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陵刻经处研究报告.docx

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陵刻经处研究报告.docx

《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陵刻经处研究报告.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陵刻经处研究报告.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陵刻经处研究报告

金陵刻经印刷技术调研报告

【摘要】

金陵刻经处是我国近现代第一家由佛教学者创设的集编校、刻印、流通为一体的佛教文化机构，对我国佛教文化的继承和延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金陵刻经处自1866年创办以来，一直使用雕版印刷这一古老的技艺刻印经籍，金陵刻经处刻印的经籍以其选本精严、内容纯正、校勘严谨、版式疏朗、字大悦目、刻印考究、纸墨精良而享有很高的声誉，素有我国佛教界传统刻印的“金陵本”之称。

金陵刻经处保持了我国传统的木刻水印技术，同其他古老技艺一样，是通过家族传授、师徒传授的方式进行传承，现已经传到第七代。

本文以金陵刻经处雕版印刷技艺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考察其技艺传承，经济社会价值，从而对金陵刻经雕版印刷技术的开发与保护提出建议。

关键词:

金陵刻经处雕版印刷技艺版本传承家族传授师徒传授

绪论

由于传统佛教自身的积弊和腐化、国内政治的扫一击以及外来政治文化力量的挤压使得晚清佛教处于一种艰难的境界。

佛教在这种“濒临灭绝”的生存环境下，“一些爱国爱教僧俗产生了强烈的挽救佛教和革新佛教的愿望和要求”，推动力近代佛教的复兴。

早在明末，已有高僧大德为振兴佛教，力主三教归一，禅经合流。

首先，清代以公羊学为骨干的今文经学开始复兴，其代表人物龚自珍、魏源等人，开兼治佛学之风。

其次，不少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注意到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佛教的兴盛，对传统文化开始反思，注意到宗教的社会功能，期望“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

”

杨仁山在佛学方面“教宗贤首，行在弥陀”。

他总结西方国家振兴原因，认为“泰西各国振兴之法，约有两端:

一曰通商，二曰传教。

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联合声气”，他将西方各国的富强之道，归于通商与传教两方面，因为通商能促进经济繁荣，传教则使经济繁荣能不断获取精神文化上的动力，而中国“推行商业者渐有其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缺如”，在此背景下，杨仁山积极主张用宗教的振兴作为中国强盛的精神文化动力，并于1866年联合其他志同道合的人士创办了金陵刻经处，并将金陵刻经处设立在自家宅院内。

金陵刻经处运用雕版印刷技术刻印流通木版佛经，其雕版印刷技艺，是古老刻印技术在当代的传承样本，是世界印刷史上占重要地位的中国古老雕版印刷的遗存，通过家族、师徒间的口授身传，己传承至第七代。

此外，金陵刻经处也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历史最悠久、影响广泛的佛教文化机构。

它以佛学研究为基础，从事印经、讲学等事业，不仅促进了中国近代佛学的复兴，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延续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抗日战争和文化大革命对金陵刻经处造成巨大的损失。

损失不仅仅局限在房舍、经版等具体物质层面的损失，在工匠的培养、技艺的传承等也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如金陵刻经处现存的18块佛像版，只能成为其精湛技艺的历史见证而存在。

一、选题缘起

金陵刻经处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家由佛教学者创建的编校、刻印、流通佛典，并兼事讲学的佛教文化机构，培养了一批重要的佛学人才，并为佛教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金陵刻经处于1866年创建，此时的清朝经历了鸦片战争和平天国运动。

1840年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对西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保护作用，对明清以来已经衰落之极的佛教造成了巨大打击。

民间私刻佛经，经清代中叶的战乱，已经很少，经版几乎全毁，此时连最常见的《无量寿经》、《十六观经》也很难寻觅，社会的状况十分不利于佛教的传播，对佛教的传播造成沉重的扫一击。

金陵刻经处首次刊刻的是《净土四经》，标志着金陵刻经处的诞生。

但是，在《净土四经》刊刻后的两年，金陵刻经处并未刊刻其他佛经典籍。

直至1868年，杨仁山于鸡鸣山北极阁发布《金陵刻经处章程》和《募刻全藏章程》，请释妙空担任刻经处主僧，撰《募刻全藏疏》，此时金陵刻经处的工作才算正式启动。

金陵刻经处刊刻的佛经典籍始终坚守“三不刻”条例心，且其选本精严、内容纯正、校勘严谨、版式疏朗、字大悦目、刻印考究、纸墨精良在近代享有很高的声誉，素有“金陵本”之称。

金陵刻经处保持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木刻水印技艺，即:

刻版、印刷、装订三个环节，通过口传身授代代传承。

自1866年创立以来，一直使用中国传统木刻印刷技术刻印佛经典籍，在印刷史上有传统雕版印刷“活化石”之称。

金陵刻经处最古老的经版是康熙年间的，其他部分是晚清的。

金陵刻经处共收藏12.5万余块佛经版和18块国家级文物佛像版。

金陵刻经处的雕版印刷技艺作为我国古老的雕版印刷术，在2006年入选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09年9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在第四次会议上审议并批准了由广陵古籍刻印社、金陵刻经处、德格印经院三家单位联合申报的“雕版印刷技艺”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自此，金陵刻经处成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雕版印刷技艺”的保护单位之一。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金陵刻经雕版印刷技艺很具有代表性，这一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很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二、研究现状

关于金陵刻经处的资料，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即:

1、与金陵刻经处相关的一些描述性文章。

此类文章属于散文之类的体材，对金陵刻经处的院落、版藏等描写，从中可以读出来不同作者对金陵刻经处的不同印象。

2、金陵刻经处与佛教。

金陵刻经处刻印的是佛经，与佛教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类文章的内容偏重点是金陵刻经处与佛教的渊源，而未涉及到工艺技术。

3、金陵刻经处与经书。

此类文章讲的主要是佛经版本的流变，也有部分文字提到金陵刻经处佛经的版本，如《金陵刻经处与<龙藏>》，主要讲述汉传佛经的发展及经书，仅在文章最开头提到“成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金陵刻经的申遗档案资料全部接收进江苏省档案局”，但是这些资料被江苏省档案局划归为内部资料而不能查阅。

4、印刷史方面的资料。

这类文章较细致的概括了印刷史及图书的发展史，其中多是以扬州的印刷史的发展为主，而鲜有提及金陵刻经处和德格印经院。

5、宗教部门的相关文件文件。

这类文件是通过档案局查找，由于金陵刻经处刻印的佛经典籍，故而和宗教有着直接的关系。

由于可阅的资料有限，但是还是获得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如金陵刻经处的隶属问题、金陵刻经处的撤销等可以还原历史原貌的资料。

三、研究方法

本文从金陵刻经处现状、历史沿革、经济社会价值、开发保护策略几个方面对金陵刻经处进行研究。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一与问卷调查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

通过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对金陵刻经处有一全面的认识，再结合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通过对文献资料与调研所得资料分析、印证，使研究结果更客观准确。

第一章金陵刻经处概况

一、金陵刻经处简介

南京淮海路上那古朴的青瓦朱漆大门，就是和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四川德格印经院一起以“中国雕版印刷技艺”入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金陵刻经处。

金陵刻经处位于南京闹市淮海路与延龄巷交界处，淮海路35号，前身是晚清学者杨仁山于同治五年（1866）集资创办的金陵经书处。

其地址先在北极阁，后迁花牌楼（今太平南路）常府街（后为南京饴糖厂，15年前常府街未拓宽时花厅尚存），1897年改今址，“永远做刻经流通经典之所”，原为杨氏私宅（居士道场）并宅基地约六亩二分，房舍60余间。

它乃近百年来享誉海内外的收藏、木板刻印、编校、流通佛教经典图书资料和出版中心，目前是直属中国佛教协会的宗教文化机构。

金陵刻经处本为杨仁山自建私宅，幽静神秘、堂宇参差、奇石假山、庭院深深、垂柳依依、花木扶疏，完整保留了我国古老的木刻水印、线装函套等传统工艺，还添置先进的现代化印刷设备满足全球信众施资印赠佛教书籍的需要，堪称寻胜探幽和了解中华传统雕版印刷技法、感受中国印刷史及佛教文化艺术的绝佳去处。

金陵刻经处占地面积11667平方米，房屋132间，有砖刻“金陵刻经处”门额，主要建筑有祗洹精舍、深柳堂、经版楼、杨仁山居士墓塔等。

祗洹精舍是1907年刻经处设立的佛学堂，开设三门课程，即:

佛学、汉文、英语。

佛学是基本课程，由杨仁山亲自编写教材，并教授；汉文是研究汉文佛典的基本修养，由李晓墩教授；英文则是西方的基础，也是赴印度弘扬佛法和学习梵文的工具语言，由苏曼殊教授。

培养出太虚、仁山等一批高僧。

1910年同人推举杨仁山任会长，创立佛学研究会，成为中国佛学院的先河。

深柳堂，坐北朝南，硬山顶，砖木结构，小瓦屋面。

堂正中悬杨仁山画像和赵朴初题写的“深柳堂”匾额。

经版处，原为平房，现已改建为两层楼房。

门上悬赵朴初题《经版楼》匾额，内藏经版125318片。

墓塔建于1928年，为典型六角形覆钵式喇嘛塔，高8.88米，须弥座呈“亚”字形，以叠

涩法凿出，其上六面环刻覆莲瓣，上下枋刻宝相莲花；须弥座上一覆钵，钵前雕出壸门，内刻横书“杨仁山居士之塔”，为清末书法家沈曾植手书；钵上有七重相轮，相轮上有圆形华盖，华盖四周系以鸣铃，塔顶为宝瓶状。

整个造型酷似北京北海妙应寺白塔、镇江昭关过街石塔及扬州瘦西湖白塔，而精丽过之。

旧时与栖霞寺舍利塔、灵谷寺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塔及鸡鸣寺塔等同为“国府八塔”之一。

塔置于花窗围墙的塔院之中。

墓塔后部的围墙上，镶有青石碑1块，上面刻有沈曾植撰、魏家骅书《杨仁山居士塔铭》。

佛像版画雕工精湛是金陵刻经处的一大特点。

金陵刻经处现藏的《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图》、《慈悲观音像》、《灵山法会》等18种佛像雕版，均是杨仁山于同治、光绪年间参照《造像量度经》等资料，延请南京著名刻工潘文法、甘国有、姜文卿精心刻制完成的。

尤其是由群像构成的《灵山法会》，人物形象多达97人，画面几无虚隙，却层次分明、章法严整，人物神情各异，艺术价值甚高，堪称我国佛像版画之绝品。

金陵刻经处刻印的经书校勘精审，版面疏朗，被称为“金陵本”、“杨文会本”、“宁刻本”，适宜读诵、收藏、供养。

出于弘扬佛法的考虑，杨仁山生前为金陵刻经处规定了“三不刻”，即：

疑伪者不刻、文义浅俗者不刻、乩坛之书不刻。

他曾说：

“鄙人志愿，亟望金陵刻经处刻成全藏，务使校对刷印，均极精审，庶不致贻误学者。

至他处所刻未精之本，听其自行流通，本处概不与之合并成书。

”这固然是杨仁山立身做人的正直与研究学问严谨的体现，也正是金陵刻经处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1914年鲁迅为其母祝寿，就从北京邮寄60银元给刻经处，捐资刻印《百喻经》100册，以便从事哲理文学的研究，警示世人。

时至今日，还有远道的居士，在刻经处请刻佛经。

二、金陵刻经雕版印刷技术

1、经书制作过程

时至今日，金陵刻经处仍然保持着以“刻版、刷印、装订”为主要流程的手工制书传统，在刻版时，所有材料全为经过水煮后的棠梨木，底样选用老宋字上板涂油后进行雕刻。

在刷印时，先以帚子将水墨涂刷在经版上；再将宣纸覆上，用擦子压擦；然后揭下印好的书页，在装订时，切书、打眼、分页、折页、撮齐、捆扎、压实、数书、齐栏、串纸捻、贴封面封底、配书、装线、贴签条、装函套等十几道工序，全部是手工完成的。

三个环节的主要工作内容如下：

1、刻版，包括写样、上样、雕刻等工序；

2、印刷，包括放版、刷墨、复纸、压擦、揭纸等工序；

3、装订，包括分页、折页、撮齐、捆扎压实、数书、齐栏、串纸捻、贴封面封底、配书、切书、打装订眼、帖书名签条等工序。

金陵刻经选本精严，内容纯正，校勘严谨，版式疏朗，字大悦目，刻印考究，纸墨精良，习称金陵本。

目前该处手工印刷的佛教典籍有三百余种，约占全部经版数量的五分之一，其中包括《华严经》（80卷）、《玄奘法师译撰全集》（1347卷）等重要经论。

金陵刻经的雕刻、印刷技艺以口传心授方式承传，现已传到第七代。

金陵刻经处至今还保留着中国传统木刻雕版印刷工艺，这里印制的经书从雕版到成书要经过20几道工序，而且全部是手工制作，原汁原味地再现了古代精湛的木刻雕版印刷工艺。

2、现代技术下的金陵刻经

（1）、工序的变化

金陵刻经处基本保持了传统木刻的原貌，并在此基础上有了变化，例如板材的浸沤、写样等工序。

对于板材的处理，金陵刻经处采用的是煮板，广陵古籍刻印社和德格印经院采用的是浸板。

煮板和浸板的目的都是为了去除木板内的糖分，起到防蛀的效果。

但是，就防蛀的效果而言，浸板的效果更好。

浸板是将锯好的木板放在水塘内，上压重物，浸沤一至数月，期间要数次换水，除去木材内的糖分、树胶与树脂等，干燥后不致翘裂，利于刊刻又易于吸墨释墨。

浸泡的时间长短因季节不同而不同，夏季稍短，可能需要一个夏天；冬天天气凉，水温不够，泡板效果不明显，需要的时间稍长。

干燥的木材可不必进行浸沤处理。

如遇急需，板片亦可置入水中煮，然后取出阴干。

（2）、流程中现代技术的引进

佛经雕刻的工序中，引用了现代制成品，如打磨工具、裁切、穿孔的工具等。

“芨芨草”这种打磨工具，在没有砂纸的年代被广泛运用。

如漆器制作、木器制作等传统工艺中，芨芨草是主要的打磨工具。

而在砂纸的广泛普及之后，芨芨草不再被用于打磨。

在装订工序中，现代技术引用的比较多。

装订工序分为十四个流程，分别是：

分页、折页、撮齐、捆扎压实、数书、齐栏、串纸捻、贴封面和封底、配书、切书、打装订眼、用线装订、贴书名签条。

其中打装订眼和切书已经不再是完全手工操作，而是用机器完成。

与传统的手工操作的费时费力相比，机器的操作比较便捷，而且效果好。

（3）、版式的发展

金陵刻经处成立以后，刻印了大量佛典，与以前各种藏经不同，杨仁山居士出于利益众生甚微愿望，希望能为广大信众提供易于购得、方便携带的佛经，所以采用方册本刻印流通，让一般读者都能读到。

金陵刻经处佛典的装帧采用的是方册本现装，保留传统现状技术的金陵刻经处所印经书就是采用“四针眼法”又称为“宋体式辍订法”，是一种简单且普遍的装订形式，即将书后和地脚边栏理齐，在书脑处打孔穿线装订。

此种装订方法的关键是确定四眼的位置。

确定四眼位置前，要考量天地角之间的距离。

一般情况下，天角、地角之间的长宽比例为3:

2，有时也需根据书本幅面宽广而加以整理，待天地两角箴言位置确定后，在将中间的部分以两针眼进行三等分。

金陵刻经处经书装订数据为例，通过数据可以看出，金陵刻经处的经书装订，基本符合杨时荣在《图书缀订的步骤方法》一书中的数据。

3、经书装订样式与版式

（1）、装订样式

书籍的装订样式往往因为各时期所用材料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装订样式。

中国的书籍装订，共经历了简策、卷轴、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不同的装订样式，而金陵刻经处刊刻的佛经典籍采用的装订方式是方册本线装。

金陵刻经处刊刻的经籍摒弃了中国典籍卷轴装与印度典籍梵夹装结合的经折装，而仿照《嘉兴藏》，采用方册本的装订样式，是为了便于读者阅读。

在《等不等观杂录》中杨仁山评论《嘉兴藏》说:

“明紫柏尊者以方册代梵英，阅者便之。

”从“阅者便之”，结合《募刻全藏章程》中的“用书册本以便印刷流通”，可以看出，杨仁山刻印经书的宗旨是便于阅读，故而采用方册本。

“线装”是从“包背装”改进而来，“包背装”则是从“蝴蝶装”演变而来。

包背装是将书叶反面向里对折，版心向外，书背用纸捻订起，在二防背处抹上浆糊，用整张纸粘裹，作为书衣。

包背装改变了蝴蝶装版心向内的形式，也改变了蝴蝶装无字页面出现的情况，但是却没有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

而线装书则解决了这一问题，并便于重补修订。

（2）、版式

金陵刻经处刻印经籍高立义，以弘法布教为目标，所印经籍全部重新加以句逗、分段和校勘，使版本更加精审，更加便于学人读解。

按照《募刻全藏章程》所言，“此本募疏章程即是刻经式样”，金陵刻经处自创办至现在均采用此种版式，只是在这一版式的基石出上有所改进。

金陵刻经处刻印的佛典，每版有二十一行，以中间一栏为版心栏，刻录阵名、页码等信息。

除去中间的版心栏，正文共二十行。

正文的二十行由中间的版心行分成两部分，对折，之后成为两页。

每行二十个字，标题顶头，文字排列整齐成一直线，无标点。

该版页为左右双栏文武线，双象鼻，线鱼尾，花口。

书口刻书名及页数。

第二章金陵刻经处传承人的技艺传授

一、金陵刻经处佛像版概况

金陵刻经处收藏佛经版125318块，佛像版18块。

其中18块佛像版展现了金陵刻经处高超的雕版技艺及辉煌，被定位国宝级的文物。

这十八块佛像版是:

《西方三圣图》、《慈悲观音像》、《释迎牟尼像》、《释迎牟尼说法图》、《漂海观音像》、《西方接引图》、《十八臂观音》、《四十八臂观音》等。

由于图版信息的不完善，有些作品不知道名称，有些作品不知道刊刻时间，仅有少数作品有相对完整的信息，但是关于雕刻的人并不清晰。

金陵刻经处佛像的刻版开始于1873年。

依据净土经论审定章法，请画者山阴张寿之、刻者潘文法画刻的《西方极乐世界庄严图》，五年之间印布二千余幅。

由于印量较大，版片磨损严重，后于1878年重新刻版。

金陵刻经处刻版均遵照《造像量度经》绘制并刊刻。

画家、木刻家和填色者巧妙结合，表现出巧夺天工，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

清光绪丙戌（1886），简诏绘，张国瑞临摹，潘文法雕刻的描写释迎牟尼在灵鹜山说法华经的《灵山法会图》，采用密不容针的技法，将97位人物群像构图分布画面中，刻画细致，神态活跃，静有中动，表现这绘刻和填色者配合技巧。

印象一般用大版，通常是四人合作，先印身子，厚印头部，确保准确清晰，眼目传神。

佛像着色是金陵刻经处的特创。

杨仁山认为一般佛像都是随画家各画一通，没有佛教学术的氛围。

杨仁山长女杨园明精于绘画，杨仁山依据造像量度经及其他有关经论，指导她合乎佛家学术规格填色，并命令大孙媳妇徐叔娟、三孙媳徐静、三孙杨立生、外孙程级斯、程或山、外孙女程净华等随同学习，后均成为专门技术。

日佛像着色用矿物颜料，有二十余种。

如《灵山法会图》，图像中有97个人物，每个人物分别填色，根据远近的不同，而按照近淡远重的着色要求进行着色，每种颜色要填三次以上，使其色彩饱满、灿烂。

二、金陵刻经处佛像版技艺传授

金陵刻经处刻印的佛像是请画家、著名刻工按照《造像量度经》等经论严格绘制并刊刻，后按照佛教学术的要求进行填色，表现出很强的技术要求。

比较遗憾的是，这些技术没有传授下去，在今天的金陵刻经处已经消失了。

1961年江苏省人民宗教委员会民族宗教事务处关于金陵刻经处的问题请示中提到了关于佛像人才培养的问题:

该处绘画佛像及着色的人，只有程净华一人，现年已60余岁，体弱多病，目前的工作很难勉强，但外宾常要着色佛象，无法完成任务。

为此，我们曾和南京艺术学院联系，他们不愿接此任务。

为了保留和发扬祖国的文化艺术遗产及应付目前的工作需要，急待培养一些接替人员，请中央或由我省物色调配几个在这方面有特长的和尚或其他人员来学习。

从这一问题请示中可以看出:

程净华在杨仁山的要求下随杨园明学习绘画、着色之后，一直在金陵刻经处从事佛像填色工作，延续至1961年。

金陵刻经处只有程净华一人为佛像着色，无传承人。

由于程净华体弱多病且年事已高，佛像填色技术面临失传的危险。

学院对于金陵刻经处工作的不支持，导致该技术失传的可能性增大。

对于培养人员的要求是有相关特长，而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学习。

也许是为了缩短培养新人的时间才由此要求。

即使是有相关特长，也是要接受培训、学习，充分说明金陵刻经处佛像的着色有其内部的规定和仪轨。

1966年金陵刻经处面临撤销，人员遣散，至1981年恢复之后，已无相关工作人员，后向他处学习、恢复，但是金陵刻经处独特的佛像绘画、雕刻、填色技艺失传，仅遗留下18块佛像版和部分画作。

第三章金陵刻经雕版印刷技艺申遗过程

9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最新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其中包括金陵刻经处与广陵古籍刻印社、德格印经院捆绑申报的“中国雕版印刷技艺”，自此，金陵刻经处成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雕版印刷技艺”的保护单位之一。

金陵刻经处自1866年创立以来，一直使用中国传统木刻雕版印刷术刻印佛教经像。

作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在宋代发明以后，木刻雕版印刷术继续发挥作用，并且它的实际使用仍然一直比活字印刷术更普遍、更广泛、更通行。

我国活字印刷只是传播到西方以后，借助于西方工业化的力量，才得到更广泛的使用。

待西方现代活字印刷再传到中国以后，木刻雕版印刷术的使用才越来越少，甚至有失传的危险。

比起活字印刷，木刻雕版印刷更美观，更富艺术性，而在佛教徒看来，木刻雕版印刷书本版面也显得更加清净庄严，而且传统木刻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纸质柔软，字大悦目，版式疏朗，非常适宜于佛教信众端坐诵读的特殊需要。

金陵刻经处一直保持以刻经的方式弘扬佛教文化，使此著名佛教机构以及众多经版文物、木刻雕版印刷技艺延续下来，为弘扬佛教文化、保护传统印刷技艺，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金陵刻经印刷技艺”包括刻版、印刷、装订三道工序，三道大工序还有上样、刻字、刷墨、擦印、分页、折页、齐栏、打眼、切边、线装等共计二十多个小工序，非常复杂。

用这一技艺刻印而成的经书，版式疏朗，典雅精致，古色古香，受到热爱传统文化的读者及佛教信众的喜爱。

在各方面的关心重视、支持帮助下，“金陵刻经印刷技艺”2006年6月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2007年3月被列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2007年12月又分别被列入南京市、白下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2008年底，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协调下，广陵古籍刻印社联合金陵刻经处、德格印经院，将三家传承使用的“中国雕版印刷技艺”捆绑申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金秋时节，经过联合国有关机构评议，成功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第四章金陵刻经的开发与保护

一、金陵刻经的经济与社会价值

1、经济价值

金陵刻经处的经济价值可分为直接经济价值与间接经济价值。

直接经济价值主要来源于佛经在市场上的流通。

金陵刻经处的书目分类主要有：

华严部、方等部、净土部、法相部、般若部、法华部、涅槃部、阿含部、秘密部、大乘律、声闻乘律、大乘论等二十六类，包括佛像、佛经、传记等书籍。

但因其作为佛教文化单位的特殊性质，上级部门“中国佛教协会”只允许以制作成本价对外销售，不能以经济盈利为目的，更注重社会效益（全国其它佛经流通单位只能送，不能买，金陵刻经处己属特例）。

而且，刻经处还经常要参与佛教内部的对外捐款活动。

因此，刻经处的经书销售价格比市面书籍低一半以上，且不能随行就市提高价格，所以收益只够维持印经基本成本。

间接价值主要是金陵刻经处的品牌效应促进交通、旅馆、餐饮等行业的发展，目前实地到金陵刻经处的游客较少，间接经济价值较少。

2、社会价值

金陵刻经处以佛学研究为基础，以印经、讲学为事业，一个多世纪以来，风雨飘摇，几度兴衰而慧灯不熄。

50年代一度重振，并将四川、北京、天津、常州、苏州等地经版十馀万片及《普慧藏》纸型汇集于此。

80年代初，经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的努力，再度复兴。

目前，金陵刻经处事业兴旺、生机勃勃。

它完整地保存了我国古老的木刻水印、线装函套等传统工艺，是世界范围内的汉文木刻版佛经的出版中心，也是收藏木刻佛教经像版的文物中心。

现拥有各类经版130000馀片，佛像版18种，并珍藏有杨仁山居士从日本寻回的隋唐古德逸书及《影印碛砂藏》、《嘉兴藏》、《龙藏》、《频伽藏》、《缩刷藏》、《藏文藏》、《续藏》及《大正藏》等各种大藏经，实乃佛教文化一大宝库。

鸦片战争后，佛经奇缺，甚至佛教盛行的江南地区历经战乱，佛经被毁不计其数，以至战前易得的一些佛经，此时也需央求亲朋友往未经战乱的他省寻觅或寻求于游方僧。

大藏中较多见着为清乾隆年间所刊印的《龙藏》版贮于北京，各地大寺院也有收藏，但以皇家所赐，藏于深阁，一般居士很难看到，更不用说研究了。

此类大藏已“成具文”，难以与传教士到处散发的基督教书刊争夺人心，根本不能适应普及佛教教义的需要。

补普及本、单行本佛经之奇缺，搜罗与刊刻最重要的一些佛经，使之普及佛教界，成为佛教复兴的第一步。

杨文会汇集自日本、朝鲜及国内搜罗所得贤首经疏二十种，刻成《华严着述集要》，使理论说服力较强，也是杨文会本人佛学入门的华严学得以复兴。

继之，“居士得《唯识述记》而刊之，然后，《法相》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