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有色金属工业第811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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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有色金属工业第811章

当代中国的有色金属工业（第811章）

第八章教育培训

第一节　有色金属高、中等专业教育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从一九四六年春到一九四九年秋，经过三年多时间，陆续恢复和建立了一批设有矿冶系（科）的高、中等专业学校，为冶金工业生产建设服务。

中等专业学校有吉林、鞍山、本溪、沈阳等4所工科高级职业学校，其中沈阳工科高级职业学校所设的非铁冶金科，实为开办有色金属冶金专业的先声；高等专业学校有哈尔滨工业大学、沈阳工学院、大连工业专科学校等。

新中国诞生后，有色金属高、中等专业教育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在一九八三年四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成立之前，有色金属工业归冶金工业部管辖，有色金属工业所需的专业人才主要依靠冶金工业部所属的以有色金属专业为主的院校和设置有色金属专业的有关院校培养。

前者有中南矿冶学院、昆明工学院、江西冶金学院、长沙冶金工业学校等；后者有东北工学院、北京钢铁学院、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沈阳黄金专科学校等。

此外，还有省、直辖市领导的院校（含冶金工业部下放给地方的院校），如河北矿冶学院、广东矿冶学院、上海工业大学、昆明冶金工业学校、株洲冶金工业学校、山东省冶金工业学校、贵州省冶金学校、安徽省铜陵有色金属工业学校等，他们也为有色金属工业输送了不少专业人才。

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成立之后，从冶金工业部所属的25所高、中等专业院校中划出10所归有色金属总公司领导。

这10所院校是：

全国重点高等学校中南矿冶学院（一九八五年七月改称中南工业大学）；总公司重点大学昆明工学院、江西冶金学院、北京冶金机电学院（一九八五年改名为北方工业大学）、桂林冶金地质学院、浙江冶金经济专科学校、华山冶金医学专科学校；还有全国重点中等专业学校吉林冶金电气化学校、长沙冶金工业学校、长春冶金建筑学校（一九八四年十月，经教育部批准，这三所学校分别改建为吉林电气化专科学校、长沙有色金属专科学校、长春建筑专科学校）。

随着地方有色金属企业、事业单位的上划，一九八三年九月、十月先后增加了南昌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原江西省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和广州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原为广东省冶金工业学校）。

一九八四年、一九八五年，还分别开始筹建南宁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和乌鲁木齐有色金属工业学校。

三十六年来，这些院校共培养了106052名学生。

其中研究生341人（不包括在职和委托培养的研究生），本科毕业生47522人，专科生7817人，中专生50372人。

这些毕业生许多人奋战在有色金属工业的第一线，不少人担任着各级生产、技术、管理部门的领导工作或业务骨干。

总的来看，有色金属工业教育的发展是迅速的，成绩是巨大的，但它经历了曲折前进的过程。

一、三年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时期的教育

有色金属高、中等专业院校大多数在建校初期条件较差。

广大师生员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边建校，边教学。

缺少宿舍，几十名学生就挤在一间屋子里，用草席铺在地板上睡觉；没有食堂，就在简易的帐蓬内就餐；缺少教室，就在临时搭的席棚里上课；缺少教材，教师就现编、现印、现用；没有教学设备，就发动师生自制简易教具。

党和政府为这些院校选派了一批经过革命锻炼的干部担任领导工作；拨付了必需的经费，修复和兴建校舍，增添仪器设备，使教学条件很快地得到了改善。

经过短短几年的艰苦创业，先后成立了8所院校（其中两所是接管的，4所是调整、改建的，两所是新建的），为培养有色金属工业高、中级专业人才建立了基地。

这是有色金属工业教育蓬勃发展的时期。

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和中等专业学校的调整。

与此同时，开展了以学习苏联的教育工作经验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改革，按照苏联的模式设置专业，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翻译和使用苏联教材，使教学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特别是学生通过实践性教学环节，能掌握本专业的生产知识和基本技能，毕业后能够较快地适应实际工作的要求。

然而，由于缺乏经验，各院校在学习苏联经验时没有很好地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苏联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处理不当，曾经比较普遍地出现过学习负担过重的现象。

各院校及时检查和总结了存在的问题，修订了教学计划，自订了教学大纲，采取适当减少课程门数和学时、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等措施，很快地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现象有了改变，教学质量有所提高。

为了健全教学管理，各院校还参照苏联的有关文件，制订了各级管理部门和教学组织的规章制度；制订了学生学籍管理、考试考查等办法；制订了全校学年和学期工作计划。

办事有章程，工作有计划，事后有检查，期末有总结，是这一时期管理工作的特点。

各院校还组织教师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开展教学研究活动，总结交流经验，改进教学工作。

为了直接学习苏联的科学技术和教学工作经验，中南矿冶学院、昆明工学院先后从苏联高等学校聘请了8名专家来院讲学、培养研究生、指导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工作。

一九五四年，中南矿冶学院派出第一批留学生6人去苏联高等学校学习。

8所院校的广大教职员工在中国共产党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下，思想觉悟逐步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尤其是教师通过学习苏联经验、总结自己的教学和科学实践，以及边教边学、集体互学、参加培训班、到校外听课等多种形式的业务进修，教学能力和学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这一时期还通过招聘旧中国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接受国家分配新毕业的大学生，大力充实了师资队伍。

以中南矿冶学院为例，一九五二年组建时，原有教师仅50余人，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当年就为该院增加教师100多人。

至一九五六年，8所院校已拥有教师1427人，为一九五二年的2.6倍；其中两所学院拥有教授37人、副教授31人和讲师152人。

8所院校由建校初期的25个专业点，发展到一九五六年的31个专业点；校舍建筑面积为25万平方米，是一九五二年的3.8倍；总共建立了56个实验室、陈列室和5个实习工厂；在校学生已达14508人，是一九五二年的2.2倍。

这一时期，各院校十分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教学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普遍注意引导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

据7所院校（桂林地质学校无毕业生）统计，共毕业学生9584人，其中：

研究生13人，本科生982人，专科生1933人，中专生6656人。

科学研究工作也开始起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中南矿冶学院、昆明工学院从一九五四年起，先后进行了112项科学研究，取得了87项成果。

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各院校反右派斗争，由于斗争扩大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批知识分子和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和干部的积极性，给学校的教学、科研等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

二、“大跃进”及调整时期的教育

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党的教育方针，开展了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革命。

由于在指导工作上犯了“左”的错误，受其影响，有色金属高、中等专业教育也出现了失误。

为了配合全国工农业“大跃进”，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有色金属高、中等专业院校不顾主客观条件，违背办学规律，搞了“教育大跃进”，中等专业学校盲目升格，各院校猛增专业，大量招生。

原有的6所中等专业学校全部下放地方，其中：

两所升格为学院，3所升格为专科学校，1所由1校分成3校。

8所院校的专业点从32个猛增到84个，学生人数从一九五六年的14508人增加到一九六○年的21730人，增加了50%。

各院校在几个月内掀起了“大办工厂”的浪潮，中南矿冶学院就办起了上百个“工厂”。

各院校还发动群众“大编教材”，其结果是内容庞杂、质量低劣。

在“教育革命”中，教学上“大破大立”，师生参加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过多，教学时数大减，教学秩序大乱，造成学生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掌握少，基本技能训练差。

这一切，导致了教育质量明显下降。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制订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同年一、二月间，教育部召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如何贯彻“八字”方针，如何对全国高等学校实行“四定”（即定规模、定任务、定方向、定专业）；七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及中等专业学校调整工作会议，讨论了裁并学校、压缩规模、合理布局、提高质量等问题；九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条例（草案）》（简称《高校六十条》）以便在教育工作中具体贯彻“八字”方针。

有色金属高、中等专业院校在贯彻“八字”方针、贯彻会议精神和执行《高校六十条》中，采取了有力措施，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经过全国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调整工作，有色金属高、中等专业院校都压缩了规模，调整了专业。

中南矿冶学院的在校生从一九六○年的6394人减为一九六六年的4404人，专业从25个调整为21个，校办工厂只保留了3个。

昆明工学院在校生由一九六一年的4089人减为一九六六年的2710人，专业从22个调整为10个，校办工厂只保留了两个。

6所中等专业学校（其中5所摘掉了“高等学校”的帽子）重归冶金工业部领导，学校规模和专业也作了相应的调整。

各院校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在成立院（校）务委员会时，吸收一些教师参加学校的管理；召开教师，特别是教授、讲师、民主党派成员座谈会，虚心听取他们对办学的意见；分期分批地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晋升了一批教师的职称，增加了骨干教师的工资，对讲师以上教师在生活上给予了适当的照顾。

冶金工业部一九六二年七月在沈阳召开了直属高等工业学校修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座谈会，一九六三年二月在上海召开了中等专业教育会议。

这两个会议总结了教育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明确了各院校修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以及编写教材的任务。

根据这两个会议以及其他有关会议精神，各院校都认真地调整了教学计划，加强了教学各个环节，稳定了教学秩序，使学校工作重新走上正轨，教学质量很快有了明显的提高。

这一期间，有色金属工业高、中等专业教育在遭受到挫折的同时，仍然取得了一定成绩。

一九五八年新办了江西冶金学院和鞍山冶金医学专科学校（后者于1970年迁至陕西省华阴县，改名为华山医学专科学校）。

至此，有色金属高、中等专业院校已增至10所。

这些院校的教师，一九六六年发展到2386人，为一九五六年8所院校的1.67倍。

专业设置经过调整，一九六六年10所院校有59个专业点，比一九五六年8所院校增加了27个专业点。

办学的物质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这十年教育经费共10338万元，为前七年的3.5倍；实验室由一九五六年的56个，增至一九六六年的152个，增加了1.7倍；翻译和编写、出版的教材或专著140种，是前七年的11.6倍。

此外，图书资料也有了很大增加。

这十年，10所院校为国家培养了高、中等专业人才36974人，是前七年8所院校培养人才数的3.8倍。

其中：

研究生89人，本科生15946人，专科生3775人，中专生17164人。

这一期间，院校的科学研究也取得了一批成果，直接支援了国家建设。

中南矿冶学院共完成科研435项，取得成果的有125项，其中16项为重要科技成果。

他们研制的新材料，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做出了贡献。

昆明工学院取得成果的科研项目有41项，其中有的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或有重大的影响。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育

“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教育首当其冲，深受其害，学校成为“重灾区”。

这一期间，各校都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矛头直指党政领导干部和广大教师。

领导干部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特务”等罪名遭受批斗，广大教师则被诬蔑为“反动学术权威”、“阶级异己分子”、“臭老九”等而受到同样的折磨。

据不完全统计，10所院校共批斗了1299人，占教职工总数的24.8%。

这一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教育界推行了一整套极左的政策，干扰教育工作，违背教育规律，破坏教学秩序，使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10所院校的校园和房舍不同程度地被外单位占用，教学仪器设备和图书的损失很大，办学条件严重恶化。

据统计，10所院校在校学生人数，正常年份的一九六五年是14265人，到一九七○年已减至2420人，为一九六五年的六分之一；到一九七一年再减至1411人，还不到一九六五年的十分之一。

这些院校，六、七年没有招生，直到一九七一年才按照“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即废除了考试招生制度），招收工农兵学员，培养质量一般较差，而且由于长期没招生，少为国家培养约8000名大学生和12000名中专生。

四、走向振兴时期的教育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战线全面清理“左”的错误的影响，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从而开创了走向振兴的局面。

（一）拨乱反正，教育工作重新走上正轨。

有色金属高、中等专业院校在全国统一部署下，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动言行，全面清理“左”的错误影响，端正了办学的指导思想。

一九七七年，恢复了考试招生制度；一九七八年，撤销了各院校的革命委员会，恢复了党委领导下的院校长负责制。

一批熟悉学校工作的干部和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教授被吸收到重要领导岗位上来，如陈新民、黄培云、陈国达、蒋良俊、屈维德、王源璋、张瑞纶等教授都被任命为副院长，以后经国务院批准，陈新民还被任命为中南矿冶学院名誉院长。

各院校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地认真地清理了建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由于“左”的错误所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

据10所院校不完全统计，共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863起，历史老案182起，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363人，全都给予了改正。

此外，还对教职工档案中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清理，并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

通过这一系列工作，增强了内部团结，调动了积极因素。

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和部署，大力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各院校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政治上充分信任；二是工作上合理安排，大胆使用；三是生活上优先给予关心和照顾。

这样，广大教师受到鼓舞，工作态度和精神面貌发生变化。

有些年逾古稀的教授，仍坚持教课，还要培养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进行科学研究和撰写学术著作；有的教师不顾年迈体衰，依然深入工厂、矿山，了解生产实际，或接受技术咨询，或出国进行学术考察和学术交流，普遍表示要为教育事业贡献毕生的精力。

（二）适应生产建设的需要，积极发展教育事业。

为扩大高等学校培养能力，一九七八年末，经国务院批准，将北京钢铁工业学校、桂林冶金地质学校、浙江冶金工业学校分别改建为北京冶金机电学院、桂林冶金地质学院、浙江冶金经济专科学校。

为了调整本科生、专科生和中专生的比例，一九八四年开始扩建广州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南昌有色金属工业学校，筹建南宁有色金属工业学校、乌鲁木齐有色金属工业学校，以保证将吉林、长沙、长春等3所中等专业学校改建为专科学校之后，培养中专生的任务保持不变。

原有的高、中等专业院校都挖掘潜力，创造条件，积极扩大培养学生的规模。

为了适应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还调整了原有院校的专业，增设了一些短缺专业。

一九八三年，7所高等院校的专业为32种，专业点为60个；3所中等专业学校的专业为17种，专业点为18个。

此后，随着院校的扩建、改建和新建，专业设置又进一步作了调整。

到一九八五年，10所高等院校的专业为49种，专业点为95个；3所专科学校的中专班和两所中等专业学校的专业为21种，专业点为26个。

（三）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进行教学改革。

恢复考试招生制度以后，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在安阳召开了冶金高等院校教材工作座谈会，一九七八年二月在长沙召开了冶金中等专业学校教材工作座谈会。

这两个会议，认真讨论了制订教学计划的问题，明确了培养目标，确定了制订各专业教学计划的具体分工。

但是，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所制订的教学计划并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要求。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又在沈阳召开了冶金高等院校教学计划工作会议，提出要认真总结中国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借鉴外国的有益经验，放宽专业口径，加强基础理论，更新教学内容，修订出符合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教学计划。

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学计划，也在一九七九年根据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二年等新情况作了修订，调整了课程设置和教学安排。

这两个会议，还着重研究了矿冶类专业的教材编审问题，制订了教材工作规划。

截至一九八三年止，各院校分工编写、统一出版的教材共96种，其中高等学校教材58种，中等专业学校教材38种。

这些教材的出版，对于提高教学质量起了良好的作用。

一九七九年以来，各院校对教学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加强了管理工作的改革，重新建立或健全了必要的规章制度，使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提高了管理水平。

一九七七年以来，10所院校普遍重视并加强了基础理论课的教学。

第一阶段，立足于恢复，重新修订教学大纲；在抓好课堂教学这一主要环节的同时，恢复其他各个教学环节，大力提高实验开出率和实验课的质量。

第二阶段，着重于改革，减少教学时数，精选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各院校还开展了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的研究。

一九八一年，成立了中国冶金高等教育学会，并出版会刊《冶金高等教育研究》。

同年，成立了冶金中等专业学校基础课学科协作会，随后出版了《冶金中专教育》。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有色金属高、中等专业院校另行成立了中国有色金属高等教育学会，并出版《有色金属高教研究》。

（四）增强招收研究生能力，改进研究生培养工作。

中南矿冶学院和昆明工学院于一九七八年恢复研究生的招生工作，一九八一年开始实行学位制度，招收攻读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研究生。

经国务院批准，中南矿冶学院有5个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和专业，17个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和专业；昆明工学院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和专业1个，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和专业6个。

一九八五年，教育部批准江西冶金学院招收采矿工程、矿山机械专业硕士研究生。

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五年，招收研究生数增长很快，一九七八年仅招64人，一九八五年已达432人，增长了5.8倍。

这几年，3所院校共招收研究生1089人（包括在职和委托培养研究生），其中：

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48人，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953人，研究生班88人。

截至一九八五年底，研究生共毕业353人，其中获博士学位的1人，获硕士学位的352人。

（五）科学研究面向经济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各院校发挥学科专业全、科技力量强等优势，除承担国家部（委）和省（市）下达的科研任务外，还积极开展与地方及生产部门的科研协作。

近几年来，中南矿冶学院与辽宁省本溪市、湖北省宜昌市等地相继建立了科研协作关系。

由于科研领域不断扩大，各院校进行的科研项目在逐年增加。

例如昆明工学院，一九七七年只有16个科研项目，一九八三年增加到130项，一九八五年再增加到255项；吉林冶金电气化学校和长沙冶金工业学校，也有部分教师通过厂校协作，承担了一些科研任务，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五年，10所院校共完成科研任务1224项，其中：

取得成果的673项，获得部、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奖的223项。

中南矿冶学院研制成功的三叉戟飞机刹车静片、碳化硼气浮轴承材料，反坦克导弹中的钼喷管等，为国防军工生产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振动出矿机在全国200个矿山推广使用1700台，年经济效益已超过千万元。

昆明工学院完成的采空区氡的析出规律与控制方法的研究，为解决矿山开采对放射性氡的防护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理论研究成果中，最突出的是中南矿冶学院陈国达教授在五十年代中期奠定基础的“地洼学说”在这一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已被国际地质学界公认为一个新的学派。

学校科研领域的扩大，不仅有利于改进教学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且开辟了科研经费的重要来源，为进一步发展科研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据5所院校统计，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三年科研经费总计1828万元，其中：

国家拨给的科研事业费282.5万元，国家部（委）拨给的专项科研经费862.1万元，通过承担地方科研项目和厂校协作科研项目得到的经费683.4万元。

（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

一九七九年以来，各院校普遍重视教师在校内外的进修、提高工作。

5所院校先后选派了146名教师分别到国外30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进修。

为了提高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适应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各高等院校都注意加强骨干教师的培养和学术梯队的建设，选择了一批优秀中年教授、副教授或讲师，明确培养方向和任务，保证进修的必要条件，使他们在科学技术上有所创新，成为本学科和专业的学术带头人，带动整个学术梯队。

经过这一时期的调整、充实和培养，12所院校的师资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加强。

截至一九八五年底，10所高等院校共有教师4393人，其中：

教授70人，副教授437人，讲师1845人。

两所中等专业学校共有教师144人，其中：

讲师30人，教员48人。

（七）对外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一九八○至一九八五年，4所学院与外国高等学校签订了21个合作协议。

北京冶金机电学院按照与日本拓殖大学签订的合作协议，从一九八一年起，每年接受拓殖大学留学生10人，举办汉语专修班，每期半年，已培养了50人。

一九七九年以来，5所院校邀请来校讲学的外国专家、教授已达140多人，有些知名学者被聘任为名誉教授。

一九七五至一九八三年，中南矿冶学院有3名教授和两名讲师应国外的9所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的邀请前往讲学；中南矿冶学院、昆明工学院和江西冶金学院有11名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应邀前往国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一九八○年以来，中南矿冶学院、昆明工学院、北京冶金机电学院、桂林冶金地质学院先后选派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多人参加20多个出国团组，分别应邀到国外的高等学校、科研单位和生产企业进行访问和考察。

（八）按照干部“四化”的方针，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

一九七九年，10所院校的领导班子曾经作了一次调整。

一九八三年，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领导下，按照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对各院校的领导班子又进行了全面的调整。

这次调整之后，10所院校的领导班子的人数从原来的67人减少到51人；平均年龄从60.5岁下降到51.4岁；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从44.8%上升到76.5%。

随着院校级领导班子的建立，对中层领导班子也相应地进行了调整和加强。

这就为学校开创工作新局面提供了重要条件。

（九）增加教育经费，大力改善办学条件。

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五年，国家给10所院校的教育事业经费为22628万元，占建国以来三十六年经费总额的50.2%。

九年中，10所院校的基本建设投资为10996万元，占建国以来三十六年基建投资总额的67%；基建面积为38.3万平方米，占三十六年来基建总面积的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