，提出新的问题与思想，在多元的探索中渐渐形成当代文论的创新理论”。

（钱中文：

《文学理论三十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文艺争鸣》2007年第3期）童庆炳认为，新时期文艺学三十年走过了由外而内、由内而外两个阶段：

80年代初中期“由外而内”，把研究对象“位移”到文学自身的规律上面；90年代以来的“由内而外”则把研究对象由语言“位移”到社会文化上面。

今后的研究要“实现某种延伸与超越”，把研究对象“位移”到艺术文本与历史文化互动与互构上面。

（童庆炳：

《延伸与超越——“新时期文艺学三十年”之我见》，《文艺争鸣》2007年第5期）在另一篇文章中，童庆炳认为，新时期以来，文艺学学科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一样，走了一条从政治化到学术化再到学科化的道路；在这种演变的背后是各高校学术组织意识和实践的变化，以及学术任务的变化。

与此相应，学术研究也从“路线”话语转变为个人学术话语，再变为团队学术话语，并预期未来中国的学术文化必然要经历一个“流派化”的阶段。

（绝世唐门：

）（童庆炳：

《政治化—学术化—学科化—流派化——从三十年来文艺学学术的发展看高校学术组织任务的演变》，《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董学文不同意在建设具有“我国自身特色”的文学理论方面以所谓的现代性思想为指导，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他对我国三十年来的文艺理论总体进程进行了概括：

“在剧烈的转型中，在学科意识觉醒、观念与理路复杂的情况下，我国文学理论艰难地但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迈进。

”他认为这一进程大致经过了三个主要阶段，即反思和恢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统的阶段；在同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和本国文论资源碰撞、融会中构想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新形态的阶段；具体构制和建设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当代形态的阶段。

（董学文：

《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理论的趋势》，《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马龙潜主张，对以中国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结构体系的把握和对以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导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整体结构形态的理解，应是我们对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进程的回顾和反思的思想与理论基础。

他认为，从本质上讲，新时期文学理论近三十年的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以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导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整体结构形态生成和建构的历史。

新时期文艺学和文艺运动发展的基本矛盾，始终是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基本观念的问题，始终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问题。

无论是我们所取得的成绩还是所经历的曲折，都与对这个问题所作出的不同回答相联系。

（马龙潜：

《论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进程回顾和反思的思想理论基础》，《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审美意识形态

2005年下半年开始的关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讨论，在2007年又掀起了新一轮高潮。

《求是》《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高校理论战线》《四川大学学报》《湖南师范大学学报》《河北学刊》《中外文化与文论》等学术期刊都刊登了相关讨论文章，与2006年的讨论相比较，2007年的讨论更深入、更透彻，对文学本质研究的推进也更明显、更有力。

针对2005年下半年以来一些学者对“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质疑，钱中文、冯宪光等学者在2007年连续发表文章予以反驳。

钱中文不满有些学者把“审美意识形态”当成“审美”加“意识形态”来进行剖析的做法，认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审美意识”。

他称，审美意识与意识一样古老，它在长期发展中积淀了人的生存感受与感悟，先在口头语言的形式中获得表现，成为一种审美意识形式；其后融入了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文字，融入了具有独特的节奏、韵律的诗性语言的文字结构，使得审美意识获得了书写、物化的形式，特别在话语、文字多种结构的样式中，显示了与生俱来的诗意的审美与社会价值、意义、功能的复式构成的基本特性，以及它们之间高度的张力与平衡，历史地生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意识形态”。

（钱中文：

《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及其历史生成》，《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对于钱中文的这一观点，董学文、李志宏都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按照这种“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所谓的“审美意识形态”的实际意义就是“审美意识”与“形态”的拼接，而不是“审美”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阐述中，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就只能是外来的，与文学的本质属性无关。

这种见解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也不符合文学实际，是一个拼凑起来的“伪概念”。

在文章中，董学文还详细说明了他以发表文章的方式质疑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原委，澄清了许多相关事实。

（董学文：

《文学本质界定与唯物史观》，《文艺研究》2007年第6期；李志宏：

《“审美意识”加“形态”的理论实质》，《高校理论战线》2007年第8期）冯宪光在《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发表《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规范性理论建构》一文，认为“审美意识形态”是对文学经验事实的概括，无论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或者从现代知识学的视角看，都是一种规范性的理论建构。

对此，马建辉在该学报的第5期上撰文《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进行商榷，他认为，正确认识和评价“审美意识形态论”应坚持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观点，从这样的观点来判断，“审美意识形态”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更非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范畴，称其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规范性的理论建构”是不准确的。

不赞成把文学的本质界定为“审美意识形态”，那么以什么来取代呢？

董学文主张应把文学本质界定为“审美意识形式的语言艺术生产”。

他认为，这个界定既打破了把文学仅仅归结为意识形态的提法，又为文学意识形态属性留下了足够的阐释空间；既强调了文学的审美特性，又指出了它的生产性质；还可以把文学本质所蕴涵的人学属性、文化属性等也包纳进来。

这一规定当然还需要进一步推敲和改进，但比较起“审美意识形态”来却是拥有较多优点，更具科学性。

（董学文：

《文学本质与审美的关系》，《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2期）

审美超越

　　“审美超越”是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之一，2007年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缘起于彭江虹等学者对王元骧的“审美超越”论观点的争鸣。

　　2007年3月27日，《文艺报》发表了彭江虹的《精神家园的建构与审美超越论》一文。

彭文认为，王元骧主张的“审美超越论”虽然相对于只承认人的存在而否认人的超越和发展的粗鄙存在观而言是进步的，但其基本观念却是建立在终极目的和有限目的或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裂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一种主观幻想”。

作者指出：

在艺术世界里，我们可以批评甚至否定现实的丑恶现象，但是要克服之却只有在现实世界中才能真正完成，这就要求文艺推动人民群众在现实世界中改造自己的环境，而非仅在艺术世界里完成这个目标。

我们强调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而不是在艺术家的领悟和构思中从经验引向超验、从有限引向无限、引向自我超越。

　　王元骧在9月4日的《文艺报》上发表《论文艺的“审美超越性”》对彭文提出了反批评。

王元骧指出，自己之所以把目光转向“审美超越”，正是由于现实生活的启示，是希望文艺在抵制人的物化和异化方面成为一道最后的防线。

他认为，文艺学只能解决文艺自身的问题，不能要求它来直接解决社会问题，人的解放有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审美只是求得人的精神上的自由，审美救世主义者以精神层面来取代物质层面，试图以此来解决物质层面的问题，是不现实的。

“审美超越”论只是就艺术的本性和功能，就文艺对人生存的意义来说的。

说“审美超越”论是不切实际的主观幻想，“就是把我谈艺术的问题当作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来误解了”。

短信大全：

　　9月25日《文艺报》又刊登彭江虹的文章《审美超越与现实超越》，在该文中，彭江虹指出自己和王元骧在批评当前中国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发生的异化现象方面没有分歧，分歧主要在于如何克服这些异化现象。

文艺的异化是随着人的异化而来的，人的异化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文艺的异化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而人的异化显然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才能得到彻底根除。

彭江虹认为王元骧所说的文艺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是将文艺世界与现实世界对立起来了，将审美超越和现实超越对立起来了，而非将审美超越建立在现实超越的基础上，因而这种超越就是空洞的、幻想的。

　　宗志平、熊元义也撰文探讨了王元骧的“审美超越”论，他们一方面称赞王元骧旗帜鲜明地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同当前中国文艺界一些恶劣思想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现出了一位真正的文艺理论家的勇气；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他在克服粗鄙存在观基础上提出的审美超越论是从人类的某个绝对完美的状态出发的，是虚无存在观的一种表现。

（宗志平、熊元义：

《论王元骧的审美超越论》，《云梦学刊》2007年第5期）

中国经验

　　《芳草》文学杂志从2007年第2期起开设了“中国经验”栏目，邀请学者从不同角度以对话形式探讨文学与中国经验话题。

2007年3月31日当代文学的中国经验问题研讨会在武汉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就《芳草》文学杂志发起并已组织了多次讨论的“中国经验”话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2007年6月5日，《文艺报》“理论与争鸣”版开设讨论“文学与当代中国经验”专栏；2007年第10期《文艺争鸣》杂志刊登“视点”文章：

《关于文学性与中国经验的问题》。

所有这些烘托出了文艺理论探讨的又一个热点，这一热点也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艺追求本土特色与民族个性的一个重要体现。

　　当前探讨和强调文学的中国经验，不是由于文学表达与中国经验关系的紧密，而是由于文学表达与中国经验的分裂。

汪政指出，中国文学与中国经验的疏离从中国新文学发生时就已经开始，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一状况显得更为突出，以至出现了所谓“伪现代派”的说法，意思就是一些写作者看上去是在表达当下的中国，但是，从形式、观念到故事，都是非中国的，表面上看，这似乎很现代派，但是，如果一个作家的观念并没有真正“现代化”，只是在拷贝、传递别人的思想，并且按照别人的故事模式来想像中国的情形，使别人故事中国化，那还有什么意义？

（汪政等：

《中国问题意识与民族叙事伦理》，《芳草》2007年第2期）

　　那么，什么是中国经验，如何理解中国经验呢？

李鲁平认为，无论从生活的角度，还是从文学的角度，“经验”总是意味着一种独特和典型的范式。

那么，在“中国”这一限定下，最独特和经典的当然是中国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在处理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在处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在处理题材的选取和表现时，会有具体的纷繁的样式和结果，于是便成为我们所说的“中国经验”。

张颐武认为，中国经验是开放性的经验，是富有灵活性和弹性的经验。

当代的中国经验一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描述不同理解有不同的结果；二是新时期三十年来在全球化条件下的经验，对此现在仍有许多争论。

（《当代文学的“中国经验”研讨会纪要》，《芳草》2007年第4期）张清华指出，文学作品包含的民族文化与本土经验的多少，是其获得“国际化”特质与世界性意义的一个重要途径。

他认为文学的“中国经验”包含了这样几个维度：

一是传统性，即作品所表现的文化经验是具有民族传统意味的；二是本土性的具体化——即地方性或地域性色彩，小说家使用地方性色彩的语言来表现富有地方性特征的内容；三是本土的美学神韵，具有传统色调的结构理念、传统性或民间性的叙事内核，具有民族特有的叙事结构与美感。

（张清华：

《关于文学性与中国经验的问题——从德国汉学教授顾彬的讲话说开去》，《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把包括文艺在内的我国文化的发展放到“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层面来阐述。

而要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对于文学艺术来说就必须强调“中国经验”，因为只有文学艺术的“中国经验”才能提升我国文化的主体性，使之成为国家软实力的必要的结构因素。

所以“中国经验”成为文学艺术理论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才仅仅是一个开始，对文艺“中国经验”的探讨和发扬必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文艺界和理论界必须直面的重大课题之一。

2008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满30年的年份，文艺学研究经历了从新时期迈向新世纪的跨越。

因此，对30年来文学理论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反思成为重点话题；此外，关于“新世纪文学的新现代性”、叙事学研究、巴赫金研究、视觉文化研究、都市空间理论的开拓与深化也颇为引入瞩目。

　　一、改革开放30年：

当代中国文论的回顾与反思

　　文艺学领域对改革开放30年的文学理论发展的学术回顾和总结其实从去年就已开始。

2007年6月23日，在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文学理论三十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上，钱中文指出，“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在现代性的指引下，大体明确了文学也包括文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使文学理论初步回归自身”。

而从整个20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来看，“后30年的文学理论在原创性上，可能逊色于20世纪前20多年的文学理论，但在探讨问题的深度与广度上，学术视野的开阔与论及问题的广泛性方面，后30年却是胜于前20年的”。

其特点在于：

（1）对现代性的强烈追求；

（2）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坚实地立足于本土；（3）当代文学理论的科学化与人文精神。

与会代表也认为，改革开放30年以来，具有本土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形态已初步形成，曾繁仁、王先霈、蒋述卓等人分别从文艺美学、古代文论等方面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与此同时，30年来文学理论建设存在的问题也成为关注的焦点，如张冠华所批评的新时期文学理论“四癖”（“审美”之癖、“危机”之癖、“求新”之癖和“呼吁”之癖）；周宪所指出的文论虽摆脱了“政治婢女”的位置，却转向少数人的小叙事，失去了社会参与性和道德关怀；赖大仁所批评的偏重于将文论知识化处理，而忽视其作为诗性智慧的特性等。

　　2008年4月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河南大学文学院主办的“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文学研究”也将改革开放与文学研究作为重要议题进行探讨，认为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文学研究在学科建设、专业研究队伍、文献资料等方面取得很大进展，文学研究趋于专业化、学术化，逐步形成多元共生的学术格局。

2008年7月16日，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和北京师范大学等联合主办的“理论创新时代：

中国当代文论改革与审美文化转型”学术研讨会进一步全方位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在与会者看来，当代文论的反思、更新和审美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为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思想活力和创新空间。

如李衍柱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突显改革开放30年文论发展的思想背景；金元浦从“创新”的角度指出对传统理论的质疑是改革创新的起点，而理论探索的开放则是一切创新和改革的前提；周平远则用“从‘泛学科化’到‘去学科化”’来描述中国文论30年来的发展历程，指出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都具有施展自己抱负与拳脚的平台。

　　在众多对改革开放30年文学理论的总结中，下面几篇文章值得特别关注。

其一是童庆炳所描述的新时期30年文学理论从“审美论”到“语言学”再到“文化论”的发展线索。

童庆炳指出，在“审美论”阶段，形成了后来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文学艺术是审美的意识形态”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的反映”的观点，消解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公式；在“语言论”阶段，西方文学批评诸流派大规模地被引进，从而改变了当代中国文论的格局；而在“文化论”阶段，作为对现实人文精神失落的回应，提出了“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文化诗学”和“生态文艺学（或‘生态美学’）”等主张。

其二是王一川从文论主体角色的转向角度所做的分析。

在他看来，在改革开放30年文艺理论发展中，学者主体经历了成为文艺变革的思想者的“启蒙论转向”到成为文艺研究的专家的“专业论转向”再到成为文艺素养的教育者的“素养论转向”，文艺理论者必须对自身的当前处境和角色有冷静的估计、选择和调整。

　　不同的声音也依然存在。

2008年6月13日，北京大学举办“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尽管如大多数学者都普遍采用的“正、反、合”三段式划分一样，董学文也将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转型”过程分为“复苏”、“探索”和“建构”三个阶段，但观点立场却明显有别，在他看来，其整体特征是在多元的背景下多样化地走向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之途，而有些学者“转型”的描述过分现象化，与实际的转型情况不符，其根本原因是如何看待文学理论变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问题。

他认为，如果以所谓的“现代性”为指导，那就会引领文学理论的反思和发展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在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中，也有学者提出不同于“向内转”、“审美化”的总结方式，提出不能割裂甚至对立前后两个30年，不能满足于推出新名词、新概念式的“伪创新”等。

进入到2008年下半年，随着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活动深入进行，相同主题的学术研讨会，讨论也进一步深化。

　　二、新时期文学，文学与新现代性绝世唐门无弹窗：

　　尽管在时段划分上有明显争议，但“新时期文学”却是改革开放30年成就的集中反映。

也正是这一原因，当2008年4月11日由上海作协、《上海文学》杂志社共同举办的“中环”杯《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大奖赛颁奖仪式暨“反思与展望：

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研讨会召开时，能够吸引来自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以及文学理论研究等各方面的关注。

面对“新时期文学三十年”，：

首要的评价参照系便是“六十年”、“20世纪”的总体背景。

如罗岗所指出的，“我们讲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就隐含着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从哪里来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放在60年的背景下考虑。

而如果从“20世纪”的背景上来审视，刘绪源认为年代文学可与30年代相媲美；杨扬则认为百年中国文学中三个30年各有各的特点，其共同问题是中国文学的语言工具问题至今都还没解决好；而郜元宝指出，新时期文学既包含进化也包含退化，不能说已赶上甚至超越了“五四”；吴炫的看法是新时期文学逐步走向了“正常”——即现在的创作可以有多种选择了，而这一“正常”的常态所提出的问题却是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应该在创作实践中扮演何种角色，他的看法是“21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走到今天，应该有一个‘我们应该突破选择性创作’的思维方式上的重大转换”。

　　原来属于当代文学批评领域里的问题越来越迫不及待地“文学史化”、“学术史化”以至于“理论化”，显示出当前文学研究内部边界消融的某种症候，而其动因在于“在新世纪、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下，批评理论界关于新世纪文学的理论焦虑已经非常突出，需要新的命名活动来冲淡此一理论上的焦虑并获取新的平衡”。

当代文学批评中有个重要取向就是“思潮论”，“新时期文学”便是这一逻辑的结果。

进入新世纪，“新世纪文学”的提出并引起更多关注也遵循着这一逻辑。

从2005年《文艺争鸣》第2期开设“关于新世纪文学”专栏始，“新世纪文学”也开始从一种文学批评的“呼吁”转向文学史的“命名”，并在2008年开始进行理论上的“论证”了。

《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上发表了张未民的《中国“新现代性”与新世纪文学的兴起》一文，认为新世纪文学的兴起与“中国新现代性”密不可分，这种“新”来自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现代化的转型，其特质是“生活现代性”或“物质现代性”，“这种被重建的新现代性生活形态完全是由于近三十年来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中国新现代性的建构所造成的革命性变迁”，这一特点使得“新时期文学”与这种“新现代性”日渐疏离并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则是“新世纪文学”。

在他的描述中，“新世纪文学”不再仅仅指称“文学新世纪”，而是将90年代文学包含在内（这一阶段此前曾以“后新时期文学”命名）。

对此，高玉指出，正如“现代性”是一种话语方式一样，“新现代性”也是一种话语，…新现代性’话语更强调90年代中国文学的本土性、时代性、民族性以及与9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更强调现代性的复杂性与包容性”。

　　三、西方文论研究向纵深拓展

　　文艺学中的西方文论研究近年来尽管屡有“理论之死”、“拒绝阐释”之声，但研究越来越走向深入却是不争的事实。

西方文论研究不再满足于断章取义式的接受，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