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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8
解密甬台温铁路产业链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姚冬琴|北京报道《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30期）
一场高铁产业的盛宴，似乎并不能让每位入席者都吃得安心。
“7·23”动车追尾事故以及京沪高铁自6月底开行以来的频繁故障，让中国高铁有了超高关注度。
从最初的规划设计，到基础建设、机车制造、信息化集成，每一个环节都备受关注，面临追问。
甬台温铁路（即甬温线）是国内首批开工建设的11条客运专线之一，全长282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预留时速可提升到250～300公里，项目总投资162.8亿元。
有券商根据数据分析指出，在高速铁路总造价结构中，最大的部分是铁路基础建设投资，约占40%～60%，通信、信号及信息工程、电力和电力牵引系统等约占25%～40%，机车车辆购置约占10%～15%。
那么，都有谁从甬台温铁路项目中分得一杯羹？
规划设计
甬台温铁路由铁道部、浙江省合资建设。
铁道部委托上海铁路局、浙江省委托浙江铁路建设投资公司为产权代表，共同组建“沿海铁路浙江有限公司”，作为甬台温铁路的项目建设业主。
甬台温铁路以及与之相连的温福（温州—福州）铁路，总体设计单位都是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下属的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铁四院”）。
据铁四院副院长田要成介绍，两条铁路（甬台温、温福）在解决海相软土路基沉降问题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进一步丰富完善了我国时速250公里有砟客运专线设计、施工技术标准，对于进一步提高我国客运专线建设水平，加快铁路快速客运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设计客运专线，铁四院网站还显示，该公司旗下的直属生产经营单位——建筑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还参与了甬台温铁路工程项目的站房设计。
在2010年湖北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评选中，铁四院的甬台温客运专线铁路牵引供电、电力供电系统工程获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
基础建设
对于一条高铁线路来说，其基础建设包括站房、桥梁、隧道、轨道、接触网等。
铁路建设中的“两大巨人”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在甬台温铁路中承揽了多个工程项目。
此前曾有报道称，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旗下的中铁一局、中铁四局承担甬台温铁路的铺轨工作。
实际上，该公司还有更多子公司参建了甬台温铁路，获得了包括铺轨在内的多个项目。
比如，中铁四局承建的甬台温铁路第三合同段就包括：
隧道10座，特大桥6座，大桥4座，铺轨正线350公里、站线88.85公里，铺设高速道岔121组、普通道岔182组。
此外，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还承揽了甬台温铁路的部分工程设备和零部件制造项目。
2007年12月10日，该公司旗下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铁山桥”）签下了甬台温铁路道岔供货合同，包括客运专线道岔和普通道岔两部分，合同额达4亿元，是中铁山桥建厂以来最大金额的单笔道岔产品订单合同。
道岔是铁路轨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目前90%的道岔由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旗下中铁山桥和中铁宝桥制造，这两家公司还是国内目前仅有的获准生产提速道岔的制造商。
铁路建设的另一位“巨人”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也参与了甬台温铁路的大量基建工程。
其中，中铁十一局、十八局、二十四局3家公司承建甬台温铁路台州段94.15公里的项目。
“7·23”甬台温铁路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均表现谨慎。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新闻发言人于腾群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发采访问题到邮箱，有专人回答。
但截至发稿时没有回音。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新闻发言人余兴喜的电话则一直处于“无法接通”状态。
中铁十八局集团宣传部一位人士对记者表示：
“这是动车组的事，我们（建设单位）没什么好说的。
”当记者问他中铁十八局是否参建甬台温铁路时，该人士谨慎地说：
“下面的情况我不掌握，你问别的单位吧。
”
机车制造与维护
“7·23”甬台温铁路动车追尾事故，动车组首先受到质疑。
追尾事故中，后车D301为CRH2车型，由中国南车（601766.SH）旗下的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四方股份”）引进日本川崎重工技术生产。
前车D3115为CRH1车型，由南车四方车辆有限公司与加拿大庞巴迪的合资公司BST生产。
中国南车董秘邵仁强在事故发生当日接受采访时，对于事故因“信号系统在高速下失效”造成两车相撞的说法，予以坚决否认。
他表示，高速绝不是事故原因。
在高速动车组制造领域，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601299.SH）被称为“南北双雄”。
中国南车2010年年报显示，南车动车组板块由控股子公司四方股份和合营企业BST（持股50%）两家整车企业，以及株洲所、电机公司、浦镇公司、戚墅堰所等核心部件公司组成。
截至2010年底，共交付高速动车组295列，占我国在线运行各个速度等级高速动车组的65%。
2010年，中国南车动车组业务收入146.84亿元，占公司总收入的22.62%，比上年同期增长84%，在所有业务板块中增长最高。
在中国南车背后，还有一个围绕动车组制造延伸的产业链。
中国南车总裁助理、中国南车（香港）有限公司（1766.HK）总裁李志轩此前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曾表示，一个动车组有数万个零部件，除了高技术的核心部件由南车集团的骨干企业提供外，其他大多为集团外的企业配套提供。
比较直观的如机车内装饰、照明系统等，这些都是由国内的配套供应商提供的。
2010年，中国南车仅在湖南株洲地区就创造了300多亿元的产值，由此带动的地方产业产值接近千亿元。
运行系统和轨道交通信息化
铁路信号系统是此次温州事故中另一个为人诟病的热点。
公开信息显示，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下称“通号集团”）与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旗下的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共同承建甬台温线四电（电气化、电力、通讯、信号）系统集成工程。
其中，通号集团承接该合同的通信信号系统，合同价格约为人民币5亿元。
除了总集成商，还有佳讯飞鸿（300213.SZ）、辉煌科技（002296.SZ）、世纪瑞尔（300150.SZ）、和利时（NASDAQ：
HOLI）等供货商，以及通号集团旗下的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等，参与其中。
7月28日，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就动车追尾事故公开致歉。
自2007年4月份全国铁路第六次大面积提速之后，铁路信息化投入大幅提升。
世纪瑞尔招股书中引述铁道部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统计数据称，2008年铁路行业信息化建设投资总额为85.45亿元，2009年为92.15亿元，2011年的预测值则为193.35亿元。
数据显示，2009年，铁路行车安全监控系统供应商前四名分别为北京世纪瑞尔（20.12%），江苏今创安达（11.58%），河南辉煌科技（10.70%），北京国铁华晨（7.05%），合计占据49.45%的市场份额。
（本刊记者张璐晶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刊2011年6月20日封面报道《京沪高铁：
速度下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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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股市值三天蒸发近400亿
《中国经济周刊》实习生郑自若|整理《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30期）
据Wind统计数据显示，上周前三个交易日，高铁板块累计收跌8.04%，市值蒸发399.4亿元。
其中，累计收跌的个股多达33只，占比近九成；跌幅超过一成的个股数量为9只。
而同期两市跌幅超过一成的个股数量为17只，这种情况还是在7月27日高铁板块股随着大盘涨势小幅飘红之后出现的。
仅仅就动车事故发生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来讲，7月25日，剔除全天停牌的个股，33只高铁概念股的A股总市值快速下行至4203亿元，较前一交易日锐减316.31亿元，占据这三天市值缩水中的绝大部分。
另据大智慧信息统计披露，38只成份股的铁路基建指数两日累计跌幅为6.49%，而自7月高点以来，下跌幅度超过10%，较同期上证指数4.48%的跌幅，远远跑输大盘。
从基金层面上讲：
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近日的暴跌使得基金遭受重创。
根据基金二季报，截至6月底，12只基金重仓持有中国南车，持股总量为21639.49万股，持股市值为14.347亿元。
近两日中国南车暴跌，这12只基金的持股市值约为12.594亿元，市值两天蒸发1.752亿元。
同时，15只持有中国北车的基金，持股总量为18175.8万股，现在基金持有的中国北车市值已经蒸发了1.58亿元。
在“南北双雄”上，基金短短两天就亏损了3.33亿元。
去年下半年开始，高铁概念股甚至成为热门持仓的概念板块。
而2010年年报数据显示，37只高铁概念股中，基金参与投资的有34只，其中有14只个股基金控盘比例（持股占流通股比例）超过20%。
此次“7·23”动车事故导致投资者对于高铁过快发展表示担忧，后市短期内有补涨可能，但长期走势依然存在风险。
高铁概念股
基础建设环节
中国中铁（601390.SH）、中国铁建（601186.SH）、中铁二局（600528.SH）、隧道股份（600820.SH）
机车制造及零部件环节
中国南车（601766.SH）、中国北车（601299.SH）、北方国际（000065.SZ）、
特锐德（300001.SZ）、南方汇通（000920.SZ）、北方创业（600967.SH）、
湘电股份（600416.SH）、晋西车轴（600495.SH）、西北轴承（000595.SZ）、
太钢不锈（000825.SZ）、太原重工（600169.SH）、晋亿实业（601002.SH）、
时代新材（600458.SH）
运行系统环节
世纪瑞尔（300150.SZ）、远望谷（002161.SZ）、辉煌科技（002296.SZ）、
赛为智能（300044.SZ）、和利时（HOLI.NASDAQ）、佳讯飞鸿（300213.SZ）
水困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郭芳|北京报道《中国经济周刊》（2011-07-26）
刘根生是甘肃省会宁县的一位农民，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来到了首都北京，住在一个宾馆里边。
然而，来到京城的当天晚上，他几乎一夜未眠。
因为隔壁房间的客人洗浴、上厕所时，水龙头、淋浴喷头、抽水马桶的水哗哗地流。
躺在床上的刘根生，听见哗哗的水流声，心疼得整夜睡不着觉。
“声音一响，心就咯噔一下，揪心得慌，躺不住，坐起来，也坐不住，一整夜来回走。
太浪费了！
怎么可以这样浪费呢？
”刘根生从未想象过可以这样用水，在他的家乡，人们每天早上从水窖里打出半桶水，先洗菜，菜洗完后，把水澄清倒出来洗脸，洗完脸后再用它擦桌子，擦完桌子后，再拿来拌饲料喂猪。
刘根生不敢拧开宾馆的水龙头，怕那水就这样哗哗地往外流。
他问宾馆服务生要脸盆，想接水洗漱，服务生很诧异地告诉他，没有脸盆。
刘根生的家乡甘肃省会宁县，是中国最干旱贫困的县之一，年均降水量340毫米，年蒸发量却有1800毫米，有“会宁水似金”之说。
位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甘肃属于中国缺水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在过去的20多年里，王浩几乎跑遍了中国所有的河流湖泊和干旱地区，寻求中国水资源困局的解决方案。
短缺
院士推广“转圈洗澡”可省一半水
王浩，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所长。
他的主攻方向是水资源管理和配置。
7月中旬，他身着一身西装，配了一双凉鞋，出现在了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的现场接受采访。
因为严重的腰疾，做过手术，不能弯腰系鞋带，因此，他大多数场合都是穿着凉鞋。
接受采访的前两天，也是穿着这双凉鞋，他刚从4824米海拔的三江源头下来，那里的温度低至1℃～5℃，同行的人中没有穿凉鞋的。
他穿着凉鞋走过了很多的河流湖泊和干旱地区。
1996年，在西部大开发前夕，王浩因为要做西北地区面向生态水资源合理配置的项目，去了另一个严重缺水的省份宁夏做调研。
在宁夏的中部高原上，有一个十分缺水的地方，叫“喊叫水乡”。
“十年九旱”是人们对这片贫瘠土地的描述。
“这个地方缺水到什么程度呢？
老百姓靠着下雨天，将雨储存到水窖里，平时就吃水窖里的水，但水窖的水不够用，政府就派水车来送水。
麻雀是最怕人的，结果麻雀和人争着去喝水车上的水。
”王浩说，因为方圆一二百里都没有水源，麻雀找不到喝水的地方，渴得连人也顾不上怕了。
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地方。
上世纪末，这个地方的人均收入大约每年1000块钱，可是一车水拉到地头，要值80块钱，占去了年收入的12.5%。
“一年的收入才1000块钱，这80块钱的一车水，多珍贵。
老百姓根本舍不得用，只用来喝和做饭。
”
在这些地方，洗澡自然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
最极端的情形是：
一辈子只洗三次澡，出生的时候、结婚的时候，还有去世的时候。
作为一个对中国水资源困境有着深刻了解的学者，在王浩看来，畅快淋漓地淋浴也是一件“有点太奢侈”的事情。
他“发明”了一种转着圈洗澡的办法。
“站在淋浴喷头下转着圈洗，利用地球重力，不要让水老冲一个地方，而是均匀地，一边转圈，一边洗，这样洗能节约一半的水。
”
其实城市里也很缺水。
中国有600多个城市，其中400多个城市缺水，110个城市严重缺水。
北京也是缺水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人均水资源量已降至120立方米，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水资源短缺警戒线——1700立方米。
“北京的水资源紧缺程度已经超乎想象。
目前的北京用水主要靠过度开采地下水勉强维持，同时迫切地等待着南水北调2014年中线通水到北京。
”王浩说，北京已经做了非常的大努力，用水效率超过了美国的全国水平，这在中国是不多见的。
南方的另一个城市，深圳也非常缺水。
深圳的用水源自东江流域，整个东江流域担负着6个城市的供水和发电任务，从上游河源市开始，下边是惠州市，紧接着是深圳，再下边是香港，然后是东莞，最后是广州。
这6个城市为了高效用水，减少纠纷，对东江流域进行了分水，把东江流域的水资源总量拿出一部分来给生态用，剩下的部分为6个城市的国民经济用水。
分水方案最终获广东省政府批准。
但该方案中，深圳由于人口增加较快，人均水资源量相对较少，用水很紧张。
王浩估算，深圳人均用水量也在200立方米以下。
中国属于世界上的贫水国家之一，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4，居世界第109位，而且分布很不平衡：
长江、珠江、东南和西南诸河流域，GDP和人口约占全国的一半，但是水资源占了84%；北方的海河、黄河、淮河、辽河、松花江及西北诸河流域，耕地面积占了全国65%，同时又是粮食的主产区，是农业的主要灌溉区，水资源却只占全国的16%。
尤其是黄河、淮河和海河3个流域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15%，耕地、人口和 GDP分别占全国的1/3，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7%，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由于高强度的人类活动，用水量激增，黄河、淮河、海河、辽河都曾有不同程度的断流。
“最严重的断流发生在1997年，黄河干流断流了226天，整个河口断流里程接近800公里。
”如今，黄河的平均径流量已经从过去的580亿立方米降到了535亿立方米，并且有持续下降的趋势。
海河的状况更为堪忧。
“海河流域无河不干，有水皆污。
从丹江口水库到北京这1260公里，要横跨220多条河，当你走到别的流域，河里都还有水，一进入海河流域，河都是干的，缺水缺得很厉害。
”这是王浩感到最痛心的一个流域，先天水资源分布就不足，流域人口多，工业发展快，城市化又快，经济社会用水最终挤占了生态用水。
王浩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强化水资源需求管理，建设节水防污型社会，提高水的利用效益和效率；其次，辅助多水源的利用，“作为辅助手段，跨流域调水也是可以考虑的”。
浪费
中国工业用水成本仅占0.6％
于是，王浩所到之处便呼吁提高水价。
“老喊水价要调整，于是就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了。
”在他看来，把水管理好，最核心的即是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和效益，水价不高，节水就没有动力。
他认为，中国的水价格严重偏低。
这使得中国面临的水资源最大挑战是，无序用水、低效用水。
“一瓶矿泉水的价格能买几百方的黄河水，农民自然没有节水的动力。
”中国的农业灌溉方式多采取大水漫灌而且是超量重复灌溉，这种方式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产量也并不因此而增长。
在发达国家，水费支出一般占到家庭支出的2.5%～3%，工业中，水的成本占制成品总成本的3%左右。
但在中国，这个比例分别为0.5%和0.6%。
2006年，王浩曾为北京做了一个提高水价的价格模型，“以北京2006年的人均收入水平，现在的5.07元每立方米涨到11.42元每立方米，对物价的影响仅有0.6%。
”当然，政府也要充分照顾到弱势群体。
但事实上，地方在取水许可、水资源论证方面，很多时候仍然是失之宽松，“禁不住一些用水大户企业的反复劝说，最后的结果是搞水资源论证的人，手一宽，便会造成国民经济用水对生态用水的挤占”。
目前全国的用水总量是5960亿立方米。
“但真正一手监测的数据也就20%，大部分是统计填表，不太准确。
”王浩说。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监测体系的主要监测对象是自然水循环如防洪、航运、发电、洪水干旱等方面，而对社会水循环如供水、用水、耗水、排水的监测相当薄弱。
根据王浩透露，“现在水利部和财政部也都达成了一致，今后三年水资源费将大力加强水资源监测管理体系。
”在未来的三年时间里，要迅速地把20%监测量提高到80%以上，“把大的用水户和排水户全部监测起来，以后逐步完善，增到95%以上。
要对80%以上的用水情况、耗水情况、排水情况进行监测，这样管理才有抓手。
”
污染
企业接到超标排放罚单像过年
导致水贫困的另一个杀手：
污染。
根据王浩给出的数据：
全国几千个水功能区水质的达标率是56%，还有44%不达标。
“在广大的东部地区，水质基本都没有达标，特别严重的一个是太湖流域，一个是海河流域。
”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国家的排放标准订立得并不科学。
如今适用的排污标准源自上世纪70年代西欧、北美和日本的排放标准，“但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中国国情，国外地广人稀，100公里长的河道，也就三五家工厂，但中国100公里的河边上，上千家工厂。
”王浩说，在珠三角、长三角，100公里的河道，甚至不止上千家工厂，非常密集。
“欧美三五家工厂依照这个标准排放，这条河水是清的，但到中国来，这条河的水就不堪重负了。
”
他认为，污水排放的标准必须与江湖水体纳污能力挂钩。
大体的程序是：
河流先确定水功能，根据服务功能定水质等级，根据水质等级定入河排污量，根据入河排污量，定允许陆上进入河里的污染负荷量，然后把应削减的污染负荷量分解到各个生产单位，把指标分解下去，这样从水域反推到陆域的标准才是和谐的。
导致污染恶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企业守法的成本太高，而违法成本又太低。
在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王浩发现，“一些企业，一接到环保局的超标排污收费罚单后，企业上下一片欢腾，跟过年似的。
为什么？
因为企业若要达标排放，要多花十倍的钱，不达标排放，交一点罚款就够了。
”
制度的不合理，变相地鼓励了企业的污染行为。
最后的污水处理环节，问题同样突出。
“污水处理厂应该要完成两级处理工艺，但一些地方的污水处理厂为了节省运行费，进来的污水，只经一级处理（物理处理）就出去了，生化处理就不搞了。
”更严重的情况是，污水处理厂干脆停工不运行，到检查的时候才开启。
这是中国水贫困的全部现实。
“过去，水是农业的命脉。
现在看来，水不仅是农业的命脉，而且是国民经济的命脉。
”
在此背景下，7月8日，中国召开了历史以来最高规格的治水会议。
而今年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了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定下了三条红线：
总量控制的红线、效率控制的红线以及污染控制的红线。
无论如何，“水资源一定要进行全流域管理，因为水是按流域来流动的，要管理它，就得按照大自然的规律。
但在中国的体制下，很多事权都属于区域管理。
区域管理要服从流域管理。
”
而王浩最大的担忧仍然是区域的管理不服从流域的管理。
巴拿马—中国贸发办事处常驻代表莫拉莱斯：
“巴拿马是拉丁美洲最好投资地”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胡雪琴汪拓|北京报道《中国经济周刊》（2011-07-26）
“巴拿马是安全而优质的投资地之一，希望更多的中国大企业走进巴拿马。
”7月2日，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的独家专访时，巴拿马—中国贸易发展办事处常驻代表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如是表示。
由于巴拿马尚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导致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较为缓慢。
莫拉莱斯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有权利发展经济，摆脱贫穷。
我认为，中国将在十年左右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快速发展是好事，至于西方国家怎么看，那仅仅是他们的观点而已。
”
“巴拿马和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都是各自区域经济发展的领跑者。
虽然中国很大、巴拿马很小，但两国同样需要优势互补，携手共进。
”
拉丁美洲最好的投资地
“到巴拿马投资的政治风险其实很小，甚至比那些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还小。
2010年，先后有两家国际评估机构惠誉国际和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评估结果是，巴拿马是拉丁美洲地区最好的投资地之一。
在该地区仅有墨西哥、秘鲁、智利、巴西以及巴拿马拥有投资评级。
”莫拉莱斯说。
现在，巴拿马已经出现了许多知名的中国公司的身影，如中远集团、中国石化集团、中国海运集团、中国银行以及华为公司和中兴公司等，“但他们仅仅在巴拿马设立了办事处，买个办公楼之类的，负责拉美地区的事务，远不像在拉美其他国家有大笔的投资和真正实际的开发运营等。
”“由于中巴政府层面尚未建交，以至于两国在对方设立的都是贸易发展办事处，仅仅从事一些私人或者私企方面的经贸往来。
”
提到中巴之间的关系，不能不说到两个地方，即巴拿马运河和科隆自由贸易区，不过，没有运河就没有科隆自由贸易区，运河是巴拿马的经济之本。
早在1984年7月，中国就在科隆自由贸易区建立了中国拉丁美洲贸易中心，成为中国产品流向拉丁美洲的集散地。
科隆自由贸易区堪称加勒比海沿岸的“小香港”，规模在世界上仅次于香港。
中国制造的商品在该区达到60%以上。
莫拉莱斯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2010年，科隆自由贸易区从中国进口额达到了36.83亿美元，另外，从中国进口用于巴拿马本国消费的金额达到了4.9亿美元，两项相加，即巴拿马从中国的进口额超过了40亿美元。
”
中国已是巴拿马运河第二大用户
巴拿马因巴拿马运河而闻名天下。
巴拿马运河因为贯通太平洋和大西洋，号称“世界桥梁”，也被称为美国的地峡生命线，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也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
莫拉莱斯说：
“巴拿马运河是巴拿马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1999年，我们从美国人那收回运河及附近领土的主权后，巴拿马运河的作用日益光大。
中国已经越过日本，成为巴拿马运河的第二大用户。
”
巴拿马运河自1914年通航后，改写了世界航运的历史。
然而，现年近百岁的巴拿马运河老了。
运营该航线的中远集团总裁魏家福曾感叹道，运河每天仅能通行40艘船舶，有近百艘船舶在无奈中等待。
莫拉莱斯也有同感，“运河河道和港口吞吐能力已达极限，唯一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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