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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范文精华选萃优秀范文8篇
“女性堕落观”是“红颜祸水论”的翻版《文摘报》
“雷语”频出的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再次火了。
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他提道：
“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堕落。
”此话一出，舆论一片哗然。
女性网友们更是纷纷表示懵圈：
哪里横空飞来的这口黑锅!
遗憾的是，这句话并非断章取义。
结合当时语境，俞敏洪真实的意思表达是：
“如果中国所有女人挑选男人的标准，是男人会背唐诗宋词，那么所有男人都会把唐诗宋词背得滚瓜烂熟；如果中国所有的女人都说中国男人就是要他赚钱，至于他良心好不好我不管，那所有的中国男人都会变得良心不好、但是赚钱很多的男人。
一个国家到底好不好，我们常常说在女性就是这个原因。
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堕落。
”
这段话中，“女性的堕落”因为比较刺眼，所以受到了舆论的猛烈攻击。
但实际上，其中的逻辑谬误远不止一处，谬论重重叠加，甚至让人觉得“看上去很有道理”。
所以我们不妨一层一层地来分析。
首先，“女性的堕落导致了国家的堕落”。
在俞敏洪看来，女人都希望男人赚钱，这可不就是堕落了？
可事实是，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长期保持在世界较高水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也在不断提高。
2018届高校毕业生中，女生占比高达52%。
这说明女性正在通过努力奋斗，至少并没有完全指望男性挣钱养家，“堕落”一说何来?
其次，是女性、男性和国家兴衰之间的逻辑关系。
在俞敏洪看来，女性选择决定了男性选择，而这些则影响了国家的兴衰。
可是，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谁都不是任人摆布的玩偶，一个正常人必然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选择最有利于生存的道路。
其中，择偶只是一部分影响因素，并非人生的终极目标。
自己的人生活成什么样，甩锅给异性，或是甩锅给父母，都是孱弱的表现。
再次，为什么男人挣钱就“良心不好”了？
现代社会，财富难道成了一个人道德的污点？
作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更应该有健康的财富观。
只要遵纪守法挣钱，就值得尊敬，就应该得到鼓励，这样才能保持整个社会的活力。
把挣钱与良心不好联系起来，是一种过时且危险的论调。
总之，这种所谓的“女性堕落观”，实际上是陈旧的“红颜祸水”论的翻版。
在过去，史家总结经验教训，总是怪罪妃子们太美引得“君王不早朝”；现在呢，就说女性都爱挣钱的男人，所以男人只好挣钱去了，都“堕落”了。
这种论调，不是一个现代性的认知逻辑。
在最新回应中，俞敏洪纠正说，他真正的意思是“女性强则中国强”，这个找补仍然令人啼笑皆非。
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没说“妇女能顶整片天”，中国的强大必定是全社会一起努力的结果，何必把这么沉重的赞誉都压到女性身上呢？
过度赞誉与无故归咎一样，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当然，公众人物的发言，总免不了在舆论场上接受检验，俞敏洪的言论，引起了广泛的舆论反弹，实际也是社会理性提升的表现：
人们对男女关系及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已经大大进步了。
故宫口红赢在创意胜在文化（钱江晚报）
最近几年，超大IP北京故宫把自己变成了人人喜爱的“网红”，还捧红了一系列文创产品，如果记性不是特别差，都该记得“雍正：
感觉自己萌萌哒”的《雍正行乐图》动态图片，2014年可是在朋友圈爆红。
一系列“奉旨旅行”行李牌，“上书房”“慈宁宫”的冰箱贴，不同角度会有不同颜色的黑漆嵌螺钿和纸胶带狠狠地吸了一把睛，推动了一波文创潮，只要看一下“故宫淘宝”店的粉丝数就知道了，354万。
不过这两天，令人羡慕嫉妒恨的“故宫淘宝”却羡慕嫉妒恨了一把天猫“故宫文创旗舰店”。
人家推出了六色口红，不冲里面的珠，单单凭“机器绣娘”制作出的织物肌理和刺绣凹凸感那“椟”，就简直爱煞人。
加上“你这个是故宫口红啊”那小资有品的调性，“郎窑红”一夕售罄也就不奇怪了。
故宫文创+口红，文化+能用，相对价格高，绝对价格不高，入手门槛低，聚合效应立显，赢在创意，赢在文化，的确抢了“雍正”时隔四年的风头，茶余饭后口红可以随时拿出来补补，晃晃。
说来可气，做得相当好的产品和淘宝店一夜之间被口红盖过，着实不服气，所以“故宫淘宝”发布了一条疑似“打假”的微博，直接呛声“故宫文创”。
原来推出成套彩妆的故宫淘宝是故宫下属服务公司的文创企业，而这次推出口红的是天猫“故宫文创旗舰店”，由故宫博物院100%出资成立，所以貌似一出嫡生年纪小的儿子和庶出的争气的大儿子之间的“宫斗戏”。
产品有竞争是正常的，而且是必须的。
文创产品虽然很特殊，一般都是一个博物馆一个文化单位下属的公司或者外面委托一家公司进行创意设计和定制，商店也一般都在博物馆里面，茶歇时看看买买，往往是垄断的。
但是其实文创产品策划创意成本很高，产品又是小众的，一百款产品红了几款能弥补其他款式的缺已经不错了。
你看，哪家博物馆不想在文创上做文章，又有几家做热了？
文创其实是说起来热闹，盈利很难。
但是故宫不同，超级大IP,而且最近几年传播越做越好，《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也大热，互联网时代卖场早就互联了全球，卖场太大了。
借助大IP,“故宫文创旗舰店”虽然只有三年，也有188万粉丝。
这两家店很多款产品月销都有几百几千，故宫淘宝几款产品月销甚至几万，这么红火的市场，为何不能进行适当的竞争呢？
根本不存在这个红了那个活不下去的情况，除非一家的脑洞停止了开张。
不出意外，故宫淘宝的这套彩妆也会大卖。
出去旅游，经常买了半箱子人家的文创回来玩和送人，什么带着达利胡子的铅笔，罗塞塔石碑鼠标垫，有各种标识的咖啡罐••••••原来博物馆里的东西可以创意做成日用品，一边用一边看。
原来只能出去买，现在可以买自己的，人家也来买买买带出去，借助这波“口红效应”，我们的故宫口红这么红，多好！
岳麓书院收费：
大学如何更好地开放（任然）
中国著名“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因收取门票费用遭到质疑。
12月11日，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倪洪涛实名发文称，拥有“多重身份”的岳麓书院收取门票行为缺乏合理性、合法性和必要性。
湖南大学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岳麓书院门票收费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多部门关于“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暂不实行全部免费开放”的规定，经政府部门批准后执行。
大学教授质疑书院的门票合法性，展示了知识精英介入公共事务的积极姿态。
部分网友拿其湖南师范大学教授的身份说事，诉诸动机论，似乎将两所相邻的大学对立起来，这无疑是带偏了节奏。
对湖南大学而言，直面质疑，才是正确的应对方式。
湖南大学方面表示，收费依据政府部门批准执行。
这从政策依据上看，确实说得通。
但正如倪教授在质疑中指出的，这里面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
一方面，根据相关规定，国有博物馆、纪念馆、文物保护单位的门票收入和其他事业性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门用于文物保护。
湖大方面透露，岳麓书院一年门票收入大概是3000万元左右，而一年的支出在1000万元到2000万元之间，支出项目包括百名教职工的工资开支、书院维修和发展等内容。
问题也就在这里：
说好的“专款专用”，岂能拿来为教职工发工资？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岳麓书院不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是湖大的一个二级学院。
公开资料显示，2005年湖南大学正式恢复岳麓书院，下设中国哲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等多个部门；2009年岳麓书院学科从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到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格局已经完备。
那么，既然岳麓书院是湖大的一个下设学院，按理说教职员工工资自有专门的财政投入，用不着依靠门票收入。
难道，学院是自负盈亏？
另一方面，在岳麓山风景区早就免门票的情况下，唯独其中的岳麓书院要收费，也多少给人一种突兀感。
当然，这一突兀感，也是基于湖大的大学身份而言。
湖大校园本身是没有围墙的，这一点其实是做得比较好的，可恰恰岳麓书院成了特殊的存在。
有声音称，收费是担心免费带来的游客太多，可能影响正常的教学活动。
公众游览与学院的正常运转，的确需要平衡，但游客太多，完全可以采取其他限流方式，收费未必是最好的方式。
准确地说，此番质疑在公共舆论场发酵后，公众的关切主要指向两个层面。
一是倪教授所质疑的收费合理性，包括程序是否合法、门票去向是否合规；二是一所大学到底该不该有收门票的行为。
其实，随着社会对于大学开放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近年一些大学设立门禁的做法也引发了不小的质疑。
这种质疑从来就不限于具体的行为，而指向更高层面的问题：
大学如何在开放性上做得更好？
虽说就大学开放性而言，是否设立门禁、能否有收费场所，只是简单的指标，但是，这很难不让人们将之与大学的精神气质联系在一起。
退一步讲，即便岳麓书院的门票收费完全合规合法，是否也可以通过免费开放来展示开放的胸襟呢？
更开放的岳麓书院，更能承载人们对这座千年书院的文脉与人文精神的期许。
较之于门票带来的实质收益，这才是湖大更应该算清的大账。
这封道歉信为何打动人（人民日报）
近日，一封附带着10块钱的道歉信，在微信群里流传起来。
怎么回事？
原来，重庆彭水县有个中学生小刘，扔篮球给同学时，不小心砸到了停在路边的摩托车上，把车灯砸坏了。
小刘心里不是个滋味儿，决定留在原地等车主，给人道歉。
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情急之下，小刘拿出纸笔，写下一封道歉信，放在摩托车上。
又想，光道歉不行，灯坏了得修啊，便留下了自己的班级和姓名，还附上了10块钱——自己实在拿不出更多了。
车主看到这封信后，心里挺感动：
多实诚的孩子啊！
不行，这个钱不能要！
他托学校保安，又把这钱这信还给了小刘。
消息传开，老师为自己学生的品质而感动，专门加上了一堂诚信课。
据报道，这个不大的县城，有数万人都在网上看到了这封信，人们纷纷点赞。
毁坏别人东西自然要赔偿，10块钱也不是了不起的数目，甚至不够赔的，那么，为什么还能打动大家呢？
动人者，首先要数这位同学诚信的品格。
事发之时，车主不在，旁人不知，大可一走了之，找谁去？
但是，依然坚持等，等不来人，留信留钱。
10块钱是不多，但是因家境不宽裕，她一周维持生活满打满算才60块，拿出的是一天的生活费！
她也纠结过，怕赔不起，但纠结之后依然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因为“走不对”。
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慎独”了。
所谓慎独，讲究的是无人监督时仍能遵循道德原则，坚持善良本心，“君子不欺暗室”，小小年纪，难能可贵！
更动人者，在乎勇于承担后果的精神。
别看是个小同学，肩膀头不小，有担当得很。
造成了他人的损失，我尽力弥补，这个错误我面对。
这种担责精神，却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也有一些孩子，整天盼着没人管，可是，一旦惹出麻烦，马上往家长后头躲。
何止孩子，好多成年人也是这样，光想要权利不想承担义务可不行，做出选择，就要承担选择的后果，对不对？
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一帆风顺，总免不了摔跟头，关键在于摔了跟头之后怎样。
是谋求逃避、文过饰非，还是老老实实、勇敢面对？
——真应该好好学学小刘同学，好好读读附着10块钱的这封信。
焕发自省的力量（何聪）
“吾日三省吾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自古以来，我们的先贤在修身养性、练达自身等方面，都十分重视自省的力量。
现实生活中，唯有自省，人才会变得克己谨慎，不断反思审视自身的过失，真正去纠正错误、解决问题，避免小过失发展成大错误。
很多人回首自己来路、盘点人生得失而感慨，正是自省精神让自己从歧途走向正路，从缺陷走向完善。
在相当意义上说，自省精神是人生最大的财富，是让自己减少失误错误、实现自我净化提高的有力武器。
“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
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
”危急时刻，人们往往会警醒自己，反省自己的不足，补齐自身的短板。
而在平常时候，人们则容易失去警觉，自省机制失去效力，危险就会接踵而至。
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有的人习惯于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判断是非，而不是检视自己有无不足、缺点和失误。
“自己排队时，不希望别人插队；自己插队时，要求别人闭嘴”，凡事责人而不自省，只找别人毛病，而不找自己原因，只指责别人过错，而不找自己的问题，往往会使小纠纷酿成大事故，正所谓：
“各自责，天清地宁；各相责，天翻地覆”。
现实生活中的诸多教训殊为惨痛。
自省的力量，首先在于可以“立己”。
古人云“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寡过”“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极言自省是修身养性、提升境界的重要方法。
《世说新语》载，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与蛟、虎并称为“三害”。
周处射虎杀蛟三日不见，乡人以为周处死了互相庆贺，周处回来后听到乡邻相庆，才知被乡邻憎恶，乃“有自改意”，由此弃恶从善，“有文思，志存义烈，言必忠信克己”。
今天，我们讲自省，对思想、工作、生活点滴及细节予以检视，客观地看待自我，清醒地查找不足，其意义并非止于忏悔，而在于超越自我，促进自我认知、自我完善，不断唤醒善意良知，不断升华人格。
自省的力量，还在于能够“达人”。
“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桐城六尺巷这一古今佳话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凡事首先反省自己的不足并付诸改正的行动，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事当前，我们首先反省自己的错误，对方多半就会有正向的反应，即便一时没有也报之以宽容，很多问题就会在无形中化解了。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每个人都能唤醒自省意识，焕发自省力量，就会形成向上向善的良性循环，重品行、讲道德、守规矩就会蔚然成风。
“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
”善于自省的人富有人格魅力，善于自省的民族受到世人敬重。
处身现代社会，以“吾日三省吾身”的精神，反躬自省自身的规则意识、道德品行、言行举止，在自省中知敬畏、受警醒、明方向，我们就将在不断自我约束中实现自我完善，进而共同提升社会文明的水位。
对屡禁不止的“女德班”应出重拳（王石川）
“男为大，女为小”“穿得时尚暴露，等于教人强奸”“婚姻四项基本原则：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坚决不离婚”……据报道，去年被责令关停的辽宁抚顺“女德班”，今年却在浙江温州卷土重来——开办亲子夏令营，洗脑未成年女孩。
该培训班教员大多来自抚顺市传统文化教育学校，针对5~18岁少年儿童讲“孝道”“女德”。
奇谈怪论，令人不忍直视，这哪里是亲子夏令营，分明是“坑”子夏令营。
蹊跷的是，抚顺“女德班”已经臭名昭著，孰料却能换个马甲又招摇于世，这次居然把魔爪伸向孩子，无疑更令舆论震惊。
称那些所谓的女德班代言封建糟粕，实不为过。
一些论调与旧时的陈词滥调遥相呼应，如“妇者，服也”“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女子要无条件服从丈夫，毫无社会地位。
问题是，哪怕提出三从四德的东汉史学家班昭也不是单方面给女性套上精神枷锁，班昭提到，“夫为夫妇者，义以和亲，恩以好合，楚挞既行，何义之存？
”传统文化是多元的，而这些女德班往往掐头去尾、专挑糟粕，将不合于现代价值观的旧观念放大，乃至挂上“国学”的名头，也是对传统文化的极端解读。
女德班阴魂不散，也说明当前仍有人信奉男尊女卑的陈腐思想，鄙视、贬损乃至物化女性的思维依然存在，在精神深处并未将女性置于平等位置，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依然任重道远。
对于这类女德班，监管不能放任，理当依法依规处理。
以往也有所谓女德班因教学内容违背公序良俗而被遣散。
一个案例是，抚顺女德班被查，原因有二，一是相关学校私自开班授课，违反了《民办教育促进法》相关规定；二是教学内容背离社会道德风尚，也该受到管理。
遵此逻辑，披着夏令营的光鲜外套的女德班，也不应免除处理。
监管部门重拳出击，不可延宕。
同时也要探讨，一些女德班为何拥有大量拥趸，一些宣讲人为何成了“网红”？
据报道，开设女德班的抚顺传统文化教育学校，不仅在抚顺活动，还在多地设有分校，该校校长和老师应邀在全国各地开展传统文化公益讲座。
试问，谁邀请的？
为何要邀请？
这些机构算不算合谋？
女德讲师等人一再成为某些正规机构的座上客，该谴责的不只是女德班本身，一定程度上说，正因不少地方的趋之若鹜，为其背书，女德班才能有恃无恐。
妇女不是“服女”，女性不是谁的精神奴仆，不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对象。
从追求精神独立，到涵养人格独立，越来越多的现代女性正用双手塑造自我、成就自我。
如今，男女平等越来越为人熟知，妇女参与政治经济活动在法律上已经没有障碍，妇女接受教育、婚姻自由、职业自由等也成为社会共识。
在这种背景中，通过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保障女性权益，激发女性潜力，推动广大女性参与经济社会发展，这才是针对女德班的治本之策。
送孩子上“女德班”，是最糟糕的教育（南方都市报）
去年被责令关停的辽宁抚顺“女德班”，今年又在浙江温州卷土重来，且班中学员均为5-18岁之间的未成年女性。
与之前曝光的多个“女德班”上课内容类似，讲师宣扬的都是“无论丈夫说啥，我都说，是，好，马上”；“女子就不该往上走，就该在最底层”；“穿得时尚暴露，等于教人强奸”等内容。
当然，因为来上课的都是家长送来的未成年女学生，所以讲师还会格外强调“孝道”，即对父母无条件地服从。
有人说，这些观念都是古代传下来的，但古代传下来的观念并不都是让女性一味顺从。
汉代才女班昭在《女诫》中说：
“侮夫不节，谴呵从之；忿怒不止，楚挞从之。
夫为夫妇者，义以和亲，恩以好合，楚挞既行，何义之存？
谴呵既宣，何恩之有？
恩义俱废，夫妇离矣。
”虽说还是劝女性顺从，千万不要打骂丈夫，但也提醒夫妇之间当有恩义。
而在唐代，按照法律，丈夫殴打妻子，妻子可以上告官府。
经官府查证属实，即可判处离婚。
这叫“义绝”。
可见，在一千多年前，政府就会介入婚内家暴，来捍卫女性的权利。
又有人说，“女德班”宣扬的是男权思想，这当然不假。
但试问，不管是古代的谦谦君子，还是历经现代文明洗礼的男人，有谁会喜欢一个没有“自我”的女人？
女人一味屈从，毫无底线，这是对男性的另一种蔑视，也是对婚姻的漠然。
真正值得推崇的婚姻应该是既能相互依赖又可各自独立，彼此平等，相互协同。
反观这些“女德班”，培训地点隐蔽，全程封闭，手机上交，培训期间一律吃素、禁止讲话，讲课内容除了恐吓学生就是贬低女性。
2017年，抚顺女德班曾被官方查封。
不过，这反而让他们开始向外扩散，济南、东莞、温州都先后出现类似培训班。
并且，招生对象从成年女性变成未成年女性，许多家长被蛊惑。
毫无疑问，这些家长并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做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家长的愿望只有两点，第一是“听自己的话”，第二是“嫁个好男人”。
家长希望孩子能够听话，首先是缺乏现代教育的基本理念，其次是一种无能的表现。
要知道，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人，不可能事事都听家长的话。
家长完全没有能力去理解孩子，反而一味要求孩子听话，这是最糟糕的教育。
要教育好一个孩子，最重要的能力不是滥用成人的权威，而是做孩子的朋友。
只有与孩子平等交流，才能进入孩子的内心，观察到孩子的想法和需求，继而对其进行引导和教育。
在今天，年青一代的父母越来越多地拥有这种意识和能力，但与此同时，也还有一些父母不但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走上送孩子去“女德班”的歧路。
至于一味希望孩子能嫁个好人家，骨子里也是对女儿不够自信，不认为女儿能够真正独立的心理在作怪。
这样的父母，与其说是在养育女儿，不如说是在驯养奴隶。
所以，那些送孩子去“女德班”的家长，丢尽了广大家长的脸，也扼杀了孩子们的美好心灵，他们是真的愚蠢、无能又可悲。
12岁少年弑母获释，后续处置应求周全（南方都市报）
一个悲剧发生后，会不会有新的悲剧？
谁也不知道。
12月2日晚，益阳沅江市泗湖山镇发生一起未成年人持刀杀害生身母亲案件，34岁的母亲被12岁的六年级在校生儿子杀死在自家卧室。
案件的最新进展是，因当事人未满14周岁，不符合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最低限定，“不能进行拘留或进少管所，所以被警方释放，由家长接回监管”。
现行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界定是，16周岁需负完全刑事责任，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等八项重罪则放宽到14到16周岁，14岁以下则属于法定意义的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群。
但刑法同时也规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12岁弑母获释，警方的处理应当说有据可循，但公众对本案的忧虑同样可以理解。
因父母长期缺乏管教或管教不当酿下惨剧（而且受害者直接就是母亲）的孩子，再放回去让家长加强监管，其效果究竟如何，会不会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公众实在不忍心也不敢“静观其变”。
毕竟，以往不乏14周岁以上因严重刑事犯罪被刑法追究的少年，在14周岁之前便有类似恶性记录。
12岁弑母不用承担任何刑事责任，对更多心智尚未完全成熟而又身处叛逆期的孩子可能是一个危险的暗示，孩童玩耍时的纠纷，上学期间的争吵乃至频发的校园暴力，会否因此滋生更多极端事件？
这一定不是健全、成熟的社会治理所希望达到的效果。
最新报道显示，本次涉案少年被释放并有可能重返学校的消息，已经引发家长和学生的恐慌和反对，当事人父亲也希望政府部门能“帮忙管教”。
当地政府回应称，针对吴某康的后续处置已商讨出一套完整的方案，包括今后学习、生活和他的家庭，“都已有安排，但细节不方便透露”。
事实上，刑法对这类情况有所表示，“必要时也可收容教养”，鉴于本案12岁少年杀害的对象直接就是对其进行管教的监护人，继续交由监护人去加强管教明显不当，交由政府收容教养的必要性显而易见。
对家长监管付出沉重代价、事实证明效果不佳的案例，应当及时启用刑法的“必要补充条款”，虽然立法以“也可”连接两种处置方式，但这不是普通的2选1，而是要对无法科以刑责的未成年人施以必要的法律惩戒与矫治。
也要看到，社会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戒和教育在工读学校和收容教养之间不乏争议，工读学校和收容教养的定义与适用范围法律规定并不明确。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工读学校”和“收容教养”有所差别，前者针对的是“对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后者对接《刑法》中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
具体措施的适用或有争议，但不能将犯下严重罪行的少年简单放归社会应当说是有共识的，这是出于对社会危险防控的最基本考虑。
要不要继续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在立法层面一直有讨论，此前就有法律专家建议将刑事责任年龄从14岁降到12岁，考虑的主要是相关人员犯罪时的辨别能力和心智发育程度。
12岁，恰好对应本次个案中弑母的当事人，但单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非万全之策，更重要的是，司法部门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应当充分结合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有助于矫正未成年人、避免对社会造成更多伤害的处置。
12岁弑母案当事人不能简单地说放就放，不论是交给家长监管，还是必要时的收容教养，应该如何对已经脱离正常人生轨道的未成年人做有效的干预和矫正？
家长监管该怎么监管，收容教养又该如何教养，才是需要全社会在热点新闻之后持续不断深入讨论的真问题。
现有刑事责任年龄未变情况下，对14岁以下严重恶性犯罪当事人如何才能真正有效、科学地进行心理干预和疏导？
无论是家庭监管还是收容教养，都应当有专业团队、专门组织全程参与，以设计、跟进和评估个案当事人的后期矫正状况。
社会建设不是简单说说，只有在极端个案中或许才可以部分理解其中甘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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