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音主持语言表达独白口播和对话.docx
《播音主持语言表达独白口播和对话.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播音主持语言表达独白口播和对话.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播音主持语言表达独白口播和对话
播音主持语言表达：
独白口播和对话
柴璠
可以将广播电视节目播音主持语言表达语体大概分为三个大类：
独白口播、对话和配音。
本次讲义只涉及独白口播和对话。
如果从语言样态来讲，播音员主持人所做的工作，基本上分为两种：
一种是我们常见的所谓“独白式口播”，有人认为这就是播音员的活；另外一种是“对话”，有人说这是主持人的工作。
“对话”这个词是语言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在广播电视中更多地把被称之为“谈话“。
中国传媒大学的张颂老师把播音主持的语言分为四个基本的样式：
第一种叫宣读式，比如在电视新闻中宣读一些上级下发的法规、通知等非常正式的文体；第二种是讲解式，经常用在专题片的配音当中；第三种是特别流行的谈话式；第四种是朗诵式，在电视中更多地用在大型的晚会上。
第一部分对话
一、科学的传播意识
无论是主持文艺节目，还是新闻节目（在国外，基本上就是娱乐和新闻，但在我国，还有社教类节目等），都会出现大量的“谈话”语体。
“谈话”这种类型的语体有很多即兴的内容，即兴的内容一多起来，所谓的播音主持语言的表达技巧的重要性就退到第二位，此时更多地强调的是语言的素质，当然，这种即兴的语言与平时的谈话有很多的区别，最主要的区别是大众传媒语境的不同。
因此科学的传播意识就很重要。
科学的传播意识包含以上内容：
1、强烈的表达愿望：
专业的表达愿望与人际表达愿望的最大区别在于善于激发愿望；表达愿望来源于在专业上、生活中的广泛积累。
在传媒过程中，传播最基础的心理基点或心理底线叫强烈的表达愿望。
在早期，播音员被叫做“肉喇叭”或“话筒架子”。
如果缺乏强烈的表达愿望，播音员或主持人就很可能变成这些东西。
另外，缺乏强烈的表达愿望的结果还体现为其他的很多现象。
比如说我去年参与一些现场娱乐的节目，觉得那些小有名气的主持人有点悲哀，因为那些主持人身上充满娱乐的因素，从发型、化妆到服装。
当然我比较关注语言，他们语言突出的特点是，语速快、莫名其妙的跳跃、不计听众或观众的心理反应、完全处于一种对语言的肆意玩弄，根本不理会语言本身的规律和语言的特点，这种现象在娱乐资讯播报类的节目中比较常见；还有一类是娱乐脱口秀的节目主持人，我发现他们主持时的高潮状态是装出来的，而不是发自内心的东西，有一点在哗众取宠。
这些语言现象背后其实是一种强烈的主体缺失，也就是这些主持人只考虑到现在流行什么，大家爱看什么。
我认为，大家要做一个科学的切切实实的受众调查，看看受众喜欢什么语言样态。
其实上面所说的语言表达方式不一定受老百姓的喜欢。
但由于受到媒体的自我炒作，于是就捧出了这么一个类型的表达方式，并自认为它很流行，于是其他人就跟着学。
其实只要是跟着学，去模仿，就势必会导致独立思考的丧失，这就是主体缺失。
它背后实际上是意味着没有强烈的自我表达愿望。
当然，有很多人说自己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法做到有强烈的表达愿望。
但从学术的角度或职业的角度，生活在传播的环境当中，播音员、主持人必须“带着镣铐跳舞，你就必须承受镣铐的重量”。
职业和非职业的区别在于强烈的表达愿望不是自发的。
比如你看到一部特别好的电影，当你从电影院出来时碰到一个谈得来的朋友，你会跟他滔滔不绝地讲电影，来表达你的愿望，这就是一种强烈的表达愿望，而且它是基于真实的刺激。
可是在播音员主持人的工作中，这种真实的刺激是很少的或根本没有。
当主持人与拿到的稿件或选题之间、当主持人与嘉宾之间，有一种场上的不协调，相互之间没有搭界，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促动主持人或播音员会产生一种自发的高潮或强烈的表达愿望。
此时，职业与非职业的区别就在于，职业的主持人能够调动自己的情绪。
有一个着名的节目主持人为了在主持节目时呈现出一种非常高涨的状态，每当他开始面对镜头之前，都要在后台或候播的时候运动一下，比如蹦蹦高，把自己蹦得呼吸带喘，然后站在镜头前就出现一种高昂的状态。
这就是职业的主持人在调动自己的情绪的技巧。
2、合作的原则，这是对话技巧的理性基础。
当播音员主持人有强烈的表达愿望之后，就要进入谈话阶段。
无论是和搭档的谈话，还是和嘉宾、采访对象的谈话，无论处于什么样的节目环境当中，只要当主持人在镜头中与别人进行一对一或一对多的谈话的时候，播音员主持人就必须具备合作的精神。
合作的原则是语言学上的专业术语，合作的原则有四方面的标准：
数量的准则、质量的准则、相关的准则和方式的准则。
数量的准则是大家在录节目时是最有切身体会的，具体表现就是节目的时长。
我一直在参与谈话节目的策划，在做谈话节目时有一个心得，就是像导演一样最怕前期录像过长。
假如规定的时长只有40分钟，结果主持人碰到一个特别健谈的嘉宾。
他们俩谈了三个小时。
这样节目的后期就没法做了。
这就违背了谈话的最基本原则——数量原则。
这一点尤其是在广播电视的谈话节目，包括晚会。
导演基本上会达成一个共识，假如晚会时长是60分钟，前期录像就是“撑死”也不能超过80分钟，这样才能确保整个程序的流动是完整的。
对于谈话节目来说，更是这样。
“谈话”节目最讲究的就是一个“气”，气会产生一种心理的影响，气会对语境产生影响。
关于质量原则，简单举一个例子。
我们经常会说这个节目不好看，为什么呢很可能是因为主持人和嘉宾不处于一个对话级别上，或没有对话权，也就是两人说话的质量有太参差不齐。
质量不同的语言是碰撞不出火花的，碰撞不出火花的东西是很难吸引人的，因为它不鲜活。
相关的准则也可以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说明，比如我问一个同事，“吃饭了吗”对方说，“不行，我得上去拿把伞”。
这是一个对话或话轮，这轮话就违背了相关原则。
我问的“吃饭了吗”相关的回答应该是“没吃”、“不吃”、“我吃了”等和吃有关系的内容，但他说我要上去拿把伞，这是不相关的。
关于方式的准则，我觉得对于播音主持人来说，特别是有稿的播音员主持人，当初次步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导演很少能给他们很大的权力。
他们此时拿到的要么是完整的文案，要么是详细的提纲。
有稿的东西，或有腹稿的东西，对于主持人或播音员来说，内容并不重要，因为内容先前已经确定，这时候重要的是方式。
要懂得把有稿播音当作一种艺术来处理，这里面包括语气、节奏、停顿、重音的运用等。
有对话色彩的任何节目形态好看或有第一感官的吸引力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画面或画面所附带的声音信息对观众进行了特殊的刺激，具有一定的锐度。
对于有锐度的谈话节目，其实都是在违背以上四个基本准则上做文章的。
只有在这个情况下才会使主持人或播音员的语言脱离常轨，才能使他们的语言显得“非常（规）”或“非典（型）”。
现在收视或收听的心态都比较浮躁，对于常轨的东西，经常会感到厌烦。
在谈话中经常要打破合作性原则来凸显语言的锐度。
这种打破会有两种现实，一种是无意的，另一种是预设的。
无意的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基于长期的积累，灵光一现地说出让主持人自己也感到为之惊讶的话；还有一种情况是犯错误，由于生活经验或知识的积累不足。
预设也有两点，第一点是身份感的预设。
在没有稿件，只有提纲的情况下，就必须用身份感来定调子。
每当节目主持人接到一个采访任务的时候，无论是新闻事件的采访还是人物的采访，首先要考虑的都是自己要如何去面对自己的采访对象。
此时播音员主持人常有一个狭义的备稿，就是如何面对稿件；当然，还有一个广义的备稿，就是平时要进行个人的自我修为，个人修为就是要学会宽容，要和谐，要有责任感，特别是广播电视的节目主持人，要有节目意识，其中核心问题是责任问题。
预设的第二点是具体的语言预设。
有一位谈话节目的女主持人曾经问一个女演员嘉宾。
主持人问到，“你的第一次婚姻是失败的，你对这个失败有什么看法”这个问题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语言预设，第二句话是在预设前提下的提问。
如果预设是错误的，那么问题就会成为一个伪问题。
所谓伪问题就是没有问的必要。
果不其然，那位女嘉宾说，“我从来没有认为第一次婚姻是失败的呀。
”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
我们会认为生活中是有常识的，或我们会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套所有的一切，这是经验主义。
尽管经验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但经验是会骗人的。
这句话就是这样，主持人认为，离婚就是失败。
但这只是个人观点。
主持人用一个经验性的、孤立的、比较固定的东西来作为语言的前提，这几乎都会是错误的，就会产生一个伪问题，因此提问题时尽量不用语言的预设。
提问时要么做一个具体的闭合式的问题，“是与不是“，要么就问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来捕捉采访对象的原生态的东西。
假设主持人主持的是一档新闻评论性的谈话节目，而且肩负着主题先行的任务和使命，主持人就势必会用到一个提问前提，因为这是一个套，主持人必须通过这个套来引导嘉宾，来引导电视机前的受众，不让嘉宾或受众进行开放性思维，而是让嘉宾在这个套里走，这就要避免常识性的错误。
如果没有预设的话语前提，会用两类问题来提问，一类是闭合性问题，一类是开放性问题，开放性的问题很简单，比如说“您给我讲讲第一次演戏时的心理过程”这类问题。
在问这些问题时一定要注意到问题的质量。
比如有一次我去采访北京大学的着名教授孔庆东，孔庆东住的地方离北大有点远，但他天天骑自行车上班。
我对这个事情比较感兴趣。
因为，第一，他不是一个哗众取宠的人，又是一个名教授，不缺钱，为什么要骑破自行车上班第二，作为一个学者，为什么不关注效率效率对于很忙的人来说，特别重要，骑自行车就没有开车的效率高。
我就问他这个问题，问完问题之后我看他的表情很淡漠，就知道自己提的问题没有质量，问错了。
他说，“骑自行车想事嘛”。
后来我就不敢再追问了。
主持人对于自己的嘉宾，要注意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和嘉宾现在的心态之间或和他现在的生活境遇或内心状态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无论主持人认为自己的问题多么有意义，多么有看点，多么具有标志性，但假如主持人要问的问题和现在的嘉宾的生活境遇或心态距离太远，这个问题就激发不出嘉宾的说话欲望。
当然我们也许不能轻易放弃一个认为有价值的问题，但要找到一个桥梁，要找到一个嘉宾认为很久远的事情和他现在的生活或现在的思维之间的桥梁，
3、精细的语言传播理念。
二、对话或谈话的基本素质和能力
1、听的能力。
一位西方语言哲学家说过，“说，首先是一种听”。
我认为，只有一个会听话的人，才能在自己说话的时候说得更有效果，因为听话的过程首先是一个学会和认知的过程，其次是一个提升的过程。
我觉得开策划会是一个语言能力的演练场。
为什么现在的节目不是特别好看说实话，很大原因是策划人员的智力水准已经开始下降。
比如大家觉得《艺术人生》没有以前好看了。
节目组的人归咎于嘉宾资源的匮乏。
但我个人认为是深层次的队伍和班子问题，因为节目班子已经不是以前的班子了，运作方式也已经不是以前的方式了。
听的能力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听到了什么”，这是意义层面上的东西，也就是听到的话语的意义是什么。
一般嘉宾的话脱离不出三个范围：
一个是述事的行为。
比如“我上课去了”，“我去厦门了”，“厦门上周有台风”等，这些都是述事；一个是行事的行为。
比如说，“现在马上出发”，“赶快走”等；还有一个是成事的行为，它是行事行为的一个后果。
这三个范围都是语言学的内容。
我个人认为，如果把播音主持当成一种专业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赋予这个专业一定的研究价值，用科学的态度去融汇很多可借鉴的学科，其中一个重要的学科就是语言学。
述事、行事、成事行为的区别基本能够涵盖所有言语行为。
这种区分对于我们的节目主持有什么样的作用以述事行为为例，在面对一个述事行为的语态时，节目主持人能够在他的嘉宾的语言行为过程中发挥凸显气氛的功能。
现在很多谈话节目用乐队，乐队会奏出一种比较连贯的旋律，而乐队的作用就是在嘉宾进行述事的时候渲染气氛，塑造一种氛围。
主持人功能也可以在嘉宾进行述事的过程中借机烘托气氛。
主持人烘托气氛有作为和不作为。
不作为有故意的和无意的。
不作为风险小，作为风险大。
假如在嘉宾的情绪没有平覆，即将继续进行叙述的时候，主持人说了一句不咸不淡的话或一句不是很真诚的话或一句不可能产生和嘉宾、受众有共鸣的话，主持人的这种作为就是非常失败的。
主持人要准确判断嘉宾述事过程中该不该说话，第一与这个主持人的心理品质有关，第二，与主持人有没有应对这类情境的经验有关。
再比如成事行为，嘉宾很多时候会说出具有成事行为的话，尤其是像政府官员、社会精英、文化大家这些有强烈自我表现意图的嘉宾。
他们想用语言里的观点来支配别人，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主持人如何反应我个人认为，在述事行为中我们肯定说出能烘托气氛的语言，而对于成事行为的言语活动，我们可能更多的要说出一些理性上可以对话的语言。
听的第二层次是“听到背后的什么”。
这是含义的层面。
听的第三层次，要听到受众的反馈，也就是要感受听众的反馈，这是更难的层次。
这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对象感的问题，这在交谈中非常重要。
王志在采访中非常容易出现一个抢话的语言状态，甚至在双搭档的时候也会抢话。
抢话的原因可能的是自我宣扬，自我表现。
也可能是嘉宾的回答没有达到主持人的目的，所以主持人要抢，要追问。
抢话是一种技巧，但必须有一个准备，就是要考虑清楚抢话对嘉宾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以及现场观众在心理上会造成什么影响。
假如主持人判断出嘉宾的答话没有利用价值，主持人就会去抢话，但主持人要想，观众是否和主持人自己有同样的想法。
假如有，主持人的抢话就是顺势而为；假如不是，主持人的抢话就成为一个败笔。
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不断的抢话，90%是败笔，因为这种表达方式会使节目的节奏搞得很破碎和急躁。
在谈话节目的谈话过程中，节奏掌握在主持人手中。
有的主持人会认为现场节奏没有掌握好，后期可以再剪。
但我认为后期剪出来的东西可能是碎的，在语气和语流上不是一气贯通的。
而不是一气贯通的东西就特别会分散人的注意力。
听的第三层次依赖于主持人的能力。
一般说来，经验丰富，生活阅历丰富，心态比较开放的主持人在这方面可能就会表现得比较好。
当然，在听和理解嘉宾说话的时候，主持人要不要做出反应，要做哪些反应，有四个依据：
第一，是了解嘉宾如何语言行事。
在前期必须对嘉宾有一个充分的准备，要大概了解嘉宾是什么样的人，要事先建立一个嘉宾的语言和之前主持人对他的印象之间的关系。
如果主持人发现两者之间有一个差距，这时主持人千万不要无所事从，主持人既不要彻底推翻之前已经建立起来的对他的印象，也不要彻底建立一个新的印象。
这这两点都是有些鲁莽的，而比较客观和稳妥的方式是通过建立他的言语和之前主持人对他的印象之间的联系，来做一个判断的修正；第二条依据是有关合作原则的恪守和违反可能带来的传播效果；第三条依据是说话人的姿势和听话人所理解的的信息；第四条就是听话人的姿势和语用能力。
当主持人听到嘉宾说什么的时候，自己必须能够具有与他对话的能力，对话能力就是一种素养、知识。
2、反馈和表达的准确与迅达，这主要依赖于播音员主持人的思维品质和专业经验。
有些主持人的反应非常快，这是与人的完全释放的个性有关。
一般来说，体制内的节目主持人除非有非常强烈的个性和解放精神，否则永远做不到民间主持人的反应那么快，这是因为体制内的主持人顾虑太多，大众传媒肯定会有一定的规范。
当然发挥的平台也是不一样的。
反馈和表达的准确与迅达，与主持人的知识背景关系很紧密，同时也与主持人的自我训练关系很大。
。
自我训练有几个方面的内容，这可以在生活当中，也可以在细节当中，要善于把生活当作教室。
比如在食堂里有人撞了你一下，弄得你一身菜汤，人家向你道歉或骂了你，你怎么用有个性的语言来回复他，让原本尴尬的场面变得有趣最简单最质朴的就是人家说“对不起”，你回答说“没关系”，或别人骂了一句，你回骂一句，但这样都没有什么个性化。
当然这些东西只能在生活当中发生，不能进入大众传媒的平台，因为它太简陋了，太平常了，太不出乎人的意料了，太没有传播的价值了。
要进入大众传播平台，就要尽可能地塑造出出乎意料的、有趣的、有品位的东西，这样平时就要加以训练。
3、基本的人文理念，包括在场性常识和经验“内爆”、本土化人文关怀、多维性思维阈限、超越性文化引导。
每天每个人都要克服一个社会现实与自己的理想作斗争的过程。
在主持人拿到一个稿件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理想模式，就是要把稿件播成一种理想状态，但其实肯定播不成那种理想状态。
在场性常识就是当主持人播不成理想状态的时候，必须有一种经验或常识，就是为什么播不成理想状态。
这是第一层面，也叫经验教训的层面；另外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所谓的共有的常识。
共有的常识指的是信息。
有一个制片人曾经对我说，能不能参与他们一档娱乐谈话节目，做与主持人长期合作的嘉宾。
我考虑再三后拒绝了。
原因就是我的在场性常识越来越少。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是一个海量信息的人。
那时候每天在看各种各样的书，而且脑子里没有任何的框框，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而且时间很有限。
娱乐谈话的嘉宾每天必须以极快的速度把网上、报纸等方方面面的消息囊括到自己的脑海中去，然后从海量的信息中抽出一点特别的角度和观点，这就是在场性的常识。
作为一个普通人，知不知道李宇春吃没吃过荷尔蒙的信息并不重要，但作为娱乐谈话节目的嘉宾，就必须得知道，而且还得谈出自己的观点来。
可是由于我们的视野越来越狭窄，我们没时间甚至不懈于去了解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没有能力去做这样节目的主持人或嘉宾了。
广播传媒中的“内爆”从西方理论上抽绎出来的。
内爆理论是由法国一位思想家提出的，内爆简单指的是，世界是多极的，多极的世界互相收缩，然后出现一种奇异的互相套叠，传统的多极摊塌到了一极当中。
现在我们的广播电视领域中有一个现象，无论是干新闻的，干专题的，做记录片的，还是播新闻、说新闻，慢慢地，多种语言表达方式都向一个表达样式摊塌。
因此主持人就会面临这样一种选择，顺应它还是对抗它前几年全国开了十大制片人研讨会，当时从策划的角度提了一个观点，“别人做的事情，我们不再做”。
但我发现十大制片人的节目全部是两种模式，一个是故事化模式，一个是娱乐化模式。
典型的是南京《民生新闻》，中央台十套的《走近科学》，这两个节目的收视率都很高，这两个特别火的节目都顺应了现在的形势。
这会不会给大家一个启示接下来有那么多的样版，我们怎么办也许我们不搞策划，不搞制片，但当制片人对主持人说，“来，你给我说新闻，你给我侃新闻，你给我娱乐化一点”，主持人怎么办对于这一点，我希望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第二部分独白口播
一，播前的思维过程：
1、对节目定位的分析。
节目定位是主持人在进行一次具体的播音或主持前特别容易忽略的。
节目定位，对于一个在一个栏目中做了很长时间之后的主持人的日常播音来说，可能就是一个狭义的备稿。
狭义备稿有几步。
第一步确定基调，也就是感情的色彩和分寸；第二步就涉及到层次的问题，也就是主持人手中拿到的文本大概说了几层意思。
播音员划分层次是为了让听众或观众能够在线性传播中理解得更多，感受得更多，记住得更多。
在划分层次中有两个方向，一是所谓的“穿线”，就是把握一篇文章的主要脉络，符合主要脉络的主要内容当作重点处理，辅之的东西就可以轻轻带过，也就是要做到张驰有度，有轻有重；另一个是所谓的“抱团”。
如果我们说播音员没有抱团，就是说：
第一，播音的气不是贯通的，在语式上是非常单调的，很平的；第二，这是一段话，由几句话组成的，每句话之间是有逻辑关系的，但播音员没有把逻辑关系体现出来。
如果要把逻辑关系体现出来，必须要有一定的技巧，比如上一句话结束之后，尾音必须落在什么位置上，如果落得很低，那么结束感就出来了，而如果还有内容的话，语式就应该是上扬的。
如果是复杂的稿件，就不单是句子之间的勾连，还包括层次与层次之间的关联。
当我们觉得一个人在播音过程中错的不是很多，语音问题也不多，但是就觉得他说的东西我听不进去；另外，他说的东西好象很多又好象很少，多是听觉感受上觉得比较多；少是给我印象深刻的，我能记住的东西很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重点不够突出。
要做到重点突出，播音员就要有一种运筹帷幄的能力。
对于稿件是经过主任审过的、一字不能改的稿件，播音员千万不能报怨说稿件。
对于稿件写得不好的地方，比如说重点不够突出，某些语句比较啰嗦，拖沓，播音员在播的时候就给它轻轻带过。
轻轻带过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语速稍微加快，还有一种是语式稍微低平一些。
当然狭义备稿还涉及到关于稿件的背景，要对稿件的背景挖掘得广泛和深刻一些。
在广泛收集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就容易做到对背景的深刻了解，对稿件内在语的深刻了解，并把深刻的内在语明确地暗示出来。
如果相关信息掌握不够多的话，稿件篇章里的很多意思连播音员自己都看不出来，暗示给受众就更做不到了。
这些都是狭义的备稿。
通常播音员主持人的日常工作很多都是做狭义的备稿。
但假如有一天，主持人每天工作的节目改版了，或者每天工作的栏目被取消了，还是这个节目组，但要创建一个新的栏目。
这时节目组大概会将一个节目草案拿出来，告诉主持人或播音员说，这是新的定位，新的策划案，然后叫主持人或播音员看看，找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那么，这个时候的感觉就不是刚才所说的狭义备稿的感觉，而是节目定位的一种分析。
现在播音主持行业很火，很多专家都涉足这个领域。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是专门干这个的，很多新闻学的人、学文学的人等涉及播音主持行业。
我本人比较关注搞新闻的，搞艺术的人是如何阐释播音主持的，或者说，播音主持人如何通过关注其他学科来提高自己平时的工作质量，但我的收获并不大，在我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我发现他们那些专业非常了解传播学和新闻学的理论，但他们还不太知道我们有声语言到底是干嘛的。
现在市面上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有两本书是谈节目主持学的。
节目学的核心理论就是要给各种节目定位。
节目定位为了什么不是为了诞生一个策划的行业或岗位，而是为了让这个团队的工作目标更加明确，但这目标最后都要落到播音员、主持人身上。
选题再好，编得再好，播音员一出口完全不是编导要的那个“味”，节目就可以归到失败。
但这两本书实际上都停留在策划的层面上，比如他们把节目大概分为几个类型：
新闻类型、社教类型、文艺类型；新闻类型中有新闻播报、新闻评论、新闻深度访谈、新闻调查等，社教中有服务性的、知识性的、教育性的，文艺中有晚会的、娱乐的、娱乐谈话的等，然后这两本书就到此为止了。
假如现在要做一档新闻的专题性的故事化的一个调查节目，这是节目的定位，作为播音员主持人要怎么办阿丘、崔永元、白岩松、刘仪伟他们出现他们的语言表达样式，我一点都不奇怪，而且我也不太想去探究他们创作的过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他们语言的表达方式，表达样态，是和他们的个性，生活经验、语言环境都特别相符。
但马斌是播音系系统教育出来的人，而他现在却呈现出与播音系教学系统不同的样态，这中间的心理过程是很复杂的。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个人身上有了归结性，有了条条框框之后，要再把它颠覆，打破，再走一个完全与之不相符的路线，他的内心应该是非常复杂。
这一点其实也就是刚才问到的问题的一个重点，即假如一个主持人或播音员播惯了正播，突然要给他这样的一个节目定位，他会怎么做了我有个学生是这样去做的：
第一，到现在的电视台里去看和自己要做的节目相同定位的节目；第二，找到后就看该节目的主持人是怎么做的，然后去分析他的特点，看他好与不好，然后再结合自己的特点。
但问题是去分析别人的好与不好的标准是什么举一个例子，假如我给一个主持人的节目定位是：
一个带有娱乐性质的，又具有一定时效性的脱口秀节目，而且时间是在第二黄金档，又是在一个国家的宣传的大媒体上面播出，但当你看中央二套的《今晚》的高博在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你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我觉得这种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个人好恶。
假如你喜欢他，你势必会模仿他，这是一个非常顺应的心理结构，你认同的、赞同的，喜欢的，甚至崇拜的，一定会成为你的模范，那么你的潜意识里就会对模范进行靠拢，尤其是那些心理暗示能力特别强的人会靠拢是非常快，非常近；但假如你不喜欢他，你觉得这样的定位就不应该像他那样主持，那么你的困难就来了，那么应该怎么样呢其实不管你顺应他还是反对他，对主持人都是一种考验，前者只能做昙花一现的主持人。
那么怎么办呢，只有发挥自己的个性。
人是如何发挥自己的个性的我认为，当大家都想张扬自己的个性时，主持人就假了。
正如陈道明所说，“当我打开电视时，我发现很多电视里的台词都不是人话”。
我发现，现在流行的电视剧基本上是两种表达样态
升级会员 