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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政治理论到外交政策理论
从国际政治理论到外交政策理论
摘 要 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是近年来现实主义内部兴起的两支重要理论流派，都尝试将现实主义从一种国际政治理论转变为外交政策理论。
它们都承认无政府状态的基本假设，认为国际结构是体系层面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分析外交政策时重要的背景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拒绝“原子式国家”的基本假设和“黑箱”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是在实证研究中，都有突出国内层次因素重要性的倾向。
但是，这两种理论对国际体系的性质、对国家利益和行为的认识不同。
涉及国内层面，防御性现实主义特别强调军事技术的发展、自然地理因素的作用，新古典现实主义则很少纳入技术变量和地理变量。
双方的理论建构途径也不同：
防御性现实主义将其他变量平行纳入，实质上放弃了国际结构的主体地位，新古典现实主义则把国内因素作为附加变量，与现实主义主变量实现了较好结合，建立了从新核心变量到外交政策行为的现实主义统一逻辑。
因此，总的来看，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创造更为成功。
关键词 防御性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
一般认为，现实主义是一种包含了某些思想硬核的理论范式。
对于这些硬核是什么，大多数学者往往将其理解为一套基本假定。
正如斯蒂芬·沃尔特曾经指出，“事实上，现实主义是包含了许多相互竞争理论的广泛研究工程。
现实主义者承认一些一般性的假设，例如，国家是关键的行为体，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实力在政治生活中具有中心地位。
”[1]他的这些论述与罗伯特·基欧汉等学者的总结是基本一致的。
[2]但是，在涉及具体的外交政策行为时，例如，针对什么样的行为才是符合国际体系要求的理性政策，如何处理实力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等问题，现实主义之间都存在着广泛的争议，由此，也发展出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等诸多不同的外交政策理论。
一、缘起：
现实主义如何解释外交政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所探讨的问题十分丰富。
这些问题既包括体系层面的问题，诸如单极结构的稳定性，也着眼于大国的对外战略，诸如联盟行为的起源。
在这些热烈的讨论中，霸权国和帝国的外交政策一度占据了中心位置。
常见的一种观点是，以肯尼思·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不能充分、有效地解释国家的对外行为。
事实上，沃尔兹严格区分了国际政治与外交政策，并且对构建一种具有全面解释力的理论持怀疑态度。
在他看来，国际政治理论解释的是国际关系领域内反复出现的少数重大事件，例如战争的不断发生。
[3]换言之，国际结果是一回事，而外交政策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其他许多现实主义者来说，他们感兴趣的是解释外交政策，而这种兴趣又和二战后制衡行为的特殊性、冷战后制衡行为的缺失等具体问题密切相连：
为什么二流大国和最强大的美国结盟来对抗实力与霸权国相差甚远的苏联呢?
虽然可能存在隐性的软制衡，为什么没有出现针对美国霸权的明显制衡呢?
为了解释大国外交政策中偏离体系要求的现象，许多重要的现实主义者不得不引入更多的国内政治、文化观念、地理位置等新变量。
他们的努力导致了现实主义内部的分化，也有学者称之为“分析层次的回落”，[4]言下之意是，这些学者开始把目光从体系层次转向国内层次。
在新出现的现实主义理论流派中，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两支。
一方面，由于它们在很多方面存在共同点，都试图解释丰富多彩的国家对外行为，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学者自身立场的模糊，即使在美国学术界，对二者也存在相当混淆的看法。
[5]而几乎同时出现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试图以一种相对纯粹的国际结构理论来解释大国对外扩张、获取安全目标的行为，因理论逻辑过于简单、脆弱，已经遭到了许多批判。
因此，本文的主要目标是，试图比较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相同点与不同点，评价它们在创造一种外交政策理论方面的努力。
在具体展开论述之前，围绕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在此先分析一下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的关系，以方便后面几节的探讨。
一方面，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出现，的确都着眼于解释结构现实主义面临的难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理论仅仅针对外交政策。
也就是说，它们的确可以称为外交政策的理论，但这些理论是建立在国际政治的一般性理论基础之上的。
事实上，如果缺乏有关国际政治本质、结构的一些前提，就不可能建立相关的外交政策理论，只有类似于官僚政治模式或者组织过程模式等具有普遍性、技术性的模式，可以勉强算是外交政策理论。
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共同具有的一大优点，就在于它们都基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信念。
这两种理论虽然都力图解释霸权国和大国的外交政策，与所谓的大战略研究紧密相连，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恰恰是国际体系的结构使然。
正是在单极结构之下，霸权国和二流大国都有了比两极结构之下多得多的活动空间，也才使得霸权国自身的观念和内部政治变得如此重要。
因此，不能因为现实主义理论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新发展，而贬低国际体系理论的重要性，突出比较政治学的重要性，虽然后者也很重要。
另一方面，我们说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进一步发展了外交政策的理论，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不能提出自己的外交政策理论。
[6]只能说，由于传统现实主义和结构性现实主义是普遍性的国际政治思想和理论，从它们发展而来的外交政策学说也相对粗糙，得不出特别具体的国家行为假设。
例如，在传统现实主义中，我们知道国家利益是物质利益，而不是维护普遍正义这样的道德利益，也知道追求国家利益取决于自己的实力，但却难以深入理解大国的制衡、旁观、结盟等政策。
[7]再如，在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我们可以预期，大国之间彼此会互相学习，这最终导致系统的势力均衡。
[8]但是，小国会不会如此积极地学习，参与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经济秩序，则不确定。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许多落后国家仍然没有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来。
[9]同样，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我们也推导不出有关制衡行为优先、防御性政策符合理性的假设。
在不同的结构下，国家的行为可能是制衡，也可能是追随。
例如，在两极结构下，两极之间互相制衡，但其他国家可能趁机扩张，以色列就发动或参与了多次中东战争。
国际结构提供了国家行为的基本前提，但对于国家行为来说，往往并不是“只有一个出口”。
正如肯尼思·沃尔兹所言，结构现实主义本身既不是进攻性的，也不是防御性的。
[10]
对于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来说，最棘手的问题莫过于如何合理地把国际结构之外的其他因素整合进来。
从体系理论的角度来说，国际结构的定义是相当严谨、完美的，不可能再塞进任何其他的东西。
但是，从外交政策理论的角度来说，国际结构的因素还可能需要其他变量的辅助，甚至还需要与之结合。
如果这样做，会不会像一些学者所说的，损害现实主义范式的纯洁性?
在解释国家对外行为领域，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都做出了许多精彩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在防御性现实主义方面，公认的代表性学者包括斯蒂芬·范·埃弗拉、斯蒂芬·沃尔特、杰克·斯奈德和查尔斯·格拉泽等；在新古典现实主义方面，公认的代表性学者有兰德尔·施韦勒、法利德·扎卡利亚、柯庆生和威廉·沃尔福思等。
[11]接下来，本文将比较和说明这两种理论有关国际政治、外交政策的观点，以及创造理论的途径。
而本文的重点是第三个方面，也就是比较这两种理论如何处理与外部变量的关系。
本文的结论是，在创造一种外交政策理论方面，新古典现实主义更为成功，建立了以现实主义核心变量为主体的外交政策研究新议程。
二、国际政治观点：
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
前面我们谈到现实主义者都持有一些核心的信念或者说假定。
稍微展开来说，现实主义的思想内核包括它在国际政治和外交上的一些基本假设。
在国家层面上，总结一下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的看法，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者持有以下核心信念：
（1）国家利益是物质性的而不是观念或者意识形态的；
（2）相对实力决定了国家利益的范围；（3）国家的对外政策必须符合现实状况并且要小心谨慎。
[12]在国际层面上，总结新现实主义者的论述，现实主义者持有以下核心信念：
（1）物质性因素，特别是实力自身具有意义，不一定要通过观念才能起作用；
（2）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依赖于当时的国际结构；（3）如果国家的行为过度偏离国际结构的选择，迟早会受到惩罚。
[13]在有关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性质和国家主体地位这些基本信念的基础上，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和新古典现实主义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里面既有基本的相同点，也存在重要的差异。
1.对国际政治体系的看法
在如何认识国际政治体系的问题上，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和新古典现实主义者都认同肯尼思·沃尔兹的观点。
也就是说，他们都承认，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不存在一个中央权力机构来实施法律、维护秩序的状态。
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最终只能通过自助（包括从内部强大自我和从外部争取盟友）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而各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则构成了决定国际政治结果的一个关键因素。
不过，对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实力结构所导致的国际体系的性质，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进行了非常不同的推理，而且两者都认为自己是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合理延伸。
[14]
防御性现实主义澄清了国际关系学界对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些片面印象。
首先，它指出在无政府状态之下，国际体系的逻辑不一定是竞争性的。
简单地说，虽然合作是有风险的，但竞争中的失败也会损害国家安全；其次，国际体系的紧张程度可以由攻守平衡的变化而改变。
罗伯特·杰维斯指出，当可以区分防御性武器和进攻性武器时，在使它自己变得更加安全的同时，国家有可能不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
当防御对于进攻有明显的优势时，一国安全水平的大幅度上升只会轻微伤害其他国家的安全。
维持现状国家可以享受高水平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摆脱自然状态；[15]再次，结构现实主义用最坏打算的方式来假设对方意图，这是偏颇、弄巧成拙的。
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如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烈斯基也谈到了国际体系可能的紧张状态。
他认为，在其他方面相同的情况下，当进攻比防御更有优势时，这就会导致特定区域内独立政府数目减少，他们控制领土的范围则扩大，他们也更容易强化对已统治地区的控制。
而在防御占优势时，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
[16]
在防御性现实主义者看来，从结构现实主义的逻辑出发，得不出国际体系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看法。
相反，通过考察历史和现实，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认为，在国际体系中，安全往往并不稀缺，国家不一定要通过扩军备战、对外扩张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
而且，财富来源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降低了土地资源的价值。
[17]民族主义情绪的勃兴、防御性武器有效性和可支配性的增加，都使侵略者攻占土地、征服民众和获取收益越来越困难。
[18]在注意到这些长期趋势未能阻止一战和二战之后，斯蒂芬·范·埃弗拉更具体地指出，“在1945年之后，发达工业国家生产方式朝着知识经济的转变，降低了征服者抽取资源的能力”，从而使得“征服欧洲的战争变得更困难和更不划算了”。
[19]因此，防御性现实主义者是乐观的现实主义者，而这种乐观既来自于对结构现实主义与国家行为之间逻辑关系的思考，也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把握。
无政府状态虽然会使战争、冲突不能完全避免，但在其他因素的干扰下，其紧张程度是可以缓解的。
我们可以看出，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和温特建构主义表现出重要的共同点：
一方面，它们都认为无政府结构下存在着竞争与合作的多种逻辑；另一方面，它们都认为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不断进步的。
新古典现实主义则认为，领导人同时受到国际和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无政府状态既不是霍布斯状态的，也不是良性的，而是模糊不清、难以解读的。
国家难以辨认安全是充裕的还是稀缺的，不得不在微光中摸索前行，依据经验法则来理解不全面的、问题百出的事实。
一般而言，新古典现实主义者秉承了肯尼思·沃尔兹对国际结构稳定性的看法，认为在多极结构下和实力对比出现明显变革的过渡期，发生大国扩张和体系冲突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20]在他们看来，国际结构始终是最重要的、第一位的因素，无政府状态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难以因为其他因素而得到彻底的缓解。
所以，不能因为时代发生了某些变化，我们就把“修正主义国家”排斥在正常国家之外。
兰德尔·施韦勒指出，虽然国际关系学者的传统观点是，国家将会制衡那些带来威胁的实力增长，但矛盾之处在于，历代以来的实践者们所抱持的国际政治形象却是见风使舵。
他借用杰克·斯奈德的话来反击防御性现实主义，“大多数为广泛承诺做辩护的帝国战略家们害怕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大多数正在崛起的挑战者预期到见风使舵的效应。
”[21]施韦勒总结说：
“修正主义国家更青睐它们所垂涎而不是已经拥有的，从非安全目标的扩张中所得到的收益要超过战争的代价。
为了建立对维持现状国家的压倒性优势，心存不满的国家联合起来，特别是在只有这样做才能比守旧一方更强的时候。
”“一般来说，修正主义国家是联盟行为的最初行动者，而维持现状国家则是‘反应者’。
在缺乏一个合理的外部威胁的情况下，国家不需要、一般也不会参与制衡。
”[22]
在有关美国早期外交政策的研究中，扎卡利亚所得出的中心结论是：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虽然国力已经强大，却没有扩张，这不是因为美国没有海外野心，而是因为政府本身过于虚弱。
[23]因此，实力对比的变化迟早也会带来国际体系的变革、大国的对外扩张和国际冲突的发生。
虽然现存的一些因素可以缓解或者阻碍国际结构的影响，但是还远未达到自由主义者或者防御性现实主义者所设想的程度。
艾伦·弗里德伯格曾经指出，“新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
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多极体系可能是内在不稳定的。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什么因素是同等的，非结构因素可能加重或减轻体系结构导致的趋势。
”[24]如曾有研究表明，至少在20世纪的前半期，在一些特定条件下，征服者事实上可以从战败的工业社会抽取重要的净收益。
控制领土包括稀缺的自然资源（例如石油）的收益，仍然是很可观的。
[25]因此，在有关国际体系紧张程度的问题上，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与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分道扬镳了。
不过，必须重申的是，虽然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强调扩张的可能性和收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认定体系永远充满紧张安全问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
即使是强调不断增强自身实力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也不会主张盲目扩张。
[26]
2.对国家主体地位的看法
不论是防御性现实主义还是新古典现实主义，在坚持国家是国际行为主体这一基本的国际政治观点上，立场都是非常坚定的。
在这两个理论流派看来，由于自身拥有主权而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国家是国际社会中最主要的行为体，而政府则代表国家行使对外职能。
虽然国家内部的政府结构不同，导致某些社会因素能够影响国家的理性和对外决策，但是，代表统一国家的政府，尤其是行政部门最终制定、执行这些决策。
[27]而且，一旦做出决策甚至使之成为法律，社会中的各个团体、政党都必须遵循。
因此在这方面，它们和自由主义有着重大差异：
国家并不是一个四分五裂、水平运作的利益集团，主权的存在，保障了国家本质上还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垂直结构。
它们的共同点还在于，都在一定程度上拒绝了原子式国家的基本假设，以及进行“黑箱”处理的纯体系研究方法。
也就是说，这两种理论并不假设国家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以及国家永远都具有有限理性。
[28]在现实中，国家不可能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它必然由地理、人口、社会组织和政府等要素构成。
而且，国家也不可能一直保持有限理性。
也就是说，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国家领导人头脑发晕，甚至本身就是疯子和精神病，导致他们做出的决策不一定顾及国家安全和其他重大利益。
在这两种理论流派看来，既然我们要发展外交政策理论以解释现实，那么就不能把国家当作是原子式的、永远具有基本理性的行为体。
吉迪恩·罗斯指出，在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里，外交政策活动是理性国家正确回应那些明确的体系诱因的过程，只在安全困境高度强化的情况下，冲突才会发生。
不过，这一节奏常常被流氓国家反复打断，后者常常误读或者忽视外部环境所提供的真正影响安全的诱因。
[29]防御性现实主义者把国际体系看做是那些“自然”行为的动因，他们认为，在军事技术或者某种其他因素提供了进攻占据优势的明确诱因之后，国家的进攻性行动才会发生。
他们把进攻性行为归结为“非自然的”，利用添加国内变量的辅助性假设来加以说明。
[30]国家的内部观念和政府结构会有力地影响国家领导人的决策，导致其在某些情况下偏离体系要求的轨道。
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也承认这一点。
他们把内部观念和政治结构的种种变量，视为体系力量与国家行为之间的干扰变量或者说棱镜。
吉迪恩·罗斯清楚地总结了这一点：
“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外交政策选择是由实际的领导人和精英做出的，因此，起作用的是这些人对于相对实力的认识，而不只是对现有物质资源或者武力的数量比较。
这意味着，在中短期里，各国的外交政策不一定会密切、持续地吻合实力发展的趋势。
而且，这些领导人和精英不一定能从社会中抽取到他们所想要的所有资源。
因此，实力分析还必须考察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和力量对比。
”[31]具体来说，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扎卡利亚曾经写道：
“美国历届总统和他们的国务卿们一再试图将国家的上升力量转化为海外影响，但他们管理着一个联邦形式的政府结构和弱小的官僚体系，无法自由地从州政府和社会获得人力和财力。
”[32]柯庆生引入了“国家政治权力”的概念，其含义是“国家领导人为实现安全政策动议，动员国内人力物力的能力”。
这是国家面临的国际挑战和国家所采取的应对战略之间的关键连接变量。
[33]对此，防御性现实主义也会表示一定程度的赞同，即国家实力不是简单的总体实力，可能受到地理、技术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例如，查尔斯·格拉泽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两个实力相等的国家可能对于抵御对方都有着很乐观的预期，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这种预期却很低。
”[34]
反过来，国际体系的要求也会导致国内政治结构的变化。
从这方面来说，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表现出相当的共同性。
例如，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杰克·斯奈德曾经从这个角度，解释了在世界一些地区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军事竞争和经济变革不但为民族主义政治行为提供了理性动机，而且还增加了精英分子创造民族主义神话的动机。
军事和经济压力增加了对国家的要求，使得统治更加困难。
弱国、处于困境中的国家或新出现的国家会试图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增强自己应付这些挑战的能力。
”[35]不过在这里，斯奈德似乎抛弃了国际体系主要带来理性诱因的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基本论点。
在讨论冷战时的中美关系时，柯庆生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他认为，虽然中美两国领导人从心底里并不把彼此视为威胁，但为了增强国内的凝聚力和动员能力，却进行了大量彼此敌对的宣传，以对付来自苏联的真正的威胁。
[36]
三、外交政策观点：
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
从对国际体系性质的不同认识出发，在解释国家利益、行为模式和非理性行为等外交政策方面，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存在许多重要的差异。
总的来说，防御性现实主义主张国家可以通过防御性的政策来获得安全，而新古典现实主义则强调，国家应该抓住体系中的结构条件，扩大自己的实力和影响，或是及时采取制衡行动。
1.对国家利益的看法
在外交决策领域，防御性现实主义者特别关注国家安全问题，并且认为这是决定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利益。
根据这种理论对国际体系的认识，“安全是充裕的”，侵略会被迅速反制，技术和地理形势通常有利于防御者。
[37]既然国际体系提供了良好的安全条件，那么维护国家安全的有效办法是谋求有限的外部利益，建立小规模的军队和执行谨慎克制的外交政策。
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再次乐观地指出，近代的历史事实告诉各个国家，采取大规模侵略行动或以正当的理由发起先发制人军事行动的国家是少数。
除非出现五种情况（当然不仅仅是这五种），不具有领土野心的国家才会采取行动，这就是：
危险迫在眉睫；生存严重依赖于敌对国家及其周边外部环境的改变，且这种前景变得不确定；对手具有压倒性的力量；对于一个正在准备侵略的国家，外交或集体制约行动已不再奏效；改变现状具有极大的诱惑。
[38]事实上，在怀疑和担心现实威胁及如何反应之间，还有较大的活动空间。
[39]
因此，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不太关注相对收益和实力最大化，而着眼于避免相对损失（保持它们在实力排序中的位置）以及最大化它们的安全，也就是说，国家是寻求保持现存势力均衡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者”。
[40]当然，在实践中，国家常常会超出自身客观的安全需求进行扩张，但是防御性现实主义者拒绝把这些扩张行为的动因归结为国际体系。
相反，他们认为，体系中的其他因素导致了国家的错误判断和不安全感的上升。
例如，当进攻具有优势（技术上或地理上）的时候，国家将会感到威胁，并且变得具有进攻性，因此，扩张来自于不安全感。
[41]从历史和现实来看，真实的不安全状况并不多，大多数时候，不安全都是虚假的信念。
例如，斯蒂芬·范·埃弗拉就认为，“从中世纪以来，欧洲的不安全感首要来自于安全稀缺的错误信念。
”他宣称，总体而言，“国家并不像它们自己所想的那么不安全⋯夸大不安全的感觉，以及由其强化的有害行为，是国家不安全感和战争的首要原因。
”[42]在《战争的原因》一书中，他雄辩地指出，“现代强国的低死亡率可以表明真实的不安全是罕见的。
”“通过事后的认识能够发现，如果德国行为规矩些，它的安全是可以确保的。
威廉德国是在欧洲占有优势的国家，拥有欧洲最强大和增长最迅速的经济。
它的主权并未面临着任何似乎可能的威胁，除了它通过它自己的敌意所创造出来的威胁以外。
”[43]乔治·奎斯特进而写道，“今天‘对战争的恐惧’怎么会比1938年更少呢?
今天这种恐惧的确更少一些，某些种类的战争威胁的确更加‘可信’，因为大部分的‘战争恐怖’都与核战争威胁相联系，并且看起来也被核战争威胁所慑止。
”[44]因此，防御性现实主义者既把国家利益界定为安全利益，又认为安全目标不难达到，只要国内不出现虚假的不安全感。
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可能会对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乐观主义感到迷惑，因为在历史上，威胁没有得到及时制止，大国扩张的行为比比皆是。
虽然一些扩张行为，引发过如保罗·肯尼迪和罗伯特·吉尔平所说的过度扩张问题，但没有人会否认，扩张势力范围和影响力是一种强有力的诱惑。
另外，一个让人感到迷惑的地方在于，既然国家不用担心安全的问题，那么，为什么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很少提及海外经济利益、主导国际秩序这样的国家利益的重要性。
[45]因此，与汉斯·摩根索和肯尼思·沃尔兹的看法相同，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并不把国家利益限定于“安全”这样一个最低限度的目标。
这些学者假设，国家寻求控制或者塑造它们的外部环境，以应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不确定性。
国家所追求的利益涵盖了从维护生存到统治世界等各个层面。
不管国家界定它们利益的方式如何复杂多样，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声称，国家可能追求的不只是减少外部的影响，还可能反过来谋求力所能及的外部影响力。
[46]当然，国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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